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金融化与粮食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粮食论文,粮食安全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4)05-0082-06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多年来，除个别年份之外，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按照农业部门公布的数据，2013年之前的10年里，中国粮食生产甚至超越历史上公认的“两丰一歉”粮食周期(也有“两平两丰一歉”5年一个周期之说)实现总产“十连增”。但是，也就在同期，中国粮食进口却在大幅度增加，粮食自给率跌破官方确定的95%安全线，有研究表明已经低于88%。中央农村政策有关负责人指出，进口农业产品折抵耕地已经接近6亿亩，是国家设定18亿亩红线的1/3，若此说成立，则中国农业进口约占国内消费的1/4。 可见，粮食安全问题在新时期始终必须高度关注，在资源环境愈益紧张的压力下如何解决未来1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继续在封闭状态下寻求国家发展与粮食安全越来越困难。 传统的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多集中于供求形势的分析判断上，供给需求形势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决定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及其走向(张晓山，2008；万宝瑞，2008；Per Pinstrup-Andersen，2009；H.Charles J.Godfray，et al.，2010；钟甫宁，2011；Oluyemisi Kuku-Shittu，2013)。但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的联动不断加深，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投机行为加速了粮食金融化进程，助长了粮价的剧烈波动(Vincent Amanor-Boadu，et al.，2009，Kerckhoffs T.，et al.，2010；A.Jason Windawi，2012；李援亚，2012；黄光民，2012；樊琦，刘满平，2012)。 在对国际粮食市场形势的基本判断基础上，本文以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化为研究视角来看待21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国际粮食市场形势 (一)国际粮食市场供需形势的总体判断 为了直观地描述世界粮食供需状况，用各年度小麦、玉米、稻谷、大豆等四大粮食的产量与消费量的差值占产量的比重来揭示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四大粮食的生产、消费的不对称状况，如图1所示。从图中不难看出，近年来存在产需缺口的主要是大豆，而其他三大主粮则产高于需；而且21世纪以来，总体上四大粮食的供需不平衡形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明显。2001-2009年，小麦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6.56%到6.71%的范围内波动；玉米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5.40%到4.56%的范围内波动；稻谷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4.82%到2.80%的范围内波动；大豆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在-5.10%到2.64%的范围内波动。而且，最近几年，各大品种的粮食供需形势还愈加趋于平衡：2005-2009年，小麦、玉米、稻谷和大豆的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浮动范围分别为-2.35%～6.71%、-1.04%～2.17%、1.32%～2.80%和-5.10%～2.56%。
图1 1961-2009年世界四大粮食产需差值占产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数据计算整理得到 而且，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公布，2011年世界小麦、玉米和稻谷等三种主粮的总产量比2010年增长3.6%，达到23.37亿吨，接近历史上最高水平，这还不包括薯类作物和豆类作物以及其他饲料类作物。 因此可以认为，目前全球粮食供求处于基本平衡状态，没有明显的供需缺口。 (二)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分析 回顾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粮价波动历史，可以发现国际粮价出现过四次大的涨跌，这四次粮价高峰分别出现在1973-1974年、1980-1981年、1989-1990年和1995-1996年。纵观进入新世纪之前的这四次粮价的大起伏，不难发现国际粮价七八年发生一次大的变动，并带有周期性变化的性质。20世纪粮食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也很“传统”：几乎每次主要粮食生产国粮食减产，都会导致本国粮食对世界粮食市场需求增加，从而使粮价猛涨。 然而，当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走势出现新的阶段性变化，与20世纪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价格波动与基本供求面的联系日趋模糊。近年来，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等粮食国际现货价格(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价格)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近年来国际主要粮食价格波动剧烈，大起大落的情况时有发生。 如果考察近年来四种主要粮食的国际价格走势与全球宏观经济背景的关联，不难发现国际粮价的潮起潮落与2008年金融海啸及美国连续三次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
图2 近年来世界四大粮食国际现货日价格波动图 数据来源：Wind资讯 2008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破产标志着金融海啸爆发。美国政府紧急救市，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1。QE1政策随即造成粮价上涨。以小麦价格为例，由于市场间的传导存在滞后，小麦价格在2008年底开始上涨，并在不断波动调整中攀升至2009年6月2日的6.28美元/蒲式耳，回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之后伴随着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和各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小麦价格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二次探底和相继的反弹。 美联储以提振本国经济、避免通货紧缩和降低失业率为名，于2010年11月开始推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2。大量制造流动性的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的效应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价格纷纷止跌上扬。例如，国际小麦价格上涨至2011年2月10日的9.76美元/蒲式耳，接近近年小麦价格的最高点位。 尽管美联储是在2012年9月宣布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QE3，名义上是以防止欧洲债务违约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的可能性和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增长，但事实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当年的3月份就已经表示失业率进一步明显好转可能需要更迅速地扩大生产和消费者与企业的需求，持续的宽松政策可以支持这一过程。由于市场上已经对美国推出QE3产生了预期，所以国际粮食市场也在市场预期的作用下应声而动。尤其是小麦、玉米、大豆的价格均攀升至近年来的最高峰。其中，小麦价格从2012年6月6日的6.34美元/蒲式耳开始上涨，很快在9月17日达到9.69美元/蒲式耳；在QE3政策正式出台之后，又于11月9日蹿至9.78美元/蒲式耳的近年小麦价格的最高点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扩张对粮食市场影响的一个递增作用：QE1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还存在滞后影响，那么QE2政策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则发挥了即期作用，进而市场对QE3政策的预期或者说是美联储对外发布信息就能够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效应。 可见，在2008年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粮食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调控的反应日益灵敏，其中的作用机制，正是与供需关系无关的“粮食美元化”，或者说是“粮食的金融化”。 二、粮食金融化与国际粮食安全 (一)粮食金融化的内涵 实体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本质上是社会经济体系中实际发行和流通的货币及其衍生品的总量显著超过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流动性的正常数量，因此使得本来取决于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的价格体系中的关键价格环节，受到货币及其衍生品也就是金融产品的供需情况变化的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产品供需基本面情况对产品价格变化的作用；而价格是市场经济体系下实体经济的核心环节，于是最终出现了金融产品市场形成的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掌握了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的定价权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表面上看是超发货币及其衍生品导致的经济现象，但它绝不属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的概念范畴。 粮食金融化，是全球化或者说金融资本全球化框架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体经济高度金融化所衍生出的一个剖面，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粮食产业被“金融化”的体现。粮食金融化，主要是指粮食的美元化，由于美元的大量增发，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剧烈波动；粮食市场同时成为过剩金融流动性的垃圾消纳场，粮价的一次大起大落就能替西方主导国家制造的过剩流动性做“消化”。这两方面都显示出粮食市场的运行脱离实体层面，而粮食被人为创造出“金融属性”。 (二)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趋势及机理分析 1.美国政府持续超发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将不断深化 粮食金融化的趋势与世界经济的金融化趋势紧密相联。中国香港前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指出，金融资本应当落实在产业资本、实体经济上，但现实并非如此，是不正常的。 正如前文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国际粮食价格走势存在密切联系。美联储实行的注水政策，从长期和历史经验来看必然导致美元走低，从而推高包括粮食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民进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和民进安徽省委会曾指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通过美元持续贬值成为最大的受益国。由于世界各国的粮食贸易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和国际黄金市场的标价货币也主要是美元，美元的贬值直接导致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上升，进而引发农资价格和国际粮食贸易运输成本上升，所有这些上涨因素都会最终被转嫁到粮食价格上，大量出口粮食的美国是粮食涨价中最大的受益国，而非洲一些欠发达国家则成为最大的受害国，粮食的金融属性越来越显化。 2.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向整个粮食产业体系延伸 据媒体报道，粮食生产的投入品市场也出现了金融化的趋势。化肥业界普遍认同，在2010年必和必拓对全球最大的钾盐生产商加拿大的Potash.Corp发动收购以后，表现出金融资本触手伸向钾盐行业的态势，以此为标志，钾盐业也出现了金融化趋势，即钾盐业除了已有供应集中垄断态势以外，金融化也开始显现。 3.种类更多和风险更大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将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粮食市场 近年来，随着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不断走高，越来越多的新型金融衍生品如农产品指数期货和对冲基金等进入国际粮食市场，大大增加了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和风险性。 投机者不仅可以通过商品交易所，还可以通过场外衍生品市场(OTC)实现期货、掉期以及期权掉换等交易，通过各种手段去规避投机衍生工具之间的投机风险，而原来的对冲者也开始利用现有信息去投机。同时大量投机者买进商品去对冲他们的衍生合同，甚至企图控制即期市场价格。由于套期保值变得更加复杂，期货市场交易者更倾向于降低套期保值与套利的业务活动，或者套期保值期限日益短期化。 指数基金成为投资于农产品的主要工具，指数基金是一种以拟合目标指数、跟踪目标指数变化为原则，实现与市场同步成长的基金品。当市场指数价格上升时，购买或持有指数基金将会获得收益，这意味着该种投资在期货市场上只做多头。与套期保值者和传统投机者不同，指数基金投资者对价格不敏感，是纯投机行为，或者说是一种被动式投资，常常集中交易。近年来指数基金相对发展迅猛，在个别市场上头寸最高时可占据60%以上。2002年指数基金额仅500亿美元，2006年增至1000亿美元，2008年高达3000亿美元，占到农产品市场份额的40%。商品指数基金数量庞大，如指数基金对于小麦的持有量几乎可以满足美国对小麦2年的需求量。自2004年至2008年，农产品指数基金合约交易量在主要农产品中几乎都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泰森食品数据则显示玉米、大豆和小麦商品指数基金长期合约达到了33%—65%。 4.美国发展以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要投入物的生物燃料产业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增加国际粮食市场供给的紧张程度和不确定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3年3月16日的电视讲话中提出，要建立能源安全信托基金，推动继续发展生物燃料产业，直至生物燃料等新型能源全部替代石油能源，同时新能源产业将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美国生物柴油行业几乎在每个州都有工厂，全国的就业超过64000个岗位，与美国生物乙醇产业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人员达40.16万人。因此，美国推动以玉米和大豆为主要投入物的生物燃料产业发展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将主粮大规模地用作生物燃料产业的工业原料，一方面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供给造成持续压力，使供应长期偏紧；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作为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在掌控影响粮食产量预测的天气信息以外，增加了对国际粮食市场粮食供应数量的控制力，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国际粮食市场对价格波动的预期走向，从而使得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增加。 (三)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主导力量分析 1.“币缘”战略条件下美国过量增发美元是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的根源 当代金融资本运作和竞争所奉行的已不再是传统的地缘战略，而是以货币权为核心的“币缘”战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 在此背景下“币权”的时代特征，则演化为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兰永海、贾林州、温铁军，2012)。 华尔街风暴以来，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缓解自身债务危机，其发行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与石油战略、粮食战略密切配合，造成美元币权对下形成“三角结构”，后两者像垃圾消纳场一样吸收美元的过量增发，并没有导致美国本土通货膨胀。这正是当前美国延续单极世界霸权的机制，即凭借军事优势构造政治强权，政治强权赋权于美元货币体系成为全球货币，三角“币缘”战略使全球成为美元过度增发的消纳场，并承担金融全球化下美国所转嫁的制度代价。 2.农产品期货市场成为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实施粮食“金融化”以牟取暴利的主战场 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对世界粮食市场价格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期货市场上交易规模、资金规模及结构能够反映大型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其中的介入程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飙升主要是因为大规模投机资本在国际粮食市场上进行投机炒作的结果。 国际投资基金大量转向粮食产品期货市场，基金公司已经成为粮食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和定价者。据美国农业部分析，在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国际粮价大幅飙升中，来源于对冲基金等国际资本大肆炒作的因素占70%。据资料显示，2002年全球商品指数基金的规模不到5亿美元，到2012年2月总规模已经达到约2 400亿美元。许多投资大宗商品的对冲基金增加了对粮食产品期货的持仓，有的甚至达到投资组合的60%—70%。据报道，2012年粮价飙升，全球最大投行高盛投资于小麦、玉米、糖和咖啡等大宗商品，从中获利4亿美元。另据报道，至2012年8月，美国对冲基金对于大宗商品的多头仓位增幅创下两年以来新高。巴克莱银行用于农产品期货投资的金额就已经达到了5亿英镑，远远高于2011年全年的3.4亿英镑和2010年的1.89亿英镑。而巴克莱在农产品上的投入与其华尔街同行们相比并不显眼，高盛和花旗在这方面的投入甚至翻番。 3.美国农业部的“权威”信息发布是形成“金融化”的粮食市场预期的重要因素 在金融产品市场上投资，是着眼于对未来收益可能性和可能水平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因此，预期是金融市场上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而有影响力的投资者的预期判断，会在市场上带动中小投资者跟进投资，短时间内推高某种金融产品价格。反之，有影响力的投资者放弃或者减持某种金融产品投资规模，也会带动中小投资者跟进后在短时期内使某种金融产品价格迅速下降。理性的预期是基于市场供需基本面变化趋势的判断进而得出对未来收益的理性判断，而在金融投机过程中，非理性预期是定价的主导性因素。这是因为投机者需要按照自己的获利意图操纵价格走势，这就要夸大有利于自己希望的价格走势的趋势性因素，制造恐慌心理，通过短时间内制造暴涨暴跌而产生巨额差价，并借此低买高卖以牟取暴利。 在农业行业，几乎每个环节都形成了了解分析美国农业部报告的习惯。美国农业部在市场中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毫无疑问，获得了间接的定价权或者关键性的主要的定价影响力。但美国农业部发布各项数据的主要目的是达到顺利以及高价销售国内农产品。例如，中国国内期货从业者已经普遍形成共识，从美国大豆上市的季节性周期表现来看，美国新豆上市之后，价格冲高已经成为规律。按照惯例，美国农业部等相关报告都会在北美大豆上市期间利多大豆价格。而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则把美国提供的信息作为炒作题材，因为对于投机资金来讲希望市场出现起伏是其实现获利的先决条件。 而且，美国农业部的农产品供求报告一般要比FAO和其他国际机构提前发布一个月，这大大加强了其报告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美国农业部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信息主导权，每年调研费用高达200亿美元，其中单是农业数据方面就花费15亿美元，而ABCD四大粮商每年搜集整理农业数据的支出也在30亿—50亿美元。有报道称，美国农业部发布的天气、产量和单产信息等一般都是由美国ADM、嘉吉和邦基等巨型跨国农业企业提供，因此在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预期的源头信息上，就已经表现出了利益倾向。 (四)国际粮食市场金融化对国际社会造成的直接影响 1.粮食金融化直接助推国际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 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粮价波动剧烈，起伏不定，虽然偶尔也伴随着短暂的下降，也有平稳运行状态，但是这些价格再也跌不破2004年的价格水平。 从长期来看，国际粮价总体呈上升趋势，低粮价时代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前文的分析，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和高价运行很大程度上是粮食金融化的直接后果，国际资本的炒作以及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在其中扮演着主导作用。有报道称，截至2011年6月，联合国数据表明全球粮食价格此前10个月中有9个月上涨，并于当年2月创下纪录。同期CFTC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5月24日，美国商品期货期权净多持仓增至7.6%达到117万手，而前3周则下降了27%。其中，对冲基金大举增持了小麦期货和期权净多头寸，增幅高达155%。 一般来说，市场投机行为对粮价波动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世界粮食供应量每出现3%—5%的波动，国际市场上的投机活动就可能把粮食价格波动放大3倍，即粮价可能达到10%—15%的波动幅度。 2.粮食金融化使“单一经济”国家陷入饥荒 “单一经济”是指那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且高度货币化的，并不是出于本国国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只种香蕉，香蕉没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但没人买，人们就没有现金收入，也就没有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平时他们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鸡、养猪，国家不进口食品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 所以，在粮食金融化背景下，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前殖民地国家，遭遇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转嫁危机的时候，将首当其冲承担制度代价。 国际组织2008年确定38国发生粮荒，主要原因是过剩金融资本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到2011年这短短一个年度内，大多数按照西方生活方式获取食品的，比如以面包为主食，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是小麦、玉米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直接影响6 800万日均收入在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其中4 400多万贫困人口将降到赤贫水平。世界银行特别指出，东亚社会因以稻米为主，这次受粮食价格上涨的打击不如其他地区严重。事实上，当粮食的金融属性大于商品属性，其结果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买不起粮食。据统计，在近两年来粮食产量水平并未下降的情况下，全球仍然有4000多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自然灾害的减产不具有持续性，但发达国家主导的农产品金融交易却会成为其转嫁金融风险的利器。 3.粮食金融化引发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 在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一年时间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造成2009-2010年全球粮食价格大幅度提升，特别是北非地区紧缺品种的小麦、面粉，价格上涨超过100%，玉米价格上涨超过70%，由此引发北非、中东街头动乱和政权危机。 北非和中东地区国家粮食自给率普遍很低，食品进口依存度过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2010-2011年粮食价格陡涨期间，小麦进口超过50%的埃及等北非国家，相继遭遇城市贫民不能承受粮食价格越涨越高的危机走上街头导致的突发性政治运动。尽管埃及这样的北非国家在非洲饥饿状况并非特别糟糕，但城市贫民饥饿叠加青年学生超过50%的高失业率，是街头运动长期化的基本条件，虽然埃及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作用下演变为政权更迭，但这确实没有对解决既往难题造成积极影响(董筱丹、薛翠、温铁军，2011)。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曾经是一个经济指标比中国还要好的国家，人均GDP早已超过5000美元，经济增长率也比一般发达国家都要高得多，只不过在经济危机打击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间；从国民经济结构看，服务业占比50%，农业占比13%—14%，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倒金字塔”的现代化经济结构，一般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实现；而且埃及还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长期盟友，在国际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到美国庇护。由此可见，粮食金融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因此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危机代价是深层次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三、粮食金融化背景下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之策 (一)坚持深化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均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强调“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在具体操作上，要通过深化农村改革来为“国家粮食安全”打基础。 第一步，在宏观政策上，要在专项转移支付向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的财政体制改革中，让粮食主产区的县市得到人均公共财政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倾斜政策，这样才能使国家立足于自给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方针有条件落实到产区地方政府。 第二步，在微观制度上，只有坚定不移地加强农村综合性社区合作社建设，才能把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的基本经济制度落到实处；只有在合作社综合经营所有涉农经济领域、获取足额剩余、并且主要用于内部分配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复兴乡土社会的内部化机制；借此系统化的优惠政策，国家得以向合作社下达粮食全产业链经营责任，把粮食优惠政策及其相应的责任义务落实到双层经营的两级经济主体。这样做，就足以促其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总之，在国家重新恢复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的思想前提下，在村集体和农民都得到充分发动的条件下，才可能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推行以综合性合作社为主导的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才可能适时地全面改造中低产田，也才能保得住18亿亩耕地红线。 (二)以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和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分散粮食金融化风险 粮食的问题往往与宏观经济形势高度相关。在国际金融资本低成本扩张的局面下，中国粮食安全面临双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境，单一领域或单一手段的调控，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前后维谷的两难境地。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如果仅局限在农业生产销售，或者粮食仓储物流等领域的讨论，将会陷入无解的境地；而唯有通过“大农业”和“大粮食”概念下的改革创新，方能实现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顺势而为的做法即通过培育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将一般的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合作扩展到二、三产业，尤其是构建食品安全必须的农业的“三产化+信息化”，只有让更多非一产领域的大农业收益反哺一产农业，才可能实现农业发展的“永续”。 同时，发展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也能够有效分散粮食金融化所造成的市场风险。因为，城乡互助的参与式农业还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一方面可以发挥农业的生态、休闲、文化、教育等多功能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多方参与式认证体系的建立起到发动中产阶级利益群体的作用，低成本地形成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开放式社会基础，这意味着粮食系统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社会基础。 (三)以农业生产和食物消费的多样化构建粮食金融化防御体系 中国正处于产业资本阶段，而西方主导国家已经步入金融资本阶段，对我国而言，金融资本的运作是我国的比较劣势，这也决定了在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中我国只能采取守势，因此应对粮食领域的金融化我国主要战略不是要去争粮食霸权，而是构建好立足本土优势的粮食金融化防御体系。 事实上，以美元为工具进行金融化操作的产品，都是大宗化、同质化产品，粮食金融化也同样是针对大宗农产品进行操作的。而中国传统农业的生产和饮食消费文化本是以多样化为特征，而多样化又恰是生态文明所内含的要求。因此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我国应大力发展多样化农业生产，实现农产品的去大宗化和去同质化，进而规避粮食金融化的风险，走出一条立足本土优势的、有别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农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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