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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大陆关于中国青年党（注：中国青年党一般简称为青年党。但与一般的理解不同，中国青年党并不是中国之青年党或中国青年之党，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the Young China Party"，即青年中国党，或少年中国党。其名由“少年中国”学会而来。对此，中国青年党曾作过辨证（见中国青年党中央党部编：《中国青年党建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221页）但鲜有人注意此点。）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其重要表现是关于中国青年党的资料结集出版，（注：主要是由李义彬、方庆秋各自主编，于1982、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档案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同名资料集《中国青年党》。前者汇集了各种来源的有关史料，但选录的“多是反面资料”。后者的材料来源基本上是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容比较全面，可为前者之补充。）以及有关研究成果的出现。而研究成果就其形式来说主要体现为三种：其一为中国政党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的有关部分，其二为一批研究论文的发表。其三为一部专著的出版。（注：即周淑真著：《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成果的取得，尤其是两本资料集以及一部专著的出版，使从建国以来对于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基本停顿的局面得以打破。但是，从80年代至今，发表的有关中国青年党研究的论文不超过20篇。除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一书对中国青年党的全貌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之外，其他成果多是对其某一阶段的政治主张与活动作了考察，既缺乏宏观的把握，也显得深度不够。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政治思想，则一般往往只是限于研究其初期（大革命期间）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当中，除了《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一书作了比较客观的考察之外，其他成果往往立足于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表明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是十分不足的。这种不足与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实际地位相比，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中国青年党的面貌至今仍显得十分模糊。笔者此文，试图对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实际地位及这一政党的阶级属性作一初步探讨，从而对中国青年党的轮廓作一勾勒，以求推动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除了国共两党之外，还活跃着大大小小的中间党派。在这些中间党派当中，中国青年党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中间党派当中建党最早的。1923年12月2日，曾琦、张子柱等人于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厅召开了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大会，发表了《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成立不久，中国青年党即归国开始有目的地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在1929年前，中国青年党一直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从事活动，且因其以国家主义为指导思想，时人即呼之为“国家主义派”。又因其主要宣传阵地是1924年10月10日创刊的《醒狮周报》，因而又被称为“醒狮派”。1929年8月，中国青年党正式公开了党名。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政党史上的其他中间党派的成立则相对较晚。中间党派大量地成立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立较早者，主要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第三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救国会。但是，前二者虽然成立很早，其最初只是纯粹的教育团体，只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转而从事政治活动，且只可以称之为政治社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成立较晚的救国会也只是政治社团。第三党成立于1927年11月，较中国青年党为晚。中国国家社会党的历史渊源十分的长，直可以追至民国初年乃至清末。但实际上，1934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是中国国家社会党正式成立的标志。
其次，中国青年党在中间党派当中所占的份量也很重要。就组织而言，它是一个完备的政党，并且其组织形式能“随着时代的需要迭经改变”。其组织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完善的机构。在其党组织之外，还有该党的预备队——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1945年12月后称中国青年团）。该党到1947年，已经发展到在全国15个省市的大部分县中建立了地方组织。其人数十分众多。光湖南一省即有青年党员20000多人，预备党员10000多人。而湖南在青年党党务发展中尚只占全国第五位。至于四川等省“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势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271页。）就组织与规模来说，是没有一个中间党派能够与之匹敌的。当然，1947年的中国青年党已经不再是中间党派，而已经完全倒在中国国民党一边了。但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党在各中间党派中，其规模也是最大的。在大西南，尤其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四川省，该党尤其“有较为雄厚的力量，”（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80页。）而相比之下，其他各中间党派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以后，规模则小得多，一些中间党派甚至没有地方组织。
再次，就中国青年党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而言。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竟成了联系各方与平衡各方的一个重要筹码。”因为四川的地方实力派掌握地方大权，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以及青年党与两方的关系，使得它成为“联系二者的一个中介”。中国共产党要与四川的地方实力派联系，也常常需要它为之牵线搭桥。而后来作为第三势力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则无论在其发起还是成立之后的实际工作中，青年党的地位都是十分突出的。在发起上，中国青年党是首动者之一，《解放日报》社论谈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称是“最近曾琦……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178页。）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排在第一位。而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实际工作中，中国青年党实际把持了盟务。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之后，民盟33名中央执行委员中，青年党仍占了9名。1945年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当中，青年党与共产党一样有一名代表。1946年1月召开的意在规划战后中国建设的政治协商会议，除了社会贤达之外，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个方面，分别拥有8、7、5个名额。民盟虽然有9个名额，但它包括了除青年党之外的两党三派。中国青年党能在这样一个决定战后中国前途的党派大会上成为独立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其地位的重要性。
中国青年党一直力图成为除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实际上，中国青年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力量而言，都是无法与前二者相提并论的。但是，与其他中间党派相比，青年党则确实是其中最大也是分量最重的。仅就此一点而言，加强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实属必要。
自从中国青年党诞生以来，关于其阶级属性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当中认为它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而瞿秋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则认为它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注：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43页。）而中国青年党则曾自认为代表“中间阶级”。80年代以来一般著作中皆称它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野派的利益，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它代表小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作者的话》。）
事实上，前二种说法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家主义派来说，各有其一定道理。但是，任何新生的中国政党，都存在着一个成长的时期。大革命时期对于才诞生不久的中国青年党来说，只是其幼年时期。只根据大革命时期青年党短短几年的活动，是难以判断其性质的。中国青年党只有在1929年8月时，才正式形成了其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政纲，而这一政纲在1945年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因此，这两种说法显然是不能概括中国青年党整个时期的。
中国青年党的成员，“多为知识分子，其中（有）政治运动者、学者、教授、著作家、记者、自由职业者、实业家、公务员及军人等，也有少数的农人，工人与商人”（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14页。）。但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属性，显然是不能以其成员而论整个政党的阶级属性的。区分政党的阶级标准，应该看：“第一，政党的指导思想体现着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第二，政党的纲领、方针、政策代表着哪个阶级的要求；第三，政党的实际活动为哪个阶级谋取利益”。（注：王浦劬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笔者认为，从中国青年党的指导思想，纲领、方针、政策及其实际活动来看，中国青年党应是代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一个政党。
中国青年党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一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19世纪初由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最先提倡。它对内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张个人为民族牺牲、为国家尽忠；对外认本民族优越于他民族，以增强民族自信。这一学说反映了当时德意志资产阶级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在19世纪的后半期，国家主义的兴盛促成了德国与意大利的独立、统一。在十月革命以后，原来国家主义思潮兴盛的几个国家如波兰、捷克，尤其是曾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得以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此同时，国家主义在西欧重又流行，被西欧各国资产阶级用以对抗国际主义，企图以此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无论在哪一个时期，无论具有何种功能，国家主义之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贯的。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面前有了俄国人走出的新路，但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老路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一部分有爱国、民主思想而又不愿意走俄国人的路的知识分子，又有了土耳其等国的鼓舞，遂信仰国家主义。青年党以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也正是这种情况之体现。
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是“以（建立西方式的近代民主——引者）国家为前途，献身为国而企图其统一与独立的根本主张。”同时，青年党又明确宣称其国家主义“乃反乎国际主义而言”（注：沈云龙编：《曾慕韩（琦）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191～192页。第277页。），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反对共产主义的阶级本位与国际主义。应该说，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本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则是能够反映各个主张者的阶级利益的。中国青年党要建立的国家是“近代国家”或“现代国家”，这种建国方案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蓝本的。正因如此，所以国家主义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注：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51页。）。激烈反对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则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产阶级的一贯反应。
中国青年党在大陆时曾多次发表宣言，表达对时局的意见，也曾两度颁布政纲，尤以1945年政纲最为详尽。其中，不仅规定了其建设一个国家至上的社会这一最高政治理想，也规定了其建设一个全民政治、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这一最低政治纲领。中国青年党的阶级属性在这些政纲、政策、宣言中得到了最集中和最直接的体现，其政治活动也围绕这些而展开。试分析之：
（一）中国青年党的政治纲领
中国青年党在政治上的目标是“永奠民主共和国体”；要建立一个全民“共治、共享、共有”的“近代国家”或“现代国家”。其中央政府采有民选总统的责任内阁制，在地方实行省自治制度；国会采两院制，其成员包含职业代表和地方代表；政党制度采英美式的一党执政制或多党联立制，要求承认党派的地位平等，实行政党竞争，轮流执政。青年党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这一整套构想，目的在于建立典型的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它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国主张中关于政治制度的构想是完全不同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三民主义共和国方案，采取总统制、中央集权制，它是以一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五五宪草”作为其宪法之蓝本的（注：天津《大公报》1946年2月26日社评。）。从这一点说，把中国青年党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在野派”，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如果是“在野派”，那么所要求的只能是现存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权力，而青年党所极力追求的，恰好是要求改造现存政治制度。此外，如果青年党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相同，只想求得掌握政治权力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青年党的这一批领导人会拒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三番五次要求解散青年党入国民政府作官的要求，也很难理解为什么青年党在参加伪“制宪国大”时会与国民党发生激烈争吵，直至不惜以退席相威胁以争求其政治纲领的实现（注：沈云龙编：《曾慕韩（琦）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77页。）。因而，把中国青年党定性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在野派，显然是不恰当的。
曾长期反对“强分阶级”的中国青年党自认为代表中间阶级。所谓中间阶级，中国青年党指的是“从自耕农以至地主，从小商贩以至企业家……以及一切薪俸收入者、自由职业者”。中国青年党的“中间阶级”排除了官僚资产阶级，宣称它是“中间阶级”的一个“最主要的敌人”，排除了农村的无产阶级（雇农）、半无产阶级（贫农）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中间阶级”即是地主阶级、（城乡）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农、小商贩等）。而事实上中国青年党“一贯的主张是保障私有财产制度”，（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84～85页。）这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当然最为有利。而且，中国青年党还直接为这两个阶级鸣冤：“资本家地主不能因为他有产有地，便否认他们的公民权”。（注：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第226页。）由此更可见中国青年党代表的主要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二）中国青年党的经济纲领
土地和资本问题是现代中国各政党制订经济纲领的中心内容，是检验各政党阶级属性的最好的试金石。中国青年党的政纲，对于土地与资本问题同样有所主张。
在土地问题上，中国青年党于1930年政纲中主张“得依法律规定并限制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以前也一直宣称要“限制大地主”。据此，在学者认为中国青年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笔者认为，全面地考察中国青年党的经济纲领，就会发现这一论断是不符合中国青年党的思想实际的。中国青年党自称“一贯的政治主张是保障私有财产”。实际上，“土地私有神圣打不破，即承认地主的利益，必然保护地主阶级。”（注：天津《大公报》1948年10月5日社评。）保护地主阶级，包括保护所有的地主。青年党20年代末提出要“限制”大地主，显系无奈。其时，农民运动已然兴起，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中国青年党期待以“限制大地主”、“没收无主荒地”之类措施可以缓和当时中国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而当中国青年党制订1945年政纲时，中国共产党仍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而并未没收地主土地。于是，中国青年党要限制的就只是“资本”，再也不提“限制土地的过分集中”了。不宁惟是，当民盟提出一个温和纲领，要“征购大地主超过一定限额的土地，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提出在这一改变未完成之前，先实施减租，以达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合理化与合一化，此时，中国青年党也表示反对，认为减租减息只是“补偏救弊”，认为所有“从（土地）分配的方面着眼”的办法是不对的。中国青年党主张，不应把田地分成小块，相反，应“扩大耕作单位”，由国家“保证耕地利润，奖励地主投资”，同时开垦荒地，建设集体农场，实行农业机械化。至于农民，则让他们“移向工业”。（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84～88页。）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不是“固守于小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企图走一条普鲁土式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青年党代表的是地主阶级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那一部分。
在资本问题上，中国青年党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对内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中国青年党认为，中国人民的苦痛“不在国内之劳资冲突，而在国外资本势力对我国民众所下之经济总压迫”，“在外国经济总压迫下，我国体国民尽为被压迫者”，“尽属于准无产阶级”。因而想在求得国内统一后“以国家政府之力量采保护贸易政策，对外改订商约，取缔外人在华工业，统一税则，奖励国外贸易”，要发展民族资本“以巩固本国之经济基础”。（注：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第214～215页。）中国青年党也坚决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把“中国所特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敌人”，极力维护“民营经济”。中国青年党明确主张要“保障民营企业之权利”，“国营企业不得与民营企业争利”，要“严格限制”“特种公司及官商合营之企业”，主张这类企业“要接受民意机关之检察”。除“工商矿业中关系国防及全体人民福利者”，铁道和航空的主要干线须归国营或公营之外，工商矿业、铁道、航空的非主要干线均准许民营，还要“奖励国民经营内河航运业”。（注：方庆秋编：《中国青年党》第84～88页。）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的政纲将国营、公营经济减至最低限度，给民营经济以最大的发展范围和自由。所有这些经济主张，都表明了青年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当然，中国青年党的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较多的联系。而同样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民盟则在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同时，也较多地照顾了工农阶级的利益。其纲领主张“在确认人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采用渐进的方式，逐步“确立公有及私有财产”；规定银行、交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规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分配，以设立公营、国营商店及消费合作社为原则，并以法律节制私人商业之中间盘剥。如果说民盟的纲领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中国青年党则显然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在政团同盟改组后中国青年党对民盟满腹怨言，认为民盟“左倾”，在参加讨论与通过民盟纲领后，也迅速公布了自己的纲领。青年党最终从民盟这一中间政党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分裂出来，政治纲领的差异应该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总之，就青年党在大陆的整个时期来看，认其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十月革命给世界各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给人类展现了广阔的前景。对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但对于一直怀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仍然不失其魅力而不乏追求者。中国青年党即是其追求者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笔者深信，对于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扮演过较为重要角色的一个政党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现代历史运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