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压力的双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刃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压力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加剧与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疑问。人们在财富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能够自主支配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一项来自德国(Merz & Rathjen，2014)的样本为35000人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发现，47.3％的个体处于时间匮乏的处境当中；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报告》指出，52％的人认为过高的时间压力是导致自己不幸福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在当今快节奏社会下，时间压力问题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鉴于时间压力问题的普遍性及其重要影响，相关领域的学者针对时间压力进行了大量研究。起初研究者将时间压力视为一种负性压力源，探讨了时间压力对个体健康、认知及组织活动中的行为和态度的负性影响。在健康方面，Roxburgh(2004)研究发现时间压力的提高会导致个体抑郁水平升高并产生大量消极情绪，影响个体身心健康。而在认知方面，相关研究显示持续的时间压力会不断消耗个体认知资源，从而导致个体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降低，认知功能遭到损害(Koch，Holland，& van Knippenberg，2008)。此外在组织行为学方面，Naruse等(2012)发现时间压力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工作倦怠，经常性感到时间压力的个体体验到高水平的情绪衰竭和去人性化。 然而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指出，时间压力不仅会对个体产生负性损耗，也会对个体产生积极促进。如Pearsall，Ellis和Stein(2009)提出：过往研究所针对的这类能对个体产生紧张感，引发个体疲惫、倦怠、身心受损的压力源，仅是压力源中的一类——妨碍性压力源。另有一种压力源不仅会使个体产生压力应激反应，也会使个体提升动机水平，起到促进个人成长的积极作用，这类压力源称之为挑战性压力源。作为一种典型的挑战性压力源，时间压力一方面会引发个体压力应激反应，消耗个体的身心资源；另一方面也会提升个体动机，协助个体完成任务。Schaufeli和Taris(2014)以工作要求的角度入手，认为时间压力作为一种工作要求，一方面会引发个体的资源损耗过程，导致个体产生倦怠与耗竭；同时也会引发动机过程，即增加个体工作动机、提高个体工作投入和工作绩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时间压力对个体存在双刃效应，既会迫使个体产生压力性反应，消耗个体的身心资源进而产生损耗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个体的动机水平，激励个体完成任务，产生促进作用。本文拟从时间压力对个体带来损耗和促进的双刃效应出发，系统梳理分析时间压力的损耗与促进作用的影响后效、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目前时间压力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 2 时间压力的概念与测量 2.1 时间压力的概念 时间压力描述了一种个体对拥有的时间不足甚至匮乏的主观感知现象。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对时间压力进行了界定：时间分配角度和社会角色角度。李继波和黄希庭(2013)从时间分配角度将个体感知到能用于某项活动的时间多少视为一条连续坐标轴，时间压力与时间充裕是这条连续坐标轴的对立的两端。其中时间压力指个体对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想做或者需要做的活动的主观体验(Szollos，2009)；而它的对立端——时间充裕(time affluence)则是指个体有充足的时间做事情，生活节奏从容不慌忙(Kasser & Sheldon，2009)。Drach-Zahavy和Freund(2007)则从社会角色角度出发，将时间压力定义为个体意识到某个角色的义务与责任超出了其能力和时间范围的程度，即表现为一种“角色过载”。 此外，也有研究者使用了“time crunch”(时间缺乏)(Gimenez-Nadal & Sevilla-Sanz，2011)、“time poverty”(时间贫穷)(Kalenkoski & Hamrick，2013)等概念对个体感知到时间不足进行界定和开展研究，这类概念虽然与时间压力表述不同，但拥有基本相同的理论内涵。通过对已有相关概念的梳理分析(Szollos，2009；Garhammer，2002；Roxburgh，2004；Widmer，Semmer，K
lin，Jacobshagen，& Meier，2012；Rodell & Judge，2009)，我们认为Szollos(2009)对时间压力的界定能够较为清晰准确地反映这一概念的内涵，时间压力既是个体对没有足够的时间做事情(工作、人际关系、休闲等)的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个体对忙碌、快节奏活动带来的紧迫感、焦虑等情绪体验，且这种认知和情绪体验可以是长期性的也可以是短暂性的。 2.2 时间压力的结构和测量 针对时间压力，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自评量表和时间-日记(time-diary)调查。两种测量方式分别对应两种时间压力结构的观点：单维度观点与双维度观点。 持单维度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时间压力是单维度的，此观点下的测量主要使用单维度的自评量表。具体研究中使用的量表主要有两个：Garhammer(2002)的时间压力指数(index of time poverty)，包含10个条目，如“我希望拥有更多的时间”、“由于缺少时间，我不能很好地处理重要的事情”等；Kasser和Sheldon(2009)的物质和时间充裕量表(material and time affluence scale，MATAS)，通过测量时间压力的对立端时间充裕来达到测量目的，该量表有16个条目，其中8个条目用来测量时间充裕，如“我的生活很匆忙”、“我有许多业余时间”等。由于自评量表简单易实施，现有研究多采用此方法测量个体时间压力水平。 持双维度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时间压力存在认知和情绪两个维度(Szollos，2009)，此观点下的测量主要使用时间-日记调查法。具体方法有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e method，ESM)和日重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时间-日记调查既能测量到个体对时间压力的主观认识——认知维度，也能测量到相应时间段内个体的情绪体验——情绪维度。但是，该方法存在实施与数据收集困难的明显缺点而为研究者较少采用。 3 时间压力的损耗作用 过往研究主要从压力源-应激的视角出发，将时间压力看作一种负性压力源探究其对个体损耗效应。根据Meurs，Gallagher和Perrewé(2010)提出的压力源-应激理论，压力源会引发个体的应激过程，从而产生焦虑、紧张、疲惫等形式的压力，进而引发个体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负性情绪、工作中的退缩行为、倦怠等。本部分梳理已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对个体的损耗效应主要集中在身心健康、幸福感以及认知功能等三个方面，以下对其进行详述。 3.1 时间压力引发身心健康问题 诸多研究显示，时间压力会对个体身心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危害，这些危害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身心失调和情绪障碍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一些研究指出时间压力与个体心血脑疾病的发病存在正相关。例如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印尼、意大利以及英格兰和美国的跨文化研究发现，时间压力引发的快生活节奏与冠心病显著相关(Réale et al.，2010)。此外，Spielberger和Sarason(2013)研究发现总感觉到时间压力和高竞争的A型人格的个体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更大，即患心脏病的概率是其他个体的两倍，且如果个体能够改变A型人格行为，就能降低患心脏病的概率。在身心失调方面，一些研究表明时间压力的增加与持续会引发个体出现身心失调症状。H
ge(2009)基于角色理论研究分析发现时间压力损害身心健康并揭示出其内在机制，发现时间压力带来工作-家庭冲突，进而导致了个体身心失调。根据角色理论，时间压力使得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两个角色之间存在时间、行为以及压力三种形式的冲突，从而给个体身心健康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这中间的机制就是工作-家庭冲突。而在情绪障碍方面，有研究指出时间压力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情绪障碍水平。例如Roxburgh(2004)的电话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时间压力体验与个体的抑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且存在性别差异，即在女性中二者的相关更大，同时研究进一步揭示出时间压力是将生活体验转换成抑郁的机制。总之，时间压力会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危害。一方面，时间压力引发的生理和心理应激会直接损害个体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时间压力还是将生活事件转换成个体负性体验的机制，进而某些生活事件(如工作、家务等)由于时间压力的存在而成为损害个体身心健康的负性体验。 3.2 时间压力降低幸福体验 对于时间压力与幸福体验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时间压力作为一种负性压力源会给个体幸福感带来消极影响。例如van Emmerik和Jawahar(2006)发现无论在工作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时间压力都与幸福感呈负相关；G
rling，Krause和Hartig(2014)的研究也认为时间压力降低了幸福体验的情绪成分——情绪幸福。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一些研究者针对时间压力负向影响幸福体验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揭示出时间压力作用于幸福体验过程的不同影响机制。例如Brown和Ryan(2003)提出时间压力通过正念(mindfulness)影响幸福体验，即时间压力妨碍个体沉浸于当下进而降低幸福体验。同时，de Graaf(2003)也在其书中指出时间压力是通过损害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和家庭卷入(family involvement)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此外，G
rling等(2014)认为时间压力是通过影响各种活动目标的达成导致幸福体验的降低。综合上述研究的中介机制，我们推论时间压力之所以会降低幸福体验，是因为时间压力降低了个体对各类活动的参与度与实现度，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法沉浸当下、低水平的公民参与和家庭卷入等)进而损害了幸福体验。 3.3 时间压力损害认知功能 有研究显示时间压力同样会损害个体的认知功能。Shah，Mullainathan和Shafir(2012)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资源的匮乏(包括时间)会造成认知资源过度聚焦，损害认知功能，具体实验如下：实验采用2(时间限制：时间压力、时间充裕)×3(借贷：无借贷、零息借贷、有息借贷)被试间设计；在实验中，招募来的143名被试需要参加一个家庭问答游戏，该游戏有20轮，游戏前被试被随机分成两组(时间充裕组和时间压力组)，时间充裕组的个体有1000秒完成这20轮的问答游戏，而时间压力组只有300秒来完成游戏。结果显示，时间压力组的借贷行为更多；无论借贷与否，时间充裕组的表现都相似，而时间压力组的表现按优劣排序依次是无借贷>零息借贷>有息借贷，这表明时间压力组个体的注意力过度聚焦于时间压力引发的问题，忽略了未来(借贷作为一种忽略未来的行为)，即时间压力产生了注意力聚焦和认知负荷，导致个体的认知功能受损，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Young，Goodie，Hall和Wu(2012)研究也发现时间压力影响个体决策策略的选择，时间压力下的个体在认知任务中更倾向于使用启发式策略，而非分析式策略；启发式策略是一种自动快速的加工方式，它考虑的信息不完全，而分析式策略是缓慢的综合各方面信息的加工方式，需要消耗较多认知资源，从而时间压力下的个体在进行决策时过度依赖启发式策略导致个体认知功能部分受损，认知任务表现较差。综合过往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时间压力之所以会损害认知功能是因为时间压力在认知资源上给个体造成损耗，引发认知负荷，而个体为适应这种认知资源的损耗会偏好选择低认知资源消耗的认知策略，最终影响个体的认知功能和决策质量。 4 时间压力的促进作用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近年来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也存在促进作用，通过总结过往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时间压力对个体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工作绩效、幸福感和基于组织的自尊三个方面。 4.1 时间压力促进工作绩效 已有研究证实了时间压力对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Rice和Trafimow(2012)通过实验对此观点进行了验证：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16名被试分别在时间压力和非时间压力两种条件下完成对60幅航拍地图的“目标搜索”任务，其中时间压力条件下被试每幅图片用时只有2秒，而在非时间压力条件下为8秒，结果发现被试在时间压力条件下的绩效要显著高于非时间压力条件下，从而证实了时间压力对个体任务绩效的促进作用。 然而，是不是时间压力的任意水平都能促进工作绩效?Baer和Oldham(2006)的研究更具体地揭示出时间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Baer和Oldham通过问卷调查食品生产企业的211名员工发现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存在倒U曲线关系：适度的时间压力才会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而低于或者高于特定时间水平都是不利于员工的创新行为。这说明时间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遵循耶克斯多德森定律(The Yerks-Dodson Law)(Broadhurst，1957)，然而上述研究结论都局限于任务绩效，时间压力对其他类型工作绩效(如关系绩效)影响是否也遵循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时间压力会损害关系绩效，这是因为一方面时间压力会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Aaker，Rudd，& Mogilner，2011)，另一方面时间压力会减少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Eatough，Chang，Miloslavic，&Johnson，2011)，而助人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是关系绩效的内涵之一。 4.2 时间压力提升幸福感 以往研究只关注时间压力对幸福感的损耗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已经发现时间压力也能够提升个体幸福感。Widmer等(2012)基于挑战-阻碍模型探究了时间压力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来自瑞士两家企业的163名员工的问卷调查研究，Widmer等(2012)发现在控制了时间压力的损耗作用后，时间压力对幸福感还存在促进作用，从而直接证实了时间对幸福感同时存在损耗作用和促进作用。还有Rodell和Judge(2009)也是发现时间压力能够引发积极情绪-专注，从而对幸福感也是有促进作用。 此外，Garhammer(2002)通过分析欧洲工作环境调查(European Survey on Working Conditions)的14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不管是在个体水平还是国家水平，时间压力并没有降低幸福感，相反时间压力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幸福感的提高，并称之为“时间压力-幸福感悖论”。然而为什么存在这个悖论，我们认为时间压力能够引发心流(flow)，而心流作为一种积极情绪能够提高幸福感，时间压力就像生活的“辣椒调味剂”，适量的时间压力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 4.3 时间压力提高基于组织的自尊 自尊是指个人对自身能力的整体评价，反映了个人感知到的自身重要性、有能力和有价值的程度(潘孝富，秦启文，张永红，谭小宏，2012)。基于组织的自尊(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就是个体在工作和组织情境下的自尊，它是员工认为自己作为组织的一员是有能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自我评价与体验的程度(Ding，Ng，Wang，& Zou，2012)，受到工作情境下所获得的自我评价和体验等因素影响。已有研究发现时间压力能够提高个体基于组织的自尊。Widmer及其同事(2012)基于挑战-阻碍模型，探究挑战性压力源——时间压力的积极作用发现时间压力能够提高基于组织的自尊。Boswell，Olson-Buchanan和LePine(2004)也认为时间压力与自我成长潜能、掌握感相关，而这二者是基于组织自尊形成的重要因素。来自元分析研究也发现工作复杂性、工作挑战性等工作条件与基于组织的自尊存在正相关(Pierce & Gardner，2004)。此外，Tierney和Farmer(2002)通过对584名全职组织员工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工作复杂性(时间要求、难度要求等)能够促进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是自尊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建文，王滔，2007)。 通过上述对时间压力的损耗作用和促进作用的研究结果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时间压力存在损耗和促进的“双刃效应”。我们对后果变量的梳理还发现时间压力的双刃效应主要体现在非身心健康类后果变量中(例如工作绩效、幸福感和认知功能等)，而对身心健康类后果变量只存在损耗作用。然而为什么会存在这种“非对等性”?我们认为，时间压力既包含了个体没有足够时间完成某项活动(工作、人际关系、休闲等)的认知体验，也包含了个体对忙碌、快节奏活动带来的紧迫、焦虑等的情绪体验，两种体验带来的压力应激都会对个体身心健康都会带来一定的损害，从而对身心健康类后果变量带来损耗作用；然而对时间不足的认知和相应带来的紧迫、焦虑等情绪体验在一定范围内却能够提高个体的动机、自我效能和认知加工速度(Webster，Beehr，& Christiansen，2010；Tierney & Farmer，2002；Rieskamp & Hoffrage，2008)，而一定水平的动机、自我效能和认知加工速度能够促进个体的工作绩效、幸福感和认知功能等，超过一定范围则会带来损耗作用，所以时间压力对非身心健康类后果变量(工作绩效、幸福感、认知功能等)存在双刃效应。 5 时间压力双刃效应的作用机制 目前，研究者对于时间压力的双刃效应——损耗和促进作用的作用机制的解释主要有三个角度：一是压力源应对过程角度，从时间压力的认知应对过程进行解释，代表性理论为注意焦点模型；二是压力源强度角度，从时间压力水平进行诠释，代表性理论为激活理论和维生素模型；三是压力源性质角度，从时间压力性质进行诠释，代表性理论为挑战-阻碍模型。 5.1 注意焦点模型(attentional focus model) 注意焦点模型(Karau & Kelly，1992)从时间压力的认知应对过程中的信息加工角度对时间压力给个体和群体工作绩效带来的双刃效应进行了诠释。注意焦点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时间压力影响了个体在任务环境中的注意对象和范围，使之更局限于与任务相关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在高度时间压力条件下，与任务完成相关的特征会凸显出来，从而个体会更关注与任务完成途径相关的特征，而忽略与之不大相关的特征，表现为“任务聚焦”；而在时间充裕条件下时，凸显的特征更具多样性，与任务完成相关的特征凸显出来的可能性变小，而个人担忧以及任务完成不大相关的环境特征则更有可能凸显出来，从而对这些特征的更为关注，表现为“非任务聚焦”。根据注意焦点模型，高度时间压力和时间充裕条件都不能达到最佳绩效，只有在适度时间压力下(介于任务聚焦和非任务聚焦之间)，与任务完成相关的适度范围的特征凸显出来，而且这些特征与任务绩效的结果高度相关，才能够促进工作绩效，实现绩效的最优化。 此外，注意焦点模型还提出时间压力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环境变量、个体差异变量等)共同决定个体的注意聚焦过程，进而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工作绩效，即时间压力是否提高绩效还取决于注意聚焦特征的性质：如果个体聚焦于任务最相关、同时对任务完成最具问题诊断性的特征，就会促进工作绩效，而如果个体聚焦的特征与任务相关性和重要性较低，就会降低工作绩效。 大量实证研究也是证实了注意焦点模型对于时间压力双刃效应的解释机制。Kelly和Karau(1999)研究发现时间压力导致的不合适的特征聚焦损害了工作绩效，而时间压力导致的与任务完成要求相一致的特征聚焦提高了工作绩效。Kelly和Loving(2004)在探究时间压力对绩效作用机制时发现时间压力对个体在任务完成中的信息加工过程存在着信息过滤现象，而过滤后的信息决定时间压力对任务绩效是降低还是提高。 5.2 激活理论和维生素模型 激活理论(activation theory)和维生素模型(vitamin model)是从时间压力的强度角度来解释时间压力对不同后果变量的双刃效应，都提出了时间压力与工作绩效、幸福感等后果变量之间的倒U曲线关系：过高和过低水平的时间压力都会导致低工作绩效和低幸福感等后果，而适度的时间压力会带来高工作绩效和高幸福感等后果。 5.2.1 激活理论 激活理论本质是从生理激活水平对时间压力等压力源对工作绩效、幸福感等的双刃效应提供理论解释。激活理论基于激活水平这一核心概念而建立，激活水平指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网状激活系统的神经活性水平(Gardner，1986)。有关激活水平存在两个主要命题。第一：激活水平是网状激活系统接受到的刺激总和的单调函数。这些刺激包括外部刺激(例如噪音、温度)、内部刺激(例如心率、胃肠道活动)和大脑皮层刺激(例如认知、思维)等。第二：每个个体都拥有独特的最佳激活水平(characteristic level of activation，简称CLA)，个体总是努力达到或维持这一最佳激活水平。当个体神经活性水平处于最佳激活水平时，个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水平达到峰值、大脑活动效率最高、积极情绪水平与行为活动效率最佳，低于或高于CLA的激活水平均会导致个体积极后效水平的下降和消极后效水平的提升。而且当个体激活水平偏离CLA时，会为恢复CLA而产生刺激调整行为，个体会寻求更多的刺激(刺激水平过低时)或规避过多的刺激(刺激水平过高时)。基于激活水平的概念以及两个关键命题，激活理论认为压力源与个体工作动机、绩效水平以及幸福感等后效水平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不同强度的压力源会引发个体不同的激活水平，进而使个体的相应后效水平出现差异。一些探讨整体工作压力对个体影响的研究验证了激活理论的倒U影响作用假设。例如工作中个体感受到的总体工作压力以倒U型曲线方式影响个体工作满意度、成就价值，以U型曲线的方式影响个体离职倾向(Zivnuska，Kiewitz，Hochwarter，Perrewé，& Zellars，2002)；工作整体的工作要求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Rydstedt，Ferrie，& Head，2006)。 作为工作压力的核心维度(Addae & Wang，2006)，时间压力对个体的影响效果与机制同样可以通过激活理论从动机、情绪和行为后效三个方面得到解释。当时间压力水平过低时，个体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相关任务。在动机方面，此时个体常感到工作内容简单乏味，工作空虚且缺乏目标。个体不需付出过多努力便可完成工作，工作动机不足，工作投入下降，工作绩效从而也降低。在情绪方面，此时边缘系统等脑区的活动水平降低，个体积极情绪较少、消极情绪较多，情绪幸福水平偏低。在行为后效方面，此时首先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个体的个体感觉接收器敏感性下降，容易遗漏外界任务相关信息；其次在信息加工方面，个体大脑皮层反应效率降低，任务相关信息的处理效率不佳；最后在行为反应方面，个体身体机能警觉性与敏感度较低，一般性行为反应效率水平下降。三方原因综合导致个体的工作绩效、幸福体验水平偏低。但是随着时间压力由低水平开始上升，个体的工作动机逐步恢复，积极情绪水平逐渐提升，行为后效水平逐步增加，工作动机、工作绩效以及幸福体验渐渐上涨。当时间压力水平上升至恰能引发个体CLA时，此时在动机方面，个体认为工作即具充足的挑战性，又在能力范围之内，个体工作动机水平最高，工作投入程度最大。在情绪方面，边缘系统等脑区的活动水平最佳，个体情绪幸福水平最高。在行为后效方面，此时个体感觉接收器最为灵敏、大脑皮层反应效率最高、身体机能水平最佳，信息加工与行为反应效率水平达到顶点。各方面综合促使个体工作绩效、幸福体验水平达到峰值。而当时间压力超过此最佳值并进一步增加时，过高的时间压力使个体感到工作难度过大、任务过多，产生焦虑、耗竭等一系列负性影响。此时个体工作动机开始降低，情绪幸福与行为后效水平下降，工作绩效和幸福体验的水平随之衰减。近年来少量研究也证实，时间压力与幸福体验的相关测量指标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如Addae和Wang(2006)以教师为样本，采取自评问卷的方法发现过低和过高的时间压力下，个体的满意度水平均较低，时间压力与个体工作满意度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 5.2.2 维生素模型 维生素模型则是将工作特征类比维生素来解释不同时间压力水平与幸福体验等之间的双刃效应。Warr(2007)提出的维生素模型将时间压力等工作特征对幸福体验的作用方式类比于维生素对身体健康的作用模式，认为工作特征与幸福体验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维生素摄入量不足时，个体身体机能较差，健康水平偏低，甚至出现营养缺乏症等疾病。随着维生素摄入量的增加，上述症状逐渐消失，个体健康逐步达到最佳状态。然而当维生素摄入超过适宜量时，继续补充维生素无法提升健康水平，而是引发两种可能效应。第一种是持续效应(Constant Effect)，即过多的维生素摄入不会诱发维生素中毒，损害健康，维生素C和维生素E对人体的影响遵从此效应。第二种是额外损害效应(Additional Decrement)，即过量摄入维生素导致维生素中毒，损害人体健康。维生素A与维生素D对人体产生此类效应。时间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相关指标的影响与维生素A、D对健康的影响方式相似，遵从额外损害效应。起初，低时间压力下员工就任的工作重要性可能较小，员工的职位可能较低，甚至个体没有全职工作等。在这类情况下，一方面员工在工作中获取的资源较少，难以维系物质需要，故幸福体验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员工在工作中难以获取自尊、自我效能感、信心等重要心理资源(ten Brummelhuis，Bakker，Hetland，& Keulemans，2012)。员工的心理需要难以被满足，故幸福体验水平下降。随着时间压力逐步增加至最佳水平，个体的工作动机与工作投入水平得到提升，引发积极的心理后效。而一旦时间压力超过最佳水平并继续增加时，其对个体产生了额外损害效应，此时员工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挣扎，疲于应对各种工作任务。工作对员工的不断消耗导致疲劳、情绪耗竭、工作倦怠等一系列问题出现，降低员工幸福体验水平(Demerouti & Bakker，2011)。 一系列实证研究验证了维生素模型的上述假设。de Jonge，Reuvers，Houtman，Bongers和Kompier(2000)发现过低或过高水平的时间压力等工作要求下，个体的抑郁和情绪耗竭等负性状态指标水平均较高。而近期Sawang(2012)以IT业管理人员为样本进行的研究也发现，时间压力等工作要求与个体的工作投入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存在一个最佳工作要求水平，此时个体的工作投入水平最高。 5.3 挑战-阻碍模型 与由压力源强度角度出发的激活理论和维生素模型不同，Pearsall等人(2009)提出的挑战-阻碍模型从压力源性质的角度入手，为时间压力双向影响工作绩效、幸福体验等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挑战-阻碍模型根据压力源的作用效果不同，将压力源划分为挑战性压力源与阻碍性压力源(Lepine，Podsakoff，& Lepine，2005)。阻碍性压力源是指那些过度的、包含不良限制的、妨碍个体达到目标的压力源，包括角色冲突、角色过载、工作不安全感等。这类压力源所带来的压力使个体感到难以克服，对个体身心健康、幸福感以及绩效等产生损耗作用。挑战性压力源是指那些潜在的能够促进个人成长、帮助个体达成目标的压力源，包括工作负荷、时间压力、职责范围等。挑战性压力源一方面与阻碍性压力源类似，会阻碍个体达成目标，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幸福体验等带来损耗。另一方面挑战性压力源与自我成长潜能和掌握感相关，能通过动机性作用对个体产生积极的效应。时间压力作为一种挑战性压力源，首先它会与心理压力，如情绪耗竭、抑郁以及紧张等(Lepine et al.，2005)正相关，从而对工作态度和绩效、幸福感等产生损害作用，然后它与自我成长潜能和掌握感相关，能够提高个体的动机水平，进而达到激励作用，其工作绩效、幸福感等得到提升。对于上述影响机制，大量研究也是对其进行了验证。Widmer等(2012)在挑战-阻碍模型基础上研究发现了时间压力对幸福感同时存在损害作用和促进作用，还有LePine等(2005)发现时间压力、工作负荷等对工作绩效同时存在损害作用和促进作用，Chong，Eerde，Chai和Rutte(2011)基于挑战阻碍模型建立时间压力的两维模型(挑战性时间压力和阻碍性时间压力)来探讨研发团队的时间压力双刃效应，研究发现阻碍性时间压力会降低团队绩效，而挑战性时间压力能够提高团队绩效，且团队协调性在时间压力与团队绩效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6 研究展望 学者们对时间压力导致的一系列行为、心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6.1 基于时间心理账户开展时间压力的分类研究 Kleiner(2014)提出已有研究还仅仅局限于时间压力的整体感知，未来研究很有必要对时间压力进行背景细化，如进行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区分，因为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时间压力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二者所涉及到的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都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过往研究已经存在分歧：Kasser和Sheldon(2009)发现时间压力与幸福感存在负相关，而Garhammer(2002)却发现不管是在个体水平，还是国家水平个体时间压力的增加都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加。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时间压力依据时间情境(来源、用途等)进行区分来探究其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而根据时间心理账户理论可以将时间分为不同的账户，不同时间心理账户中时间的来源和用途都是不同的(Rajagopal & Rha，2009)，进而我们推论不同时间心理账户下的时间压力的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其涉及的前因变量、后果变量及其内在机制都会有所差异的。这样的区分既有利于我们更好探究不同情景下时间压力的不同性质，也有助于揭示其相应情景下的不同影响机制。所以，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很有必要根据时间心理账户来对不同时间情景下的时间压力进行区分。 6.2 时间压力促进作用的动机和情绪双路径机制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揭示出时间压力的双刃效应，但是对于内在机制的探讨还仅局限于损害作用的探讨，例如H
ge(2009)揭示出工作-家庭冲突是时间压力导致身心失调的中介变量，以及deGraaf(2003)发现时间压力通过损害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和家庭卷入(family involvement)损害个体的幸福感，少有研究涉及时间压力的促进作用机制的研究；Baer和Oldham(2006)结合激活理论解释时间压力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倒U关系，但也没有具体探讨二者之间可能的中介变量。 基于挑战阻碍模型，Widmer等(2012)在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后认为挑战性压力源的积极作用可能存着的情绪和动机两条路径，但是并没有进行实证验证。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个体一方面会把挑战性压力源看作为一种积极的、具有挑战性且能够应对的压力源，个体会提高其动机水平来完成这种应对，另一方面由于对这种压力源的胜任感和掌握感，能够促发个体产生一种喜悦甚至欢快的积极情绪。基于此，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归纳，提出时间压力促进作用的动机和情绪双路径机制。时间压力作为一种挑战性压力源，能够通过动机和积极情绪产生促进作用：在动机上，时间压力作为一种能够带来掌握感的压力源，能够给个体带来挑战感，能够激发其动机水平，带来激励作用，进而产生一系列积极效应；在情绪上，时间压力带来的胜任感和挑战感可以促发个体喜悦、欢快和专注等积极情绪，进而对个体产生促进作用。 6.3 探寻有效缓解时间压力损耗作用的机制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揭示出时间压力的损耗作用及其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但是关于时间压力损耗作用的调节变量的研究仍然缺乏。少量发现某些组织变量能够缓解时间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Roxburgh(2004)研究发现同事支持能够降低时间压力导致抑郁的可能性，Kühnel，Sonnentag和Bledow(2012)发现工作控制能够消除时间压力对工作投入的损害作用：在低工作控制时，时间压力会降低工作投入，而在高工作控制时，时间压力能够提高工作投入，这都提示出存在着工作环境变量能够很好地调节时间压力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外，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2011)，个体总是努力获取、保有和维护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物质资源(如车子)、条件资源(如婚姻、朋友等社会支持)、个人特征(如自尊、乐观)以及能量(如金钱、时间)，而已有资源如自我效能、自尊和乐观等可以缓解资源的损耗过程，这提示出个人特征(如自我效能、乐观等)可以缓解时间压力这一工作特征对个体带来的资源损耗，进而缓解时间压力的损害作用。因此，鉴于现实中时间压力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现期无法消除性，我们很有必要从组织和个体入手探寻有效缓解时间压力的损耗作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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