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利建设论文,农田论文,明清论文,地区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明代三峡中部地区水利发展明显落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畲田农业占有较大的比例，但畲田从烧木走向烧草，畲田农业即将退出三峡地区的历史舞台。清代初年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仍是土多田少，但西部地区在水田运动风潮下，田的比例相对更大些。清中后期三峡地区册载的田土比例中土的比例增大，而实际上的土的比例会更大，这是清代三峡地区移民旱地垦殖风潮的结果。三峡地区水利发展极不平衡，三峡西部地区水利发展明显优于中部地区。因此，我们对于三峡地区的农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不可一刀切。
三峡地区水利建设真正广泛兴起是在明清时期大量移民山地垦殖高潮下产生的，故我们主要研究分析明清两朝三峡地区垦殖和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
一
明代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主要是以大量荆襄移民进入三峡腹地进行开发为主要特征。如明代已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麦子山一带有平田，有居民千余户〔1〕， 归州箬叶坞“聚众万人”，巴东小戒山“田则平旷，容百余家，昔时居民多避兵乱于此”〔2〕，连山高水险的巴东已有了山田地七百六十八顷九十三亩〔3〕。当时的一些诗文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曹学佺《夔州竹枝词》称当三峡“沿江坎上即田畴”，杨慎《竹枝词》则称“最高峰顶有人家，冬种菱菁春采茶”。
据同治《宜昌府志》记载，明代后期东湖县有田1606.56 顷， 地4364.29顷，塘58.19顷，合计为6034.06顷；兴山县有田45.73 顷， 地319.92顷，塘0.05顷，合计365.61顷；巴东县有768.93顷田地山；归州有田地4217.28顷。 由上可见明代三峡东部地区的农田垦殖和塘堰水利都有较大的发展。同时，三峡西部和中部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已有了十分大的成就。以下是据正德《四川志》和正德《夔州府志》统计的明代三峡中部和西部地区水利设施分布状况：
地点 堰的名称和数量 塘的名称和数量 备注
长寿 后冲、茅平、清水等47座
1283口
涪州 冲脑、祖基、高崖、下大、冲边等153座 1363口
丰都 清水、西溪、龙门、鱼溪等41座 253口
忠州 花林、苦竹溪、楠木、牛石等116座 162口
开县 观音、石虎、小阳溪、石子溪、带滩、槽溪等72座
新宁 金花、嘴口、梅子口、青斋堂、泥坝等11座
127口一说陂堰总数174所
梁山 马安山、沙河、都金寺等66座 一说堰仅6所
万县 密陀坝、金城、
小蒲、池坝、石
龟寨、盖头岭
等40口
云阳 田溪、中坝、桑坪溪、白羊坝等59座 21口陂
一说35座堰
奉节 龙井洞、南渡水、草堂、綦江、石门等15座 5口
巫山 流水溪、水坪村、龟山、龙阜村等12座 有塘
大昌 溪淘、鱼鲜溪、龙洛坪、麻池等11座
10口
大宁 马边洞、马真坝、谭家坝、铁龙溪等18座
建始 大溪坝、客堂坝3座
从以上三峡中部和西部地区水利设施分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以上总计共有堰624座，塘陂3264口， 主要分布在沿江平坝和丘陵台地地区，这反映了明代农业垦殖和水利建设仍主要在沿江地区的事实。
其二，我们以万县为界划分两个区，三峡中部地区包括奉节、巫山、大昌、大宁、云阳、万县、建始七县，西部地区包括忠县、丰都、涪陵、开县、新宁、梁山、长寿七县。这样其中部地区只有堰118座， 平均每县仅16.85座，塘陂76口，平均每县仅10.85 口； 但西部地区有堰506座，平均每县为72.28座，有塘陂3188口，平均每县为455.42口。可见三峡地区当时农业水利设施分布是十分不平均的，西部地区水利发展明显强于中部地区。中部由于多系中高山，堰多于塘；西部以中低山和丘陵平坝为主，塘比堰多。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主要是与当时中部地区以中高山地为主的环境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相关联的。
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明代三峡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垦殖指数仅3.08%，虽然这个指数可能比实际垦殖指数低〔4〕， 仍仅是反映沿江平坝地区的垦殖状况，但是在明代畲田农业仍是三峡中部和东部地区山地主要的耕作方式，并没有计算在指数内，则也可以证明这个沿江垦殖指数可以大概反映三峡中东部地区的需要水利灌溉的垦殖指数。这样也可以说明三峡中部地区为什么水利建设如此落后之原因。
关于明代三峡地区畲田确实仍是十分广泛的。据笔者统计，当时夔州、大昌、荆州府、施州均盛行畲田〔5〕，所谓“火耕水耨之民， 比邻相结”〔6〕。明代王叔承《竹枝词》也称：“白盐生井火烧畲”， 也是其时畲田的反映。必须指出，明代三峡畲田与唐宋时期的畲田也有一点区别了。据刘禹锡《畲田行》记载当时是“上山烧卧木”，范成大《劳畲耕序》也称：“春初斫山，众木尽蹶”，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当时烧畲主要是烧大木。但是明代却有所不同。
万历吴守忠《三峡通志》卷5记载：
（施州）山田随势开垦无顷亩，刈其草焚之以灰其田，田乃茂。稍薄则灰力尽矣，又芟他而田之，石多则掘土，施运为田以种。所谓刀耕火种者以此。
从以上记载来看，当时畲田所烧的不是大木，而是草。出现这种状况可能是明代三峡中部地区山地开发加快，人口增多，森林受到较大损坏，火耕后田土抛荒时间缩短，刚长出茂草便又行火耕的结果。这一点从侧面透露出了当时三峡地区山地开发加快，畲田农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信息。
二
明末清初四川湖北均战乱不已，社会经济受到史无前例的摧残，三峡地区正是战乱的重灾区。从清初开始，清朝便在四川开始实行了招抚流散居民、鼓励外地移民入川垦殖的政策，许多移民进入三峡地区，使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恢复时期〔7〕。 清初垦殖还基本上是处于对明代旧地的复垦上，这可从以下康熙年间三峡中部和西部地区田土比例上看出这一点。
清康熙年间三峡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田土比例表
注：以上田地统计为方便起见，将亩后的分、厘、毫、丝等省略不计，总田地数也足在省略后重统计出来的。资料主要出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曲》和道光《直隶忠州志》卷4。
以上我们将奉节、巫山、大宁、大昌、建始、云阳定为三峡中部地区，开县、梁山、忠州、新宁定为三峡西部地区，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地理环境的不同。这里统计的田地只是清初政府能控制的承载田赋的田地。其中三峡中部地区六县才共有田19.81顷，有地21.52顷，每县平均仅有田3顷多，地也不到4顷；三峡西部地区四县共有田878.63顷，有地299.95顷，平均每县有田200多顷，地70多顷。 中西部地区垦殖状况极不平衡。 从田土比例来看， 清初三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十县有田898.63顷，地为323.47顷，田土比例为74:26，田多于土；若从中部地区四县来看田土比例是46:54，则土多于田；若从西部地区六县来看， 田土比例是75:25，田大大多于土。
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清初四川土著多流亡，田土荒芜，最先的移民进入四川，自然是先在抛荒的明代旧地复垦。这些旧地一般都应是在地理环境相对优越靠近江河两岸的平坝丘陵台地地区，水利条件较好，自然以水田居多，故清初三峡地区田多地少的田土比例是可信的。从以往笔者的研究表明，清初三峡地区的垦殖指数仅1.58%至2.58 %左右〔8〕，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主要的人口都集中在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地区， 以田为主自然在情理之中。在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3.37至12.17 人左右的情况下，广大山地也不可能有更多的隐匿人口和田土，所以以上的田土比例基本上是客观反映了当时开发局限于沿江河平坝丘陵台地地区的垦殖情况的。
实际明代在开发正常的情况下三峡地区客观上应地多田少的，这一点可从三峡东部地区情况得到印证。如明夷陵州原额有田1606.57顷， 有地4364.29顷〔9〕，田土比例为27:73。兴山县明代原额有田45.13顷，有地319.92顷，田地比例为12.36:87.67。巴东县明代原额有田0.93，有地768顷，田土比例就更悬殊了〔10〕。 清代初年这些地区开垦十分有限，如夷陵州原额共有田土5970.86顷， 但清初开垦出的成熟田地塘仅1054.29顷，还没将原额田土中田的部分开发完全。 兴山县原额共有365.05顷田土，但清初只开垦出成熟田塘35.96顷〔11〕， 也还没开发完田土中田的部分。这一点又可从侧面证明清初三峡地区田多地少确实是开发不足而还主要集中在平坝丘陵台地地区开发的结果。
三
从清乾隆朝开始，三峡地区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大量湖广和其它籍移民大量涌入三峡地区，沿江平坝、丘陵台地已经复垦完毕，大量移民开始了向三峡腹地的山地垦殖的浪潮。在这种情况下，三峡地区在嘉庆时期的人口密度已为每平方公里30.17至38.24人左右，垦殖指数为4.03%至5.32%左右， 到清后期则垦殖指数达11.90%，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65人〔12〕。
最初移民们往往是“遇有溪泉之处，便开垦成田”〔13〕，各地移民在溪流所经的平缓地区都开垦了大量水田。
对于三峡西部地区地理环境相对易于发展水田耕作，除平坝浅丘地区开辟的水田外，一些中丘、深丘地区已开辟有梯田。
对此，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记载：
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山，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缘塍横平山腰，望之若带，由下而上竟至数十层，名曰梯田。
三峡中部东部地区的奉节、巫山、云阳、城口、大宁、巴东、归州、兴山等地，水田仍主要集中沿溪河的两岸平坝地区，溪流两岸也出现了梯田。
巫山县：“沿途山沟两旁坡下俱辟水田，田随山势之高下，如梯级”，连深处的老林徐家坝一带已有“稻田麦陇”〔14〕。巫山石柱溪有水田一千五百多亩，杨柳坪有数百亩，抱龙河稻田可出谷千石，龙溪堡稻田数百顷，上下田堡有稻田数百顷，大昌东西坝有“稻田颇多”之称，莱子坝稻田数百顷，沈溪坝至官渡坝稻田数百顷，南岸一牌北岸二三四五牌及大昌各堡“均有水田，产谷颇多”〔15〕。
城口厅：道光《城口厅志》卷4 《山川》中对各地水田作了较细的记载，笔者以其记载百余亩处以100亩计，数十亩处以50亩计， 十数亩处以10亩计，数百亩处以500亩计， 可知其厅木瓜坝等地共有水田1960亩左右。主要分布在一些邻近溪河的坝坪之处。
大宁县：朱家坝有稻田数百亩，田家坝则达千亩，千龙洞有稻田数百亩〔16〕
兴山县、归州“山湾水曲，间有稻田”〔17〕，归州近江的茅坝、建东两乡“稻田居多”〔18〕。
云阳安乐坪已有“良田数千顷”〔19〕。
到清中后期，田土比例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可以分析以下表内情况：
注：以上田地数亩以下的分、厘、毫、丝为统计方便均省略不计，总数也是在省略后的数字上时重新统计的。本表资料主要出自；道光《直隶忠州志》卷4、同治《增修万县志》卷8、光绪《长寿县志》卷9、 民国《丰都县志》卷9、道光《城口厅志》卷9、 光绪《大宁县志》卷3、民国《云阳县志》卷3、光绪《奉节县志·田赋》、 光绪《巫山县志》卷9。从以上我们可看出：三峡地区西部的丰都、万县、长寿和忠州四州县，共有田9284.34顷，地3150.85顷，田土比例为75:25。 三峡中部的巫山、奉节、大宁、大昌、云阳、城口六厅县共有田2105.07顷，地2450.10顷，田土比例为46:54。共计以上十县州厅有田16990.41 顷， 有地5600.95顷，田土比例为67:33。仅从以上统计我们可看出，三峡地区清中后期的垦殖状态是田多于土，只是田土比例中土的比例比清初有了增长，田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反映了清中后期山地垦殖旱地增多的事实。但这个结论还需从两个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
其一，从一方面来看，清代三峡地区垦殖发展是与乾嘉时的四川梯田运动相并行的，梯田运动本身的特性最适宜于丘陵和中低山地区。这样，三峡西部地区的环境更适应梯田发展，故从册载田土比例来看，三峡西部的田明显大大多于土；而三峡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由于环境以中高山为主，水田发展受到较大局限，故册载的田略比土少。对此郭声波先生也认为清代忠州、重庆等川东地区水田比重大，而夔州府主要的则是旱地垦殖地区，垦地在60%以上〔20〕，也说明了三峡西部与中部和东部地区水田与旱地比例的地域差异。
其二，以上册载的田和土绝对面积都比清初有了甚大的增长，只是土增长的比例略比田大，其体现的发展趋势是可以令人信服的，但其册载的田土比例是否完全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实呢？今四川万县地区现有幅员29485.17平方公里，其中平坝占2%，丘陵占22.51%〔21〕，即平坝和丘陵共有7226.82平方公里左右， 合今亩为11536142 亩， 折清亩10613250亩，为106132.50顷。其中平坝面积为589.70平方公里， 合今880422.1亩，折合清亩809988.33亩，为8099.88顷。今万县地区相当于清代的万县、奉节、巫山、大昌、大宁、忠州、梁山、云阳和城口等地，其时共有田9822.54 顷（上面三峡中部六县的2105.07 顷+忠州的2152.92顷+梁山的4638.54顷）〔22〕，其面积已经超出当地平坝面积近1700多顷。这1700多顷水田自然是在其它丘陵台地和山地上了。考虑到大量城镇居民用地占去平坝，这里分布在丘陵台地和部分低山上的水田可能要超过2000顷以上。由于水田主要分布沿江河平坝和灌浅中丘地区，耕作固定，官府便于查实，难有更多的隐匿水田，以上统计的水田面积应是比例接近客观实际的。
但其册载旱地数字却是与事实出入较大的。清代三峡地区移民进入三峡腹地垦殖主要是以旱地垦殖为主，这在三峡中部的夔州府和东部宜昌府应更明显，旱地理应比水田多得多，对此有关方面记载不绝于书。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 《民食》认为三峡地区“山坡硗确，绝少稻田”，归州、兴山一带“山湾水曲，间有稻田，不足以供客商之食，城市所需米粮恒仰济上游……”，而奉节县只是“干溪沟、黑楼门等处间有水田，周围宽一六里二三里，以亩计者不过千数百亩而已”。
巫山县：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其田多零星散见，绝少大坪大坝，不便计亩清量，且旱地倍于水田，所产玉、藷、梁、粟等类亦倍于稻谷。秋成不足以裕民食，必旱地登始为丰年。”《三省边防备览》卷八称：“惟西北一百二十里大昌地稍平衍，有水田数十顷，尚为膏沃。”
城口厅：道光《城口厅志》卷6《风俗》：“山多田少， 高坡陡岭皆为开垦。”
大宁县：光绪《大宁县志》卷1 《地理·风俗》：“惟活水膏腴之田不忧水旱，而山川险阻，沃壤平畴不过百分之一。”
云阳县：据《三省边防备览》卷8 记载只有“路阳二坝水田数十顷，故奉节云阳巫山三邑城市仕官兵民朝夕饔餐均供济上游”。
兴山县：据同治《宜昌府志》卷11和14记载：“农人地无平畴，坡尽陡立”故“沿山开阡陌。”
三峡的万县、开县、梁山在清代三峡地区中水田比例相对较大，有所谓“夔府产稻之乡首开县次万县”〔23〕。但同治时万县“凡深山逃莽，峻岭层岩，但有微土者，悉皆树艺”〔24〕。 旱地比例仍是十分大的。三峡东部的东湖县仍是“地不产稻”〔25〕。
应该看到的是当时大量山地旱地垦殖，是在明代三峡畲田农业消失后发展起来的固定耕作，仍具有十分大的迁徙性和不定性，清政府本身又采取的轻赋政策，所谓“山内征收悉从轻”〔26〕，“顷亩无定，税额极轻”〔27〕，故其绝大多数中高山地的旱地垦殖完全没有承担政府的赋税，成为隐匿土地，政府无法统计入册。
对此，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志》又载：
盖历来俱系计户均丁，亦犹田亩之指地认粮也。深山穷谷之民性既愚顽，兼复奇苦，治之者不事苛求，自昔然矣。
所以以上统计的所有田土比例并没反映实际的田土比例，其只是官方册载的田土比例。对此郭声波先生曾谈到整个四川清中叶的耕地隐漏率为36.71%〔28〕，可能三峡的山地地区隐漏应更高，可以40 %折算。上面研究表明水田的隐匿可能较小，则这40%的隐匿主要是旱地，特别是坡耕地。由此我们可以算出三峡地区西部的丰都、万县、长寿和忠州四州县，实际共有田9284.34顷，地5251.42顷，田土比例为64:36，水田多于旱地。三峡中部的巫山、奉节、大宁、大昌、云阳、城口六厅县共有田2105.07顷，地4083.50顷，田土比例为34:66， 旱地多于水田。共计以上十县州厅有田11389.41顷，有地9334.92顷，田土比例为55:45，水田仅略多于旱地。
四
清代三峡地区的山地垦殖运动是在四川水田运动风潮下进行的，故三峡地区水利灌溉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一）首先三峡西部的万县、忠县、丰都、涪州、开县、长寿和东部的东湖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相对优越，水田比例大，水利灌溉发展更明显，水利规模更大，水利工具使用率高，效益要好得多。
开县一带是当时夔州府的主要产谷区，水利设施较多，特别是用筒车较普遍，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记载：“东溪曲折其中，两岸俱用筒车灌溉沃田数百顷，而县西临江距县城九十里，西邻新宁水田数百顷，膏沃更胜于东里，故开县在夔府粮米最裕，云奉亦资其接济也。”
万县一带水利设施也十分普遍，同治《增修万县志》卷10《水利》认为：“万临大江，多溪河，里甲塘堰之数不可胜计，其它大半山田而为腴米之乡，则水利为闾阎争水如争谷。”
三峡西部的涪陵一带塘堰水利也较发达，有所谓“救济唯赖塘堰”之称〔29〕。
以民国时丰都县的水利资料来看，有大小水利设施用工程30多个，一般的堰都能灌溉数百亩，如其大堰能灌溉500多亩，长堰能灌溉700多亩，乐善堂堰能灌溉1000多亩。其中弥基湾仓石大堰长50余丈，宽30多丈，能灌溉数百亩。灌溉量最大的晕洞堰可灌溉田数千亩。有些堰如大月坝场桥堰，完全凿石壁成沟而成，有时难凿之处用则用“架木”续之〔30〕。
三峡西部的梁山县水利十分发达，据光绪《梁山县志》卷2 记载其有东溪堰、春耕堰、刘公堰、熊家堰塘等52项，方式多样，有筑堰架桢引水的，长达30余里，有的地方则凿塘和筑塘灌溉，形成所谓“每遇天旱即决堰灌田，禾苗沾润无虞枯槁”〔31〕。
三峡东部的东湖县，地理条件相对也优越，据记载早在明代其就有塘面积58.19顷，每顷水田拥有3.6亩左右塘以资灌溉〔32〕。清代其地水利设施中自然的潭泉分布较多，同时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塘堰，如双堰塘、龙王堂塘、竹堰塘、翁家堰、琵琶堰、刘家堰、王家堰、荷花堰、沸水堰等〔33〕。
在三峡西部地区清代已经较多使用冬水田以资灌溉。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川东）山顶不能作池，则就各层中田形稍大者深耕和泥，不致漏水。作高塍二三尺蓄冬水以备春种之用，如平地池塘，然其泥脚深颇能耐旱。
冬水田的实行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完全靠自然降雨来进行灌溉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二）三峡中部地区由于环境制约，水利发展受到限制，但在水田运动和旱地垦殖的浪潮交织中比之于前代仍有明显的发展，较广泛地运用自然溪流、山塘和扎溪成堰进行灌溉。
巫山县：
县南岸五甲地名石柱溪有古堰一道……盘旋二十余里，溉田一千五百余亩。
杨柳坪……坪内稻田数百亩，水由上坪山上溪下注，阴月时土人引储堰塘以备旱灌田。
由官渡河以上水田甚沃，皆资堰塘储水出谷，故河田为多。
此外如南岸一牌北牌二三四五等牌及大昌各堡地方均有水田……或浚堰开塘以备干旱〔34〕。
大宁县：
白杨河……经过之地，皆产谷这区。沿河居民，压堰激水，推波助澜，虽岸高寻丈，能用筒车吸取，以溉近溪之田；溪壑之水，别为竹、木、石榄，曲引疏灌倚山之田，不使有遗利也。
羊乔坝……溪流潆洄……当田涸需水时，农人以桔槔车溪流入田，俗名龙骨车，虽高原大陆，亦能按车连灌而入〔35〕。
同上面情况相类似的还有赵家坝堰塘湾、水浪沟和菱角堰等〔36〕。据记载大宁县较广泛地用筒车来吸取河水灌溉，其中赵家坝有筒车10架，马镇坝有30架，鸡头坝有100架，田家坝有数十架， 羊乔坝有数十架〔37〕。
城口县：
冲水榜，水田百余亩，水低田高，其法用大竹通其节，埋上中沟，水飞流而下即竹筒中倒冲而上赖灌溉〔38〕。
奉节县：
朱家坝……坝内水田甚沃，皆闸河为堰……（灌）田百余亩
草堂河红堰……灌两岸水田，约出谷二万余石。
青莲河大堰……以灌青莲铺一带水田，出谷一千七百余石〔39〕。
地处巴东、归州、兴山等县水利相对来讲比以上几县还要差，多只有一些自然状态下的泉、潭、溪等灌溉实体，还无值得称道提及的水利设施可言〔40〕。
但是从总的来看，三峡地区水利灌溉水平比其它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仍是十分低的，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 称：“（川东）虽水田不少，而堰渠之利不逮川西川北平坦再收之田。”具体而言，三峡地区的水利对自然的依赖仍较严重，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十分有限，有些地区根本还无可提及的水利设施可言。其进一步表现为农田开发和水利建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三峡西部地区的长寿、涪陵、丰都、开县、梁山、忠州等地地理环境更优越，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水田多于旱地，水田与旱地比为64:36，水利设施中堰塘规模较大， 较广泛地运用龙骨水车、筒车、水桢等工具来进行灌溉。而三峡中部和东部的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大宁、城口、巴东、归州、兴山等地地理环境较差，经济开发受到制约，旱地多于水田，水田与旱地比为34:66， 水利设施中堰塘规模较小，较多依靠自然的溪流进行灌溉，所谓“灌田然亦间有泉水，可溉田者不专依堰塘也”〔41〕，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如巫山、奉节、大宁、城口、巴东等地自然的泉、溪、洞、穴、潭往往没经人工改造便利用为水利灌溉，其灌溉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自然十分差，有所谓“虽有沟浍溪涧，雨行则涨，雨停则涸”〔42〕。
如云阳有称：“云邑山势连结，民多依山为田，任溪流灌溉，并无平畴大野水利，无堤堰灌溉之功。”〔43〕大宁则“大抵坝田全赖河水，忧涝而不忧旱；山田藉资岩泉，易盈而亦易涸”〔44〕。巫山坪龙坝“大雨时停，土随水下，洞塞田淹，下坝中坝汇为巨浸，人民流离转徙数十年于兹”〔45〕。东湖倒也是“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旱则高田旱”〔46〕。
即便经过人工改造形成的堰塘由于规模有限，一般多只能灌溉数十至百多亩的中小堰塘，受自然左右的幅度仍甚大，往往是：“奔赴不及横决四漫，平畴陆地，概没淹没”，或“一经暴涨，泛滥无归”，多是“沟洫不深，一遇猛雨，山地辄多冲刷之患”〔47〕一遇干旱往往“各家守护水堰，争水不休”〔48〕，但仍多是“稻田竭，草木皆枯”〔49〕。
从水利设施来看，三峡地区比之于川西平原地区来说是，堰多于陂塘；从三峡地区内部来看，中部和东部高山地区山谷溪流较多，形成以堰为主的灌溉格局，陂塘相对要少得多，前面明代三峡地区堰塘分布即反映了这种格局。清代也是如此，如城口“田则依山泉涧筑堰灌溉，少池塘水车之利”〔50〕，三峡中部仅大宁有筒车利用，其它地方不见有筒车。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上我们可看出三峡地区的环境与经济条件由于西部地区与中部和东部地区不平衡，使其农田开发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同时水利发展的规模和方向也不尽相同。西部地区环境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经过不断开发，农业基础较好，而中部和东部地区环境制约，既便经过清代移民山地垦殖高潮和梯田运动的冲击，水田农业发展毕竟有一定的限度，清中后期巫山县仍是“全赖上游开万之米接济”〔51〕，但万县自己“小有荒歉上游惟仰给重庆合川，下游惟仰给忠县”〔52〕，兴山县仍是“稻米多仰给川中”〔53〕，巴东也是“食米皆仰给川东”〔54〕。而旱地农业最后走向以破坏农业生态环境而造成恶性循环的绝地，丰年也仅以包谷洋芋为主食，灾年则食草根蕨屑为生〔55〕。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三峡地区，特别是中部和东部地区仍是贫困至极。至今三峡地区仍没彻底摆脱贫困。
水利灌溉在三峡农业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三峡地区山高土薄，对干旱特别敏感，所谓“能经十日雨，不能耐十日晴”〔56〕，“山田藉资岩泉，易盈而亦易涸”〔57〕，“争水如争谷”〔58〕。直到现在三峡地区的农业水利仍是十分脆弱，对此笔者在三峡地区的多次考察中多有感受。1990年三峡大旱灾，农田完全干涸，山地一片枯黄，所收无几，奉节、云阳和巫山县130 多万人和成千上万牲畜饮水都出现危机。1992年笔者指导拍摄《三峡神韵》电视片时，也正遇三峡旱灾，所到之处感受更为深刻。
总之，在三峡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农业从以上历史的经验来看是没有前途的。有这样的认识后，我们在今天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就要十分注意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开发方式，不能一刀切。今天在三峡西部地区发展大农业是正确的决策，但在三峡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大农业却是不明智的。考虑到历史时期三峡地区中部和东部地区曾是重要的森林地区〔59〕，在三峡中部和东部地区发展大林业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四川》。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2，《湖广》。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5，《湖广》。
〔4〕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5〕章璜：《图书编》卷39和40、《明一统志》卷62和66、 正德《夔州府志》，卷1和12、正德《四川志》卷17。
〔6〕正德：《夔州府志》卷12，《马廷用峒春堂记》。
〔7〕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 《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 《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9〕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志》。
〔10〕同治《宜昌府志》卷5； 《古今图书集成·方典汇编·职方典》卷1192。
〔11〕《古今图书集成·方典汇编·职方典》卷1192。
〔12〕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3〕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本。
〔14〕陈明申：《夔行纪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15〕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16〕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水利》。
〔17〕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18〕同治《归州志》卷2，《城池·疆域乡分图说》。
〔19〕咸丰《云阳县志》卷10，吴大叔，《安乐坪记》。
〔20〕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第112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1〕《长江三峡库区要览》第240 页，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22〕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4，《食货》、 光绪《梁山县志》卷4，《食货志》。
〔23〕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民食》。
〔24〕同治《增修万县志》卷9。
〔25〕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
〔26〕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本。
〔27〕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志》。
〔28〕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第117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29〕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3，《疆城志》。
〔30〕民国《丰都县志》卷8，《农田·水利》。
〔31〕光绪《梁山县志》卷2，《舆地·水利》。
〔32〕同治《宜昌府志》卷5，《赋役志》。
〔33〕同治《宜昌府志》卷2，《疆域志》。
〔34〕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35〕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水利》。
〔36〕光绪《大宁县志》卷1，《地理·水利》。
〔37〕道光《夔州府志》卷7，《水利》。
〔38〕道光《城口厅志》卷4，《山川志》。
〔39〕道光《夔州府志》卷7，《水利》。
〔40〕同治《宜昌府志》卷2，《疆域志》。
〔41〕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42〕道光《夔州府志》卷7，《水利》。
〔43〕道光《夔州府志》卷7，《水利》。
〔44〕光绪《大宁县志》卷1，《水利》。
〔45〕道光《夔州府志》卷7，《水利》。
〔46〕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
〔47〕光绪《大宁县志》卷1，《水利》。
〔48〕光绪《巫山县志》卷7，《水利》。
〔49〕同治《归州志》卷1，《祥异》。
〔50〕道光《城口厅志》卷6，《风俗志》。
〔51〕赵树吉：《
山房疏草》卷2。
〔52〕同治《增修万县志》卷10，《水利》。
〔53〕同治《兴山县志·风俗》。
〔54〕光绪《巴东县志·风俗》。
〔55〕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6〕民国《丰都县志》卷8，《水利》。
〔57〕光绪《大宁县志》卷1，《水利》。
〔58〕同治《万县志》卷10，《水利》。
〔59〕Harlin,John M. and Berardi, Gigi M., ed.Agricultural Soil Loss:Processes, Policies and Prospects,Westview Press,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87 p219.
〔60〕Cochrane,Willard W.,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Agriculture:A Histor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Minnespolis,1979 pp174-177.
〔61〕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下卷）第4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62〕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