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斗、批、改”思想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时期。“斗、批、改”由“文革”前几年的政治理念或局部、分散的政治实践发展为全局性、多层次、宽领域的政治运动，不仅占据着宣传话语的主流地位，且呈现诸多历史元素胶结交织的杂乱气象，故亦称全面“斗、批、改”。本文将拨开政治运动的历史层面，基于对有关“斗、批、改”的诸多文本和细节的梳理与解读，着重关注这一时期里繁复多元的历史元素与全面“斗、批、改”之间的思想性联系，以及作为整体的“斗、批、改”这一政治话语或概念的思想演变进程，所描绘之图像与实际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有重叠之处，但也并非完全遵循政治社会史的运行逻辑，这源于思想与现实、文本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鉴于“全面夺权”时期“天下大乱”以及1968年7月清华大学造反派抵抗工宣队的教训，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以“天下大乱”求取“天下大治”的战略。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公布了他的最新思想：“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①一度充当先锋和主力的学生由此被逐步边缘化。
全面“斗、批、改”思想正是在此政治关系变动的基础上渐次形成的。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多处修改和补充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他的“最高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些思想概括了“斗、批、改”的基本内容与方向，与“文革”前几年“斗、批、改”的框架既有继承又有变化；虽然主要针对学校和工厂而言，但明显具有全局性。9月初，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②在这里，“全国山河一片红”被视为“斗、批、改”的前提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言：“现在我们面临着斗、批、改的新高潮，全国已经实现一片红，进一步就是斗、批、改了。”③在此前后，毛泽东一再强调要“认真搞好斗、批、改”。七、八、九三个月间，他密集地为一批文稿与调查报告写批语或编者按，较为系统地提出运动的方向、途径和方式，显示了力图建设新秩序和新体制的诉求，说明他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④
随着“斗、批、改”成为“文革”的中心任务，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得以规范。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大会上提出，“斗、批、改”“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报一刊”十一社论《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则对“斗、批、改”做出明确解释：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指示“是一切单位，一切部门，一切机关斗、批、改的基本内容和根本途径”，“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接着，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强调说：“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⑤全会据此对“斗、批、改”做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以及工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多项部署，这标志着全面“斗、批、改”思想的基本定型。
与此同时，以11月25日“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始，全国开展了学习路线斗争史的运动，不仅为“斗、批、改”提供了历史的思想资源，且进一步强化了“斗、批、改”的阶级斗争之本质属性，“从这个基本思想(指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引者注)出发……说明我们今后如何进行斗、批、改。”⑥全面“斗、批、改”思想渐趋精细化。此外，“斗批改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斗批改领导小组”等正式或临时的领导与组织机构也大量涌现。所有这些都表明，“‘斗、批、改’这一文革初衷和文革主题，在经过了群众运动的演变、取代以及被群众武斗所异化之后，开始重新回到文革运动的中心地位。”⑦
为实施和推行“斗、批、改”，同时也为进一步缓解“全面夺权”带来的动荡局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制订宽松性的政策。1968年9月初，毛泽东在批发一个文件时指出：“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⑧中共中央据此首先制定出针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给出路”政策，要求他们同工农兵结合，掀起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样进行斗、批、改，就可以把教育革命搞好。”⑨而对所谓“阶级敌人”(在当时被冠以“黑五类”、“黑九类”等称谓)在主观层面上也比较注重采取和缓政策，如对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对所谓“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则“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⑩等等。
1969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11)为推动落实政策并促使政策具体化，他重启以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方法。针对落实政策无的放矢的情况，毛泽东批评道：“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12)他因此要求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到工厂蹲点，总结“斗、批、改”的新经验。3月，《红旗》杂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系统阐述了这一问题，并着重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要求全党开展各条战线“斗、批、改”的典型调查。
不久，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和指导思想就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中共九大在回顾和总结“文革”的基本历程后，在“搞好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规定，促进了“斗、批、改”运动的广泛展开。毛泽东在九大期间多次提出要搞典型：“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13)他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强调运动的指导方针：“无非是讲团结”，“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要过细地做工作。”(14)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还传达了毛泽东九大期间的两条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对这些思想的反复强调与宣传，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希冀通过树立典型以落实政策，加强集体团结，将“斗、批、改”贯彻至基层单位与组织的意图。在当时各种宣传文本的逻辑中，全面落实这些政策，既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也是搞好“斗、批、改”的“根本保证”。而在实践层面上，毛泽东则亲自总结并推广“六厂二校”的典型经验，几乎涵括了全面“斗、批、改”的所有层面。
对政策的强调与推重，成为全面“斗、批、改”的重要思想性内容。能否参加“斗、批、改”成为一个人是否落实政策或由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标志，以及决定所谓“牛鬼蛇神”精神状态的重要指标。直到1971年中后期，中共至少在思想层面上依然保持对“斗、批、改”政策的频繁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15)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强调说：“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16)客观地讲，“斗、批、改”思想的政策界定对于控制运动中的某些错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面“斗、批、改”的两项基础性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继续维系乃至强化了“文革”社会所流布的暴力语境，所以对宽松政策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与价值。
进入到1969年，尽管珍宝岛事件曾一度影响“斗、批、改”在全党工作格局中的地位(17)，但就全局而言，“斗、批、改”仍然是实际工作和舆论宣传的中心。绝大部分政治运动已普遍展开，所谓的“无产阶级新事物”不断涌现，农业、工业、商业、医疗、卫生、文艺等领域中的群众运动都在“斗、批、改”的名义下得以推行，他们或作为“斗、批、改”的“前提”、“基础”，或将“斗、批、改”视为其力图实现的目标，或直接等同于“斗、批、改”本身。全面“斗、批、改”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元素，其思想性内容得到持续的丰富与更新，几乎渗透至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极强的宽泛性，甚至一度提出“家庭的斗、批、改”与“灵魂深处的斗、批、改”等概念。在此期间，“革命大批判”地位的彰显与“制度变革”方向的转换，在全面“斗、批、改”的思想框架中颇具特色。
中共九大前后，全社会掀起了大规模的以刘少奇及其思想理论为目标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被认为是“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几乎贯穿整个全面“斗、批、改”时期，并逐渐形成了各种指导大批判的专门组织机构与写作组，并且创造出诸如“大批判专栏”与“小评论活动”等次生形式。一旦大批判的势头有所疲弱，宣传舆论机构即发表相关文章进行重新发动，如1969年8月25日“两报一刊”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即重点批判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等言论，指出这些言论的实质乃是破坏“斗、批、改”，要求加强大批判。由此可见，“革命大批判”承担了“斗、批、改”的基本动力，正如一篇报道所指出的：“不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就不能肃清，斗、批、改就没有方向，就没有动力。”(18)
由于实际的政治社会建设所需，“制度变革”已逐渐摈弃“文革”初期那种全盘否定所有规章制度和社会规范的极端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合理的生产制度的辩护与恢复。1969年4月，周恩来就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指出，对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要马上恢复，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19)此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更明确责成所有企事业单位在“斗、批、改”中，一定要坚持原有的行之有效的安全制度和质量检查制度。第二，党的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的回归。1969年6月，周恩来在解释国务院精简方案时指出，中央党政机关的斗、批、改到了解决其组织形式的时候了，政府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慎重(如外交、财政、国防)，将来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革命委员会里讨论，要有核心领导小组，将来就是党组、党委。(20)此后在精兵简政运动中进一步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根本原则。可见，全面“斗、批、改”时期的“制度变革”思想在一定维度上体现了对制度的肯定与尊重，反击了极“左”思潮，为前十七年的制度回归提供了历史的境遇和条件。
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强调要继续推动“斗、批、改”，“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各个基层”。在这一具有指标意义的社论里，“斗、批、改”的核心地位仍然坚挺，连顾准都意识到这一宣传文本的内在逻辑：“元旦社论固然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然而更加强调斗批改，包括整党建党大批判在内。70年任务，看来后者较前者更为迫切。”(21)因此，在元旦社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同斗、批、改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的号召下，已经持续多年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一篇文章点明这一运动的主旨在于：“斗、批、改有许多任务，但根本一条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也只有人的觉悟提高了，才能取得斗、批、改各项工作的胜利。人的觉悟的提高不是自发的，要靠毛泽东思想的灌输。”(22)这一运动与“斗、批、改”的关系还被形象地概括为“用毛泽东思想之‘矢’射斗批改之‘的’”。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兴办起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广所谓活学活用的“七字经”，形式主义和庸俗之风泛滥。
由于将1969年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视为“文革”取得“胜利”的“硕果”，1970年元旦社论便乐观地宣称，“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当年恰值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中央在制定四五计划草案时，基于备战需要，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方向，虽然致使经济建设中再现冒进思潮，但在客观上提升了经济工作的战略地位，并进入“斗、批、改”的思想框架，“如果我们不领导生产，忽视生产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斗、批、改就没有全面抓好。”(23)周恩来借此巧妙发挥：“经济工作进入七十年代，是斗、批、改的主要方面。”(24)他还批评外贸部门对进口物品“一批、二用、三改”的态度，“买就是要用，不用，你进口干什么？要改‘一用、二批、三改’，如果进口是为了批，那有多少东西要进口啊！”(25)“一打三反”运动在政治上酿就大批冤假错案，但也试图解决经济领域中的部分突出问题，因而增产节约、技术革新、综合利用、经济核算、加强企业管理、贯彻“鞍钢宪法”等经济性元素都在促进“斗、批、改”的名义下得以展开，使得当时的社会局势貌似“逐渐向建设推移之中。”(26)
随着经济工作在“斗、批、改”的框架中试图回归正轨的努力，社会上普遍泛起了渴望停止动荡、加快经济建设和完善规章制度的思潮，及至1970年下半年，对经济形势相当敏感的顾准也认为：“看来当前中心，已经明显无疑地是经济。”(27)与此同时，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始，党内政治局势又日趋紧张。此后，中共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仍然号召继续进行“斗、批、改”，但“抓革命”的阶级斗争面相开始逐步压倒“促生产”的经济发展诉求。1971年《红旗》杂志第1期《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着重批判了在“斗、批、改”方面的所谓“厌战情绪”、“麻痹思想”和“畏难情绪”，极力强调“斗、批、改”的长期性，并将“斗、批、改”与经济建设和完善规章制度等绝对对立起来。2月，《人民日报》亦发文批判“抓阶级斗争会妨碍生产发展”的言论，指责其脱离了“斗、批、改”运动，“只有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有生产斗争的主动权。”(28)此后一篇文章更将“斗、批、改”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上，关键是要抓革命，搞好斗、批、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不能转向。”(29)这一政策转换鲜明地体现了极左势力对“斗、批、改”的理解与定位，同时也是当时紧张政治局势的注脚。
整体而言，以“批陈整风”为中心的政治局势在1971年更加紧张与激烈，“斗、批、改”在政治宣传话语体系里的文本数量开始明显减少，且大都限于一般的文字性号召。“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斗、批、改”更一度绝迹于各种政治文件与宣传媒体上，毛泽东亦很少提及，“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30)作为“文革”期间重要的话语体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斗、批、改”思想，也同样日显边缘，渐趋式微。
注释：
①相反，这一时期内，毛泽东对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则给予很低评价：“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5页)
②《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1968年9月7日。
③周恩来对国防工业会议部分代表的讲话，1968年9月16日。
④⑤(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7、1532、1542页。
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1969年5月24日。
⑦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448页。
⑧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606页。
⑨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上的讲话，1968年9月7日。
(11)(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5～37页。
(13)毛泽东在中共九大期间的讲话，1969年4月11日、13日。
(15)中共长春客车厂委员会《加强党的政策教育》，《红旗》1971年第7～8期。
(16)毛泽东在长沙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1971年8月27日。
(17)1969年3月17日，周恩来在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时，就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句中的“斗、批、改”改为“备战”。(《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8)《青海省西宁供电所革命委员会在斗、批、改阶段狠抓革命大批判》，《人民日报》1969年3月11日。
(1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2页。
(20)《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
(21)(26)(27)顾准：《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283、291、315页。
(22)江西省革委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斗批改》，《人民日报》1970年1月4日。
(23)赵丰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抓紧春耕生产》，《红旗》1970年第3期。
(24)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2月20日。
(25)《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一批、二用、三改”，还是“一用、二批、三改”，抑或毛泽东要求对老革命家“一保、二批、三改”等，都受到“一斗、二批、三改”这一经典的“斗、批、改”话语方式的思想影响，均可视为“斗、批、改”思想的变异性表达。
(28)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人民日报》1971年2月28日。
(29)国家计委写作小组：《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大庆道路胜利前进》，《人民日报》1971年9月10日。
(30)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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