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族论文,个案论文,年代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方法，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时经常运用。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史学工作者也开始予以援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更成为学术界注意的一个重点。就笔者所见，到1995年底，共发表了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个案研究的学术论文20多篇。此外，还有一些这一类型学术专著，如田余庆先生所著的《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该书以东晋为断代，分别对当时把持朝政的几个大族进行了研究。
一、研究概况
从内容上看，个案研究大多侧重于家族源流的梳理、婚宦特征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文化特征的研究、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评析。
（一）婚媾
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和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
1.婚媾特征
刘静夫的两篇研究文章《京兆杜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和《颍川荀氏研究》（《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对颍川荀氏和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荀氏的婚姻之家，有记载的共18族，其中属于汉代的有2族，即南阳阴氏和颍川唐氏， 属于魏晋时期的有15族。这15族之中，曹氏、司马氏皆为皇族，颍川陈氏、钟氏、渤海刁氏、弘农杨氏为汉晋名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太原王氏皆两晋南朝一流士族。此外颍川辛氏、东莱刘氏、沛国武氏、乐陵石氏、河东毋丘氏这5族虽后世不显，传世不多， 但与荀氏联姻时亦皆当时显宦。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为皇族，其他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这两大族因与皇室联姻的多少不同，所以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也不同。荀氏，彧子恽娶曹操女，恽子霬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3例， 其地位不全靠皇亲。王大良在《南阳顺阳范氏研究》（载《南都学坛》1990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范氏自魏晋至梁陈300多年历史的婚媾情况，作者指出， 在通婚家族中，皇室1例，琅邪王氏2例，陈郡谢氏1例，新野庾氏1例，陈郡袁氏1例，郡望不明者1例。除皇室、庾氏和郡望不明者外，皆一流大族。范氏能与这些大族联姻，说明其地位与之相近。就婚而言，范氏虽能联姻王谢，但由于它不能联姻帝室，说明其地位不及王谢，只能算是王谢一流士族之下的二流士族。
史学界一般认为士庶不婚。80年代以来的一些个案研究从家族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经过研究，他们大多提出这样的认识，士庶不婚是士族婚媾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实行身分内婚制，但在其初期并不严格。士族身分内婚制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发展，到最后崩溃的过程。卜宪群在《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载《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中研究了琅邪王氏的婚媾情况，作者指出， 两汉至西晋是士族身分内婚制萌芽阶段，但婚姻上士庶之分尚不严格。永嘉乱后，由于北方南迁高门特殊的政治地位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使侨姓高门之间累世联姻，严格的身分内婚制形成。南朝后期，经约200 年的文化交融，特别是南方土著的兴起导致了侨姓士族严格的身分内婚制解体。叶妙娜在《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中也研究了谢氏婚媾的这种变化过程。 作者认为，侨姓士族从西晋便实行身分内婚制，初期也不严格。东晋时开始严格流品，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初年，谢氏婚媾基本上维持身分内婚制，除彭城刘氏外皆为士族。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为谋求政治、经济利益开始联婚寒庶与吴姓，持续数世纪的身分内婚制最终走向瓦解。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西北高昌地区。宋晓梅《麴氏高昌张氏之婚姻》（《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 期）对张氏婚媾演变作了深入探讨后指出，麴氏高昌初期，高昌士族也曾流行身分性内婚制。他们在严格等级内，尤其注重地域观念；中期，高昌士族婚姻圈有所扩大；后期，婚姻圈更加开放，士族婚姻圈由封闭到开放，正是高昌士族形成、发展到分化的过程。刘驰的《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方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一文指出，北魏时期， 婚姻上的士庶之别同样相当严格；到东魏、北齐时期，一些出身寒微的胡汉统治者凭借政治上的权势进入到汉族高门士族的婚姻圈内，从而与北魏时期形成明显的对照。
2.影响婚媾的因素
影响士族婚媾变化的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域、个人人品与才能等，80年代以来的大族个案研究对此也进行了探讨。
关于士族婚媾与政治的关系，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 考察了东晋以来谢氏婚姻由沉寂到隆盛的发展过程后指出，门阀社会，士族婚姻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与政治有关。以门第与政治为前提的士族婚姻，使谢氏自东晋以来在伦常政治领域承受着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家道隆盛时，如何通过与士族的联姻去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二是家道中衰后，又如何通过人们对士族地位的认可，通过政治的途径，去保持和延续族望与门第的整肃。叶妙娜、卜宪群、宋晓梅也都认为，政治对士族婚媾起着决定作用，并由此而出现了士族身分内婚制。随着士族特别是高门士族发展到鼎盛时期，身分内婚制的更加严格，婚姻圈进一步缩小，甚至表现出为地域婚，国婚的色彩也比以前淡泊。在他们婚姻关系中大量表现出的是中表婚和异辈婚。随着士族政治地位的下降，身分内婚制开始走向解体，这主要表现为士族高门婚媾中的国婚成分陡增，并开始联婚于寒庶之家。
对于宗教是否影响婚媾，研究者颇有争议。叶妙娜指出，谢鲲娶中山刘氏，除身分因素外，可能还有道教原因。两晋之际，由于士族身分内婚制不十分严格，所以一些门第出身较为低者，因个人人品因素或宗教因素，也能婚媾名门。即使在严格的身分内婚制形成以后，宗教仍影响士族婚媾。宗教对婚媾的影响，既表现为同信仰之家的联婚，亦表现为不同信仰之婚族的仇隙，例如谢安与婿王国宝交恶恐就有宗教因素在内。对于王、谢交恶，卜宪群不同意是宗教原因所致的结果。他认为，政见的不同，是导致双方离绝的原因。六朝时期，学术宗教思想的交融性很大，宗教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同一家门中，不同宗教信仰者可以并存；不同宗教信仰者也可以结为婚姻，关键仍在于政治利益的远近。王连儒也主张，王、谢构隙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二族对桓氏政治的不同态度。王、谢因桓氏而产生的矛盾，到刘宋文帝时仍为二族后人所秉承。
经济因素，在士族婚媾变化过程中同样起着决定作用。它是导致士族身分内婚制解体的因素之一。叶妙娜、卜宪群、刘驰都认为，在士族政治地位衰落时期，家境日穷的士族为资纳婚现象已非个别现象。婚媾已从保持士类纯洁的排外方法变为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结果是，封闭的婚姻圈开放了，身分内婚制走上了解体之路。宋晓梅发现，高昌士族也盛行过以资纳婚现象，但这种现象却发生在麴氏高昌中期高昌士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个人因素对士族婚媾也有影响。叶妙娜认为，两晋之际，士族身分内婚制业已形成，但并非十分严格。出身门第低下者，所以能婚媾名门，除宗教因素外，还有个人人品的原因。但南渡以后，东晋侨姓士族实行严格的身分内婚制，个人人品因素逐渐被排斥，以人才媾婚的现象不复出现，门第观念开始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卜宪群发现，两汉至西晋是士族身分内婚制萌芽阶段，婚姻上士庶之别尚非严格，文化似为联姻的标准之一。东晋在严格实行身分内婚制的基础上，侨姓之择偶，仍把个人的才学、风范作为选择的途径之一，并非只有政治一途，这种状况延及南朝未变。叶文与卜文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颇有分歧。
（二）仕宦
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宦是衡量门族高卑的尺度。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
刘静夫对汉魏旧族颍川荀氏和京兆杜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 而杜氏达120多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 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前者门第高些，后者生命力强些。关于河东裴氏，程裕祯《河东裴氏论略》（《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 期）一文指出，两汉时代，只是其崛起的酝酿时期，此时裴氏族人的地位和作用尚不引人注目。这时有关裴氏的记载，史料所及的只有裴盖、裴遵、裴瑜、裴晔数人，且无更多的事迹可考。裴瑜虽官至尚书，但也只是作为一个陪衬人物附记于《后汉书·史弼传》。汉末魏晋之际，裴氏异军突起，裴茂灵帝时历县令、郡守、尚书，建安初封阳吉平侯，三子：潜、徽、辑。裴潜是正史立传的第一个裴氏族人，也是裴氏崛起的关键人物。入晋，裴氏迅速转盛。裴潜，潜子秀、楷，秀子頠、楷子宪，祖孙3代，5人入相，其间不过四、五十年时间。至南北朝，裴氏已成为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进入隋唐，裴氏更盛。五代以后，裴氏开始衰落而尚有余波，到两宋就结束了其辉煌历史。长社钟氏也属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作者指出，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到钟繇到唐中叶嘉璧兄弟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关于庾氏家族，孟繁治《汉魏晋南北朝时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崛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期的庾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那样，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的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相对于上述家族而言，琅邪王氏大致可归为新出门户，卜宪群对其仕宦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两晋是王氏的上升时期，生活于两晋时期的琅邪王氏大多数勤于吏职，也不鄙视军功，王氏不仅掌握军队，且在中央官职中多为精简贵要之职，逐渐成为显赫的第一大家族。南朝时期，王氏依然是高门士族，但与两晋相比，已明显处于衰落的过程之中，其仕宦特点为：第一，军权被削弱；第二，文才与职官紧密联系；第三，担任中央官职的人数骤增，特别是梁陈时期。仕于北朝的琅邪王氏有22人，起家皆为中央官职，且多清简贵要之职，但自王肃以后，不见秉政者，成了为皇室服务的宫廷文士。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对琅邪王氏从政治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琅邪王氏在东汉时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但东汉末年，门户当已就衰。曹魏黄初年间王祥为徐州别驾，遂以显达，使王氏复起，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惠帝末年和怀帝时的两晋朝廷，以司马越、王衍为核心操持政局，由士族名士装点其间，初显“王与马共天下”之势。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以王导、王敦为代表所构成的王氏家族势力是非常牢固的，这使“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江左维持了20余年，从而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构成模式。这种局面直到庾氏家族兴起，抑制王氏并凌驾于王氏之上为止。而且，即令是在庾氏代兴，王氏家族权势发展越过了自己的顶峰以后，王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势力以及文化影响仍旧不衰。叶妙娜的《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陈郡谢氏的仕宦进行了个案研究。叶文认为， 谢氏自魏晋兴起以来，虽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但政治势力未隆。真正享有高级的、世袭的、独立的地位，是在淝水之战以后。东晋末刘宋初是谢氏家族发展的转折时期，由宋末到陈是其走向衰落的时期。谢氏上升期——全盛期——衰落期，经历了文——武——文的变化过程。从这一角度看，谢氏家族的发展轨迹是一条抛物线，衰落期是上升期的回归，但前期仅是士族，后期则是“士”和“世”的复合。对于其仕宦特征，作者认为，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全盛期，他们生气勃勃，握兵执政，在中央担任参与决策的要职，在军界出任重镇，操纵全国命脉，是国家的栋梁。在转折期，他们担任清显但无实权的高级官职，在中下层的压迫下，不得不退出军界，因循守旧，坐享声誉。在衰落期，他们徒有虚名，腐败无能。因此叶妙娜认为，史学界对于世家大族仕宦特征的一般看法，实际是指在衰落期或转折期才出现的现象。世家大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故其仕宦特征也会有阶段性。田余庆先生在其专著《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对新出门户陈郡谢氏也作了深入探讨。他指出，谢氏家族历史，其先世只能上溯两代。谢鲲祖缵，魏典农中郎将，谢鲲父衡，以儒素显，仕于晋武帝、惠帝之时，历国子博士、太子少傅、散骑常侍。东晋时期，谢氏家族地位迅速上升，其家族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谢鲲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追随元康名士，这是谢氏家族社会地位变化的关键。谢氏兄弟谢尚、谢奕、谢万相继出刺豫州，从而建立了家族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这是谢氏在东晋发展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以谢安为中心的阶段，谢安凭借家族势力和抗拒桓温的机缘，得以任综将相，又以淝水之战的卓越功勋，使谢氏家族地位于孝武帝太元年间进入士族的最高层。此后谢氏权势受制于会稽王司马道子，谢安、谢玄被解兵权，旋即相继去世，但其家族地位却稳定在一个极限水平上，一直延伸到南朝之末为止。王大良的3 篇南阳家族史系列研究《南阳涅阳刘氏研究》、《南阳顺阳范氏研究》和《南阳堵阳韩氏研究》（分别载于《南都学坛》1989年第3期、1990年第5期和1992年第1期）分别对南阳的这3个家族仕宦情况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南阳刘氏为西汉长沙定王之后，入东汉历3 个世纪的默默无闻后，在汉末魏初之际由于刘
父子的显贵而得到了重新振兴，从而成为士族。东晋南朝之时，刘氏成员在仕宦上通显者不多，此时多以文史见称。南阳范氏自魏晋至梁陈300余年历史，有官职可考者23人中，一至三品6人，其余多为中下品官，所以就宦言之，范氏并不算显赫。因此范氏虽为士族，然而在政治上除极少数几个时期（宋初、梁初）外，基本上是不得志的。至于南阳韩氏，王大良指出，其家族史突出特点是阶段性和不连贯性。其家族发源于先秦，衰落于东汉，至东汉中叶重新兴起，并渐趋兴盛，至魏晋达到顶峰。此后再度衰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因韩延仕历三朝振兴，在韩道仁之后复归沉寂。西魏北周时韩盛一支虽七世相传，但此前世系无从知晓，无法与韩延之等联系起来。唐代3 人，世系更不可考。关于陇西李氏，张金龙《陇西李氏初论——北朝时期的陇西李氏》（《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一文指出，李宝入魏后的20年内，其诸子几乎无人在平城政权任职，除少子李冲外几乎全都是在35岁以后进入仕途的。北魏后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等原因，李承兄弟诸子获得了与其父辈相当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尤以李承子及李冲长子最为突出。北魏末、东西魏初，陇西李氏在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迅速衰败下来。施光明的《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齐鲁书社出版，1991年5 月版）一文对西州大姓敦煌宋氏的仕宦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前凉、西凉、北凉政权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宋氏家族的成员为官，势力强大；后凉、南凉政权中没有发现宋氏家族成员，这样，在整个十六国时期，宋氏家族的势力呈现出马鞍型，中间出现了一个低潮。
（三）学术文化
世家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仕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名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傲世骄人的一个资本。
孟繁治《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代，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之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则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谢文学指出，颍川钟氏世同魏晋士族一样，以士起家，后以军功卓著而逐渐变成豪门大族，后代以文化修养而著称。重视儒学是钟氏家族的又一重要特征。关于河东裴氏，程裕祯认为，河东裴氏自汉末以来，“家传儒业”，把儒学作为整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和世家文化的核心，其文化品格就是“选德报国”即中华民族一贯推崇的“清廉忠正”，其文化活动丰富了中国的学术文化。封海清《琅邪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昆明师专学报》1989年第3 期）一文也探讨了文化与士族仕宦的关系。作者指出，颜氏是起于曹魏的“新出门户”，颜氏之成为士族，走的是以文化显名立身进入仕途的道路。从颜氏家族成员的仕宦过程中可以看出，文化在士族仕宦过程中，从入仕的政治资格的取得，起家的迟早，起家官职的高低，到仕途的升迁，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士族政治地位的跌落，是和他们丧失了文化优势这个因素分不开的。叶妙娜指出，东晋南朝社会重人物，风流学养特为士类所矜异，概括起来主要有品德、学问、风流和清淡，谢氏也并非单纯依靠军功上升，在这四个方面，同样占有优势。特别是南朝时期，由于对军政影响的逐渐丧失，陈郡谢氏主要是以文豪、诗人留名，而不是以政治家、军事家闻世。东晋南朝门阀兴盛，学术、宗教皆与门第相结合，是士族维持其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视文化的高低以论门第，亦是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江左第一高门琅邪王氏家族的门第，又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卜宪群《琅琊王氏与六朝文化》（《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一文认为，王氏自西晋到南朝的基本思想， 即认为儒、道、佛“将毋同”，王氏家族既习染玄风，又出于儒道、儒佛之间，其儒家思想特点是经世致用。由于地域的差异，王氏的宗教信仰从东晋始即分为两部分，王导一枝信佛，王正一枝则以道教传家。王氏家族在文学、史学和书法艺术上都成就卓著。王大良在其南阳家族系列个案研究中指出，东晋南朝之时，南阳刘氏虽在仕宦上通显者不多，但在社会和文化修养上都不亚于其他士族。南阳刘氏此时也以文史见称。南阳范氏以士起家，后世渐以文化修养见称。重视儒是范氏家族的另一重要特征，除了崇尚儒学外，范氏家族中又有不少人笃信佛教，从而成为范氏的另一家风。范氏自魏晋到隋初，虽在政治上除极少的几个时期外，基本上是不得志，但其家族成员却取得了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成就。对于陇西李氏，张金龙认为，陇西李氏在前凉时期开始接受儒学，但在北魏前期，陇西李氏与中原高门相比，儒家伦理较为淡漠。门风较次，孝文时政治地位的迅速上升所凭借的主要不是文化优势，而是政治才干。但到了北魏后期，定居平城已久的陇西李氏已进入士族阶层，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李氏子弟获得了与其父辈相当乃至更高的政治地位。
（四）兴衰原因
对于荀氏家族兴盛的原因，刘静夫认为，一是荀彧为其族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联姻魏晋皇室和相机应变的政治态度，使他们顺利地通过了两次政权更迭的难关；三是家族枝叶繁茂，又重视子弟教育，成才者多；四是宗族、姻亲、知旧的相互提携。其衰落的原因是：首先，它是一个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的官僚世家；其次，荀氏的经济状况，决定它是一个司马氏政权的附庸，随着东晋皇权的削弱以至覆亡，其赖以寄生的基础也随之动摇以至消失；第三，东晋中叶以后，荀氏枝叶调零，成才者少，加之朝代革易，南北纷争，子弟流离分散，门户衰落了。
河东裴氏从汉末到隋唐的兴盛原因，程裕祯认为自有其历史文化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为那时的名门大族营造了一个最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同时也依赖于整个家族的“博学稽古”、“通涉经史”的深厚文化底蕴。
对于庾氏家族崛起并兴盛的原因，孟繁治通过对该家族的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家族内部结构的综合考察。作者认为，东汉的品题标榜之风为庾氏家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西晋时期庾氏的政治积累为其在东晋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家族成员在西晋的孝友地位及明经修行的儒学文化传统，则是庾氏兴旺发达的深层原因。
（五）家族历史地位与作用
刘静夫认为，荀氏家族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化方面；政治上，早期（荀顗以前）曾有所作为，中后期多碌碌无为，表现出一种趋炎附势的趋势，联姻世家，依附权贵。关于河东裴氏，程裕祯认为，其贡献是辉煌的、历史性的，其领域也是多方面的。卜宪群对琅邪王氏的政治行为及政治思想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总观琅邪王氏，其政治活动基本上是进步的，积极的。他们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一样应予以肯定。封建的儒家思想，依旧是整个王氏家族的主要思想，其政治行为多受此调节。王大良指出，南阳韩氏家族史的突出特点是其阶段性和不联贯性。魏晋至隋唐时许多士族世系联贯不断达数十世，南阳韩氏显然不能与之相比，这就决定了其家族地位只能是全国中小士族之一，尽管它在南阳诸士族中有重要位置。对于西州大姓敦煌宋氏，施光明认为，敦煌宋氏在前凉、西凉、北凉政权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前凉、西凉和北凉的兴衰，都是和敦煌宋氏的支持分不开的。敦煌宋氏具有浓郁的西部风采：崇尚武功，崇尚儒学，这使其富有生气和进取心，他们以后从河西走向中原，为复兴中原儒学作出了贡献，为中国传统文化注进了新的血液。
二、研究特点与不足
80年代以来的个案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从时间和数量来看，大多集中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这一段。个案研究从1986年开始起步，以后数量渐多，成为此一时期历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二是地域多集中于北方。在门阀社会中，地域加血缘能体现社会等级关系。因此标榜郡望，就成为士族表明社会地位的表达方式之一。总观80年代以来个案研究文章所涉之家族，就其郡望而言，多为北方士族，而关于吴姓士族的个案研究文章则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盛行。士族内部又分为许多等级。关于此一时期个案研究所涉之家族，研究者们认为，属于高门士族的有琅邪王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属于中小士族的有长社钟氏、琅邪颜氏、涅阳刘氏、顺阳范氏、堵阳韩氏、敦煌宋氏、高昌张氏。而关于北方士族的个案又集中在以下4个地区：临沂地区有琅邪王氏、 琅邪颜氏；汝颍地区有颍川荀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长社钟氏、陈郡谢氏；南阳地区有涅阳刘氏、顺阳范氏、堵阳韩氏；河西地区有高昌张氏、陇西李氏、敦煌宋氏。此外还有京兆杜氏，河东裴氏。三是从个案研究内容看，多为家世源流的考订与婚宦情况的探析，一般都附有世系及婚宦表。四是大多能联系时代特点，说明家族的兴衰与时代变化的关系。
尽管前段个案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也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从内容上看，严重忽视家族经济状况、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从前段个案研究对婚媾的探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研究者对身分内婚制的概念没有进行严格界定，因而对其研究的内涵，读者很难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盛行，大族林立，而前段个案研究对这一普遍性重视不够，如前面已讲到的对南方土著士族的研究及少数民族士族的个案研究的忽视，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影响力颇大的北方士族也未有文章涉及。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是个严重的缺憾。个案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它对于门阀制度与门阀政治的深入研究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期待着个案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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