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语言管理”路径
——研究方法专论》述评*
何山华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提 要 《“语言管理”路径——研究方法专论》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作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理论流派，对于元语言行为的观察视角、剖析维度、干预方式及可用的研究方法。鉴于“语言管理理论”将干预语言产出和接受的管理行为分为微观层面的简单管理和宏观层面的有序管理，该书从宏观、微观以及宏观与微观的互动3个层面，通过大量研究案例展示了该理论对于语言问题评估及匡正的程序和方式，突出介绍了其常用研究设计和典型数据采集方法。书中出现的大都是微观层面的质性研究方法，体现了该理论对于语言现实的强烈关注。本书对于我国学界强化对微观层面的观察、提升对研究方法的训练、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研究范式颇有裨益。
关键词 语言管理；语言政策；研究方法；微观
《“语言管理”路径——研究方法专论》（The Language Management Approach: A Focus on Research Methodology ）是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Jiří Nekvapil教授等主编的《“语言、社会与交互”布拉格论集》第5卷（Fairbrother et al. 2018）。该论丛的主旨在于上承布拉格学派的遗风，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密切互动关系，并以“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以下简称“语管论”）作为开展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本卷3位主编分别是Lisa Fairbrother，Jiří Nekvapil和Marián Sloboda，均为“语管论”研究圈的核心成员。“语管论”所倡导的聚焦现实语言互动、注重具体管理程序、沟通微观和宏观层面管理等核心理念决定了该路径下的研究极为重视微观层面的数据获取和规律总结，这对于我国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界挖掘本土数据、提炼局部规律、反哺理论建构颇有裨益。
一、内容介绍
全书共分为5部分，另加引言和后记，共16章，每章均是一篇独立论文，有单独标题。书中绝大部分文章都是以“语管论”为理论框架开展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是“语管论”指导下的研究方法案例集锦。本文按顺序对其内容进行简介，并重点关注研究方法。
引言由3位编者共同执笔，题为“语言管理研究的方法”。文章指出，“语管论”所指的“语言管理”并非当前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文献中各种理论所泛用的“语言管理术语”，特别要注意区别于Spolsky（2009）广为流传的“语言管理”概念。在“语管论”看来，Spolsky的“语言管理”仅仅是“语言规划”的一个同义词或下义概念，其核心特征是Fishman（1972）提出的“领域”。而发轫于布拉格学派的“语管论”是目前唯一一个长期坚持使用“语言管理”作为理论名称，并发展出了独立逻辑内涵的理论体系，不可混同于那些只是借用这一术语而无独特理论内容的论述（Cooper 1989：40；Nekvapil & Sherman 2015；何山华，戴曼纯2016）。“语管论”关注的是元语言行为（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进行干预），将引发干预的语言问题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或实体。“语管论”是对20世纪80年代“语言规划”范式的主动偏离，志在摆脱当时语言政策研究领域专事宏观思考，而不体察底层语言运用事实的毛病。“语管论”提出，语言管理的目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个体层面交际中存在的语言问题，并以解决这一微观问题为最终目标。换言之，个人层面的语言问题可以在微观层面通过“简单管理”获得即时处理，也可以引发宏观层面的“有序管理”，并随后反作用于个人语言问题，促使问题消失。“语管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要求所有的宏观管理也着眼于微观行为，这就决定了其方法论极其重视自然发生的语言数据的获取，包括现实和网络空间的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该文介绍了“语管论”研究者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视频录像、音频录音、参与式观察、虚设调查（dummy survey，真正的数据获取是在一个假装调查结束之后）等，强调必须尽力减少观察者悖论的影响。
第一部分主题为“语言管理研究与相关理论”，由第2和第3篇文章组成，主要是理论层面的思考。第2篇题为“语言规划‘流派’及其路径与方法”，作者之一Richard B. Baldauf是国际语言政策研究界的重要学者，对于语言政策领域有深刻的认识。文中使用了“思想流派”的字样，表明作者认为当前国际语言政策研究中确实已经形成了少数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文中提出了经典语言规划研究、“语管论”派、基于领域概念的规划研究、民族志语言规划研究和批评性语言规划研究等流派。该文对不同理论流派所持的理论视角、所关注的焦点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类对应，最终提出并不存在“万能的”或“正统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
我只觉得这个不爱说话的炊事员不错，每天的大清早他都给我们包饺子吃。他天天都要起得很早。秋季里潮气重，大清早，他孤零零一个人，在厨房里择菜，洗菜，剁菜剁肉，连擀带包，该多麻烦呀。
第3篇题为“语言问题管理策略”。该文通过3个渠道获得数据：现有文献检索、学生的语言学习日记、研究者的参与式观察。基于管理者对于语言问题的管理方式、管理时间和管理内容，作者分别总结了不同的顶层和底层管理策略。作者提出，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及其管理行为具有不同特征，应分别予以考察，然后再进行综合考量。总体而言，这篇文章采用了一种比较老派的研究方法，即观察现实、收集案例、分类总结，但胜在数据丰富扎实。
最后，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上升，消费理念也在不断发生改变，传统的项目规划、投资与运营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下排浪式消费带来的同质化竞争，在日益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下，产品更迭速度越来越快，对于个性化消费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从事乡村旅游开发的企业来说，如何更好地协调轻、重资产平衡关系，如何合理进行乡村投资运营体系设计，面对日益多变的旅游市场环境，如何满足客户个性化消费需求，这些都是乡村旅游发展需要面临的挑战。
第11篇题为“通过邮件交互了解语言管理环节：海外留学日本学生研究”。文章在难以获得现场采访数据的情况下，大胆尝试使用邮件采访获得数据。作者认为这种方式适用于远距离长时段获取数据，所获数据质量也较高，不逊于当面采访。但不得不承认，这一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无法实时要求采访者补充、扩展、澄清其回答，且无法保证受访者按时足量完成采访任务。
第6篇题为“使用语言管理理论制作调查问卷”。该文是一个大型项目——马来西亚高校英语授课情况调查的研究设计部分。该项目通过调查不同层面管理者对于同一语言问题的评估和处理，进行相互印证，探讨宏观管理如何影响微观层面的语言管理行为，以及高层管理者如何根据微观层面的反馈调整政策，试图发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连接通道。该项目的问卷设计完全遵循了“语管论”有关语言管理程序的模型，即关注问题、评估问题、设计方案、执行方案四大步骤，可以视为“语管论”应用于大规模调查研究设计的一个典型案例。
第7篇题为“在南非大学艰难推广非洲语言：语言管理的视角”，关注的是非洲高校，试图探究微观层面的管理行为如何反映了学校层面的管理意图。文章微观层面的实证数据，来自一个为期4个月的调查。调查方式包括：3个焦点小组的半开放式访谈、对43名学生的个人访谈（22名女生、21名男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均为祖鲁族）和参与式观察。从研究设计上看，本文的特点在于使用3种调查工具对同一内容进行多次调查，用得到的数据相互印证以确保结论的准确性。
第9篇题为“惯熟语（accustomed language）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思考：民族志的方法”。该文采用了民族志的数据采集方法，试图分析3个身在异国的移民如何使用其已经惯熟的多种语言。文中强调不同个案所发生的环境，采用语言生平访谈和交互访谈的方式获取语言使用者的自述，分析其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场合与不同人交流时不同的语言使用模式。
第三部分主题为“微观层面管理”，由第8至第13篇文章组成。第8篇题为“日本学研究的方法：数据收集阶段”，原是“语管论”创始人之一J. V. Neustupný发表于1994年的一篇日文旧作，谈的是语言学领域通用的数据收集技术。该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同的研究范式必然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决定了会提出什么样的研究问题。文中将日本学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早期现代阶段，日本学的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和文献材料，很多研究只是一种“经验总结”；在现代阶段，日本学受到结构主义影响，开始使用统计分析、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实证、文本分析、知情人调查、问卷调查、访谈等等更为现代的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少数日本学者开始使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更加关注实际的个体行为，试图呈现更多样化的、动态的现实。在此阶段，研究者开始使用录音录像、激发并记录受访者的内省思维等新技术，并对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比如采用事后访谈、互动访谈等技术。Neustupný对大部分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抱陈守旧提出了批评，其观点具有普遍意义，值得中国学者思考。
第13篇题为“管理文学文本：母语者与非母语者的视角”。作者使用事后采访的方式，追踪一名捷克语母语者和一名非母语者阅读捷克语故事的过程，对两者行为异同进行分析并解释。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用“语管论”指导文学批评，对如何将事后采访用于文学批评进行了详细说明。
第5篇题为“语言使用者与语言咨询中心的互动：对语言管理理论及其研究带来的挑战”。该文研究方法与上一篇类似，数据来源是捷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咨询中心接受的问询，包括1999年至2010年期间的咨询邮件及电话咨询记录（平均每天接听约70个电话）。文章对问询进行了分类，发现民众在交流之前、遭遇问题、判断问题、制订方案、选择方案、执行方案、事后反思等各个阶段都可能咨询官方机构，可见宏观管理可以随时干预个体语言生活。
第12篇题为“日本大学留学生和本国生语言风格的长期管理”。研究者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先后5次通过视频录像和事后采访的方式观察4名在日中国留学生与4名日本学伴在交流过程中各自语言风格的变化。该文的亮点在于研究时间的跨度较大，能够体现个体语言交流方式的历时变化。
第二部分主题为“微观与宏观管理之联系”，由第4至第7篇文章构成。第4篇题为“瑞典两大语言培育机构的受询问题”，由“语管论”两大创始人之一的Björn Jernudd执笔。该文的数据来源是瑞典术语中心2013年收到的79份民众问询和瑞典语言委员会2013年3月收到的300份邮件中的350个问题。文章对问询内容分别进行了分类统计和描述，指出个体语言使用者对很多问题都无法进行适当评估并予以解决，需要宏观管理者的介入。该文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获得了官方管理机构有关个体语言使用者的独家数据，使其观察和分析具有基于微观的宏观思考特质，其缺点在于无法获得问题发生时的语境信息以及问询者的现场处置方式与结果，因此仍然是一种静态信息。
第10篇题为“通过语言管理获得个人语言赋权”。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获得数据。文中分析了东京高田马场地区7家缅甸饭店的老板及员工在营业过程中如何通过语言行为获得自信、自我效能、自我决定、自由选择和场面控制能力。相关数据包括现场记录的广告牌、店内标记、通知告示、菜单、传单、现场对话摘录、采访过程转录等。该文同样体现了“语管论”关注微观语言行为的特征。
第四部分主题为“对语言及语言变体之态度”，由第14篇和15篇文章构成。第14篇题为“焦点小组作为语言管理研究的数据来源：讨论电视上非标准语的使用”，其特点是研究数据的重复利用。文中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另一项研究，即为了研究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形态而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共有38名成员参加，组成了6个讨论小组，每个小组3～5人，包括男生和女生。本文从语言管理的视角，对参与讨论的人员在讨论过程中表现出的语言管理行为进行分析，其好处在于可以获得较为接近现实交际的语言行为数据，类似虚设调查，真正想要获取的数据并非调查中所问的问题。
第15篇题为“多语环境下的家庭语言管理：以布拉格的土耳其家庭为例”。作者进入土耳其家庭，通过照片和语言引导儿童讨论学校生活，以观察母亲对子女在语言选择方面的约束和管教行为。整个研究耗时一年多，每次实验耗时3～4小时，全程录音，其中属于实验的谈话部分每个约20～35分钟，参与的对象是9～14岁的学生。国际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为获得自然数据，一般是委托一名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录音，但限制了研究对象的范围。该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直接进入交际场景，亲自观察家庭语言生活中的管理行为，这当然有助于研究者获得更为立体全面的数据，但无法避免观察者悖论，因此只能聚焦于语言选择这一不太私密的语言管理维度。
全书共26位作者，其国籍分布反映了当前从事“语管论”研究的几个中心：Nekvapil所在的捷克等中东欧国家、Neustupný长期生活的日本和曾长期工作过的澳大利亚，以及该派核心人物的学生所在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各地区作者的积极参与有助于展示“语管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能代表的最高水平，但也反映出“语管论”的影响主要限于欧洲、亚洲和澳洲。Baldauf作为国际独立学者将“语管论”称为当前国际语言政策研究重要范式及理论流派，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而Neus-tupný将其提到了囊括四海的高度，称其为“语言管理的大一统理论”，则更多是一种自我期许，离国际学界所公认的现实仍有距离。遗憾的是Baldauf（2014年去世）和Neustupný（2015年去世）两位重量级学者在参与此书编写的过程中先后去世，可以说是“语管论”研究的重大损失。Baldauf曾任《语言规划的当前问题》的执行主编，在推动国际学界对微观规划和个体规划的认可方面发挥过重要核心作用，应该说他对“语管论”的推崇也与这一理论擅长微观研究有关。但总体而言，“语管论”在国际学界算不上是一种主流的理论，虽然Nekvapil曾多次到访中国，国内也开始有更多学者开始关注“语管论”（何山华2018；Shen 2016），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大部分中国学者依然将其混同为Spolsky提出的“语言管理”，而不了解其理论内涵。
二、全书总体特色
（一）作者配备体现“语管论”的研究现状
后记是Neustupný一篇2004年的旧文《“语管论”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清晰展现了“语管论”自1987年以来一直坚持的雄心，那就是将语言规划中的宏观和微观层面贯通，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理论框架，将“语管论”定位为“语言管理的统一理论”（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Management）。要理解Neustupný这一宏论，需要了解其对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语言政策相关理论的三分法：微观层面的理论，如语言习得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交互社会语言学等；宏观层面理论，如语言规划、语言帝国主义、语言权利、文化多元主义等；微观/宏观兼顾的理论，如民族方法学、批评性话语分析、“语管论”等。Neustupný指出，“语管论”具备一些独有的理论特质使其能够勾连上述所有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它囊括了最广范围的语言管理现象，重视语言问题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联结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管理，关注完整的管理过程并建构了模型，将语言管理视为广义交际管理的一种，注意到对语言现象的正面和负面评估，致力于对语言问题进行系统的描述。
（二）内容编排体现“语管论”的理论定位与研究专长
本书由“语管论”国际大本营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主编，整个书的编排结构也体现了“语管论”的思维特质。“语管论”将解决微观问题作为宏观语言规划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既重视对微观层面的观察，也从未放弃其作为宏观规划指导理论的定位，因此书中章节按照宏观、微观、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予以分类编排。第一部分专谈理论，显示“语管论”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语言规划理论，而非仅仅是一种微观调查指南（Nekvapil 2015）。第二部分体现了“语管论”的理论主攻方向之一，即连接宏观与微观。“语管论”提出，理想的管理模型应当是微观管理引发宏观管理，又回到微观层面促使问题解决，且具有多种变体模型（Nekvapil 2015）。但该部分的文章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内容上都有些力不从心，未能真正展现“语管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更遑论体现其通过统一管理程序解决语言问题的具体指导价值。第三部分聚焦微观，文章数量最多，是“语管论”当前发展最为充分的部分，书中涉及了民族志视角、语言与权力、书面语言管理、跨语种跨文化交际甚至文学批评，展现了“语管论”多维的解释力。第四部分的两篇文章谈论语言态度调查，从内容上不足以撑起一个独立维度，略有凑数之嫌。应该说，Neustupný关于“语管论”兼顾宏观和微观规划的期许值得钦佩，但其实该学派目前最擅长的仍是微观研究，对于宏观规划的研究仍显不足，而对于两者之间的贯通则尚未建立具体的机制模型。
顶岗实习由学生、学校、企业三方共同参与，具有管理主体多元化、实习地点分散化、实习内容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学校和企业应建立起有效的实习管理机构实行共同管理。学校应健全和完善学院党委统一领导、相关部门统筹安排、全校紧密配合，各系党总支贯彻落实的实习工作机制，细化各部门在学生顶岗实习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企业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针对学生半年以上时间在企业和生产一线实习实训的实际情况，应在学生实习较多的地方设立临时党小组和团支部，切实加强学生党小组建设，使学生党员不论流动到哪里，都能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
根据物流网配送价格调查结果显示，淘宝网会经常举办全场邮费全免的活动，有效的提升了客户对物流配送价格的满意度。相比商品折扣的营销方式邮费全免更受顾客的欢迎，如果顾客因为个人原因想要退换货，企业可以安排专门的配送人员退换货。企业可以免收运费或者降低配送价格，安排专门的配送人员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收取需要退货商品，从而提升顾客对物流配送价格的满意度。
（三）方法汇编展现“语管论”的研究范式
正如Neustupný在后记中所言，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到研究范式的影响。“语管论”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语言民族志、话语分析和交际社会语言学的影响，因此书中大量使用了参与式观察、内省式访谈、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所有分析都基于微观层面真实交际场景中的语言管理行为展开。本书编者认为，这些研究方法除了探讨微观问题，其实也适用于宏观分析，因此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但不得不承认，本书所展示的几乎全部是质性研究方法，这是一个较大的遗憾。如今大规模统计和高强度计算变得越来越方便，大量社会语言学研究都使用了统计学工具，“语管论”研究未能迅速跟上这一趋势，甚至都未进行尝试，是不利于其对接微观与宏观层面管理的。
三、对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界的启示
（一）强化对微观层面的观察
以2015年成立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为标志，近年来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断增长。但就笔者观感而言，国内易获得关注的论文都是宏观大势的分析、理论框架的建构、热门概念的推广，而这些大都是基于二手文献进行的综合与提炼。与此同时，通过调查、实验，从生活中扎扎实实获取数据，提炼语言与社会互动规律的研究仍占少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正如本书所强调的，如果语言规划不是从真实交际场景中发现问题，并以解决这些问题为归宿，那么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语管论”坚持，研究微观语言现象，是展开语言规划的前提和基础（Nekvapil 2015）。如本书中Neustupný所言，很多时候是陈旧的研究方法限制了学者发现更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该书对于日本学者的委婉批评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研究者习惯于采取语文学的方法开展语言政策研究，则必然只能从文献中寻找研究问题，并依靠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解读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将大大限制我们从鲜活的语言生活中发现国家和民众当前所面临的核心语言问题，即“中国大地上的问题”① 李宇明教授在“第五届中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2019年9月14～1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上题为《语言学的问题意识、话语转向及学科问题》的主旨报告。 ，并开展真正对国家语言工作有益的研究。
（二）提升对研究方法的训练
自2012年以来，国内已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创立语言政策方向的二级学科博士点，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人自发加入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要开展高水平的研究，我们除了学习西方的理论经验，也应当借鉴西方学界的研究规范，开展实验设计、数据获取、数据解读的训练。中国学者要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要与西方学者开展合作对话甚至争夺话语权，需要在相同的研究规范下开展工作。“语管论”研究团体在2013年就将研究方法作为其国际研讨会主题，号召其成员就此开展专题研究，说明该理论流派的核心人物对引导青年学者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该书聚焦于研究方法，大部分章节都对研究设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而这正是方法优先意识的体现。“语管论”强烈的方法论意识提醒我们，研究方法往往决定了一项研究的可靠性和说服力，因此在青年学生培养、研究水平提升方面，要特别注重方法论的训练。
（三）提炼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
“语管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提出，加上之前的发展阶段，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始终未能成为西方语言政策研究界的主流。但这一流派保持了较高的理论定力，数十年来坚持发展，将“语管论”从个人“口误”现象的“语言匡正”概念发展成为具有明确研究范式和语言哲学观的理论，并建立起稳定的全球研究团队，这是值得钦佩的。Neustupný 曾告诫他的学生说“不要害怕你不是主流”② 引自Lisa Fairbrother在布拉格“第三届语言管理国际研讨会”（2013年）上的发言，参见http://languagemanagement.ff.cuni.cz/en/system/ fi les/documents/fairbrother_neustupny%20speech%20prague.pdf。 。我国学者近年来提倡语言生活派的概念，获得了广泛的赞同与响应。③ 王春辉教授在“第五届中国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学术研讨会”上题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几大流派》的报告。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整套规范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这一流派很难在国际上立足并获得持续发展。反观日本曾经盛极一时的语言生活研究如今已经完全没落，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的落后导致无法与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竞争（Seikatsuþ 2002）。一种理论流派的兴起与衰落，往往与它能否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有关系。李宇明教授称我们正处于“形成有中国特色研究方法的前夜”④ 出处同注②。 ，这要求我国学者就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的思考与持续的探索，争取对国际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做出中国学人的独有贡献。
学校还应该经常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信息技术竞赛，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通过班会交流上网心得，通过小广播介绍小经验，举行“网络安全”的专题讲座，通过网上论坛开展有益的讨论活动，利用网络提供的免费资源，建立班级或自己的主页。鼓励教师上网与学生交流，开展网上心理咨询，班主任向学生公开E-mail地址，或建立班级QQ群。通过网络推动中学生网络道德素养的建设，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中已经渗透了信息道德教育。长此以往，必能大大提高学生的信息道德素养，促进学校网络道德教育的成效。
推进人民生活高质量，重点和难点是提高低收入群众“两不愁三保障”水平，特别是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条件。我们坚持把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标志性工程，提升政治站位，加大推进力度，全力突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以改善低收入群众居住条件来提升脱贫质量。
抗生素微生物检定法作为抗生素检测的传统方法，通过对标准品和供试品溶液所产生抑菌圈直径大小的比较分析，所得的实验结果直观可靠，且真实地反映了抗生素的抑菌能力[14]。但实际操作中，对人员操作技能要求较高，影响因素较多，测定用菌悬液不易保存，需定期传代，单次实验耗时较长等问题[15]。而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简单，影响因素较少、抗干扰强、用时短、结果准确、可靠。
参考文献
何山华，戴曼纯 2016 《“语言管理理论”：源流与发展》，《语言规划学研究》第1期。
何山华 2018 《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存》，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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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6-0090-07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609
作者简介： 何山华，男，扬州大学副教授，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外语教育。电子邮箱：heshanhua@yzu.edu.cn。
* 本文系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中东欧国家外语管理战略和机制研究”（YB135-52）、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东欧国家转型进程中的‘国家语言’建构研究”（17CYY01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韩 畅
本期“专题研究：语言与人口”栏目由李嵬组稿；英文摘要由李嵬、周明朗、赵守辉、阎喜和尚国文译审，方小兵终校英文内容。特此感谢。
标签：语言管理论文; 语言政策论文; 研究方法论文; 微观论文;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