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历来是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我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讨论也渐趋热烈。①关于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学者们曾提出过多种理论，如“十大阶层”②、“断裂”③、“碎片”④等。学术界普遍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分层结构应该是“橄榄型”或“纺锤型”的。笔者曾利用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总体社会结构呈“倒‘丁’字型”，社会底层的比例非常大，而导致这一形态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巨大的城乡差异。⑤ 过去十余年当中，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究竟如何？促进和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因素分别是什么？笔者利用最新的普查数据研究证明，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在过去十余年之间确实有所进步，但仍然呈“倒‘丁’字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变，但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均衡恰恰也是制约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关键。我国社会日渐分裂为“城市—农村”两个世界，以及“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正是这“四个世界”的分化使得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转型遇到阻碍，并潜藏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一、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1.社会分层结构的总体变化 分析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状况，学术界有多种维度，如权力、收入、财富、文化资本等，不一而足。研究分层的学者通常认为，职业是决定和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指标。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职业不仅直接决定其经济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会声望和地位。⑥正是在这种考虑下，学者们提出了通过将“职业类型”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相关联的方法，以此来反映个人的社会地位。这种分析方法同时还考虑了个人的教育和收入情况，是非常好的测量指标，并得到了广泛的实践运用和验证。⑦ 在本研究中，笔者沿袭了这一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及配套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⑧与我国通行的职业分类方法和实际的职业声望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不能简单套用。在过去的研究中，笔者便结合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我国职业分类和职业声望的实际状况，⑨对该量表进行过一定修正。在本研究中，我们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标准，⑩对声望量表再次进行了微调，以科学地反映我国的社会状况。 我们使用的数据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0.95%的抽样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1%的抽样数据。分析的焦点是职业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因此，仅选取了其中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11)最终总的样本数分别为641 547人(2000年)和683 291人(2010年)。 如图1，可以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结构在2000~2010年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表现为社会底层比例缩小，而中上层比例增加。但整体上显然仍明显呈“倒‘丁’字型”，底层比例非常大，中层比例增长缓慢。这与我国步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制约我国社会结构进步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2.“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分化 城乡差异是分析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的主要视角，学者们提出过“城乡二元结构”(12)、“新二元结构”(13)等理论，这种视角主要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影响，(14)重点关注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异。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深入，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过“双重二元结构”，强调除了直接的城乡差异外，在城市里也形成本地户籍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不平等二元结构。(15)笔者过去的研究提出，城乡差异是导致我国“丁字型结构”、两极型社会的核心问题。(16)我国近年来城镇化年均增速超过1%，城镇常住人口比例到2011年已超过50%。但“六普”数据显示，非农业户籍人口比例仅为29.7%，两种“城镇化”指标差异巨大。可见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差异依然非常突出。 除了城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结构分化因素呢？传统的社会分层与结构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资源的回报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四代”的分层学者们主张应关注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分化作用。(17)在我国的分层体系中，单位、行业、区域等集团性因素无疑起到了非常大的“结构壁垒”、“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的作用。(18)这一视角启发我们应重视我国社会内在的区域、集团性划分。但从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角度看，已有的研究也有所局限。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但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深化，在所有社会资源分配当中，收入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不断加强，真正受到结构和制度等再分配手段影响的恰恰是收入以外的社会资源，例如教育机会、医疗资源、社会保障、职业发展机会等。相关研究也证明，集团因素影响的主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而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福利保障和其他社会资源与机会。(19)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正是为了这些资源才流动到或留在大城市，哪怕收入上并没有多大优势。恰恰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的区隔，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和社会地位上升。(20)综合这些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涉及多个方面、多个层次，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分异，笔者称之为“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 那么在我国都有哪些主要的区域体呢？显然城乡划分是非常重要的视角，前文已论及，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学者们提出的视角主要有“单位”、“行业”、“区域”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单位是影响资源分配的主要因素，涉及收入、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21)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福利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渐从单位剥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已实现较大程度的社会化。在这些方面的差异逐渐集中在区域方面，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方面确实差距明显。(22)但实际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同一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一线”、“二线”城市之分愈发凸显。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户籍是我国主要的制度屏障因素之一，除了城乡户籍之分外，真正的区分单位实际上是城市本身，而不是省份。其次，户籍的身份标签意义实际上在淡化，更重要的是与之捆绑的公共服务资源与机会的实际差异。我国的财政体制实际上将相当多的公共服务交由地方政府财力负担。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主要在于城市之间。 区分城市的方法也有很多种，特别是在中国的背景下，行政级别主导了资源的获得与再分配，使得城市的行政级别非常重要。还有一种视角是从客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角度，划分大城市与小城市。从实际情况看，两种角度密切相关，各个区域内行政级别最高的城市基本都聚集了最多的人口。但从全国结构的角度来看，以行政区域来分析，也有不妥之处，例如同是西部省会城市，贵阳与成都的差距就较大，而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并不比东部一些地级市更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看，人口的聚集与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一般是匹配的。因此，笔者认为，以人口规模来划分城市较为合理。事实上，学术界与社会舆论大多数的讨论也都主要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大、小城市的效益差异，(23)社会学界对于小城镇发展也有过非常经典的讨论。(24)社会舆论近年来非常关注大、小城市的发展差异和机会问题，例如对于房地产市场，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明显不同，(25)而关于“逃离北上广”的争论也反映出不仅是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都市白领对于大、小城市的差异，也开始有了非常明显的感受。(26)种种讨论，实际上都反映了不同规模城市作为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有着巨大差异。 3.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 综上，笔者认为，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笔者将其概括为“四个世界”。过去曾有政治家、学者从政治经济的综合角度区分过“三个世界”(27)、“核心、边缘、半边缘”的世界体系(28)。这种视角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区域划分。事实上，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国情复杂的区域内，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也一直存在。改革以来政策侧重、发展策略的差异，可能进一步拉大、深化了这种差异，使得“四个世界”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更反映在政治、文化、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体现为“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综合性差异。特别是除了城乡差异之外，中小城市与巨型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异近年来也逐渐凸显出来。 以往的社会分层与结构研究，主要关注区域、集团性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没有分析社会分层的整体变迁和内在分化。到底我国不同区域体的社会分层差异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有何变化？不同区域体之间分化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即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角度分析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四个世界”的差异，回答这些问题。 正如笔者所言，“四个世界”的差异是综合性的，涉及多个方面，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论述比较。在本文里，笔者主要分析职业声望所体现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职业声望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系统体现了个人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因此一个区域的人口职业声望结构，实际上综合反映了该区域的阶层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我们进行简洁、直观的分析和比较。 二、“城市—农村”两个世界 1.“城市—农村”两个世界的结构差异 如图2，从整体上看，2010年我国城市地区社会结构已近似于“橄榄型”，趋向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结构。(29)但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却依然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底层占绝大多数。两者差异明显。
进一步用2010年数据与2000年比较(见表1)，可以发现在这10年之间，尽管城市与农村的职业中层群体(30)比例都有所提高，但城市地区职业中层比例的增幅(8.29个百分点)高于农村地区(4.2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此期间进一步拉大。 观察职业中层群体内部分布，可以发现，2000年，分别有53.61%的职业上层、51.59%的职业中层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1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增长到了62.24%和55.53%。而同期，职业下层的比例仅从14.49%上升到17.95%。这表明职业中上层群体向城市集聚的速度快于下层，进一步凸显了城乡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趋势。 2.“城市—农村”两个世界分化的机制 (1)精英的流出 城乡分化不断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精英”的流出。前文的分析口径是“常住人口”，关于“城乡差异”，还有一种角度是按户籍人口进行比较。 如表2，分析户籍人口结构可以发现，城乡的结构差异依然存在。城镇户籍(非农业户口)人口是典型的中产结构，职业下层的比例仅占41.88%，而职业中层和上层的比例分别达40.47%和17.66%。农业户籍人口则依然是“倒‘丁’字型”，底层群体人口众多，占到85.45%，职业中上层合计仅占14.55%。
通过比较“户籍”、“常住”人口的情况，恰恰可以看出城乡分化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人口的流动。比较二者可以发现，农村户籍人口中存在人口流出的突出现象。在职业中下层中，农业户籍人口的数量都要高出农村常住人口，特别是农业户籍人口职业中层的比例(12.6%)高于常住人口中的相应比例(11.75%)。这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有能力、有知识技术的农业户籍人口，离开农村而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通过10年间数据对比，农村精英的这种流出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分析农业户籍不同职业阶层人口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如表3，2000年以来，农业户籍的职业中上层汇聚在城市的比例上升，并且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职业下层。职业上层分布在城市的比例从2000年的24%上升到2010年的39.54%，增长了15.54个百分点，而职业中层、下层分别仅增长了4.81个和3.13个百分点。考虑到这种趋势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批“精英”以后也几乎不可能返回农村工作和生活，从而使得农村的精英流失问题不断加剧。
(2)城乡属两种不同的分层机制 城乡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分层机制上。我国城市地区有非常明显的户籍屏障，农村则恰恰相反。如表4，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情况，从平均的职业声望分值看，相对于流动人口，城市本地居民的职业优势越来越大，二者的差值从3.81分增加到4.46分。农村却刚好相反，流动人口的职业声望水平进一步高出本地居民，优势从6.15分上升到6.68分。两相比较充分证明，城市地区对于外来人口的屏障不断加强，流动人口进一步处于劣势。农村则不存在这种屏蔽，相反流动人口在职业结构上还领先于本地居民。 城乡的这种差异与流动人口不同的就业机会有关。流动人口在城市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这些行业也是他们就业机会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要想进入公共管理部门等优势行业明显比本地人更难。从2000年到2010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主要就业行业都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建筑业和居民服务业，这5个行业的从业人口比例从74.2%上升到83.8%，增长了9.6个百分点。可见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这些行业之中。而同期，本地居民从事这5个行业的人口从49.77%上升到50.4%，仅增长了0.37个百分点。本地居民中从事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14.5%上升到2010年的24.07%，这些行业是城市本地居民主要的就业增长领域。但2010年流动人口中这些行业人口的比例仅为6.87%。可见在城市地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有非常明显的产业分化。 而在农村地区，2010年，本地居民有75.5%的人从事农业(2000年为86.1%)，另有17.3%从事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从4.5%上升到9.3%)。这些行业同时也是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行业，占85.7%(2000年为83.1%)，其中制造业达51.3%(2000年为44.1%)。可见农村地区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主要的就业机会增长都在制造业。两者在金融、房地产、教科文卫、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等行业的从业比例分别为1.9%和2.0%，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尽管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这些产业普遍不够发达，但这也确实证明流动人口并没有遭遇明显的屏障。 比较2000年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实农村的制造业也有一定的进步，但是恰恰这种产业进步和就业机会的增长，主要是由外地人在争取，相当一部分有能力从事非农职业的本地人却选择到外地打工。农村这种矛盾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正如表3所见，大量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属于职业下层。事实上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的转移，在这些流动人口的家乡附近也有这样的就业机会，收入并不比东部大城市差很多，作为本地人，他们显然还具有一定的职业竞争优势，并且在生活等方面也更为便利。但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的人选择到异地打工？我们2012年在成都的调研证明，农民工其实在成都附近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却仍然选择外出打工，主要是因为职业技能缺乏，没有办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而在家附近做这些工作(比如工人、服务员、保安)，自己觉得“没面子”，碰见熟人不好意思。虽然在外地也是做这些工作，甚至更辛苦，但是却不用担心“面子”的问题。部分农村居民的这种“舍近求远”的“面子”心态，使得农村流失了大量的非农职业人口，影响了农村社会结构的进步。 (3)城乡分化的新发展 除了城乡差异的拉大，实际上农村内部也在进一步分化。部分地区名义上叫“农村”，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乡村形态，这进一步凸显了落后乡村的凋敝。从2000年到2010年，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29个的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仅辽宁和新疆的农村地区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出现了0.2个和5.7个百分点的增长。另一方面，各地下降的幅度也相差非常大，降幅最大的江苏、上海等地农村，农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下降了32.28个和27.29个百分点，到2010年，江苏、上海的农业从业人员仅分别为39.13%、15.24%。在这些省份的农村地区，主要的职业机会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都超过了农业人口的比例，另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属于“商业、服务业人员”。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东中西部都有许多省份，虽然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出现了下降，但仍然占到超过80%以上的比例，例如黑龙江(89.48%)、河南(84.49%)、四川(80.04%)。由此观之，全国农村地区内部也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分化。在部分农村地区，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村地区虽然还叫“农村”，但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农业。而有些区域的农村则远远没有摆脱小农经济。这也就意味着，两者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已经明显分化。我们2012年在广州、北京的调研也证明，在这些城市的近郊乡村地区，由于拥有大量的集体产业以及土地资产，农民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甚至要明显高于普通城市居民。可见城乡差异背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分化情况。在这些地区，与前文所提到的分层机制不同，本地农民往往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除了这些富裕的东部农村，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可能导致城乡分野固化的倾向。我们2012年在四川德阳与河南舞钢的调研都证明，农民内部对于“城镇化”、“土地流转”的态度分化明显，有31%的农民表示不愿意城镇化，23%的农民表示反对土地流转。(31)我们实施的2012年全国城镇化调查也显示，农业户籍人口当中有接近2/3的人表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特别是在大学生中，80后的大学毕业生有30%的人不打算转户籍，90后大学毕业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年的调研也证明，超过80%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承包的土地，2/3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房产和宅基地。乡村的这种新现象，主要是因为拥有农村户口就可以保留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32)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土地上潜藏着巨大利益。但同时，农村地区抛荒的现象却逐渐恶化，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农用地闲置率达15%，并且闲置面积和比例逐年增加。(33) 这种情况非常值得深思，一方面是如前文所述，城乡分化越来越大，农村社会结构滞后，意味着就业机会、公共服务都达不到现代社会的标准，但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却不愿意城镇化、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使得落后农村地区，一方面表现出机会贫乏、精英流失、缺乏活力，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增值有巨大的预期，但又不能像东部地区农村那样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资本或收入来源，使得中西部农村呈现出缺乏机会，资源也得不到利用的“僵局”态势，拉大了与优势地区的分层差距。 三、“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两个世界 1.“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的差异 如图3，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非常不同。首先，中小城市与大型城市不同。中小城市是典型的“倒‘丁’字型”结构，底层比例非常大。大型城市有更大比例的中层群体，社会分层结构较为现代。其次，在大型城市当中，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显著不同，已经接近于“橄榄型”，底层的比例明显缩小，而中上层的比例显著扩大。总的来说，可以认为，相对于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别，我国城市当中超大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的差异更为明显，可以明显区分为“超大城市”与“其他城市”两个世界。
与2000年相比较，如表5，可以明显看出，尽管三类城市都有增长，但显然城市规模越大，其职业中层、职业上层增长的速度越快，而中小城市增长相对较为缓慢。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距在过去十年之间愈发明显。从群体内部分布也可以发现，三个阶层的人口都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2000年，我国53.39%的职业上层居住在中小城市，而职业中层与下层中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1.85%、69.89%。到2010年，居住在中小城市的职业上层比例缩小了5.06个百分点(48.33%)，中层缩小了1.16个百分点(50.69%)，下层仅缩小了1.65个百分点。可见，上层群体不断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对于精英的吸引力进一步退化。 2.“中小城市—超大城市”两个世界分化的机制 (1)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 上述分析主要是从城市整体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比较城区常住人口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狭义上的“城市”，可以发现，仅就城区而言，我国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有一些差异，例如，小城市的底层比例更大，中上层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性优于小城市(见图4)。
然而，这种差异显然已没有前文所提及的整体上的差异那么大。这表明，我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实际上是城镇化水平的差异。由于中小城市城镇化水平低，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整体上中小城市体现出底层比例较大的特点。 (2)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拉大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 尽管仅从城市地区来看，不同规模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似乎并不大。但考虑到我国近年来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和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弱化，恰恰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2000年以来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特点是，流动人口主要涌向大城市，并且构成了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从2005年到2009年，对我国城市人口增幅贡献最大的是大型城市，占到了我国城市市辖区人口增长的74.39%，而中小城市仅贡献了25.61%。(35)有分析指出，这种城市的不均衡发展将会进一步加剧，使得到2030年，我国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城镇化率超过80%，像珠三角区域的广州、佛山、东莞等一些城市，甚至可以达到100%。但另外却有1/5的地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远远滞后于其他城市，甚至始终达不到50%。(36)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仍然有大量的人口工作、生活在农村，从而在社会结构上也远远滞后。 在人口流动当中，对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分化产生进一步作用的是我国不断增大的“城城流动”群体。以往的人口流动研究大多关注农村人口。“六普”数据表明，从城镇地区流出的人口中有93%的人流向城镇，乡村流出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为83%。城镇流入人口中有39.51%来自城镇，乡村相应比例为20.14%。相关研究也证明，大城市对于非农业户口人口的吸引力强于中小城市。小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达74.9%，而非农业户口仅占25.1%。而特大城市的流入人口中，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比例占到44.69%。(37)这表明，存在一种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的人口“城城流动”现象，而该群体一般以高学历、高技能的大学生为主。正是这些中小城市“精英”的流出，进一步拉大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 (3)不同规模城市有不同的分层机制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差异除了直观的社会结构差异之外，在分层机制上也有所不同。一些讨论认为，中小城市的职业流动依靠社会关系，而大城市则接近于现代的公平竞争。但也有观点认为，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屏蔽更强。正如前文所言，一方面大城市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流入，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入也意味着大城市的竞争非常激烈。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竞争备受关注。大城市与小城市对于外来人口屏蔽机制的差异也不断凸显。从职业声望的结构来看，如表6，中小城市的本地人口是明显的“倒‘丁’字型”结构，职业下层人口占到81.49%，流动人口则接近于“金字塔型”，职业中层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本地人口。在超大城市中，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在职业中层与下层上的比例差异并不明显，两者的结构都接近于“橄榄型”。但是从职业上层的比例可以看出，在超大城市中，本地人口的比例(16.52%)明显要高于流动人口(约7%)，对于外来人口有明显的屏蔽。
两种不同的分层结构实际体现的是不同的分层机制。在大城市，整体上社会结构更为中产，但户籍作为优势职业机会与资源屏蔽机制的作用也更强，流动人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在中小城市，户籍的屏蔽作用较弱，流动人口作为有干劲、有能力的精英，在竞争中表现突出。 如表7，从职业机会上看，大城市明显有更强的优势机会屏蔽，中小城市则没有。特别是分析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情况，可以看出在中小城市中，省内跨市流入人口在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上的比例都要明显高于本地居民。而在超大城市中，两类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都明显低于本地居民，特别是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些公认的“白领阶层”上，流动人口中的比例在17%左右，本地人口中则超过43.89%。可见在超大城市中，户籍是进入优势职业的显著屏蔽机制。随着“十二五”规划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进一步强调“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重点放开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可以预见超大城市的这种户籍屏蔽作用将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分层机制差异会进一步凸显。 四、讨论：“四个世界”的影响、原因与应对 综上，我们证明我国社会结构可以区分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结构差异明显，并且这种差异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有加强的趋势。我们分析的角度主要是职业结构，但很显然，我国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上，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和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是“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综合差异。 1.“四个世界”带来的影响 “四个世界”的割裂造成了中国资源分布的极大不平衡，实际上产生了“四种资源平台”，不同世界的“四种社会群体”所拥有的资源难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1)留在农村的农民：正如前文所言，中西部地区部分农村的农民一方面缺乏职业机会，公共服务欠缺，但另一方面土地、房产等资本却不能转换为资产收益或进城创业的资本，因此陷入“僵局”；2)乡城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在家乡是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乡土精英，但由于职业技能缺乏，在城市只能从事中下层的职业，职业上升渠道欠缺，享受不到平等的市民服务，而尽管近年来产业转移，在家乡附近也可以从事类似的职业，却有一部分人因为“面子”心态等原因，不愿返乡就近就业，职业技能与本地资源优势得不到合理的配置与利用；3)城城流动人口：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城城流动人口，普遍有较高的学历和职业技能，但在大城市往往面临非常严重的户籍排斥，上升机会、社会融入遇到障碍，但对于中小城市的职业机会和公共服务又感到不满，社会心态矛盾；4)城市本地居民：少数优势阶层的城市居民，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分享了相当比例的成果，占有巨大优势，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对于资源开放和制度改革抱有较强的阻碍心理。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居民内部也有分化，部分下岗、失业群体，由于不能适应市场新的需求，同时又缺乏农民那样的土地保障，生活非常困窘。特别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不均衡，在那些可能出现产业凋敝、人口衰减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居民面临的困难愈发值得关注。由此可见，“四个世界”的划分除了直观的社会分层结构差异，更代表着社会资源被分割为“四个平台”，产生“四类群体”，不同群体的资源与优势被区隔，得不到有效配置，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 “四个世界”的区隔潜伏着新的社会不稳定。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社会的两极分化会带来“结构紧张”(38)，产生“相对剥夺感”(39)，“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40)，激化社会矛盾。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不平等主要是区域、集团间的，团体内部的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消解掉对不平等的日常感受，从而降低不满。(41)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主要适合于单一、封闭的社会体系，并不能很好解释当前社会高度分化下的许多现实问题。“相对剥夺感”和“团体内的平均主义”实际上参照和比较的对象都是同一群体内部不同层次的成员。“四个世界”理论则指出社会分化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导致社会身份的混乱，同时带来多个参照系的混乱。例如，在当前社会，许多本该是“赢家”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产阶层，尽管从事的是信息技术、金融等优势行业，收入水平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的平均水平，却在“四个世界”的比较中，自认为是“IT民工”和“社会底层”。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生，主要并不是因为“相对剥夺”，而是面对不同世界的资源垄断和机会阻隔而产生的愤怒和不满，是一种“无声的抗争”。因而也无法通过群体内的平均主义来得到缓解，而恰恰是这种集团分隔的自我感知，进一步凸显了不同集团的巨大差异和无法逾越的区隔，激化了集体不满。学术界过去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当一个社会呈现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时是较为稳定的。但“四个世界”理论证明社会的巨大分割有可能使得处于上升期的新兴中产阶层面对不同世界的“阻隔”与“屏障”产生强烈的“天花板”和“区隔”心态，恰恰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力量。最新的研究已经证明，当代全球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力量并不是社会底层，而是那些“沮丧的中产阶层”。(42) 2.“四个世界”产生的原因 “四个世界”的产生当然会有市场的因素。市场天生有“马太效应”，追求利润和效率。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经济效率和资源机会确实要领先于其他区域，在竞争和发展中占据优势。 但显然，长期以来导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严重分割的主要是结构和制度性的因素。除了讨论较多的户籍制度之外，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强调。首先，我国30余年来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但没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的公共资源分配与供给体制，相当比例的公共服务依赖于地方政府提供。在公共资源的财政分配上，分税制和市管县的财税体制，使得资源层层分拨，级别高的城市获得的资源多，而中小城市、乡村获得的经费较少。专项经费的“项目制”分拨，虽然关注了“落后”地区，但实际运行并没有使得资源的分配实现真正的社会均等。(43)同时，地方政府作为“地方法团”的相互竞争和政绩冲动，使得他们倾向于集中资源在城市区域的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对于其他区域和人群则采取排斥和阻碍的方式，使得城乡之间、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在各个方面差异巨大。 其次，相当多的学者指出，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拓展到更深层次的公共服务与权利领域，将触动既有的资源分配模式，面临利益集团的资源垄断以及对于制度改革和资源开放的阻碍。事实上，除了强大的垄断性集团之外，相当一部分普通居民作为既得利益群体也联合起来，给政府施加压力，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成为不平等的维持者。过去这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44)近年来，在诸如机动车摇号、异地高考开放等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冲突不断涌现。政策制定者的许多改革措施，如果缺乏深入全面的考虑，不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改革，而是简单地实行“设限”或“提高门槛”的方式，恰恰会固化这种资源区隔，或制造新的不平等，例如强化“义务教育就近入学”，而不充分强调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反而导致“学区房”的房价不合理高涨，事实上产生新的不平等。 3.打破“四个世界”分割的应对策略 打破“四个世界”的分割，除了改革资源分配的机制，重点应该推进城镇化的均衡发展。“四个世界”的分析证明，导致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差异巨大的原因依然主要是“城乡差异”问题，包括“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社会结构差异主要也是因为城镇化水平相差过大。“四个世界”证明，城镇化确实有助于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但同时也反映了城镇化进程内在巨大的不均衡。“四个世界”的区分表明农村、中小城市的发展遇到很大阻碍，中产社会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更加注重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在于“撒胡椒面”式的农村建设，而是应该尊重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方面，重点发展城市群，发挥核心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区域内的农村、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强化中小城市和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于人口的吸引力，推动一些有潜力的中等城市壮大发展成为大城市。“四个世界”对于职业结构的分析实际上突出了职业机会对于城镇化和社会结构转变的意义。人口流动和城镇的发展主要不在于住房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而关键在于人的就业机会。推动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发展，重点在于发展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给予流动人口体面和有发展前景的职业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四个世界”理论证明，城市之间也有巨大差异，有的城市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有的城市则可能衰退。我国现在各个城市都有政绩冲动，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宏伟的建设规划，超过90%的地级市提出要建设新城，(45)而这些城市中相当一部分实际缺乏有潜力成长为中产阶层的人口流动支撑，因而潜藏巨大的浪费和风险。 化解“四个世界”的差异，需要创新社会治理，打破制度区隔，建设资源共享平台。“四个世界”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造成社会治理的巨大难度。中国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体制多元不接轨，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福利体制、医疗体制等，造成制度不接轨的原因正是本文阐释的“四个世界”理论。“四个世界”证明，四类群体有不同的困境和诉求，而同时又具备各自不同的优势与资源。应该打破现有的体制束缚，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拓展资源共享平台。资源共享平台建设应有三个方面：一是开放、公平的公共服务平台，让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享有平等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避免陷入没有机会的困境。二是创新资源利用机制，使四类群体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与资源，同时能够通过资源置换或增值，享受到自己所期望的另一个世界的资源与机会。比如，应该探索让农民将土地、宅基地转换为资本和资源的机制，使得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民有机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通过土地入股或扩大经营等方式实现向中产阶层的转化。三是打破优势资源的垄断，建设竞争型的资源共享平台。打破不公平的资源区隔体制，发挥职业能力比拼、技术创新竞争的作用，使得人们切实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技术和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营造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社会心态。应该打破大城市对资源的制度区隔和政策垄断。这种区隔的打破，并不在于简单地放开管制，让外来人口进来，还应该打破利益集团的捆绑，向外放开闸门，让大城市依靠政策垄断的经济机会、社会服务等资源充分自由流动，并且向外辐射，带动农村、中小城市的发展。近年来提出的“城市群”思想，以及最近的“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改革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一定意义上获益于制度性的区隔，牺牲了农村、中小城镇的利益。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培育健康有活力的社会结构。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四个世界”的分析证明，我国社会实际上积累了大量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合理有效的配置。“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打破不合理的制度政策对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割裂，使得“四个世界”分割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不仅有利于消解社会不稳定，更能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让人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干，实现自己的理想，也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注释： ①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11-15页。 ②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③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④孙立平、李强、沈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2期。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在改革前的我国社会，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由职业决定，主要受到政治身份，特别是单位因素的影响。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单位壁垒的意义逐渐弱化，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含义凸显出来。参见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⑦See Treiman D.J.,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 Ganzeboom H.B.G.,De Graaf P.M.,Treiman D.J."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No.1,1992. ⑧具体可参见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88》，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isco88/major.htm。 ⑨参见许欣欣：《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许欣欣：《社会、市场、价值观：整体变迁的征兆——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李强、刘海洋：《变迁中的职业声望——2009年北京职业声望调查浅析》，《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折晓叶、陈婴婴：《中国农村“职业—身份”声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⑩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业分类与代码》，2010年。 (11)如无特别说明，后文所有的社会结构分析都只是针对16～64岁、有职业的人口而言的。 (12)韩俊：《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3)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9-160页。 (14)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Vol.22,1954. (15)李强：《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问题》，载《清华大学社会学评论》第1辑，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侯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人口学刊》2007年第2期；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6)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7)Treiman,D.J.,& Ganzeboom,H.B.,"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omparative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n Stella R.Quah & Arnaud Saes eds.,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ociology,London:Sage,2000,pp.122-150. (18)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郝大海、李路路：《区域差异改革中的国家垄断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王天夫、崔晓雄：《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Yu Xie & Xiang Zhou,"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111,No.19,2014,pp.6928-6933。 (19)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20)席敏等：《“新蓝领”：城市边缘人》，《经济参考报》2014年4月25日；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1)李路路、李汉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22)杨永恒、胡鞍钢、张宁：《中国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和不协调：历史视角下的“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经济学》2006年第6期。 (23)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世界银行网站，2014年3月25日， http://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EAP/China/urban-china-overview-cn.pdf。 (24)费孝通等：《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1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颖：《城市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25)张晓鸣：《全国房价出现明显分化：一线城市温和上涨，二线城市有所松动》，《文汇报》2014年4月16日。 (26)鲍丹：《年轻人逃离一线城市：外地人生存环境愈发严峻》，《人民日报》2010年7月29日。 (27)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442页。 (28)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9)需要说明的是，数据总是苍白的，具体分析这些职业声望背后的职业可以发现，在城市中占比例最大的职业声望群体(分值为43)的具体职业主要是“营业人员”、“推销展销人员”等商业服务业人员。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显然很难将这些职业一概视为“中产阶层”，因此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虽然相对于农村地区较为现代，但仍然远远未达到国外中产社会的水平。 (30)为了便于汇总比较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层结构，我们将职业声望区分为三个阶层，分别是“职业下层”(职业声望分值在40分及以下)、“职业中层”(职业声望分值在41分到60分)、“职业上层”(职业声望分值在60分以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层并不能简单对应于我们常说的“中等阶层”或“底层”，事实上这里的“职业中层”所从事的职业除了前文提到的“营业人员”、“推销展销人员”以外，最主要的典型职业是“裁剪、缝纫人员”、“鞋帽制作人员”和“行政业务人员”。很显然这些职业也都不能简单归类为中产阶层。而从全国层面来看，专业技术人员等公认的“白领阶层”比例是较小的，区分的意义并不明显。考虑到我国总体上仍处于转型发展阶段，我们认为这样的群体划分，有利于反映和比较我国不同区域体的现实状况。 (31)李强：《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32)张艳玲：《韩俊：八成农民工不愿土地换户口》，http://china.caixin.com/2011-07-08/100277323.html。 (33)陈星月：《农村家庭金融调查：农地闲置率15%》，http://www.ennweekly.com/2014/0426/13255.html。 (34)关于“城市规模”，198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20万的城市。但这部法律已于2008年废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并没有设定城市规模的条文。2010年，由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组委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小城市绿皮书·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提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使原有的城市划分标准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为此，绿皮书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提出的全新划分标准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本研究的“城市规模”划分即以此为准。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关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分类基本也符合这一标准。各个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数据依据各省市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整理汇总，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地区代码进行匹配。 (35)王昊：《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实证分析》，载李强主编《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6)The Economics Intelligence Group,"China's Urban Dreams,and the Regional Reality," The Economics,2014-04-23,http://www.eiu.com/public/topical_report.aspx?campaignid=ChinaUrbanDreams. (37)王昊：《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实证分析》，载李强主编《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略及推进模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8)Merton,Robert K.,"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No.3,1938. (39)李强：《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学术界》2004年第4期。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263页。 (41)王天夫、王丰：《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42)Carol Graham & Soumya Chattopadhyay,"The Decade of Public Protest and Frustration with Lack of Social Mobility," The Brookings,2014-03-07,http://www.brookings.edu/blogs/social-mobility-memos/posts/2014/03/07-frustrated-achievers-mobility-attitudes-public-protest-graham. (43)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44)Yang,D.T.and F.Ca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Working Paper 62,Palo Alto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45)汪苏：《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警惕新城变鬼城》，http://china.caixin.com/2014-04-21/100668044.html，财新网，2014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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