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思想政治工作论文,大力弘扬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弘扬延安精神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联系
为什么说弘扬延安精神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有着内在的联系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1、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以延安时期为代表的一贯的优良传统。回顾历史，可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各方面都趋于成熟，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分重视经济工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强大的反作用，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当时，我们每开展一项工作，首先向群众讲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方针、政策，随时解决群众中出现的思想问题，解决妨碍群众发挥其积极性的种种矛盾，从而保证了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干部、党员和我们的基本群众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热情，即使是才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也转变立场，爱憎分明，掉转枪口同反动派展开殊死的斗争。这常常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奥秘，除了我们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外，便得益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的和平建设年代并没有过时。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思想和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思想政治工作又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便会走到邪路上去。现在，有的同志只讲“服务”，不讲“灵魂”、“统帅”、“生命线”，因而多少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有些领导干部忙于跑场子、画圈子、剪带子、批条子，却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件大事丢在脑手，这恐怕是很不妥当的。
应当清醒地看到，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他们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在对我实行军事威胁或军事干预的同时，千方百计对我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如果说他们对于苏联、东欧采取的是“攻心——夺权——改制”的三部曲的话，对我国采取的看来是“攻心——改制——夺权”的三部曲。不管是哪一种三部曲，“攻心”都是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乱中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在乱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毋庸讳言，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几起几落，当前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如果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识美丑，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发扬我们党以延安时期为代表的一贯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
2、宣传延安精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这些年的研究探讨，大家对延安精神的内涵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它主要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优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这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拿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来说，它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延安时期，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国统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但是我们都懂得，共产党人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是这个理想信念鼓舞着我们去克服世上罕见的艰难困苦，战胜比我们强大许多倍的国内外反动派。如今，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确立了数十年，尽管距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还很远，但比起延安时期来，已经前进了很大一步。但是有人却宣传“共产主义渺茫”论，说什么我们中国搞社会主义要两千七百多年，相当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至于以后究竟要不要搞共产主义，那要由两千七百多年以后的人们去投票公决，我们无权决定他们所走的道路。这实属荒谬已极！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显然，宣传延安精神，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之类的歪理邪说，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再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说，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觉地不谋私利，把个人利益融化在人民利益之中，在个人利益同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服从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遥远的西北和艰苦的岁月，回到了在那一片英雄的土地上倒下去的无数亲爱的同志和战友中间。想不到如今有些人却明目张胆地宣传个人主义，说什么“自利是天然的、根本的，利他是人为的、派生的。”“每个人都只是自己的目的，不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这难道不是荒唐到了极点！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显然，宣传延安精神，批判那种鼓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歪理邪说，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延安精神的其他方面同样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毋需一一细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面临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繁重任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得如何，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系极大。列宁说过：“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弘扬了延安精神，这种自觉的纪律便得以形成和巩固，这是我们的真正的政治优势。所以，弘扬延安精神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毫无疑问的。
思想政治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效果不很理想？如何加以改进？我看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1、“的”与“矢”。思想政治工作要处理好“的”与“矢”的关系。什么是“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注意这一点，事前总要从事周密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做干部、群众的工作是这样，做友军的工作也不例外。1936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为了贯彻“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方针，要各地党委选派干部进行此项工作，陕北党组织曾派我去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我考虑，同是国民党军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和处境有许多不同，他们内部士兵和长官的心态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下级军官与中高级军官的心态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士兵之中，也会因为出身和文化等差别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这些都要仔细了解清楚，才能对症下药。由于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很少接触群众，甚至严重脱离群众，讲话至多只翻翻报上来的书面材料，这样，所讲的话大多属于无的放矢，要想使听的人入耳入心，实在太困难了。
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有的放矢，这就不仅要弄清“的”，对准“的”，而且要取得“矢”，掌握“矢”。这个“矢”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是其他的学习内容所能代替的。记得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毛主席说：“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这个意见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分析和解决自己与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会变成物质力量。
2、“破”与“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拿弘扬延安精神来说，我们要善于发现现实生活中比较好地体现延安精神的人和事，发现通过弘扬延安精神使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整个单位的生产和工作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先进典型，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加以宣传，这便是“立”。“立”和“破”是辩证的统一。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就要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领导干部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对象，批评与自我批评尤不可少。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树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仍是那么的亲切！这次开展“三讲”活动，搞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如何。一则消息令我吃惊。《半月谈》杂志今年第五期披露，那个大贪污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三讲”中得到的考评居然是“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至少说明在那里的“三讲”中根本没有像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破不立”的含义更在于要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轮功”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有神论，就不能发展无神论。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歪理邪说远不限于“法轮功”，我们要善于举一反三。例如，那种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的理论，那种在政治上鼓吹实行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那种在思想上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其危害性比起“法轮功”来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危害最大的是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1982年，我曾经说过：“党史的宣传，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宣传，更不同于学术问题。理论宣传出了纰漏，固然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但还可以修正，可以补救。党史宣传出了纰漏，会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内团结，要挽回不良影响是颇费周折的。”我至今认为我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现在，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的歪理邪说层出不穷。有人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说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继承洋务运动的传统，以英美为师；“五四”运动则受了卖国条约的刺激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转而以俄为师。这一严重的历史转折，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八十年宝贵时光，直到现在，才从以俄为师的歧路上走出来，转到以英美为师的老路，回归近代文明的主流。有人给党史上已有定评的建党前夕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翻案，说张东荪、梁启超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切合实际，切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而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因而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观点并不能真正驳倒对方，“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有人甚至把延安整风同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扯在一起，说延安整风“隐藏着以后发展起来的个人崇拜的因素”，说“文化大革命”是“延安整风可能隐藏着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对于此类言论难道能够不进行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吗？如果我们不开展批评，甚至像邓小平同志早就指责的那样，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难取得成效的，意识形态领域严重混乱的局面是很难扭转的。
3、“言”与“行”。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善于运用生动活泼的、富于表现力的言语。在这方面，我深受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启发。志丹同志讲话、写文章，简练生动，没有多余的话，很有说服力。他在动员红军远征打仗时，用极浅显的语言便把这样做的必要性及其与自身的利害关系讲清楚了。当他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时，战士们由衷高呼“是！”。遇到老学究，他又能“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对答。同一些具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同志辩证，他又能从中外理论中找出根据，说服他们。子长同志同我交谈，从当时当地的工作谈到革命事业的发展，谈到辉煌壮丽的未来，热情奔放，生气勃勃，言谈中透出了一股对革命事业火一般的热情，极大地感染了我。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提出反对党八股，相当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但是，现在有些干部讲话、写文章，八股气味颇重，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是值得注意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言行不一。过去人们歌唱共产党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却是说得到，做不到，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极大地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力量。有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台上他说人，台下人说他，这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所说的，应当是自己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东西，应当是自己衷心热爱并赖以生活的东西，应当是自己感受真切并深刻铭记的东西。只有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完美地统一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有崇高理想的人讲理想，有坚定信念的人谈信念，才能说服人，打动人。群众对于我们，固然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如果我们讲起消极腐败现象来激昂慷慨，义愤填膺，一旦临到自己头上却又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那么，谁还相信我们的话呢？1980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要反对那种发牢骚、放空炮，你怨我、我怨你的不良风气，并且引用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说的一句话“坐而谈，何如起而行”，要提倡“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领导做起”。二十年过去了，我如今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看法，归结到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领导做起。
（这是马文瑞同志5月18日在纪念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的第二、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