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合理性、相似性与差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似性论文,差异性论文,合理性论文,生物学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6-0089-06
大量引用生物学隐喻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如何看待生物学隐喻跨越之后的变化以及这种“侵入”对演化经济学的实质性促进作用，则不为人们所重视。本文拟对演化经济学借用生物学隐喻的基础、主要隐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及隐喻借用这一方式在演化经济学中的前景进行说明。
一、隐喻使用的合理性
作为一种常见的科学研究方法，隐喻因其常可引发开创性的思维方向而备受研究者重视。当不同学科将类似但不同的范畴以一个共有的名词连接起来时，就会通过交互作用产生新奇的语义学情境，并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方法论，使相关研究产生突破性进展。通过隐喻这种方式，科学理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各共同体之间以及和科学共同体和其他社会成员间能得到充分理解和交流。但是，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当一个学科的专有术语跨越到另一学科时，它能否担负起恰当描述研究对象任务并起到引发框架突破的作用，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只有这两个前提同时具备时，隐喻才能超越词语本身的含义，实现对实在信念的扩展。在科学发展史上，成功的隐喻均具有此类特征。比如，控制论与协调心理学的隐喻，宇宙与人体“小宇宙”的隐喻等。
生物学隐喻之所以能长期在演化经济学中得到使用，正是因为它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经济系统表现出了和生物系统惊人的相似性。马克思早就指出，“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①。经济系统嵌入在人类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开放性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经济系统和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结构和因果关系，各系统的变化都呈现连续性和极大的多样性，历史联系和相互作用普遍存在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生物与经济两个系统中，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与有机体的生物过程都存在起伏衰减和新事物的出现，都包含了无序和有序的交互作用，都处于混沌与秩序之间，而且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也是生物系统的一个分支，经济系统所涉及的只是这一特殊生物系统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当然，对象的同质性只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如果研究所依赖的基础理念存在差别，即使针对同样的对象，在同一学科中都可能产生不同的诠释。例如，经典牛顿力学和量子物理学对物理世界的解释，神创论、智慧进化论与演化论对生物物种的解释等。只有在基本的哲学观念上存在通约性，对同质对象的解释才使隐喻在同质系统中的学科跨越成为可能。生物学隐喻之所以能在演化经济学中广泛应用，在于它们在观察世界时都坚持了不同于本质论和简单还原主义的进化哲学观念。事实上，进化观所引起的革命性浪潮不仅仅波及经济学和生物学，也广泛地影响到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正如E.迈尔指出的那样，相比对人类思想和哲学史的贡献而言，达尔文对物种起源和人类进化的解释远不是主要的，进化论真正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和趋向，其次才是在某一学科中的具体化②。演化经济学之所以可能从生物学隐喻中得到启发，除了人类经济社会和生物系统的同质性之外，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两者所坚持的理念基础是相同的。
在进化论提出之前，科学领域中具有主导地位的是本质论(也称类型论)的思维方式。本质论坚持的信条是：所有表象上变化的自然现象均可归入到若干特质恒定的类别中，每一个类别和其他本质截然不同；事物是稳定且先验存在的，一切变异是偶然的、相互无关的，因而基本类型和其所代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忽视的。时间无涉、种群稳定、可预见性和最优均衡是本质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关键词，如物理学中的质点模型、生物学中的神创论和完美进化说等。在经济学中，本质论思维则体现为一般均衡和完全理性。
达尔文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从而与本质论的类型传统彻底决裂。进化论认为物种是演化而来并将继续演化，演化动力来自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是基础性实在的本身，而不是对不变的基础性实在的偏离。因为演化的绝对性，所以时间是重要的；因为个体变异是动力，所以类型不会是稳定的。这种反本质论的思想在当时无论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颠覆性的，它迫使人们对传统的思考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并在经济、政治、历史和艺术等多个领域引起了巨大震荡。立足于牛顿力学体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里不断受到来自纳尔逊和温特等经济学家的质疑，其实质内涵也就是进化观与本质论的较量。在进化论的理念指导下，无论观察生物系统还是经济系统，人们都不会再拘泥于静态无摩擦和超理性力量，而是超越“存在”，进入“过程”。
在演化这一共有的哲学基础上，生物演化论和演化经济学在事实评价时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上就必然存在很多共同之处。具体体现为：第一，强调不可逆。在演化论中，生物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是历史性的，不可能有任何瞬时因素在演化中孤立地发挥作用。同样，演化经济学也认为过程变化是重要且不可逆的，历史对演化经济学尤其重要，用博尔丁的话说，每种结构都是其过去过程的结果③。第二，反终因论。进化论认为个体层面的变化就整个演化过程而言是完全随机的，一切变化都需要联系外在因素才能加以效率评价。演化经济学同样也认为，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经济事件不可能以目的论的方式展开。在不确定的随机因素扰动下，经济演进过程无法实现最优解，而且正是这些随机因素扰动决定了系统中不同个体会在期望、偏好、能力、知识存量和认知模式等方面出现差别，从而为经济演化奠定了“变异”的基础。第三，否认超选择力量的存在。进化论坚决反对完美先验性创造假说(如神创论)，因为承认这一点无异于否认进化的必要和价值。演化经济学同样贯彻了这一点，在微观的意义上，否认超选择力量的存在体现为对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置疑；在宏观的意义上，则是对制度建构倾向的驳斥。第四，强调动态稳定的重要性。在孟德尔和道金斯之后④，演化论者意识到，生物演化这一长期动态的过程也需要相对静止，即演化的动态稳定。贝尔纳和坎农称之为“稳态”，“稳态”的意义在于既确保了间隔性过程中变异的保存，又能为动态稳定的初期提供合适的环境。演化经济学的动态稳定观集中体现在演进博弈论中，它直接将人类在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动态调整过程模拟为生物学中的进化演进过程，广泛地用于制度演化的研究。
就本质而言，生物进化论和演化经济学所共有的这些特征均源于对本质论、机械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背离，从而和神创论、还原主义生物学以及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这些本质论与还原主义的产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演化基础对世界进行研究往往只能作出诸如复杂性、概率性和多解性、甚至测不准的结论。断言复杂系统凸显性质的不可预测之类的结论，必然会强调对特定现象的描述和对历史过程作倒叙述这种较为初级的办法，这和人们的普遍期望可能会产生极大差异。但这既是世界的真实面貌，同时也说明人的认知具有多么狭小的范围和多么宏大的拓展空间。
二、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及其相似性
最初，演化经济学家只是在逻辑中使用进化论，而没有在经济学描述中直接使用生物学隐喻，如康芒斯和米契尔等；到了后期，在博尔丁、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中，使用隐喻则成为常见的事情⑤；尔后，熊彼得学派则更为广泛地使用选择、变异和频率这类标准的生物学隐喻来探讨技术的扩散、创新和淘汰。到20世纪末期，受分子生物学和古生物学进展的鼓励，演化经济学家已经广泛地使用基于基因变化而导致的理性差异、种群动态生物学和遗传人工计算法以及人工生命等生物学理论库中的工具来描述经济世界。虽然在是否应该采用生物学隐喻以及是否将援引生物学隐喻作为演化经济学的判断标准这些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家还存在争议，但“具有本质意义的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者隐蔽的”⑥，是否直接将生物学的词汇直接用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在描述经济现象时是否在逻辑上与演化论的基本框架暗合。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演化经济学文献不断出现大量生物学隐喻，如基因、变异等，本文仅对基因、个体和群体、选择、变异和表现型等出现频率较高的生物学隐喻进行说明。
1.基因。如果没有基因这种既能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又能实现代际传递并具有变异功能的单元存在，进化就失去了基础。对演化经济学而言，找到经济体系中的“基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倘若理论中缺少既稳定又存在变异可能的长期承载因子，经济的动态演化将完全成为一系列无历史和无理由的骤变堆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理论，演化经济学必然从那些支配行为的要素中去探询“基因”，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一样，它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既可以传递，又必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既能作为载体承载基本的遗传信息，又能存在于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载体内并被携带进行表现型的行为。
在演化经济学家那里，这一问题具有众多的答案⑦。斯密和马尔萨斯分别将分工和个人看作基因的隐喻物，而凡勃伦则选择了习俗和文化传统，博尔丁提出选择单位应是从汽车到知识的人类人工制品，纳尔逊和温特则将企业惯例视为基因，而霍奇逊则主张把社会制度甚至整个经济系统都可以看作是基因的隐喻物。虽然存在不同观点，但寻找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品质，从而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特征的事物却是所有演化经济学家的共识。
2.个体与群体。进化论的革命性意义之一，就在于对生物物种的变化不是在不变的本质中探求，而是在互相间具有差异的、作为整体再生产出下一代个体的种群中来探求，种群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集群之间的选择淘汰提供可能性。演化经济学同样秉承这一“个体群”思考方法，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区分以及两者的对应关系也极为重视，个体往往被定义为个人或者企业，种群则被视为产业或者整体经济、组织形式。个体变异只有通过频数效应在群体中成为多数时，一种主导性的经济现象、一种新的企业制度、一种新的技术网络、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体系才会形成。
3.传递机制。在生物体中，变异基因是通过生殖这种代际之间的方式传递的，没有传递，一种变异就不能保留下去，新物种也就无法形成。演化经济学中同样重视这种“新奇”的传递机制，熊彼得、纳尔逊等人用模仿来解释创新之后大量企业的跟进引发的创新浪潮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L.拉波曼、M.蒙哥美瑞则将模仿视为企业对竞争行为的一种战略回应。此外，也有学者将报酬递增产生的网络效应看作是新奇出现后的传递机制。在网络效应中，跟进者的增多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从而在沉淀成本和准入障碍的意义上将一种技术或制度固化。
4.选择机制。一个包含变异的表现型能否被选择出来并成为最有效的基因传播者，是新物种形成的关键，因而选择是所有演化论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阿尔奇安、弗里德曼和贝克尔看来，选择机制的核心是市场竞争，主体理性因素是无关的；西蒙、纳尔逊和温特都意识到选择机制不能忽视主体的能动性因素，并考虑了主体满意、对利润的选择和惯例刚性等因素在选择中的作用。弗罗门则指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在外在市场的选择和主体自己的选择问题上作出区分，他主张将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并列作为选择机制，而且选择性学习既是变异机制，也是选择机制。而在哈耶克那里，选择是多层次的，包括个体生理性意义上的遗传、智力和知识的演进与在直觉和推理之间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演化。
5.变异。基因变异是新物种产生的微观基础，虽然变异并不一定在表现型中得到呈现，但新的表现型出现却一定是因为基因型出现变异。演化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变异是指新奇事象的出现，并将其视为经济演化的源动力，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什么变异”和“为什么变异”上。凡勃伦认为，新奇或变异就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出现，它源于随便的好奇心；熊彼得则认为，“创新”即是人类经济领域中的变异，它源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欢乐；纳尔逊和温特则认为，变异是对惯例的破坏，他们尤其强调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
6.表现型和基因型。表现型和基因型两者之间的映象关系是解释变化过程和传递机制的桥梁。在演化经济学中，这两个范畴同样存在，它们或者直接采用生物学名词，或者被称为复制者(基因型)和互动者(表现型)。例如，纳尔逊和温特就将企业视为由惯例支配的和外界发生信息交流的互动者，而惯例则被视为复制者；H.霍尔则将个体社会化和职业化的身份或者社会角色视为互动者⑧。
除此之外，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还包括分布不重叠、魏斯曼屏障和突变等。在所有这些隐喻词中，最核心的隐喻是基因、变异与选择。这三者分别映射了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被遗传和被修改的东西；某种修改过程、借此保证新奇和变异的某种来源以及它们被遗传的某种连续性机制；差异在刚出现的子系统的积累与最终导致的多样化，从而完整地体现了进化论的“三位一体”思想。借助于这些隐喻词，演化经济学鲜明地标示出“过程”特征而区别于研究“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
三、隐喻的差异性
达尔文本人及其追随者都一再强调，进化论不能被简单地应用于人类事务中。尽管生物学和经济学在看待事物的理念上具有一致性，生物系统和经济系统也具有一般系统的普遍特征，但生物学和经济学针对的毕竟不是同一个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也存在一定区别，生物进化论研究的是生物种群本身的演化，而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一个特殊生物种群的特定行为方式以及这种方式的后果。因而，当生物学隐喻进入经济学地带之后，就需要结合研究对象的特质赋予其新的学科意义。不能正确区分这一点，就会使演化经济学脱离其学科本色，陷入演化论的教条主义陷阱。本文仅就基因和选择这两个演化论中最基础的概念加以说明。
(一)基因差异
虽然演化经济学家在基因的经济学隐喻物上存在不同看法，但就其本质而言，都可以还原为“类生成的知识”。凡勃伦的思考的习惯、纳尔逊和温特的惯例乃至博尔丁的商品⑨，其实质都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共同知识。这种类生成的知识和生物学基因的共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它们的变异、创造、修正都是在个体水平上进行的，而且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传递能力，但作为人类认知产物的类生成知识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毕竟不同。这些差异表现在：
第一，最终构成不同。类生成知识的基本内核是文字、语言这些人创符号，而基因最终可以化解为GATU的不同结构和排列。对生物而言，所有的基因均可以解码为同类，因此组合是重要的；但在人类社会里，类生成知识的传递和变化还和语言差异有关，这意味着对类生成知识的研究不仅要涉及结构，还要涉及语言本身和语境，这也是演化经济学为何对语言问题尤其关注的原因。
第二，信息传递方式不同。在生物体中，基因的信息传递是通过遗传密码进行的，它和繁殖过程密不可分，其速度受制于生殖周期，因而生殖即同样基因型的个体出现是重要的，而且生殖传递过程中后天获得的性状是不能传递的，是“达尔文式”的；但在人类的经济事务中，类生成的知识是通过包括教育、模仿和文化乳化等方式进行的，因而认知方式是重要的，创新的发生与扩散更要重视知识传递而不是单纯的组织扩张；很显然，这种传递可以将后天获得性(知识)遗传给下一代，是“拉马克式”的。
第三，传递速度不同。由于传递方式的差异，类生成知识传播远比基因快，可以更直接、更灵活地影响到更多的个体，因此经济演化的速度比生物进化快得多。这种子系统演化的高速度对整个系统演化的稳定性和协同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人类经济活动而言，由于经济社会演化的力量是各种类生成知识及其主体相互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个别类生成知识在局部的快速传播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加快，而是使系统协同性和稳定性走向更为复杂的层次，因而类生成知识的耦合与制度变革的次序对人类经济发展尤其重要⑩。同时，区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快变量和慢变量也十分关键，在很多情况下，慢变量是决定性的因素，如城市系统的演化就是由人口素质、市场化程度和民主化水平这些慢变量决定的(11)。
第四，载体层次性不同。生物基因变化始终存在于个体层面，类生成知识最基础的载体当然也是个人，但类生成的知识有时候也会存在组织或者根植于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在知识属性上属于波兰尼所指的缄默知识，它本身是一种不能单独存在某一个体头脑中的非明码知识，其表现须借助于集体组织的活动以及特定的具体场景。这种类生成的知识绝非一种静态知识，它还包含着这些主体的环境以及主体自己的认知过程，此外，还必然具有在现实的行动中指导着主体的规则的性质。这种知识的存在不仅体现出“干中学”的重要性，也意味着组织学习和组织记忆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还可以说明模仿为什么可以导致变异和创新等问题。
(二)选择机制的差异性
无论在生物界还是人类经济系统，选择机制都是非常复杂的，但这种复杂性的表现并不一样，由于经济系统中人的能动性远超过生物个体，在选择来源、选择标准和选择过程的表现上也存在极大差异。
第一，主体能动性差异。现代生物学认为，生物在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不仅仅有被动性适应，也有主动性适应，但根本性的一点是适应，因为生物在影响环境的能力方面是极其微弱的。但在经济系统中，由于主体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往往可以对环境施加巨大影响，使变异不是像生物变异那样被动地受环境筛选，而是通过主动地改变环境使变异被选择出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被动性适应和主动性适应的“创造性适应”。例如，某些技术标准的采用。除了影响选择环境外，创造性适应还表现为主体不断地通过转移、合并等形式更换选择环境，更加主动地控制“新奇”的扩散机会从而提高变异被选择的可能性。创造性适应的存在意味着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可以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个体组织是如何影响环境、从而在此后的演化途径中更多地掌握主动权、这种行为的社会福利效应如何之类的问题上。
第二，环境复杂性的差异。生物变异的选择来源主要是环境，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中环境的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对“变异”的选择不是单纯的市场消费者选择，同时还受到政治领域中相关势力的影响。当这种变异是某种制度的创新时，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经济系统中环境复杂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经济系统受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非常之大，技术或制度的优劣并不能决定其扩散，当文化意识形态这一层次的变迁不能与之耦合时，变异的个体就不可能被选择出来。环境的复杂性意味着在演化经济学除了对消费者市场的重视外，还要更多地关注原始的组织分布结构、市场与非市场因素的格局，以及这些因素对变异选择的作用，因为演化中的选择不是单纯的市场选择，还有选择者力量的对比，还有政治的选择和文化的冲突的综合作用。
第三，选择结果的多样性。在生物学中，选择的本质是一个群体中的不同基因型携带者对后代基因库作出的不同贡献(12)。无法被环境选中的基因传播者最终要以死亡来终结它在基因传播中的竞争，因而和胜利者是不相容的。但在经济系统中，选择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完全不相容只是其中一种，在更多的情况下，经济的选择结果并不像生物界那样表现为只有唯一的大频数传播者存活，分包、分工细化和兼并合作等渠道为保持失败者内含的有利基因提供了生存之道。这种相容性的选择结果不仅对胜利者无害，而且还能提供更多的发展能力。这对经济研究的启示在于：竞争的形式是多元化的，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竞争，还要研究竞合。
四、生物学隐喻在演化经济学中的前景
对生物学隐喻在演化经济学中的使用，当前演化经济学家们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彭罗斯和魏特等人都反对在演化经济学中使用生物学隐喻。彭罗斯指出，“在对人类事物中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寻求基本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家们将被劝告用他们自己的隐喻直接处理他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把总括的生物学模型强加于其上而间接地与他的问题打交道”(13)。魏特也担忧生物学隐喻将给经济学穿上“紧身衣”，应该放弃。我认为，这些反对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典物理学曾对经济学的“成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当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超越经典物理学之后，带有经典物理学烙印的新古典却仍难以摆脱其影响，作为反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对这种因其他学科“侵入”可能造成的这种负面效应十分担忧；第二，当前进化论本身存在着诸多争论，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尚未形成共识，这同样也折射在演化经济学中，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纷繁复杂和难以形成统一框架。
与之相反，霍奇逊、多普非以及劳森等人对生物学隐喻持坚持态度，但他们同时也正确地意识到这种坚持必须是开放式的和有意识的，而不能是盲目的和教条式的。劳森在评价彭罗斯的观点时客观地指出，彭罗斯的观点实际上对生物学隐喻的使用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异议。因为彭罗斯只是强调：如果没有考虑对社会领域的潜在相关性，那么，外部强加的模型和隐喻可能是没有帮助的。劳森提出，在从其他学科引入隐喻时，经济学家们如果根据他们从社会实在的性质中获得的见解，不断地提出和重新提出理论和模型，他们可以从中大获裨益。按照劳森的看法，演化的经济社会本体论思考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关键性的。
总之，演化经济学借助于生物学隐喻在进化框架中已经成功地解释了路径依赖和企业创新等经济现象，这说明进化的哲学观念作为一种不同于类型论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普适性。但对进化论的使用毕竟不是单纯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比喻，如果缺乏科学依据和对研究对象特质的认识，就可能导致进化论概念在经济学中的滥用和误解。由于研究对象与目的的差别，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应当具有明确的经济学边界。简言之，我们可以超越隐喻而发展，但这种超越大可不必发展为隔绝；也可以借助隐喻表达理念和寻求突破，但需要对隐喻词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有清楚的认识。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史蒂文·琼斯：《达尔文的幽灵》，第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③迈克尔·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第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④孟德尔以颗粒性遗传理论解释了生物性状的稳定积累，而道金斯则提出了稳定者生存，并将适者生存作为稳定者生存的一个特例。
⑤比如，遗传类型的相对合适程度(惯例的赢利可能性)决定那些遗传类型(惯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主导。适合程度又显然取决于物种(具有相似惯例的企业集体)所面临的环境(市场价格)，而环境(价格向量)又依赖于某个时间存在的所有各个有机体(企业)的遗传类型(惯例)。参见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⑥霍奇逊：《演化经济学的诸多含义》，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⑦按照三位一体的原理，在分析演化路径和给出政策建议时，确定不同的遗传物质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演化理论。演化经济学之所以至今异常纷乱，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⑧Hulldl,1990,science as a proces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⑨博尔丁认为，商品相当于生产中的诀窍即缄默知识和设计图之类的技术知识的现实化。但正如八木批判的那样，这样处理必然导致行动论的相互关联缺失。因为诀窍是内在于主体的，而设计图则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知识。但无论如何，博尔丁的终极指向还是知识。
⑩张旭昆：《制度系统的性质及其对于演化的影响》，载《经济研究》，2004(12)。
(11)袁晓勐：《树立科学发展观 发挥城市规划的龙头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6-12。
(12)郭庆华：《打开生命的黑匣子》，第142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
(13)See Lawson,T.,Reorienting Economics,Routledge,2003,p.139.
[同行专家点评]通过隐喻开拓新的理论进路，这一方法无疑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理论框架的形成初期，隐喻的作用更为明显。但要正确地使用隐喻，首先要区分不同领域中研究对象的差别，只有这样，隐喻才能达到促进而非束缚的效果。新古典的发展历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正在兴起中的演化经济学同样也需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杨虎涛的意图，旨在厘清生物进化理论和演化经济学两者通融性的基础和差异性的原因。文章传递的核心理念是：人类的生物性和经济生活的系统性决定了隐喻的相似性，而人类最大的特殊性——创造性适应能力又决定了隐喻的差异性。其中的许多分析颇有新意，如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区分、主动性适应的后果等。但是，他对于为什么演化经济学家在一些基础性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多种解释这一问题，并未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以我的理解，这种分歧主要是理论家们定位的分析层次不同所引起的。理解这种差异，对理解隐喻也很重要。
(点评人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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