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中国作家论文,心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在这个电闪雷鸣、大浪淘沙的伟大世纪里，一代一代的中国诗人、作家，以各各不同的个性和心态，在文学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一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心态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格类型的形成史、演化史、发展史。其中，既包含着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奥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发生剧烈变革的动荡岁月里，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而艰难选择的过程。
一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从主导心理特征和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主要可分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
1.政治型心态。在波翻浪涌的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用功利性的政治心态，一直在文坛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直影响着本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早在“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就从改造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动机出发，以文学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另如沈雁冰、瞿秋白、蒋光慈、夏衍等人，则首先是以革命活动家，或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后来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又有许多作家，从不同方向，汇聚到时代洪流中，创建了革命文学的丰功。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激励下，不论是解放前成名的老作家，还是刚刚登上文坛的新秀，更是将政治意识置于文学观念的首位，努力为新时代而歌，同时也为社会生活中某些新的弊端而忧虑，不时生出以文学干预政治的冲动。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是许多中国作家的基本心态。诸如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便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心态的产物。
由于人类社会本身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或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条件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关头，政治将构成社会运转的轴心。文学的价值，不论怎么说，是不可能完全超越于现实功利价值之外的，因此，从古今中外文学史来看，那些真正杰出的文学家，往往既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同时又有密切关注现实的政治责任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文学成就，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并重的基础上的。建国之后的周立波、柳青、欧阳山、梁斌，新时期以来的王蒙、李国文、丛维熙、梁晓声等一大批作家，也正是以良好的文学素养及关注现实的政治激情，创建了自己的文学业绩。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不少作家，由于片面追求政治功利，着笔匆忙，来不及精雕细刻，其作品往往政治激情有余，艺术蕴藉不足。故而当我们站在真正文学艺术的角度，回首历史，面对百年来浩若烟海的文学报刊、难以计数的文学书籍的时候，又会深深感到精品太少的遗憾。
2.人文型心态。本世纪以来，在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造就了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自幼接受过系统的中式教育，海外留学生涯又使他们接触了近代西方的文化思潮和民主政治，这就使他们对本国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心态，即虽然心怀匡世救弊的忧患意识，向往个性解放，但又反对暴力革命，只期望通过宣扬“人性”之爱，通过艺术美的感染，来化解人间的纷争与仇恨；通过鼓吹民主与自由，来消除社会的不平与黑暗。
现代文学史上的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从主导倾向来看，表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心态。徐志摩是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中，孕育了他一生作为精神支柱的对“爱、自由与美”的向往的。正因沉溺于这样一种理想人性的梦幻，徐志摩无法容忍现实斗争的血腥。1927年，当中国的大革命蓬勃兴起及至归于失败时，徐志摩在为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疯狂痛心不已的同时，仍然相信人间的互助一定会超过互害和互杀的动机。面对严酷的政治现实，留学美国，深受强调理性自制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梁实秋，同样固守着自由主义的人文心态，渴望通过“人性论”的呼吁，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徐志摩、梁实秋等人相比，沈从文虽然没有留学海外，但作为一位旧式军人出身的作家，也许由于看到了太多无谓的争斗与杀戮，使他早就产生了对人性沉沦的痛恨，而几乎自发地萌生了对超越政治的人性美的向往。走上文坛之初，沈从文想到的即是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被财富扭曲了的理性。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沈从文也一直在力图通过富于人性意味的文学，恢复民族的生机。他曾形象地说过，自己无意于建造“豪楼杰阁”，只钟意于精致的“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人力图超越政治的人文心态，本是有着独特价值的。尤其是他们对人性的探索，对生命之美的歌唱，从根本上说，是与“五四”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但因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的日趋尖锐，他们的言论及作用，又是不合时宜的，注定了要陷入尴尬的境地，往往既不被权力当局所欣赏，也不断遭到了来自革命文学阵营的批判。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文坛上，在关于人道主义、关于“异化”问题的探讨中，在一度兴盛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人文型心态。一些作家重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实质，仍不过是力图从人性回归的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曲折。寻根作家们的心态特征是：不再满足于像“伤痕文学”那样，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控诉和揭露“极左”思潮导致的灾难，而是希望透过现实生活的表现，从民族人文心理的历史积淀中，清理批判其中的消极因素，寻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契机，同时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层突破。在莫言、韩少功、阿城、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心态。
3.超然型心态。由于个人经历、气质类型及环境影响的不同，也有许多作家，不像政治型心态的作家那样金刚怒目，也不像人文型心态的作家那样有着改造人性的清醒动机，而是力图超然于世事纷争，更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娱世功能以及自我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心境。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地上，当许多作家奋起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大潮时，以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人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却热衷于“吟风啸月”，沉溺于言情春梦，表现的便主要是这样一种超然心态。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血火纷争的现实，一度昂扬激愤的林语堂，也终于收敛了自己政治思想的锋芒，逐渐转向了幽默闲适、超然物外的“生活的艺术”。与林语堂相比，张爱玲表现出更为异乎寻常的超然。林语堂尽管向往于恬淡的艺术心境，但他并没有完全忘却政治，仍不乏爱国热情。张爱玲则不然，她是以一种带几分冷漠和茫然面对政治、面对国难的。抗战期间，她仍在醉心于描写姨太太少奶奶的闲愁，深门闺秀的郁闷等。面对战乱，张爱玲虽也曾为她的英国老师惨遭误杀大为震惊，但她由此意识到的仍不过是超然意味的人类行为的荒诞所导致的“人类的浪费”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文艺界步调一致，强调“为政治服务”，致使许多作家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超然”心态也就几乎不可能了。新时期以来，显然是与思想的自由解放有关，我们才重新体察到这类心态的存在。比如同样是写“文革”期间的苦难，在杨绛的《干校六记》，孙犁的《鸡缸》、《王婉》等小说中，我们会感受到另外一种不同于“伤痕文学”的旷达意味。在素有“仙风道骨”之称的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中，我们也会充分体验到一种飘逸的情怀。
从文学实践来看，超然当是有利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心态。一位作家，只有在痛切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又跳出生活本身的匡拘，如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更好地进入艺术创造之境。正因如此，新时期的杨绛、孙犁、汪曾祺等人的作品，虽不曾在文坛上引起很大的轰动，且作品数量较少，但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却不是许多轰动之作所能比拟的。当然，从历史上看，情况又是比较复杂的，由于文学价值往往又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超然情怀又必会导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创作缺乏应有的时代感染力，甚至丧失应有的是非标准，从而影响作品的整体价值。因此，像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尽管凭依超然心态，使某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但毕竟又缺乏历史的深刻与凝重。至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作品，由于本来就往往不是以深切的生活体验为根基的，就更谈不上多少文学价值了。
二
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作家的客观生存环境与个人生理心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20世纪的中国作家，虽在整体上呈现为某些主导心态类型，但具体情况又是复杂的，往往表现出矛盾性与多面性等。
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心态复杂的作家。在其心态结构中，除了刚烈决绝，富有反叛精神之外，又不无彷徨悲观、小心谨慎、敏感多疑的一面。在日留学期间，他曾参加了反清组织“光复会”，有一次，领导人指派他去刺杀某位清廷大员，他先是同意了，既而又借故反悔。当他看到冯乃超批评他的文章中出现了“鲁迅老生”的字样时，这也许本来是排印失误，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长时间耿耿于怀。我们还知道：鲁迅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曾成为“左联”的领袖人物，但对革命又不无戒心，曾以玩笑的口吻对冯雪峰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注：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鲁迅心态的复杂，除了因为亲眼目睹的人间的凶险与欺诈太多之外，显然又与身体羸弱、患有肺病之类的生理状况不无关系的。
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还会看到，另有不少作家，是因自己的艺术追求、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导致了心态的多面性。李金发本是热衷于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当得知同乡好友熊锐在“四·一二”大屠杀中遇难的消息后，曾愤怒地著文谴责杀人的“反革命”。在反动派继续“清党”时，他又曾多次出面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据丁玲回忆，当年胡也频牺牲不久，徐志摩曾不避风险，亲自登门探望，提出请她以及李伟森、柔石、殷夫、冯铿等五位“左联”烈士的家属一起吃饭，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思，对生者的慰问（注：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在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亦分明可见徐志摩这位崇尚爱与美的诗人，基于人道主义的正义感，对反动势力的不满。即如胡适这样的“反动文人”，由于深受西方现代民主文化的影响，当年也曾尖锐指责国民党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要求尽快制定宪法，实行专家政治，并曾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公然声称：“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胡适的这些言论，一度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上海市党部曾经作出决议，要求“国府”严惩胡适。
也有的作家，其矛盾心态，是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有关。如林语堂，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曾经表现出凌厉飞扬的斗士风采，但因心中深深铭刻着特定自然环境影响的印记，又使他骨子里一直不曾断却对超然人生境界的向往。林语堂幼年曾生活于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环境：远山起伏，常常掩映于云雾之间。村庄附近有一条美丽的溪流。幼时的林语堂，常与弟兄们来溪边嬉乐，或于山顶观赏白云，或俯看山下的村庄，看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山脚下的土地上移动着。这样一个静谧而又超然的生存空间，对林语堂心理素质的潜在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林语堂本人在《回忆童年》中所说：“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注：参见施建伟：《林语堂在大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显然，正是与之有关，使林语堂不时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
此外，艺术规律与现实要求的冲突，也在导致作家心态趋向复杂。建国后的周扬正是如此。在“极左”思潮风行时，出于对党的忠诚，周扬曾步步紧跟，在历次运动中伤害过不少人，但周扬毕竟又是一位懂得艺术规律的理论家，对建国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从内心里感到不满。有一次，他曾私下里对沙汀讲：“扫清道路是为了建设，现在应该从正面切切实实做一些工作了。一天、一年四季都搞运动总不成的。”他还以满清为例指出，那时虽有文字狱，但却还是让文人学者搞了《四部丛刊》！他甚至感慨地提到了鲁迅，说：‘鲁迅死的时候才五十六岁，可已做了不少的工作了！’”（注：《沙汀日记》，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第203页。）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当时许多作家浪费年华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遗憾。正是从这样的复杂心态入手，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周扬，我们才能理解，周扬平反复出之后，何以会很快地转变观念，支持思想解放，并写出了受到责难的正确评价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何以会真诚地向许多作家道歉，并很快赢得了中国广大作家，包括那些为他伤害过的作家们的理解和敬重。
三
文学作品的成功，是以某种有效性心态为保障的。只有在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心理状态下，作家的想像才能活跃，文气才能贯通，才能进入一种高妙的自由创作境界。总结20世纪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活动，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三种心态，影响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
1.政治禁忌心态。从“五四”运动开始，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一直受到进步文学阵营的重视。但在许多时候，这种作用往往被夸大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作家的创作，常常要受到从政治出发的严厉挑剔。从文学史来看，这股“左”风，最早兴盛于30年代的“左联”。“左联”成立之初，甚至一度不重视创作，而只是要求作家必须参加示威游行之类政治活动，否则就要受到批判打击。郁达夫只因表示“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即遭“左联”除名；茅盾因请假写《子夜》也在会议上受到攻击。即如被奉为“左联”主帅的鲁迅，也曾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后，在革命文艺阵营，这种从政治出发的批判声浪一直不曾停息。解放战争期间，胡风的文艺观，曾被视为“主观唯心主义”，多次受到批判。在东北解放区，负责创办了《生活报》的萧军，也只因关于苏联的看法言语不慎，竟被无限上纲，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人，受到组织处理。建国之后，由于对文学政治功能的进一步肯定，政治批判之风更是愈演愈烈。即如茅盾、夏衍这样一些建国后受到重用的作家，周立波、欧阳山这样一些来自延安的革命作家，也不时陷入难堪。茅盾因关于文艺题材问题的看法，被攻击为“反对工农兵方向”；夏衍的剧本《考验》，只因剧中人的一句怪话，被柯庆施下令停演；周立波、欧阳山表现新生活的《山那面人家》、《在软席卧车里》等作品，也被指责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这样一种“极左”思潮的日趋泛滥，势必造成作家的禁忌心态，使他们不得不审慎从事，从而严重地危害了文学创作。尤其是建国后，许多功力深厚，曾经有过创作辉煌，时值盛年，文化艺术素养及生活积累也更为深厚，本应写出更多更优秀作品的作家，由于心态失衡，不仅没能继续写出成功之作，有不少人甚至干脆放弃了创作。茅盾曾婉拒文化部长职务，希望能安静地坐下来，把几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完成，却未能如愿。自从《考验》被禁之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夏衍除了改编过保险系数较大的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等作品之外，再也没有写过剧本；周立波创作了《山乡巨变》之后，因感到生活变化太快，看不准，再也未敢写过长篇。这样一种禁忌心态，在另一些出身于革命队伍的年轻作家那儿，也明显可察。杨沫的《青春之歌》，本是一部肯定和赞颂知识分子献身革命的优秀作品，但创作过程中，作者一直在担心是否有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共产党员之嫌。小心翼翼的心理重负，显然制约了这些作家创作才能的进一步发挥。
2.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实践证明，成功的文学之作，需要一种潜心以求，不为其他外在因素所囿的独立心态。而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战乱或动荡不安的变革状态，致使许多作家心中一直涌动着一种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情绪，从而影响了文学作品的质量。
“五四”时期，胡适的那部《尝试集》，虽然不无白话诗开山之作的意义，但因胡适当时的创作动机，并非真正缘之于诗情的不可遏制，很大程度上是出之于进行白话革命的功利目的，故而其诗作，大多缺乏应有的诗意。即如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由于急功近利的创作心态，也致使某些作品留下了粗疏的遗憾。走上文学之路的巴金，由于支配其创作的仍是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不可遏止的政治激情，虽然创作速度快，数量大，但在质量上却注意不够。为此，当年就有一些忠诚的朋友力劝他慎重发表文章，可惜的是，巴金为时代的热情所激励，无视这些逆耳忠言，仍在匆忙地写着，导致不少作品热情有余，艺术锤炼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要求，许多作家更是处于一种匆忙的写作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艺术心态的制约，我们看到，有的名声卓著的诗人、作家，创作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产生了令人惊讶的衰退。比如建国之后的郭沫若，诗歌题材虽然异常广阔，从大跃进、公社化，到除“四害”、治棉蚜，每每都有密切配合，为之服务的诗作发表。但在这位著名诗人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却大多是一些口号罗列，了无诗味之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振奋民心，上级曾下达任务给曹禺，要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以“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胆剑篇》。经过一番努力，该剧总算完成了。由于切合了时代需要，这部作品虽然受到了时代的欢迎，但在“赶任务”的心态中，显然难以保证艺术的质量，致使这部剧作明显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人物缺乏个性化的缺陷。
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无疑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社会文化氛围。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欲的诱惑，以及来不及消化的西方各种现代文艺思潮的冲击，也使许多作家心态失衡，烦躁不安，从而影响了文学的成就。仅以长篇小说而论，虽正在以每年四五百部的速度递增，但真正具有可读性、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品却是凤毛麟角。
3.宗派心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宗派情绪也一直是困扰着作家们的心态之一。早在“左联”成立前后，“创造社”与鲁迅之间；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以及后来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与其他一些作家之间，由于个性、艺术主张、审美趣味的不同，以及某些方面的误解，就已产生过宗派性质的矛盾。建国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除了原有的一些宗派情绪之外，某些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之间，某些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之间，也时常产生一些宗派性质的纠葛。至今，在全国各地的文坛上，宗派性质的“小圈子”、“小团体”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作家们之间，缘于宗派情绪的纷争与纠葛，必然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复杂，必然会造成不应有的内耗，从而影响创作活动的正常开展。更为严重的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甚至会促成文坛的悲剧。现在看来，50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等冤案的形成，以及冯雪峰等许多作家先后被打成“右派”，根本原因固然是“极左”思潮的泛滥，但作家内部由来已久的宗派冲突，历史积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
四
就文学创作而言，一部作品的成功，必须借助自由与真诚的有效创作心态。
真诚是一位作家创作成功的心理保证，也是作品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故而在本世纪文学史上，诸如郭沫若的《女神》、殷夫的一些“红色鼓动诗”等，虽然意境缺乏锤炼，文字也不够精当，但因抒发的是个人燃烧的挚情，至今读来，仍会为其热力所感染。另如《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一大批主要缘于政治动机的作品，也已因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红色经典”。由此可见，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非天然的水火难容。一般说来，过分强调政治动机会影响文学艺术，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作家所遵从的政治要求是否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意志，是否已内化为作家个人的创作意愿。一旦把握了这样的历史意志，且进入了这种“内化”境界，即使从某种政治功利出发，同样是一种真诚的心态，同样会获得创作的成功。上述“红色经典”作家正是如此，他们本身就是革命战士，早就受到了革命文艺思想的熏陶，因此，对他们来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歌颂革命斗争、歌颂社会主义，是一种真诚的个人意愿，而不是另外某种背离艺术规律的异在力量。实际上，这样一种已经内化为个人意愿的政治动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有效创作心态。
同样，只有在超越浮躁功利，排除思想禁忌及其他一切非艺术因素干扰的自由心态中，作家才能进入一种审美的创作境界。建国之前的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在政治方面当然不是无可非议的，在创作心态方面，却是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故而他们的一些作品，虽然缺乏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艺术成就却又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孙犁、汪曾祺等人的作品，虽然不像更富于政治激情的作品那样容易引起轰动，但因他们进入了一个更为超逸淡远的自由创作境界，其作品也就表现出了更为诱人的艺术魅力。
从文学研究来看，注重从多种因素入手把握作家的复杂心态，实质上，也就是将作家恢复到有着整体生命状态的个人本身予以观照，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政治的或阶级的抽象符号。正是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视角出发，我们才可能弄清即如鲁迅这样伟大的革命文学家，其作品中何以会有仅从革命出发便不好解释的诸如低沉悲观、敏感多疑之类复杂的情感倾向；才便于解释诸如徐志摩、李金发这样持中间立场的诗人，何以又会同情甚至出面营救共产党人。此外，如果我们超越政治，注意一下恬淡静谧的山水风光对林语堂先在心态的影响，也许会进一步理解林语堂何以在政治游涡里几经挣扎之后，终于还是归于对“闲适”性灵的迷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研究才能更为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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