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弟子关于“鲁迅”重构的内部争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弟子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2)02-0087-08
新中国成立初年，关于“鲁迅”形象的重构，成为新中国话语秩序重建的棘手部分。部分鲁迅弟子积极参与了这一形象塑造工程。但这种行为在鲁迅弟子内部引起了分歧、困惑，很快在1952-1954年间酿成内部争辩。以胡风、耿庸等为代表的启蒙型鲁迅弟子依托并不有利的文学资源，对以冯雪峰、唐弢等为代表的务实型鲁迅弟子发起了理论挑战，由此形成两个“鲁迅”形象彼此冲突、悖离的文学史景象。这场争辩是鲁迅弟子内部分裂的公开化，而胡风等人的失败，也是鲁迅精神遗产沦为“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的“文化资本”①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研究成为由“党和国家的权力发动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知识分子改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这一文化再造工程，在鲁迅弟子中激起了不同的回应。冯雪峰、许广平、唐弢等人主动参与了“鲁迅”形象的改写。1951-1952年间，冯雪峰发表《党给鲁迅以力量》、《论〈阿Q正传〉》、《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论文，并刊行了《回忆鲁迅》。许广平则出版了回忆录《欣慰的纪念》(1951)，唐弢也发表了《鲁迅思想所表现的反自由主义的精神》(1951)、《向鲁迅学习》(论文集，1953)。这些论文或回忆录，虽也向主流争辩“现在鲁迅还值得我们学习”，“鲁迅的战斗作用并没有‘已经失去’”③，但总体而言，它们实际上已构成了主流的一部分。它们强调鲁迅“全心全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④，“极大地响应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合法性的诉求”⑤，有效地将鲁迅个人主义哲学“缝合”进了党的文化秩序。其中，冯雪峰影响最大，他在三点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重构“鲁迅”的原则。(一)鲁迅之于现代革命史的“旁证”价值。冯雪峰称：
鲁迅思想的战斗性和它的历史价值的不朽性，在于他的思想始终是围绕着中国人民的进步要求和革命出路这个中心问题，而以人民革命的胜利方向为自己的摸索与发展的方向，并和中国革命的艰苦、曲折和胜利的道路血淋淋地相结合着的。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及其最后的到达，可以作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有力的旁证之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胜利的旁证之一，尤其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胜利的旁证之一。⑥
冯雪峰非常清楚鲁迅与“左联”的复杂纠葛，但出于新的文化秩序与“鲁迅”留存的合法性的双重考虑，他构造了鲁迅与革命的“结合”关系，并将鲁迅思想变化当成了印证既定历史事实的材料。(二)鲁迅与党的关系。冯雪峰断定鲁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自任了工农群众的一个小兵的职务”⑦。(三)鲁迅思想分期。冯雪峰发展瞿秋白分期说，认为鲁迅思想发展可重新概括为：从进化论跃进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小资产阶级跃进到无产阶级，从一般的唯物论跃进到革命的、历史辩证的唯物论。这三点对陈涌等“延安派”鲁迅研究启发甚大。
冯雪峰、许广平等对鲁迅务实却不免失实的理论阐释与生活“回忆”，在另一部分启蒙型鲁迅弟子那里激起了强烈的不满。这种鲁迅“重构”不仅意味着鲁迅精神的被“截断”(如其独异生命哲学被抹除)，亦意味着知识分子在革命之外的独立价值系统与生存空间被取消。所以，尽管冯雪峰在将鲁迅思想“嵌入”革命历程时做了一定保留(譬如强调鲁迅作为“革命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对时代的超前性)，但胡风等仍视之为“背叛者”。1952年底，胡风讽刺冯雪峰说：
还有更坏的，抓到了权就想在文字上歪曲真理，“留名后代”，三花(按：指冯雪峰)是暂时成功了的一个。⑧
冯雪峰、许广平等“歪曲真理”的做法，使鲁迅弟子阐释的“鲁迅”自然出现差异。1951年，雪苇在华东人民出版社再版《鲁迅散论》(大连光华书店1948年初版)一书。该书收入《导师的丧失》、《论鲁迅先生的“转变”》、《鲁迅先生的写作理论》、《鲁迅先生思想概观》等文章。雪苇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不是一般用个‘渐变’、‘渐进’解决得了的”，而是“自始就带着一种一贯发展的特征”⑨。这种对鲁迅思想“一贯”性的强调，与冯雪峰“转变”论隐约有异。同时，对《野草》中的“空虚感与寂寞感”，雪苇亦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优势面而是劣势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⑩这种判断亦与“转变”论异趣：如果其时鲁迅不是深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特别“使他感到寂寞和孤独”(11)，那么鲁迅“跃进”的意义便失去根据。不过，《鲁迅散论》撰于解放前，雪苇再版该书亦非有意与冯雪峰论辩，但这种差异最初显示了鲁迅弟子内部的理论裂缝。
明确对冯雪峰、许广平、唐弢等“坐交椅的人们”(12)的论述感到不满的是胡风。1952年前，出于对“鲁迅方向”危机的敏感，胡风撰文表示“封建主义和殖民地意识的死敌”鲁迅仍是“我们的严师，诤友，血肉的同志”(13)，“他并没有‘消失’，他在大笑，他在歌唱”(14)。这些文章针对的是郭沫若、胡绳等关于鲁迅已“过时”的观点，但随着同一壕堑里的战友冯雪峰、许广平等对“鲁迅”不断的改造，胡风的不满逐渐转移过来。在私信中，他时时讥讽冯雪峰。1952年8月1日，冯雪峰约胡风到家晚餐。胡风在家信中称：“(冯)老婆自己做饭，说，我做不来别的事，自己做女工。口气里有些‘个人情绪’的样子。说到正在发表的‘大文’，连忙说，那和你没有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卑怯的东西！”(15)“大文”指何文，胡风未作说明。冯雪峰此时期曾刊发两篇长文，一是在《新观察》上连载的《回忆鲁迅》，一是在《文艺报》上连载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回忆鲁迅》1952年5月16日续完，《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则分别于1952年7月25日、8月25日、9月10日在《文艺报》第14号、15号、17号上连载。胡风对两篇长文皆很不满，但从“正在发表”判断，“大文”应指后者。“卑怯”云云，显然不确，冯雪峰可能是不愿与胡风当面辩驳，尤其是关于鲁迅阐释的原则分歧。实则此次见面时冯雪峰尚未在该文中正面谈及鲁迅，到第17号《文艺报》上他才重点论到胡风最反感的鲁迅“改造”问题，称：“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挫折和紧接着而来的革命的深入和发展的期间，鲁迅体验着一次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自我思想斗争和改造……这一次，也就是‘五四’新文学在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第一次所进行的最显著的思想斗争和改造(第二次最显著的思想斗争和改造，是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迅以自己的体验和思想上的伟大跃进，在我们文学发展上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6)胡风的不满不断积聚。10月22日，他又说：“三花今天在文学研究所做报告，我去恭听了，说的话也是响应社论，几几乎是他自己打他关于鲁迅的说法的。”(17)
1952年后，针对冯雪峰等的研究与回忆，胡风有意识地予以挑战、“纠正”。该年6月，他将部分杂文以《从源头到洪流》为名结集出版。其中涉及鲁迅的文字有《从源头到洪流》、《不死的青春》、《鲁迅还在活着》等。文章予鲁迅以崇高评价，甚至与列宁并举，列于“另一个英勇的突击兵李大钊”之前(18)。不过这些杂感撰成较早，并非针对冯雪峰的学术争辩，结集出版毋宁是表示姿态。胡风有针对性的挑战是撰写《鲁迅论》。据胡风日记，早在1951年5月和10月，他就两次向许广平借阅《鲁迅日记》手稿，为计划中的《鲁迅论》搜集材料。但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完成。原因应在两点：(一)1952年，由于舒芜意外“反戈”，胡风深陷“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堕入了这八卦阵中”(19)，心绪烦杂；(二)“讨论会”后胡风关于鲁迅的文字已颇难发表，不要说专文与冯雪峰论辩(亦是与主流论辩)未必可能，就是捎带的抗辩也有难度。1952年11月5日，胡风在家信中说：“供状(按：指‘讨论会’期间胡风写的检讨)，还有关于五四和鲁迅的一段，那要击溃三花。现在考虑是不是这样写，写了会不会发表。”(20)
胡风把“击溃三花”的愿望寄托在不太招人注意的青年朋友身上。1952年春，耿庸对冯雪峰“鲁迅”阐释的不满与思考引起他的注意。通过对耿庸著作的精心指导及策划，胡风发动了鲁迅弟子内部关于“鲁迅”重构的尖锐论辩。此事梅志《胡风传》未加记载，但胡风日记、书信及运动批判材料中皆颇有可记取的资料。
耿庸文艺观念倾向胡风，《〈阿Q正传〉研究》完全是在胡风的指导下完成的。胡风日记频有记载，如“得耿庸《阿Q研究》排字校样”，“斟定《阿Q正传研究》”，“校改耿氏论文”等等(21)。从1952年4月到1953年2月，胡风、耿庸通信频繁，上海“胡风派”如王元化、张中晓、罗洛等亦积极参与。胡风与友人们都视此事为与冯雪峰之间的一场大仗。1952年8月28日，胡风明示此意：
这个两头马(按：指冯雪峰)，完全是假东西，越来越恶劣，其实他自己是心虚得很的。这一仗，要把他的“飘飘然”打掉，免得他欺负读者，祸国殃民。所以，事先值得多花些研究功夫。迟些日子印出，没有关系。(22)
耿庸此书针对冯雪峰学术纰漏而发。后来批判材料称：“耿庸的这本书里，塞满了人身攻击和泼妇骂街的文章，不共戴天的仇恨溢于言表，将攻击锋芒指向为数不少的鲁迅研究者，其中大多数是党员，最典型的是对冯雪峰同志的攻击，开始说冯是机械论者，后来又说他是阿Q。”(23)“不共戴天”自是夸张，但胡风、耿庸以冯雪峰为论敌是无疑的。1952年4月26日胡风日记载：“看郑炳中(按：耿庸本名)的《论阿Q》两遍”，“看冯雪峰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24)9月2日致王元化信中又提到：“友人粗粗地检查了一下三花过去的东西，包含了不少的污秽。”(25)最终在“胡风派”往返磋商基础上撰成的《〈阿Q正传〉研究》，集中反映了鲁迅弟子内部学术观念分歧与人生选择之差异。
胡风、耿庸等与冯雪峰等所谓“主观机械论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这一定论其实包含着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意图：鲁迅创作得益于世界观改造，他从前期到后期的“深刻”“转变”，不但见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亦“旁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进步性。胡风等不认同前者，对后者亦难共鸣，但公开质疑鲁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不太可能。胡风、耿庸遂从“两期论”入手，故胡风明确指示耿庸“批判两期论”(实则1940年代胡风认可此说)。9月4日，胡风致信耿庸说理解鲁迅“不能机械地分为前期后期。由于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斗争的发展，他的斗争策略有发展，思想内容上也有发展，但这个发展是前后相承的，犹如现实的历史发展是前后相承的一样”，“凸出有发展而又前后相承的理解，打击前后期机械论者”(26)。9月11日又表示：
批判两期论，但一定要提出“发展”的观点来，五四前到五四后是一个发展。至于一九二九一三○，那只是实际关系和步骤上更和党(无产阶级的具体斗争)更调协了的意义罢？(但应用肯定调子说，似乎好些。)(27)
耿庸吸收了胡风的建议，《〈阿Q正传〉研究》第一部分集中驳斥冯雪峰“两期论”。然而，若说冯雪峰脱离事实，胡风、耿庸讲述的“鲁迅”恐怕更显得怪异。这表现在“为了驳斥鲁迅思想‘转变’和分期的论述，耿庸和胡风一样引用了毛泽东的论述，认为‘主将’领导‘主流’，鲁迅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已经具有了阶级意识，而不是超阶级地看待‘国民劣根性’”(28)。耿庸引述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并据之认为鲁迅在五四时已具备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一论断，恐怕胡风、耿庸自己都不相信。他们如此立论，恐怕是策略之举：既不能否定鲁迅后期是共产主义者的定论，又必须否定他经历“转变”的定论，那么权宜之举就是援引毛泽东的结论，将前期鲁迅亦叙述成共产主义者。此说虽未必合于事实，但至少达到了将鲁迅(及知识分子)独立于“思想改造”之外的目的，论敌亦会惮于否定这种结论的政治危险。
为呼应此怪异观点，《〈阿Q正传〉研究》二、三部分集中反驳冯雪峰的阿Q缺乏革命意识的论断。在9月4日函中，胡风特别指导耿庸藉此论证鲁迅达到马克思主义高度的特殊方式(通过现实实践而非“思想改造”)：
农民的反抗总是武装斗争，阿Q在朦胧的革命要求中肯定了这个，也就是说，鲁迅，由于对历史上阶级斗争和现实阶级关系(农民潜在的反抗要求)的深刻的感受和认识，得到了和斯大林、毛泽东相同的结论。(文字当然不是这样写。)……我提议后面可加一节那里面——第一段的意思，似应说明，鲁迅，由于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认识，达到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认识和战斗道路，没有一丝改良主义的气味。(29)
不过，即使为鲁迅前期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耿庸仍从启蒙角度肯定鲁迅的“寂寞”：“那寂寞，是巨大的、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最真挚、最深切、最强烈的反映；那寂寞，是广大的、当时中国人民对于自己所置身的现实生活的最普遍、最沉重、最严肃的控诉。”(30)
由此，《〈阿Q正传〉研究》最终典型地反映了启蒙型鲁迅弟子的观点——“鲁迅一生都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洋溢着热情有力的主观战斗精神；鲁迅的思想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有其一贯性，是一个内在的统一的整体；鲁迅的一生都致力于旧文化的破坏和新文化的建立，致力于改造‘国民劣根性’。”(31)在此背后，胡风、耿庸的潜台词是：鲁迅思想发展并未经过世界观主动改造，他依靠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体验而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冯雪峰等对鲁迅“转变”的叙述，是迎合现实政治权力的“机会主义”行为。1953年2月，《〈阿Q正传〉研究》由泥土社出版(5月再版)，鲁迅弟子内部关于“鲁迅”重构的矛盾公开爆发，两个“鲁迅”呈现为论辩局势。
“使他们知道天下不容易‘太平’”(32)的效果达到了，但结果并非“不声不响”。冯雪峰未直接与耿庸论战。只是在1953年10月19日，他借纪念鲁迅之机，重申“两期论”，并再度强调鲁迅“思想改造”的典范意义：“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在鲁迅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跃进，在当时是震动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大事情。”(33)显然，冯雪峰未承认耿庸、胡风等构造的“鲁迅”形象，但亦未点名回击耿庸。但其他务实型鲁迅弟子的处理方法则不同。1953年7月，上海《文艺月报》突然刊文专门批评耿庸。陈安湖单刀直入，直指耿庸对“两期论”的异议“不合事实”：“一九三四年，鲁迅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这对耿庸真不啻是一个响亮的嘴巴”，“一九二七年以后鲁迅是直接在党的领导下战斗的”，“不能设想，没有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就会‘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还不能达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的理论认识’之前，能够‘在社会的实际斗争中把握到了阶级论的实际内容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34)尤为敏感者，是陈安湖一语道破耿庸与当时政治的“不合作”：
(耿庸)实际上就承认了没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从所谓“实际斗争”中获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抹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实际斗争的重要指导意义，也抹杀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人们知道，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35)
这毋宁是危险判断。沈仁康同样击中要害，他指出“耿庸否定了鲁迅先生在思想上艰苦的改造过程和飞跃、巨大的进步”，且认为耿庸对“毛泽东的论述”的引述属于误读：“耿庸没有认识到：第一，毛主席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第二，毛主席的意思是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即五四以前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毛主席所指的五四以后就是五四的当时”，“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领导的，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也不能说，在五四的当时，鲁迅先生的思想就充分是或者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了。”(36)
陈安湖、沈仁康论文出自《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的幕后策划。唐弢与冯雪峰交厚，属鲁迅晚年弟子之一。那么，同为鲁迅弟子，唐弢何以不能谅解耿庸、胡风保护鲁迅精神的良苦用心？此事涉及鲁迅弟子内部的人事关系。其实，胡风与唐弢往来甚少。据胡风日记，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与冯雪峰、许广平、萧军、黄源等频繁过从，但从未与唐弢接触，两人关系疏远。胡风笔间偶涉唐弢，亦语多鄙薄。如：“今天上午我向柏山明白表示了：要唐、魏之流弄华东文艺，那华东工作是很少希望的。”(37)“是的，对这个文坛，没有什么希望可言。华东，更不是可居之所。P谈到唐，我说，他做这工作，那华东没有什么希望了。”(38)当然，唐弢主动攻击的导因还有他与耿庸曾经的笔墨官司(39)。
在《文艺月报》刊出陈、沈两文同时，唐弢还配以“编者按”说：“《〈阿Q正传〉研究》是最近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我们觉得其中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本刊陆续收到一些对这本书提出意见的来稿，本期选登了其中两篇。”文章刊出后，上海各书店“突然停售”《〈阿Q正传〉研究》(40)。
唐弢刊发的两篇批评，激起了启蒙型弟子的反弹。据魏金枝揭发：
《文艺月报》发表了这两篇批评，正好成为他们所期望已久的“导火线”。刊物刚刚出版，顾征南就寄来一篇稿子，并附有一封夹着污蔑带着说教的长信；王戎寄来一篇稿子，同样也附有一封信；耿庸在上海人民剧院一手培养的喽啰王明煜也投来一稿。他们这样做，目的就在于：“现在这样做，他们百分之九十九不会登的，但这就成了神经战，使他们不安。”彭柏山也参加了这一进攻计划的。彭柏山后来逢人就说：“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夸大自己在党和鲁迅之间做联系工作的作用，不是‘独与其功’吗？”(41)
魏金枝把顾征南、王戎等描绘得气势汹汹，反映了两点：(一)启蒙型鲁迅弟子在上海实处于弱势，写稿人众，却无一处发表；(二)唐弢(以夏衍为后台)无意与对方展开学术论辩。封杀、批判，随即成为唐弢及《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紧锣密鼓的工作。实则1953年7月后，在夏衍、唐弢与彭柏山、刘雪苇之间纷争骤起，结果以上海“胡风派”失利告终。刘雪苇被解除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与《文艺月报》编委职务，泥土社亦横遭打击。
由于掌握的权力的差异，启蒙型鲁迅弟子陷入被打压局面。无奈之下，胡风只得利用讲演机会，直接出面批评冯雪峰(亦包括“延安派”)。李离回忆道：
1953年冬，胡风到文学研究所(42)做过三次学术报告，讲题是《鲁迅精神和鲁迅杂文》。我们去看他时，他把报告提纲拿出来，把所讲的内容重点，对我们简单地说了说，看来是认真作了准备的。他对时下某些评论鲁迅的文章，是持不同见解的，他认为有不少研究鲁迅的著述，存在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观点，他要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谈的时候，感情颇激动，看来都是有针对性的。(43)
李离在时间上略有含混。据胡风日记载，三次讲演时间分别为1954年1月13日下午、1月15日下午和晚上(44)。但李离“针对性”的判断颇准确。对冯雪峰再度申述的“两期论”，胡风用词缠绕(迫于语境)，但否定之意明确：“鲁迅先生的思想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种说法现在看起来还值得研究。一般地说，进化论也是唯物论的东西，但它也有可能向改良主义的方向发展。进化论是达尔文、黑格尔的学说。值得我们着重研究的，就是进化论思想在鲁迅先生身上表现了些什么。进化论是不承认突变的，要以进化代替革命。但鲁迅先生并不是这样，他1918年的《狂人日记》的战斗性就是很明显的。其次，进化论是否认阶级的，但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始终是承认有阶级存在的。1921年他写《阿Q正传》，写出了各个阶级的特性，对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类似阿Q那样的人)，分析得都很深刻。”(45)胡风还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概括鲁迅，并针对沈仁康对耿庸误读毛泽东的批评予以正面辨析：
他的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如果说，五四以来革命是为了社会主义前途，那么鲁迅先生的作品，全部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如果说还要有社会主义内容，那么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既没有农民，也没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互助组，甚至连集体劳动都没有，更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但我想应该这样去理解鲁迅先生的作品，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是有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是什么呢？基本内容之一，应该说是作家对人民的态度，在作品中对人的态度。(46)
胡风的论证近于诡辩，实则解放前他无此论点。强行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摄鲁迅前期与后期，是希望在政治合法前提下推翻“两期论”，从而否定思想改造“意义”，维护知识分子价值传统。实则1951年由泥土社再版的《现实主义的路》中已有此意：“深入生活，突进历史的沉重而深邃的内容，体现出不是现成地摆在‘外在形象’上的而是潜在的人民的力量，由这抗击过去，透视未来；那即使不是更深地和现实结合的最好的道路，但至少也该是一条可以走、应该走的道路罢。一部文学史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们，大多数反而是在黑暗的现实下面开辟出道路，发散出光芒，用他们的圣火照亮了历史方向的。”(47)胡风要在“思想改造”的指定道路外，强调知识分子独立探求的可能。然而，对新政权而言，不保持对知识分子、叙事话语的有效“引导”，又如何能形成公共政治认同、实现民族现代梦想？故到1955年，胡风这种认为“鲁迅是在生活中掌握马列主义，没有经过思想转变阶段”的观点，被批评为“臭名远扬的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反动调子”(48)。
胡风明确质疑冯雪峰，然而这不仅是鲁迅弟子内部关于两个“鲁迅”的论辩，实亦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胡风强调鲁迅的“主观精神”，暗暗否定世界观转变、体验工农兵生活等新的文艺“律条”，明显违背《讲话》。这令邀请他讲演的文学讲习所感到惊慌。徐刚回忆：“(胡风)把田间讲怕了，胡风走后，他把我和辅导新文学的教师潘之汀叫到他房里说不要让胡风再讲下去。”(49)
胡风深感“到处有一股死尸的气味”(50)：论文无处发表，讲演也受限制，迎接他与友人的仿佛是“暗暗的死”。1954年7月，胡风上书中央，其中再次批评“思想改造”论者“为了使鲁迅来一个按照他的意思的‘飞跃的变化’，就不惜把鲁迅‘前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我以为这只能是一种糟蹋历史的‘理论’”(51)。但与此同时，唐弢与《文艺月报》也对路翎、阿垅、冀汸展开了“围剿”，启蒙型弟子无处可以“论辩”。最后对冯雪峰论点构成挑战的，是张禹1954年12月印行的《〈野草〉札记》一文(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代序)。该文“强调鲁迅接受马克思主义自发性的一面”，在张禹看来，“鲁迅一生充满转变，相形之下，‘野草’时期的转变的重要性并不突出”(52)。对此，批判材料称：“另一胡风集团分子张禹则以研究鲁迅的《野草》为名，从另一方面为耿庸辩护。”(53)
鲁迅弟子的内部论辩不能不结束了。这不仅因为胡风等丧失言论空间，亦因为冯雪峰始终不愿正式论辩，而幕后策划者唐弢也不喜欢“论辩”。他始终未撰文直接与胡风等进行学术交锋。直到1955年，唐弢才正式发表长文《不许胡风歪曲鲁迅》(此文未收入1995年版《唐弢文集》)，堪称1952-1954年鲁迅弟子内部论辩的总结。除有关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批判外，唐弢竟然还从《剑、文艺、人民》中翻检出胡风“也曾依据瞿秋白的分析，不止一次地说过，‘鲁迅一生所走的路是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并且有‘初期’、‘后期’之分。既然是‘到阶级论’，很显然，他同意鲁迅思想经过阶级变化”，“也是承认有发展和跃进的过程的”(54)。唐弢以大量文本证据证明了鲁迅前后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最后断定：
胡风从他自己的反党立场出发，看不见党的领导，看不到鲁迅一再宣告、始终“遵奉”党的领导的事实，看不见鲁迅在党的领导下辉煌战斗的成绩，所谓“不惜把鲁迅‘前期’作品送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是我们，正是曲解了鲁迅的胡风。(55)
该年，唐弢激情迸发，接连发表多篇文章，显示了严密逻辑与优长辩才。不过，这与“论辩”已无关系，实是为政治迫害寻找“学术”根据。此亦1953年7月唐弢联手夏衍围剿“胡风派”以来一直希望获得的结果。胡风、耿庸、雪苇、张禹等人提供的怪异“鲁迅”形象就此成为“陈迹”，他们皆为1955年风暴所摧折。唐弢则在1956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成为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两个“鲁迅”冲突的文学史景象，两类鲁迅弟子的不同前程，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年知识者精神被围和突围的一段记录。
注释：
①林贤治：《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69页。
②钱理群：《鲁迅：远行以后(1949-2001)之一》，《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③冯雪峰：《为什么要学习鲁迅和读他的杂文》，《雪峰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0页。
④许广平：《在欣慰下纪念》，《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9日。
⑤程光炜：《“想象”鲁迅——当代的鲁迅研究及其他》，《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⑥⑦(11)冯雪峰：《鲁迅生平及他思想发展的梗概》，《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1、12期。
⑧胡风致梅志，1952年11月1日，晓风编：《胡风家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5页。
⑨⑩雪苇：《鲁迅散论》，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6，86页。
(12)张中晓：《张中晓致胡风书信》，《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
(13)胡风：《鲁迅还在活着》，《胡风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14)胡风：《不死的青春》，《胡风全集》第4卷，第193页。
(15)胡风致梅志，1952年8月3日，晓风编：《胡风家书》，第286页。
(16)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7号。
(17)胡风致梅志，1952年10月19日，晓风编：《胡风家书》，第326页。
(18)胡风：《从源头到洪流》，《胡风全集》第4卷，第169页。
(19)胡风致王元化，1952年9月13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568页。
(20)胡风致梅志，1952年11月5日，晓风编：《胡风家书》，第336页。
(21)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第354、355、381页。
(22)胡风致耿庸，1952年8月28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98—99页。
(23)丁文：《“怪书”不奇怪了》，《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
(24)胡风：《胡风全集》第10卷，第326页。
(25)胡风致王元化，1952年9月2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567页。
(26)胡风致耿庸，1952年9月4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100页。
(27)胡风致耿庸，1952年9月11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101页。
(28)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29)胡风致耿庸，1952年9月4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99页。
(30)耿庸：《〈阿Q正传〉研究》，上海：泥土社，1955年，第11—12页。
(31)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32)胡风致耿庸，1952年12月26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105页。
(33)冯雪峰：《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纪念鲁迅逝世十七周年》，《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9日。
(34)(35)陈安湖：《从一篇〈真理报〉的专论谈到〈《阿Q正传》研究〉》，《文艺月报》1953年7月。
(36)沈仁康：《驳〈《阿Q正传》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文艺月报》1953年7月。
(37)(38)胡风致梅志，1952年11月11日，晓风编：《胡风家书》，第339，342页。
(39)参考徐庆全：《夏衍至周扬信解读》，《纵横》2001年第9期。
(40)路莘：《人在文坛——耿庸纪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41)魏金枝：《胡风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活动概况》，《文艺月报》1955年7月号。
(42)此处李离使用“文学研究所”一名，是出于感情上的习惯，其实在胡风前去演讲的1954年1月，文学研究所因为一些复杂的人事纠葛，已经更名为行政级别较低的“文学讲习所”。胡风在日记中记载此事时已使用“文学讲习所”的说法。
(43)李离：《五十年代初期的胡风》，晓风主编：《我与胡风》下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8—999页。
(44)见《胡风全集》第10卷，第463—464页。
(45)胡风：《关于鲁迅的杂文(三)》，《胡风全集》第6卷，第85页。
(46)胡风：《关于鲁迅的杂文(二)》，《胡风全集》第6卷，第80页。
(47)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写在后面》，《胡风全集》第3卷，第568页。
(48)理明：《揭露胡风分子在南京文艺界的罪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25页。
(49)徐刚：《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50)胡风致冯异，1954年4月14日，《胡风全集》第9卷，第87页。
(51)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4页。
(52)吕东亮：《“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派的歧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53)文艺月报编辑部：《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对〈文艺月报〉的进攻》，《坚决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2辑，第178页。
(54)(55)唐弢：《不许胡风歪曲鲁迅》，《学习与战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第4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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