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若干学术观点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和平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观点论文,学术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3月11至13日，由日本创价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来自海内外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40余篇。创价大学创办人、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中国孙中山研究著名学者陈锡祺和陈胜粦向研讨会致辞表示祝贺。
数十年来，孙中山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近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十分关注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开拓孙中山研究的问题，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种研究趋向在此次研讨会上也可以看到。以下将与会学者提出的部分学术观点做一综述。
一、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
关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时期南北议和的态度，近年来不少研究都有所涉及，或说他主动赞成，或说他被迫让位，或说二者兼而有之。然而对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当年议和所做的反思，进行专文探讨的似乎尚不多见。本次会上有文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像孙中山对列强、对军阀等的认识有所变化一样，他对当年议和的评价也改变了。孙中山对辛亥议和的反思可分成三个阶段：“二次革命”前，他认为让位于袁世凯既是正确的（不但因此可迅速结束战乱，而且因为袁是当时治国安邦的最适当人选），又完全是他个人的自主选择。“二次革命”后，随着孙对袁认识的深化，他对于让位之举自然要转为否定，但仍强调妥协是正确的，“只是那一次我轻信了袁世凯”。1918年之后，孙中山不仅指出对袁的调和与妥协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更认为责任在革命派“多不守革命之信誓，不从领袖之主张”，使其无法施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之革命方略。实际上，关于辛亥南北议和的原因、责任和评价，孙中山不但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也有不同说法。所以，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不仅由于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澄清，更由于孙中山的这一段经历和他由此得出的认识与其在晚年反对军阀的策略变化和三大政策的提出是相互影响的。
民元议和之后10年，孙中山与陈炯明为武力抑或和平实现南北统一发生激烈争执。有文章认为，孙中山在1919年以后，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武力实现统一，以谋求国事的根本解决。他虽然承认以实行联省自治为统一之基，但其政治主张的实质却是武力统一，是企图利用联省自治运动来搞第二次护法。这是孙陈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该文指出，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孙中山坚持的1921-1922年北伐，条件确不成熟；要陈炯明提供必需饷械，亦有其实际困难。孙中山的失败似乎应验了陈炯明的预测。然而，就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孙中山主张的武力统一方式由1926年后的北伐胜利而得到初步证实，又由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得到进一步证实。相反，陈炯明通过军阀妥协以统一中国的设想，毕其一生，均因军阀持续分裂混战而落空。但该文又强调，无论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古今中外都不乏成败的例子，究竟何种方式为宜，或者由一种方式转换为另一种方式，都要视历史条件和时机来决定。该文还认为，尽管孙陈二人因统一方式的分歧而至炮火相见，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异中有同：像孙中山一样，陈炯明也还是在谋求中国统一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并坚拒日本赠送巨款以求与之合作的企图；而且两人都并不绝对排斥另外一种统一方式，只是侧重各有不同。
但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考虑到孙中山在第一次护法后撰写《实业计划》等史实，不能说孙在1919年后已转向武力统一。事实证明，在中国要想从武装反革命手中夺取政权，就必须通过武装革命，“和平之法”只有依托并服从于武装革命，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孙中山依靠武力进行革命的思想，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思想。遗憾的是孙中山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之，在某些关键时刻，他往往放弃武力，转用“和平之法”。
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会上有文章认为，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表明他已经从武力统一转变到和平统一，而这一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该文认为，孙这时既反对军阀的联省自治，又反对军阀的武力统一，他总结了以往借助军阀力量和寄望国会议员谋求统一的经验教训，最终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光落在了全国民众的身上，真正认识到和平统一最基本和最可靠的力量在于人民，因此提出以国民会议来解决祖国和平统一的问题。这是他在建国理论上与时俱进的表现和巨大贡献。该文还指出，纵观孙中山一生追求祖国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可知，他虽不是一般地反对使用革命武力，但只要有一线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他总是不愿意轻易诉诸武力，以免伤国家的元气。
按照孙中山“建国三程序”（又称“革命程序论”）的设想，召开国民大会是第三个时期即“宪法之治”（后来发展为“宪政”）时期应做的事情，那么孙中山在1924年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是否如有些学者认为的，意味着他放弃了革命程序论呢？会上有文章表示了不同意见，指出，民主政治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实现，这是孙中山一贯坚持的根本主张，不可能轻言放弃。而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谋求全国和平统一，为实行民主政治创造条件，这与革命程序论中所说的在实现完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不是一回事。孙中山在其晚年确实有很大变化，然而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看来还需要学术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关于孙中山的那些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史料。
二、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活动
孙中山曾经讲过，革命的成功与否，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手。本次会上，即有学者专文探讨了欧战期间孙中山在以外交力帮助武力从事革命中的得失正谬。这里既有澄清史实的问题，也有如何评价的问题。该文认为，孙中山的联日反袁策略适应了欧战开始后的日本侵华外交，为了攻倒国内政敌而以如此之代价求助于亡我日亟的敌国，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都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在此期间日人借给孙中山的最大一笔贷款仅为70万日元，其余借款合计也不过数十万日元，所以又是得不偿失的。关于参战问题，该文认为，中国要想在战后和会上有发言权以争回主权，参战是惟一的选择；而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参战，实另有潜因，即通常所说的孙接受德款问题。文章在考察了各方记载后认为应有此事，并进一步推测说，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海陆军大元帅，大概也是由于这笔德款已经用完，从而失去了对海军和护法议员的影响力。总之，在这4年多时间里，孙中山为救国与革命而采取了种种手段，这些手段在旁人或后人看来，是不无可议之处的；就成效言，可称为成功者亦不多。文章最后强调，1919年夏秋以后，孙中山严厉抨击日本政府、军阀的侵华行径，实即对军部和外务省中他过去的合作者不留余地的抨击，这种态度，应是经历了数年失败之后的觉悟，是难能可贵的。
会上有德国学者也考察了孙中山获取德款一事，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从上述两篇文章所引用的材料看，还只能证明德国公使同意为孙中山“倒段”支付200万元，及孙为此事曾与德国方面秘密会谈并达成协议。至于是否确实支付了这笔款项，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更直接的证据。关于此事的评价，这位德国学者表示：“德国与孙中山之间这一短暂和有限的共同利益虽未能达到阻止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却明显地为孙中山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努力提供了经济支持，有助于他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块根据地，以保护中国受到危害的民主机构和实现民族统一。”一些中国学者也表达了相同或类似的观点，认为孙中山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其争取建立国家间平等关系、反对侵略战争、以和平求发展之努力的一部分。
这次研讨会上，有多篇论文分析了孙中山联日反袁（及后来“联俄”）中涉及主权方面所做的妥协。对此，与会学者中既少有全面肯定，亦少有尖锐抨击。有学者指出，若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上的危害或负面影响，就不应把对它的批评扩大化，没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重要的是要认真研究孙中山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而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时又有何不良效果，可资后世之戒。学者们认为，孙中山期待日本援助中国的革命和统一，这完全是幻想；但是应充分理解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一生都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然而其军事、财政、组织的力量又很弱小，所以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寻找国内外的支持者，甚至同一部分敌人结成暂时的同盟，在这种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有学者进而指出，应摒弃那些出于某种情结的道德推定，应给孙中山作“政治”定位，即他是一个政治家。古今中外，在政党、集团、政治家之间，对内的权力交易，对外的主权与领土妥协，几乎是一个通例，这就是所谓战略、策略，也就是权术。当时在护国战争中，酉南反袁武人、岑春煊、梁启超等各派势力都与日本有过联系。孙中山确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革命也是政治，所以他认为革命是第一位的，为了革命可以不择手段，这是可以理解的，革命事业从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孙中山的高尚品格并不能决定他在政治斗争中不使用策略。
在表示可以理解的同时，有学者的否定态度更加鲜明一些，指出在“二十一条”出笼时刻，中华革命军中任用了很多日本教官，影响很坏，对此虽然不必苛责，但要指出这是不足为训的。有人更认为，这些虽然只是一种策略，但由于其在性质上对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带来全面而严重的损害，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或错误。比较起来，有的学者讲得更为持中一些，认为当时国人的主权观念、国家观念还不是像现在这样明确和严格，比如晚清爱国人物中的不少人都有这方面的弱点。孙中山以牺牲国家重大权益作为妥协条件，既与当时艰难的革命环境密切相关，又与他的主权观念及其向来借重外力一脉相承；妥协条件的过当与妥协实践中的缺点，并无损于孙中山作为卓越革命家和伟大爱国者的光辉。
许多与会学者还强调，尽管孙中山与袁世凯所做的某些事情在形式上有类似之处，但两人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爱国、卖国的单纯观点不能适用于当时的孙中山。有人从孙、袁地位之异立论，表示赞同孙中山在1915年讲过的话，即平民、流亡者如同浪子，是不存在卖国的问题的。他们指出，孙中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流亡客，他对日本的某些出让中国部分权益的许诺只能是空头支票。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代表的是中华民国。但也有学者婉转地表示，孙中山的“这些辩解能否站得住，自不待笔者赘词”。又有学者明确写道：“实力弱小的孙中山企图以屈辱让步换取强国日本的援助，借以尽快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待到中国强盛之后，再设法收回有关利权。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势力，孙中山的所思所为，一经付诸实践，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三、关于孙中山的“联俄”政策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试图将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放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该文指出，直到1921-1922年孙中山北伐时，双方仍处于试探和接触阶段，因此双方的关系也是多重的——在苏俄方面，孙中山、陈炯明、吴佩孚乃至张作霖谁是民族民主运动的领袖，谁是必须打倒的军阀，并不很明确；而孙中山及吴、陈等也毫不了解苏俄外交部门、共产国际、远东共和国在对华目标及政策上的微妙差别。这种多重关系给孙中山与苏俄的合作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该文在谈到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关系的建立对于合作双方的影响时指出，过去史学界谈论较多的是孙中山一方面的变化情况，但实际上苏俄的在华政策和策略也受到了孙中山反军阀斗争的较大影响，如不得不容忍或默认了孙中山同张作霖的合作关系，又如接受了孙中山某些反军阀的具体战略和策略（“抑强扶弱”等）。同时，苏俄的“收获”也不应忽视，它不但得到了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合作者，而且借助于孙中山，使张作霖对苏俄的态度有所缓和及变化。确立“联孙”政策后，苏俄在北京、广州、沈阳同时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并都取得了进展，这是西方国家和日本都没有做到的。该文最后谈到，尽管共产国际与苏俄外交部门在华的工作有所不同，但因为苏俄的党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共产国际在华代表的活动最终还是要服从苏俄的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包括维护沙皇时代取得的某些在华权益及相当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应指出，在本次研讨会上的全部有关论文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国民党改组后数月发生了广州商团事件，近年来，对于这一事件已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从这种新观点出发，有学者撰文进一步探讨了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的关系。该文认为，十月革命后，苏俄就开始策划世界革命以打破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封锁，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中国又被选作引爆革命的最佳地区。1924年共产国际的急剧左倾更使之急于将革命“移植”中国。在此背景下，商团事件自然被共产国际视为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向左转”，使之共立于共产国际的“红旗之下”，并启动中国革命的绝好契机。于是共产国际把盲目促使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立起来作为保证自身安全的手段，把与欧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中国商人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而加以无情打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成为“世界革命”冒进战略的牺牲品。把共产国际的在华活动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作为商团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这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更深入的论证，但将之作为事件的背景则应是有益的尝试。
孙中山晚年采行“联俄”政策，不久又提出“以俄为师”，从而使其革命事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此，学术界一般持肯定的态度。但对于孙的某些新的做法和政策，也还是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有人把孙中山、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矛盾的激化看做苏俄在华推行民族利己主义战略的产物，其结果是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了牺牲品。另有人却指出，孙中山到了晚年，终于抛弃了对列强的幻想、轻信与恐惧，以前所未有的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长治久安与反帝废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理论的重大贡献。又如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晚年的孙中山对苏俄的政体十分钦佩，表示要效法苏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并且在他这个党魁领导下实行独断政治，呈现着一种向民本主义倒退的现象。这可能是他以为共和制度无望，急于另辟门径，克期奏功心境的表现。相对应地，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孙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粤”与此后的“联俄、联共”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是孙中山在政治上的大进步。上述分歧值得重视，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如何认识孙中山本人，而且关系到怎样认识他逝世后的国民党。
四、关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相对于孙中山一再阐述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他对于大同学说、国家间关系与世界和平的论述，显得零散而缺乏系统性。相应地，学术界也缺乏对他这方面思想的系统研究。这次会上，有学者对孙中山大同思想的概貌和形成、变化的过程做了较为完整的描述。该文认为，孙中山对“大同”一词，有两种理解或诠释：其一，理解为国家消亡，世界各民族在一个大家庭内相互融合并和平相处；其二，理解为国家范围内的一种高度和谐的社会，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提供福祉的理想社会制度。文章在考察孙中山“大同世界”思想的演变过程时指出，孙最初发表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从反驳“黄祸论”并解释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积极意义开始的。1912-1913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必须首先争取享有与诸“文明国”同样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并进而发挥中华民族的作用，推动大同之世的来临。此后直到1923年，孙中山才再次比较正式地就这个问题发表言论，且显示出了两方面的变化，一个是将大同理想与民族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再一个是强调要用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作为将来大同之世的文化基础。该文认为，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而且他对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传承和发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觉的。但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大同学说的发展对孙中山可能具有的潜在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早期改良派、康梁维新派的大同思想就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存在某些相合或类似之处。
孙中山曾对其思想来源有过一个解说，即“因袭”、“规抚”和“创获”，研究者多数亦循此路径进行分析，其中也有一些谈及孙中山与其同时代人在思想方面的关系，但往往将孙作为单纯“输出”的一方。在这次会上，有学者专文探讨了孙中山思想的传承与独创的问题，指出，除传统文化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外，孙中山的思想也受到近代中国知识界各种言论的激荡，其中影响较深的人物有康有为、张之洞、郑观应和冯桂芬等。毫无疑问，孙中山确是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但同样无庸置疑，他势必要受到同时代人的影响和启发，如此看来，这方面的研究今后当有所加强。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联日”主张，其对内目的是希望借以获得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对外则是企图中日联手共同抗衡欧美列强。而其“联日”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早期是人种方面的，后来则发生了变化。系统考察这个变化过程的人似乎还很少，在这次会上，有学者从一个侧面——孙中山对“黄祸论”的回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关于“黄祸论”，人们并不陌生，但在一些研究者的印象中，它是一种针对中国的种族主义理论。而该文指出，就其起源看确是如此，但自1895年，“黄祸”之说亦把日本包括在内；大体上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起，西方的“黄祸论”更进一步突出了对日本的警惧，而中国则仍列其中。文章接着写道，“黄祸论”的矛头所向，从中国到中日，再到日中，屡有变化，同样，孙中山对于“黄祸论”的回应也在发生着变化：在1912年4月以前，孙中山反复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到明代为止）既不排外，也不好战，却始终没有点破正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灾祸这个历史的本质问题；此后至1919年，在孙中山涉及“黄祸论”的言论中，出现了加强军备和武力抗俄的呼吁，明显呈现出对前段所持“与列强相亲”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修正，但基本的思想内容没有改变，且对于日本侵华没有作公开批评；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彻底摆脱了“黄祸论”的压力，指出帝国主义才是中国内乱不已的根源，是危及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根源，并明确提出，未来的国际战争绝非黄白人种之间的战争，而是被压迫者与横暴者、公理与强权之间的战争。
孙中山到其晚年改从文化角度谈论东西方关系，他强调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王道”作为实现世界和平乃至世界大同的文化基础。对此，与会学者见仁见智。有人认为，在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与侵略者抗衡的年代，强调中国的平等待人、以理服人，以“仁善”来抗拒侵略者的强权，也不失为较为理智的办法。也有人认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柱，就会有强权和霸道——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这就是公理。然而，经济竞争的深层或背后又隐藏着文化竞争。孙中山洞察到王道文化潜在的、巨大的和未来的竞争力，但他没有看到文化竞争必须依赖经济实力的支撑，所以他的以王道抗霸道的思想既是超前的，又是缺乏底气或蹩脚的。还有人认为，用“王道”和“霸道”来概括区分东西方两种文化当然不科学，然而孙中山是政治家，他不是就文化谈文化，而是用文化的、伦理的语言来诠释政治术语，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政治外交问题，故将西方政治文化斥为霸道文化并不足怪。论者评论道，尽管孙中山所说的“仁义道德基础”未必能把亚洲各个民族真正全联合起来，但于此亦可见其用心良苦和具有的远见卓识。当然他在借文化谈论古代的中外关系时，不免有美化中国封建王朝和宗藩关系的一面，但大力赞颂中国的王道文化，则无疑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乌托邦的认同，及对人类正义人道与世界和平的强烈追求。也有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后许多先进思想家都出现过的情况，它是一种倒退，至少也是某种怀旧情绪的表现。有学者说，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是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大同理想的重新诠释，但由于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在亚洲儒家文化圈中能够成为反对霸道文化的一种武器，但并不含有近代国家关系中所应遵循的自由、平等和民族自决等原则内容，因而难以成为团结亚洲各个民族的思想纽带。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不仅指“大同世界”，而且也是指一种理想社会，不过这种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又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他曾说，大同也就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也讲过，自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不难达到大同之世界；他又曾表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孙中山讲过，苏俄就接近这种理想社会，并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但同时他又坚持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并将大同与高度的社会民主联系在一起。尽管有这些令人困惑的模糊说法，但无论如何，孙中山是在用“大同”的概念来表达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从而得出结论：用西方的资本主义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调节世界两大体系的矛盾，加快社会的发展。联系到20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离不开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对立这一背景，可以说，孙中山的设想是有远见的，是具有前瞻性的，对于今天乃至未来都是有价值的。还有学者赞扬道，孙中山这种调和国际间不同的“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设想无疑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新的诠释，是具有国际眼光的思维取向。另有与会台湾学者则断言，民生主义既具有相当浓厚的世界性价值，也具有相当浓厚的进步的“未来学”性质。它是一种计划性的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体系，因其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亦可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或富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看来，目前已有一些学者正在从一个新的角度——综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的思想，特别是民生主义。
在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中，还有一些是较有学术价值的，限于篇幅，加之会后还要出论文集，这里就不再介绍了。但仅从已介绍的会议论文就可以看到，从事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们正在为学术的创新而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