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剪刀差”和苏联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剪刀差论文,苏联论文,党内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2529 （1999）04—0079—07
本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经历了十分激烈的内部斗争。这场斗争是列宁去世前后爆发的，从1923年秋一直延续到1929年春，5年多时间里没有间断过。经过好多个回合的搏斗， 斯大林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名声赫赫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最后牢固地确立了他个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关于20年代苏联党内斗争的根源和起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提法，至今也没有完全获得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大致有这样一些：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联共（布）党的体制的作用；苏联所处的“被包围的”国际环境及由此产生的危机感的驱动；斯大林等领导人的个性影响，等等。
笔者认为，发生于20年代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反向发展趋势，即体制“剪刀差”与当时党内的严重的政治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是导致不间断的党内斗争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力图为这个问题的讨论拓宽视野，如果有不妥当之处，请读者批评赐教。
一
苏维埃政权创立之初，没有形成比较定型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一切都还处在摸索之中。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设想把苏维埃俄国建成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注：列宁选集（第三卷）[M].15，307—308.）但是革命后俄国的实际形势发展尤其是1918年夏内战的爆发使列宁的计划无法实施。1920年内战结束之际，苏俄形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都相当集中的国家体制。但是紧接着，苏维埃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分别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政治体制呈越来越集中的趋势，经济体制则呈越来越自由的趋势，体制“剪刀差”出现了。
政治体制集中化首先体现在政党体制方面。第一，在20年代初期，苏维埃国家完成了从多党制向一党制的过渡。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成为执政党，但是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组织中，还有几个反对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
左派社会革命党曾经与布尔什维克共同执政，但是因激烈反对同德国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而跟布尔什维克决裂。1918年7月， 该党发起武装暴动，结果遭到布尔什维克镇压，接着趋于瓦解。同年11月，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对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了审判，从而宣布了这个党政治上的死刑。
1918年6月，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因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被全俄苏维埃开除。后来虽然两党重新参加了苏维埃组织，但它们那些有影响的领导人都被拒之门外，所以作用极为有限。1921年3月， 红军驱逐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权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名存实亡。1923年初，两党残余人员宣布“自动解散”。
这样，苏联政治舞台上只剩下唯一一个政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注：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3 月定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成为地地道道的一党制国家。
第二，俄共（布）党内的权力集中化趋势不断加强。
早在建党之初，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当是组织严密的职业革命家政党，而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政党。（注：列宁全集（第1 卷）[M].334—335.）不过，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长期以来， 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可以自由交锋，甚至经常有派别出现。连列宁本人有时也以“某派”代表人物自居。（注：列宁全集（第26卷）[M].261.）
内战结束后，俄共（布）党内出现了“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两个较大的反对派别。它们向列宁创议和坚持的民主集中制提出挑战，反对党内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要求有更多的派别活动自由，等等。
列宁认为党内派别活动的蔓延危害极大，在内战刚刚结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家政权相当虚弱的紧急关头尤其是这样。 因此， 他在1921年3 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带头谴责“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最后，大会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禁止党内成立派别，否则施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出党。（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人民出版社，1964.63—66；350，385.）
这个决议威力无比，列宁靠它遏制了上述两个反对派。斯大林靠它在同反对者的斗争中一直处于优势。甚至赫鲁晓夫在1957年谴责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时还援引了这个决议。（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M].商务印书馆，1976.263.）
除了禁止派别活动威胁党的集中统一以外，俄共（布）还通过加强中央机关的权力来维护这样的集中统一。1919年3 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中央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常设领导机构，它们分别负责制定大政方针、实施组织领导和主管党的日常事务。从那以后，俄共（布）党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中央机关手里。
在俄共（布）党的体制不断趋于集中的同时，苏维埃的国家体制也越来越集中化。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原先统一的俄国瓦解了，除了脱离俄国正式独立的波兰、芬兰及波罗的海三国以外，还陆续出现了10来个至少是形式上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任政府首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苏俄）只是其中的一个。
这些所有的苏维埃共和国都是由俄共（布）一个党执政，都要服从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但是各共和国拥有相当多的独立权力，因为它们的领导人不是由俄共（布）中央直接委派的，而是由各共和国苏维埃选举产生的。即使在苏俄内部，各地方政权领导人同样拥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加上俄国本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在共和国下面组建了一系列民族自治的政治实体。鉴于这些情况，1918年7 月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规定苏俄是联邦制国家。
内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在苏俄内部，由于政局基本稳定，俄共（布）中央开始直接掌管地方领导人的调配任免大权，中央书记处则把干部任免分配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于是，地方上原有的一些权力被中央逐步收了回去。
另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原俄国境内的各苏维埃共和国合并成为统一的联盟国家——苏联。
早在内战期间，各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结成相当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1922年8月， 俄共（布）中央成立了一个以斯大林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合并方案。方案很快搞成了，主要内容就是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也就是说，原先与俄罗斯平起平坐的共和国要降格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所谓“自治化方案”引起一些共和国不满，斯大林便采用高压手段。此事被卧病在床的列宁知道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等人并且否决了“自治化方案”。
俄共（布）中央只得另起炉灶，最后通过了成立一个各共和国平等参加的联盟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正式宣告成立。同时通过的《联盟条约》宣布：各加盟共和国均拥有自己的主权，“均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注：世界宪法全书[M].青岛出版社，1997.869.）后来通过的每部苏联宪法都重申了这样的原则。从宪法条文看，苏联是分权制的联邦国家。
然而，就真实的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苏联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联邦制国家，它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并不是享有充分主权的政治实体，而是苏联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它们拥有的实际权力相当有限，而且经常受到联盟中央政权的干预。如果从政治体制内部寻找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那么就是各加盟共和国均由同一个统一的共产党执政。道理很简单、在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党领导下的国家，不可能是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其实列宁当时就严肃地批评了笼罩着新成立的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并且说在这种情况下，“‘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注：列宁全集（第36卷）[M].629.）
苏联建立以后，政治体制集中化已经定型下来。令人奇怪的是，在苏维埃国家政治体制不断走向集中的同时，它的经济体制却完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即由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过渡到分散自由的新经济政策的体制。
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国家政权严格地控制一切经济活动，自由贸易被全面取缔，农民的“余粮”被无偿征集，城市居民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国有化的工商企业相互实行无偿调拨等等。列宁看到，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极端措施在内战结束后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注：列宁全集（第33卷）[M].44.）
为了保住政权，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果断地中止战时共产主义，在1921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 作出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重大决策。
新经济政策在其实行的七八年时间内不断得到深化，终于形成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政府用定额粮食税（先是实物税后是货币税）取代漫无止境的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村租地雇工，也允许私人租赁和开办中小企业，并且全面放开自由贸易，等等。
在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各种经济成份在苏联发展起来了。并且它们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经过市场来进行，私营经济之间是如此，私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之间也是如此，国有经济成份内部还是如此。
新经济政策的宗旨就是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健康发展，就是积极培育受国家政权调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堪称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布哈林极力主张把“扩大市场总容量”作为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注：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M].东方出版社，1988.257.）
二
对于苏联20年代出现的体制“剪刀差”，党的主要领导人一般都有深切的感受。而且他们都觉得，只有妥善地解决或处置好“剪刀差”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列宁去世前后，苏联党的领导集团由于在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在如何看待体制“剪刀差”一事上也产生了尖锐对立的意见。20年代苏联党内历次重大斗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由这种认识的差异引起的。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最早提出了这个问题。1923年秋，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抨击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政治局多数”扼杀党内民主，用委任制取代选举制。（注：托洛茨基言论[M].三联书店，1979.410.）他们实际上是要求放松过于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
对于新经济政策下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左翼反对派”也忧心忡忡。他们大声疾呼加快社会主义国有工商业的发展，强化计划调节。 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与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
到1925年1月，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击败，俄共（布）中央通过的决议称他们的活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并且说靠计划摆脱危机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人民出版社，1964.63—66；350，385.）
这场斗争硝烟未散，新的争论马上爆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体制“剪刀差”问题上本来同托洛茨基有不少共同语言，但是权力之争把他们赶进不同的阵营。托洛茨基失败以后，斯大林及其领导的书记处权力大增，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感到政治局被架空了，因此他们也觉得很有必要加强党内“民主”。而且，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更是与托洛茨基如出一辙，而且把问题看得比后者还要严重。但是他在1925年底被斯大林、布哈林代表的联共（布）主流力量击败了。
同样失败的命运使以前的对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联共（布）主流力量。他们失去了权力，因此认识到党内民主的可贵。托洛茨基说：“党内民主在过去几年内被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干部的真正选举在实践中已经不存在。”（注：托洛茨基言论[M].三联书店，1979.782.）所以他们强烈要求改变愈来愈走向权力集中的党的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
在经济体制方面，联合反对派抨击深化新经济政策的举措，说这是向富农和资本主义投降。他们要求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向农村百分之十的富农和富裕农户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两亿普特的粮食”，主要用于出口换取工业设备，（注：托洛茨基言论[M].三联书店， 1979.893.）以加快社会主义国有工业的发展。
1927年底，联合反对派遭到灭顶之灾。他们那套解决体制“剪刀差”的方案——对政治集中化进行有限的变动和对经济自由化进行大幅度抑制——被束之高阁，联共（布）党内主流派尤其是布哈林的方案取得了主导地位。
布哈林的基本观点就是继续深化新经济政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同时适当限制政治体制过于集中化的趋势。布哈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体制内，“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者的经济主动性”，繁荣市场经济，要“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注：布哈林文选（上册）[M].人民出版社，1981.359，365.）
布哈林对反对派钟情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对反对派关于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的要求却表示赞同，托洛茨基曾经指出过这一点。（注：托洛茨基言论[M].三联书店，1979.526—527.）布哈林也不同意对已经失败的反对派采取诸如流放之类的残酷处罚。与斯大林决裂以后，布哈林更是强烈指责斯大林在建设党和国家体制中的反民主倾向。
在对待体制“剪刀差”的态度方面，斯大林不象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那样执着。他完全采用实用的立场。为了保证实现自己的理想、保证国家早日强大，也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斯大林不断地调整策略。他本来对新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保留，但是为了上述目标，他容忍了甚至捍卫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一直是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拥护者，也是它的受益者，1922年4月他当选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列宁说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注：列宁全集（第36卷）[M].617.）。列宁卧病和去世以后，斯大林利用这“无限的权力”不遗余力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集中化。
1928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为如何解决“购粮危机”而分道扬镳，这次分裂其实也根源于对体制“剪刀差”的分歧。布哈林坚持既往的立场，主张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由，促使他们多种粮、多卖粮。斯大林却急速改变了原有的立场，他准备放弃新经济政策，建立一个由国家控制所有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对付“购粮危机”，斯大林的办法是：作为当务之急，动用国家政权力量强迫“富裕”农民交出粮食，同时关闭粮食市场，限制所有交易活动。作为长久之计，就是将分散的个体农业改造为集体的“大农业”，实现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认为集体农业不仅可以将粮食商品率提高一倍，（注：斯大林全集（第11卷）[M].74.）而且国家可以把全部农业生产活动严格控制起来。这种依靠国家行政压力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的集中程度甚至大大超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想像。
随着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苏联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由20年代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30年代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不仅控制了全部经济活动（象战时共产主义一样），而且成为生产资料直接或间接的所有者（这远远超过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比战时共产主义更加集中的经济体制。
与此同时，苏联的政治体制在原先集中化基础上进一步集中，30年代形成了斯大林个人领导的体制。这种体制排斥了任何民主因素，联共（布）党章和苏联宪法都不如斯大林的“指示”那么有权威。
总之，托洛茨基或者布哈林都没有提出彻底解决体制“剪刀差”的方案。前者一方面要求放松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仅限于扩大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却要求严格限制有一定自由的经济体制。后者强烈要求确立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对政治体制只提出进行有限的改革。只有斯大林提出了彻底消除体制“剪刀差”的方案，这就是：继续强化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同时完全废止新经济政策体制，建立一种权力同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原先反向运行的两种体制在强化集中的进程中达到了相互适应和统一。这恐怕也是斯大林在20年代历次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奥秘之一。
三
从理论上讲，消除20年代苏联的体制“剪刀差”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变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为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适应集中型的政治体制；二是变集中的政治体制为分权型的政治体制，以适应自由型的经济体制。而苏联的现实是选择了第一条途径，因此这一过程必定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导致这种必然性的首要因素就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自然产物，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这种传统显得格格不入，所以结局多半一般是适应传统的前者消融后者，而不是违悖传统的后者消融前者。
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心是崇尚国家政权和君主权力的集权主义文化。历代沙皇都竭力强化君主专制，甚至采用野蛮的措施。结果国家所有大权集中在沙皇个人手中，颁布法律政令、对外宣战缔和、确定赋役制度、任免大小官员、封夺各种爵位等等，最后都只能由沙皇本人一锤定音。
在如此严密的专制制度下，不要说下层劳动群众毫无政治权利，拥有丰厚财富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就是作为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的特权阶级贵族地主，在很大程度上也只不过是沙皇的奴仆。
在文盲充斥的俄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导致皇权意识泛滥。农民们把改变悲惨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好”沙皇身上，历次农民起义也多是假托真命沙皇的名义起事。19世纪的俄国启蒙思想固然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但是也排斥西方的民主主义，结果转化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把民众解放的重任赋予个别英雄人物，其逻辑发展的结果多半还是新的集权制度。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列宁甚至认为：“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注：列宁选集（第三卷）[M].14.）但是民主的俄国对民众觉得最为迫切的问题——“和平、土地和面包”一个也解决不了。结果国家面临的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深了，最后民主制度自身也难以运转下去。十月革命最终结束了从西方移植到俄国的民主制。在随后三年内战中，代表议会民主制的势力完全退出了俄国的历史舞台。内战主要是布尔什维克和保皇势力的搏斗，这两股力量都是反对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因此，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顺理成章地确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得到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多数人的拥护，因为他们都是俄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出来的，斯大林就是这批党内骨干的典型代表。斯大林的反对者其实相差也不大，他们只是在遭到斯大林倚靠的集权体制的排斥后才提出改革要求的，而且最激进的改革主张也就是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等，至于苏联人民的普选权以及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还有各民族的自决或自治权利，谁也没有认真付诸实施过。可见，崇尚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苏联还缺乏根基，而崇尚集中权力的政治体制却大有市场。
随推行新经济政策而形成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难以与俄国传统经济思想相契合而显得先天不足。除了对西方近代经济有较深入研究的布哈林等少数人以外，联共（布）党内绝大多数精英对此都难以完全接受。他们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没有领会它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佳途径，甚至把它视为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异己成份，所以他们总想着早日结束新经济政策体制。就如斯大林所说的：“当它（指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M].151.）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俄国传统经济观念中寻找这种思想行为的深刻根源。
沙皇专制的经济基础是农奴制。这种经济体制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强制性，贵族地主强制农奴服役耕种，即使工厂里也普遍存在强制劳动。二是封闭性，农奴制经济的基本载体是自给自足的村社。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很不彻底，农奴制的残余直到革命前也没有完全消除。
19世纪的俄国启蒙思想家激烈攻击封建土地制和农奴制压迫，同时也排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主张实行农民自主的村社自然经济体制。后来的民粹主义者更是把村社制度理想化，把它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法律上废除农奴制以后，农民的独立田庄迟迟得不到发展。后来，权臣斯托雷平大力推行农业改革，鼓励农民脱离村社建立独立农庄，但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抵制。十月革命以后，农民分得了土地，而村社制度也进一步巩固起来了。
俄国的近代工业起始于彼得一世兴办的农奴工厂，自由竞争在俄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市场经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并使之成为不可移易的信条。新经济政策促进了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全体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但是在苏联党内，多数人还是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异端（实际上是俄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异端）。他们害怕长此以往会断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改变苏联既有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使之适应新经济政策体制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主流政治力量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要消除体制方面的“剪刀差”，在当时唯有改变自由型的经济体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适应政治体制才是可行的。苏联的实践就是顺应了这种必然性趋势。
然而，苏联用权力集中的方式消除体制“剪刀差”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反而引起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后来多年的改革也无力克服这些后果。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好的处理体制“剪刀差”的方式可供选择呢？
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当时如果不去急于消除体制“剪刀差”而是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国家的形势会好一些。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继续维持权力相当集中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体制，因为要完全改变它难度太大，贸然行动只会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努力维护和继续完善新经济政策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与俄国传统的经济观念不相符而缺乏根基，但是传统并非神圣不可触动，相反只有不断更新传统，社会才会进步，这是人们积极主动地驾驭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实际上市场经济在20年代的苏联已经显示出明显的积极作用，广大农民十分欢迎这种体制，与之相关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也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当时苏联政府采取积极培育市场经济的政策，整个国家的处境就会好转。然而，斯大林采取废止市场经济的极端政策，结果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太多的弯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把“剪刀差”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处理好两种体制之间的关系的。集权的政治力量自觉有意识地保护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集中的政治体制自身必定会发生局部改变。这样，对立的两种体制就被纳入良性的互动之中，政治体制就朝民主、自由、开放的方向演进，最终与经济体制完全适应。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实在是很多的。
收稿日期：199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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