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就业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_凯恩斯论文

西方就业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_凯恩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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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是指在一定年龄阶段内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进行的活动;失业是相对于就业而言的,如果劳动者达到或超过某一特定年龄,并且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即为失业人口:(1)没有工作,即没有受雇或自我雇佣;(2)目前可以工作,即根据某些条件,特定时间内获得受雇或自我雇佣机会;(3)正在寻找工作,即在最近某一特定时期内通过登记申请等特定方式正在寻找受雇或自我雇佣的机会。这种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有求职要求的劳动者找不到或丧失就业岗位的现象即为失业。

我国对失业所进行的界定则为:失业是指在劳动年龄内,有就业能力,并有求职要求的劳动者未能找到或者丧失就业岗位情况,包括:(1)16岁以上各类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中,初次寻找工作的人员;(2)企业宣布破产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3)被企业终止、解除合同或辞退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4)辞去原单位工作后,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员;(5)符合失业定义的其他人员。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就业是否充分,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业不足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我国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我国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曾指出,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对弱势群体要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在2003年8月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就业和再就业问题解决不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就难以深化,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也就难以推进,各项发展规划和措施就难以落实,社会稳定也就难以巩固。”2004年3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高度重视解决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就业再就业的一系列措施,加大资金投入、财政支持和工作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从根本上讲,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某个家庭,其最终的保障都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公民是否拥有一份他自己能够胜任并取得稳定收入的工作。因此,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核心问题。借鉴西方关于就业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并分析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进而提出治理失业的对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西方就业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以萨伊、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的需求与供给都取决于实际的工资水平,劳动的需求与实际工资水平是呈反方向变化,而劳动的供给则与实际工资呈相同方向变化,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可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迅速变动。当存在失业即劳动的需求小于供给时,实际工资水平会迅速下降,从而使雇主增雇工人,失业减少;如果劳动的需求大于供给,实际工资迅速上升,从而使雇主减雇工人,劳动的供求趋于平衡。因此,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均衡时所决定的就业量一定是充分就业的,大量的、长期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

1929年,西方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就业理论所奉行的市场自动调节而达到均衡的观点。这时产生了凯恩斯以就业理论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关于就业的理论是要说明什么决定就业量?这就是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就是总供给等于总需求时的社会总需求,也就是预期能为资本家带来最大利润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决定社会总就业量的关键性因素,能否达到充分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在一般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需求来吸收全部劳动力就业。因此,凯恩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与总产量,而不是像萨伊所说的,“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二是充分就业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特例”,“与充分就业相吻合的有效需求,实在只是一个特例,只有当在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存在时,方能实现”[1](P28)。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凯恩斯认为,现实社会之所以经常处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造成的。凯恩斯认为,上述三个基本心理规律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总是小于“充分就业水平”,并且认为,在上述三个基本规律中,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居于主导地位。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分析,充分就业只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最佳状态,而在实际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总供给与总需求往往只能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即在经济萎缩的状态下实现均衡。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大力刺激需求,即进行需求管理。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扩大政府的职能,对经济实施干预。于是,就引申出了凯恩斯关于解决失业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内容包括: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凯恩斯关于解决失业问题政策主张的核心是改变自由放任主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失业现象也显得越来越复杂,对失业问题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系统。在凯恩斯以后的失业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理论有供给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发展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就业理论。

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实行供给管理,其核心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一个经济的最终产品的供给是由市场物品、居民户商品和居民闲暇三个部分构成。由于市场部门受国家税收制度的严格监督,而居民户则作为不纳税的经济部门而存在,因而税率的提高会使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部门或用于享受闲暇,使劳动供给减少,同时也会使部分非劳动资源流向居民部门,甚至转入“地下经济”。相反,减税导致实际工资提高,从而会使居民向市场部门提供的劳动增加,工作积极性增强,工作效率提高。这说明,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不是很强,而替代效应则很强。供给学派也具体分析了高福利的危害。在他们看来,高额的失业保险津贴制度事实上鼓励了失业者延长失业时间,并诱使雇主和雇员以加剧临时解雇和失业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据此,供给学派认为失业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政府执行高税收、高失业津贴和最低工资法等政策所造成的对就业有害的刺激和人为的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凯恩斯的反对派,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他认为,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一国经济实现了它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大可能的就业率,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自然失业包括:认为实际工资低于劳动力边际效用的自愿失业;源于信息不完全的“寻业的失业”;源于现行劳动力流动性不完全的摩擦性失业;经济结构和技术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性和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较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的结构性失业。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失业率不是自然的,它不是最优失业率。同时自然失业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受到客观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且受许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所以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

理性预期学派深化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分析,把理性预期引入了经济理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工资与价格也是完全浮动的。在价格机制的灵敏调节下,劳动力市场随时可以出清,随时可使劳动力供求达到均衡。因此,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的过剩,也就不会出现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可以合理预期实际就业水平,因而否认工资对失业的调节作用。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就业人数或实际提供的劳动量的变动来调节的,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预期提供劳动力,因此,他们提出了政府不干预的就业政策。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失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他们假设在经济发展之前,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在“劳动力无限供论”或存在一个“最低生活费用”部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且经济发展还伴随人口的不断增长,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可能是“最低生存费用”这个水平,因此,相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劳动供给是无限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它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不断工业化的过程,且工业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技术是从国外引进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加上本身资本的稀缺,资本对劳动力的吸收是极其有限的。这样,工业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地排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失业是结构性失业。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加快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以此增强其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能力,最终达到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

新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在就业理论中,新凯恩斯主义维护了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出清的信条,克服了凯恩斯主义研究劳动力市场几乎不涉及劳动力市场的缺陷,对失业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性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关键在于工资的粘性。所谓工资的粘性是指工资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调整,工资上升容易而下降困难。由于工资有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分,因此,工资粘性分为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也自然分为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和实际工资粘性理论。其中实际工资粘性理论主要有隐含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则包括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

隐含合同是指风险中性的雇主与厌恶风险的工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协议,隐含合同理论正是以这种隐含合同的形式阐明工资和非自愿失业之间的关系。阿扎里迪斯在其经典论文《隐含合同和就业不足均衡》中提出,由于工人与雇主之间存在的一种基本的不对称——雇主是风险中性的,而工人是厌恶风险的。因此,工资的确定不仅是对劳动贡献的合理回报,还应有充分规避雇员收入变动风险的职能。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最先由林德贝克和斯诺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把已经就业的工人称为内部人,把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者称为外部人。对于雇主来说,解除了与内部人的合同需支付寻找成本、面谈考试和选择成本,而且要使外部人与内部人一样获得在“干中学”所积累的技能与知识,还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另外,若雇主以失业工人代替在业工人会引起内部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将联合起来抵制外部人,这样就迫使雇主不雇外部人。如果考虑工会的存在,则非自愿失业不仅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

效率工资理论注重工资的激励作用。效率工资认为,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厂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如果工资削减损害了生产力,引起单位产品劳动成本的提高,那么,为了保持效率,厂商愿意支付工人高于工资效率的工资,而不再乐意降低工资。高工资使劳动市场不能出清,从而出现失业。效率工资论对西方国家的高工资和高失业并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颇受西方学者的好评,曾被誉为劳动市场微观经济理论发展中“80年代的新热潮”。

交错调整工资论认为,在短期内无论是通过合同机制还是理性预期机制来稳定工资水平,都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交错调整工资是劳资双方通过雇佣合同调整工资,经济系统中所有的工资合同不是同步的,它们的签订时间与到期时间是错开的,因此,工资不能同时调整,而是交错调整。交错调整工资使工资总水平具有惯性,而总工资的惯性又会影响产出和就业,使工资的稳定性和产出的稳定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总工资水平越稳定,产出和就业越不稳定;反之产出和就业越稳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自失业现象产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就对导致失业的原因进行研究,各个流派也都在研究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有所侧重的失业理论,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即积极的就业政策。具体的政策措施一是从劳动力的供给角度做文章,如何使劳动力的供给在总量上、结构上、质量上符合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二是如何修复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功能,对劳动供求进行调节;三是如何提高宏观经济的活动水平,增加某一经济的活动水平,从而增加对劳动的总需求;四是就业服务政策,通过就业咨询、求职服务、收集研发和发布劳动力市场信息;五是工资和劳动政策,即通过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努力降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企业生产和用人的积极性,与灵活的用工制度相关的举措是调整工作时间的长度,实行灵活的工时制度和工作分享制。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彻底消除失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对失业问题能够做的就是事后的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发放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障,使失业者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以此控制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包括中国,那里的失业问题更严重也更复杂,我们才蓦然发现:这些精典理论并不能给我们以满意的回答,但他们仍然构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知识准备和可资借鉴的治理失业的政策。

三、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分析及治理失业的政策

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品质的提升。正像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劳动就业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官方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3.1%、3.6%、4.0%。和4.3%,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同时政府对下一年失业率的调控目标也一再相应放宽,即分别为3.6%、4.0%、4.5%和4.7%。许多权威专家认为,这些指标虽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统计口径等问题,我国目前的失业率将要远远高于上述指标,即可能达到10%的较高水平。由此可见,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导致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主要有:

1.由于劳动力供给政策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失业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劳动力质量提高的速度之缓慢及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

2.由于劳动力需求政策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失业问题。这主要表现为资本的潜力未被有效挖掘;忽视科技进步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找不到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均衡路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中存在的结构问题以及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趋慢等问题的存在。

3.由于劳动力市场政策上的不足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失业问题。主要包括信息的不对称、随意性风险;劳动力流动的约束性;跨地区和跨国流动难等。

4.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失业。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经历了数次波动。在经济扩张阶段,就业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在经济的紧缩阶段,由于金融紧缩,投资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失业增加。

由于以上原因所导致的我国失业的类型主要有: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隐性失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失业的基本特征是: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就业的焦点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而扩大就业、促进再就业,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业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是衡量一个政府、一个政党治国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

就世界范围来看,根据就业理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一是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就业问题;二是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努力解决就业问题。各国的实践证明,采取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去解决就业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治理失业的政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我国治理失业的政策目前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在一定时期内,对增加就业岗位有决定作用的因素有两个: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即经济增长了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据统计,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增加80万个就业岗位。这两个因素同增加就业岗位是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快,就业弹性系数高,创造的就业岗位多;同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岗位增加多与少,将取决于就业弹性系数的高低。在某个时期,这两个因素的变化都受国家经济运行内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就业问题是从属于经济增长的,只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失业就会自动消除,事实上,“就业从属于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是以资本—劳动比率不变为前提的。而如果资本—劳动比迅速提高了,经济增长就不能带来就业扩张。为此,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结构时,使这两个因素朝着有利于实现就业战略目标的方向发展,以就业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投资推动型增长方式,把降低失业率和增加就业机会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出发点。为此,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关系,通过发展经济促进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2.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容量。调整经济结构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会降低就业弹性系数,如利用新技术和产业升级会相对减少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它又有增加就业弹性系数的作用,如发展第三产业。为此,我们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积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拓展新的就业领域。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产业结构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30%,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也仅为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要继续支持鼓励餐饮业、旅游业、批发零售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拓展第三产业中的新领域,重点发展咨询业、信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教育服务业、法律及会计等的中介服务以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以西部大开发为中心,大力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由于国家政策的重点扶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相对滞后而产生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西部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是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促进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最好机遇。但在此过程中,要保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调整所有制结构,在抓好大型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劳动技能和素质的要求,不像大企业那样严格,而且中小企业大都资本有机构成低,这就决定了它在吸收大量劳动力、减轻就业压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它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远远多于大企业,是劳动就业、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和源泉。

3.通过发展多层次教育,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降低我国劳动的参与率,即延缓劳动力的供给。我国的就业状况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劳动者整体素质低,而总人口的就业率高。这“一低一高”不仅加大了我国的就业压力,而且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为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农村保证义务教育的完整性;深化教育体制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类职业教育;建立和完善职业培训制度和体系。以此延长教育年限,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降低劳动参与率。这样,既提高了未来劳动者的素质,又为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条件。

4.通过建立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即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社会的就业状况,缓解就业压力。财政政策是调控就业的一个有效工具,它是由政府开支和税收组成的。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对产出和就业影响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因此,可以说财政政策对于就业具有“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即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促使企业增加投资,提高总需求和就业水平,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失业。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失业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适度放松银根,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链;拉动内需,保持GDP的增长率;积极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树立综合国力的观念,打破信贷支持的所有制界线;加大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调节”的作用,通过货币政策的预期调解,达到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效果,减少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失业。

5.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退步建立起劳动力流动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市场体系。失业问题的存在,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必然结果。在自主择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虽然提供就业机会,但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当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劳动者失业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就显得十分重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在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进而建立起劳动力流动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市场体系,使市场机制对劳动力流动和重新配置的调节作用,借助市场来实现。

6.通过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拓展就业空间。以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和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指出:充分利用本国优势资源参与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能使交易双方都获得更高的利益。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和步骤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贸易,充分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就业。我国目前还处于劳动力丰富、资金短缺、自然资源有限的发展阶段。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我们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多渠道引进外资;利用进入WTO带来的国际投资环境,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力发展对外投资和劳务输出;充分利用进入WTO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优化来推动国内企业实现“两个转变”,提升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对某些领域的市场准入、进口关税、非关税贸易障碍等方面设定过渡性安排。以此,使我国既有利于享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也有利于解决目前紧迫的就业压力。

总之,扩大就业,实现比较充分的社会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目标,是全面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根本保证;扩大就业是化解劳动者流动日益频繁带来的压力,保证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稳定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要把促进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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