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变迁的经济效应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效应论文,体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体制变动的经济效应概述
体制变动效应与一般的政策效应是两回事。一般的政策效应虽然也有扩张性与紧缩性之分，但它是以既定的体制或体制不变为前提。而体制变动效应来自于体制，通过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变化实现。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中，体制变动是全方位的。就主要方面讲，价格制度要转变，产权制度要转变，市场组织要转变，企业制度要转变，政府职能要转变。任何层次上的转变都表现为传统计划方式的废弃和市场机制的确立，体制变动的效应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就取决于废弃的是什么和确立的是什么。如果废弃的是束缚经济主体行为、阻碍经济有效率运行、或阻碍市场作用发挥的制度因素，确立的是激活经济主体行为、增进经济有效率运行的制度因素，就会产生扩张性效应。如价格制度由单一计划价格到价格双轨制到价格全部放开、允许非公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的发展、分配上由单一工资制度变为工资、资金等多元收入等等。如果废弃的是计划操作下易于产生扩张性但确立的却是抵制那种扩张性的体制因素，就会带来收缩效应。如融资体制上“拨改贷”、硬化贷款约束和国有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金融体制上由信贷规模控制改为风险控制等等。无论是宏观层次上或是微观层次上的改革都可能带来扩张效应或收缩效应，也可能既有扩张性又有紧缩性，这就要看哪种效应更大了。从改革具有收益和成本这个角度，体制变动的扩张性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收益性质的，紧缩性则是成本性质的。这意味着，推进市场化改革也可能不得不牺牲暂时的增长利益。
体制变动又可分为体制进化和体制后退。体制进化即体制向市场化推进，体制后退则指逆市场化。体制变动带来的双重效应，增大了宏观经济管理上的难度。特别是面临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收缩效应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矛盾，或者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扩张效应和经济过热的矛盾，更多的情形是前者。忽视了这个矛盾就可能出现总量上积极刺激经济景气但体制性操作却使其收缩而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现象。因此，协调体制进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我国体制过渡期经济治理上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二、体制外改革的短缺弥补效应和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是体制外改革（盛洪，1996）。它是在基本保持或不促动原有计划格局之下，靠发展“体制外”新的经济活动补充计划分配的不完善之外，让计划分配体制之外发展出自由市场。所带来的体制上的变化是在公有企业群体之外发展起非公有企业群体，制度上不再是单一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计划分配与市场调节共存的格局。
制度上的这种变化是改革初期经济“活起来”的根源，产生的是扩张性效应。从国有企业方面来看，虽然其经济活动仍主要由计划支配，自主性经营活动范围较小，但这种改革并未使其经济活动受到任何限制，相反地，活动范围和自主性都扩大了，“承包制”和允许有根据市场需要的计划外产出存在事实上促进了企业的扩张；在非公有企业方面，经营活动是完全自主性的，并且有明确的利润目标和相对硬的预算约束，他们在国有企业边界上逐步发展壮大，其经济活动在计划分配之外补充性地促成产出的增量效果。因此，总体说来这种体制外改革的收缩性效应几乎很小或无，扩张性效应则相当显著。
在改革初期的供给短缺环境下，体制变动引致的扩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短缺的存在提供了经济扩张空间，也为体制外非公有企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体制变动的扩张性也恰好利用了这样的环境，使经济在逐渐弥补短缺的过程中以高于以往的速度增长。我们用图1所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来简单地描述这种情形。 假设只生产两种商品X（譬如生产资料）和Y（譬如生活资料），使用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图中的点e 代表了既定的资源拥有量之下最大的产出并且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帕累托最优情形，设其产出组合为（Xe，Ye）。处在边界AB以内的点a 则表示产出未达到最大可能且存在相对的短缺（Ya＜Ya）和滞存（Xa＞Xe），这是计划分配下常有的情形（注：计划配置下的短缺可从配给制如凭票供应等现象得到证实。至于滞存，是由计划分配不能及时适应变动着的需求造成的。因此，计划分配下通常存在帕累托改善。）。
图1 生产可能性曲线
一般来说，只要存在短缺，就会有额外的经济增长空间。如图1 所示，当随着资源可用量增多，生产可能线向外移动时，由于经济的起点不是在最优点（e）上，而是位于存在短缺并且是边界内的a点。从点 a向边界方向的移动是一种增长，向OE线的移动也是一种改善或增长。所以，其增长空间要比由生产可能线移动所代表的要大。再有，改革对增进技术进步，以及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也事实上推进生产可能线的更大幅度移动，也使经济增长空间相对地增大了。这正是体制外改革产生的经济扩张效应得以充分发挥的客观环境因素。至于实际效果从图上看是使点a沿箭头所指向e＇点趋近。既促成短缺的弥补，又促成资源利用率的改善，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束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经济总量结构将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这是短缺消失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减缓，这是短缺下特有的经济增长空间消失的结果。
三、体制内改革的收缩效应与总需求萎缩
1.投资不足的体制性根源
国内学者已经联系到体制变动对投资不足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如认为，融资制度变迁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渠道发生梗阻，造成投资萎缩（周天勇，1999）。信贷萎缩是导致社会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而其体制根源是缺少与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非国有中小银行的发展（樊纲，1999）。由于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集中的体制收缩性和限制，金融增长和投资扩张不同步，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张曙光，1999）。这些解释的确道出了问题之所在：金融体制改革抑制了投资扩张并且事实上起到了收缩的作用，而更深一层的原因则在于国有经济体制上的缺陷。
与完备的市场经济相比较，我国体制上的最大问题是国有经济方面不是或不完全是市场性操作，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经济行为是“准市场性行为”（注：所谓准市场性行为，指的是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行为既有适应市场变化的性质，又有服从政府计划安排的性质。事实上，由于产权界定不明确，行政上的干预仍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国有企业和银行尚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实行完全的市场化操作。）。一方面它要适应市场；另一方面又必须执行政府的计划安排。这种准市场行为注定了经济的运行不会像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企业跟随市场走，银行跟随风险走，在收入转化为储蓄，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转化为产出的链条中，是完全的市场性操作，受制于硬的经济机制，企业和金融部门得以健康而有效率的发展。相反地，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不是完全地按市场要求做出决策，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非常脆弱，受政策性尤其是体制性政策影响特别大。一旦体制变动效果是扩张性的，储蓄就会很迅速地转化为投资；而一旦是紧缩性的——如强化金融监管，投资也就会很快得到抑制。
1993年开始为抑制经济过热的操作事实上是双重的，其一是总量调节紧缩，即实施了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二则是体制改革由外转内，实施了推进市场化和消除金融风险隐患的改革措施，包括：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加强金融监管，实行自负盈亏等。这些改革措施中，有的是扩张性的，有的是紧缩性的，但总体上是紧缩性的。前面提到的关于投资不足的一些解释正是这个效应的反映。总量的紧缩加上体制性紧缩使得我国经过4年时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其中的体制性紧缩产生的影响起到了强化总量紧缩效应的作用。
体制内改革一般并不必然导致收缩，因为它的作用是推进市场化，激活经济活动，使经济主体行为顺应市场规则自由地选择。但是，这有个起点环境和前提问题。在传统体制下，经济主体，包括国有企业和经济职能部门的经济活动主要由计划统一安排，被计划大包大揽（在改革初期也基本是这样，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又由于产权关系不清，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淡化，扩张意识较强。也就是说，体制内改革事实上起点于容易出现扩张行为的体制环境。体制内改革所促动并要加以扭转的也正是在这些方面，根除那种无效率的扩张动机，进入正常的有效发展的市场轨道。所谓的前提是指：体制内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消除金融风险的隐患。这本身就具有紧缩的性质。
体制改革由外转内是市场化的必经之路，实施国有企业改革，行业改革以及与市场化相关的制度改革，无疑是推进改革促进体制的进化。但是，由于它将促使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经济主体行为改变，在抑制和改变原经济机制的同时，新的机制又不能立即形成并发挥作用，必然会产生而且主要产生紧缩性效应。这是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体制根源。
2.福利制度改革与消费不足
消费不足已是不争的现实，主要特征是储蓄率过高而消费倾向低。据测算，我国的国民储蓄对GDP的比例，1990～1997年的平均值为40.2%，比发达国家1981～1993年国民储蓄率平均值20.5%高出近20个百分点（景成学等，1999）。消费倾向的变化情形是，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88年之后持续下降，1988年为0.925，到1990年降至0.84 ， 1998年降至0.79（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摘要》，1999。）。这说明消费需求存在严重萎缩，加剧了总需求的不足。
储蓄率高和消费倾向低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理论上看是消费选择上对未来消费偏好增强的结果。 为了揭示其中的原因， 我们以1985～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一个解释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变化的回归方程，结果如下（括号内为T—检验值）
APC＝0.88+0.00028GDPR－0.0028 AIPR[,t]+0.00016AIPR[,t-1]
（0.88） （1.35） （－1.22）（0.15）
－0.0624X[,90]－0.01778X[,95]
（－4.1） （－1.04）
R[2]＝0.855DW＝2.25
式中：APC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GDPR为GDP增长率；AIPR为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下标代表时期；X[ ,90] 为虚拟变量， 从1990年起取数值1，此前取0值；X[,95]为虚拟变量，从1995年起取数值1，此前取0值。
从方程的系数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与人均收入增长率成反向变动，这符合常理。另外的两个负系数出现在虚变量X[,90]和X[,95]上，说明在实变量解释的部分以外从1990年起APC下降至一个新的水准，1995 年又在1990年基础上下降至更低水准。虚变量所代表的正是体制变动的影响，或者说，消费需求的萎缩具有体制性原因。
影响消费选择的制度因素主要是福利制度。1990年和1995年是福利制度改革逐步开始实施的时期，先是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而后是住房商品化改革。在此之前，消费层面上是计划性福利配给和自由选择双轨并行的。截至1988年，除住房、医疗、教育仍由政府福利性配给以外，其他的消费品市场都已放开，取消了票证和价格管制，食品、衣着及耐用消费品等消费者得以自由选择。但是由于住房、医疗、教育依然是福利性配给，未来消费预期性较弱，消费选择上的跨时均衡倾向于近期消费方面。又因为收入分配上取消“大锅饭”，消费者的单一工资收入被工资、资金及第二职业收入等多渠道收入所替代，消费的增长快且消费倾向高。在个别年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时超过0.9。 消费上的这种倾向与供给上的短缺弥补效应相辅相成，形成需求带动供给，收入引致消费需求的扩张机制。但是，1990年后，随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福利制度改革的起步和1995年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带来了消费选择上的巨大变化。具体表现是居民的制度风险预期长期化，强化了消费—储蓄跨时均衡，从短期的消费—储蓄配置转向长期的消费—储蓄安排，为住房、子女教育等未来消费而增加了储蓄，减少了当前消费。福利制度改革刺激了原本崇尚节俭的中国民众更加节俭，是平均消费倾向一降再降的根源。
四、强化体制性意识，充分认识经济机制的脆弱性
进入1999年以来，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呼声越来越高，研究者们从经济运行角度解释了其产生的原因（余永定，1999；杨目等，1999；谢平、沈炳熙，1999）。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出现了同日本一样的经济衰退。如果从物价水平持续降低这个意义上来定义通货紧缩，我国当前的确处在这种情形之中。货币供应量增幅和货币流通速度从1994年以来的下降也是通货紧缩的一种迹象。经济衰退的一些迹象也相当明显：总需求不足，失业率上升，物价的绝对水平下降等。如果说1992年出现的通货膨胀是经济“过热”，承认存在通货紧缩也就意味着当前的困境是经济“过冷”。相隔6、7年时间，如此的转变实在值得冷静地反思。
无论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无论是不是那么严重，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我国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及其经济机制的脆弱性。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尽管在国有企业边界上迅速发展起来非公有企业群体，成为市场化运行的骨干，但他们毕竟只是构成经济的一个部分。在经济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其经济活动尚远不够市场化。主要问题是：（1）国有企业和银行多是由政府行使“所有者”职能， 从而企业风险向银行转化，而最终的风险职能由政府做出安排与分散（杨目等，1999）；（2）全民所有的性质和经营权分离， 企业所有者实际上“没有行为能力”（张维迎，1998）；（3）由于（2），企业经营上偏离最大化原则；（4）由于（2），责权关系上“负赢不负亏”；（5 ）源于长期计划经济传统习惯影响，企业和银行在操作上的市场理念欠缺。这些问题直接的后果就是：企业行为偏离市场要求，企业效率低下，容易发生恶性竞争、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等现象。如果对企业行为控制政策宽松（向改革初期和1992年那样），经济运行则极易扩张；反过来，只要政策（无论是市场化的还是逆市场化的）上产生对企业和银行行为的某种限制，则极易紧缩。因此，体制上的问题得不到根除，经济的“过热”和“过冷”都在所难免。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概括本文以上分析可大体上归结为这样一种认识：改革初期的经济快速增长，随着短缺弥补过程的结束已大打折扣，由于国有企业和银行不具备市场化运行的要求，体制上的不完善和体制内改革产生的紧缩性效应，是总需求不足乃于通货紧缩的重要根源。这些认识又意味着，我国将来的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困难，既要推进改革又要承受改革带来的紧缩性效应，既要防止“过热”，也要重视防止“过冷”。因此，解决我国经济中存在问题的途径是正确处理好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就现实来看，政策选择应强调以下几个原则：
1.把重点放在稳定经济、治理通货紧缩上面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策选择应主要放在扭转物价水平的绝对下降方面，像经济过热时期重视物价上涨那样重视物价的下降。至于总需求不足，它是物价跌落的原因之一，当然在治理之列。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持续降低，但仍然具有7～8%这个在世界各国比较之下的高水平。在当前的情形下，关键是要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
2.政策选择上的总量扩张是必须的，但要配合以体制性政策
由于体制性原因，已经看到了总量政策效应受到严重影响，但以总量扩张刺激需求仍然是必须的，尤其要在货币扩张上加大力度。在体制政策方面，尽可能实施一些能够刺激需求但又不是逆市场化的措施，如完善福利制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消费信贷制度等。从长期来看，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加速市场化进程。
3.全方位发展非公有经济
目前我国的非公有经济集中在生产领域，金融业——特别是非公有银行发展缓慢。这不仅使非公有企业的融资来源相对缺乏，也不利于市场化因素的全面培植。无论从刺激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角度看，发展非公有银行都是十分必要的。
199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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