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日两国为例谈后起国工业化的四个要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为例论文,以德论文,要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30.5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5X(2004)02-0001-05
尽管“经济发展”是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但迄今为止，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如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都有一段从相对落后状态“跳跃式发展”到相对先进状态的历史。但令人深思的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强国之后，至今尚未有一个大国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成就。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由落后变为先进？它们的经验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多少启示？
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视角看，德国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后来者，但这只是对照英国、比利时和瑞士而言。[1]许多当代学者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40年代，1870年前后的经济萧条标志工业化第一阶段的结束。在这一阶段中，铁路及其相关制造业部门的兴建，给工业领域带来第一次巨大的投资高潮，自此德国经济步入持续发展的道路。1870-1871年，德国完成了政治统一并且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此开始了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尽管70年代、90年代出现了周期性的经济低迷，但经济仍然快速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经过40多年的发展，德国最终克服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面，其发展程度超过欧洲的其他国家，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胜出英国。
日本也是发达国家行列中的后来者。二战结束后，日本处于联军的控制之下，但联军并没有像对待德国那样将日本分割成几部分，而是通过当时的政府对日本实行间接控制。[2]直到1951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之后，日本才重新获得了对经济发展的控制权。此后，日本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发展，短短30余年的时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本文之所以选取德国、日本为例，主要是因为两国的工业化过程都带有“后来居上”的特点，而且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无论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以及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都居世界一流，比照亚洲“小龙”、“小虎”的发展轨迹，德、日两国的发展成就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由于目前学术界已经有许多与“发展经济学”（工业化过程的另一种表述）密切相关的经济理论，而试图在一篇论文中对这些理论加以概括、运用是徒劳的，[3]因此本文主要是立足于两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作用、农业、技术、金融等四个方面，考察两国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并对德、日经验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可借鉴性进行分析。
一、德、日两国成功经验的共性
经验表明，农业、技术创新、金融以及政府干预是工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尤其对于后起国家而言，如何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制度选择将影响其工业化的进程，德、日两国成功的共性就体现了这一点。
1.工业化过程中，不能武断地否定农业部门的重要作用
严格地讲，工业化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是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恰恰相反，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农业革命先于工业革命而产生，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农业的发展进程及其所能提供的剩余农产品率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将在何等状况下向工业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根据V.R.拜尔哈恩的研究显示，德国的农业革命产生于19世纪初，其农业的发展给国家的整个经济带来了繁荣，当时工业只有缓慢的进展。而在1850年以后工业真正开始发展时，正是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农业资本家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4]而在日本，1946年废除了以前的佃户制，这一措施最为显著的效果是，获得自由的农民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且农业的发展又为耐用消费品、工业制成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上面的论述表明，农业革命和土地制度改革间接或直接地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农业的发展进程及其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率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其他部门在何等状况下向工业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2.强调国家利益，并对那些有助于未来经济增长的产业予以保护
即使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各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可能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逐渐趋于同一。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尽管经济学家声称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资源配置，以及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是在他们的学说后面人们不难发现其实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一直是各个学派的理论出发点。正是强调国家利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才极力主张德国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对幼稚产业实行保护。
19世纪后半叶，德国对进口的工业制成品采取了高关税政策，限制英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工业品进口。可以说，德国钢铁工业等其他主导产业部门的成功发展都主要得益于俾斯麦的关税政策以及一些促进卡特尔形成、发展的措施。而在日本，对幼稚产业的扶持一直是50-60年代产业政策的重点。很明显，一国政府对外国产品进行限制、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进而保护整个国家利益。
对于政府对某些行业进行扶持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传统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它们是不可以改变的。而实际上，一国的要素禀赋能够通过一系列手段从“不可改变”转为“可以改变”。古典的“葡萄牙红酒与英国绵羊”交换的例子反映的是不可改变的要素禀赋，现代的“英国威士忌与日本电器”交换的例子则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长期的知识和技术的沉淀以及其他后天得来的优势。政府的扶持能够产生新的后天得来的优势，这其中就包括特定的优势产业。[5]如果二战后日本遵循美、日正统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依靠轻纺工业发展进行对外贸易的话，那么日本现在将仍旧是一个低开发度的国家。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大都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之中，这些产业的收入——需求弹性较低。若它们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确定本国的贸易战略，则必将掉进轻工业产品的分工陷阱之中，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这类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为了保证政府的有关政策及扶持措施的有效性，建立一套运作灵活、高效、透明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是基本前提，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缺少这样的管理体制，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3.鼓励、促进技术创新，及时打开新技术带来的“机会窗口”
雅恩·因科斯特认为，英国的产业革命是与以下三种方式的技术变革相联系的：瓦特式的发现、发明，适应、改良式的渐进主义，以及提高标准化的卡德威尔式。但是，在英国以后其他国家出现的产业革命中，政府往往鼓励技术发现、发明，而且技术创新主要是由有关科研机构进行的。德国、日本都是如此，它们的工业化得益于整个社会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比如政府兴建教育和培训机构，培养出适应不同生产层次需要的各类人才。
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而言，产业革命不是“对已经存在的（发展）趋势的撞击”，而是“一种强制的改变力量”。[6]为了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局面，应该建立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如普及大众教育、增加教育机会、鼓励技术创新等。当然，也可能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实践证明这是向外国学习生产、技术、管理知识的最好途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众所周知，工业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技术创新，只要有新的技术体系出现或技术革命产生，就会带来相关产业的技术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国家利用技术创新的时机发展相关产业，带动工业的发展，进而实现工业化。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化学、电力等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德国就是在这一时期凭借其在化学、电力等主导产业方面的优势，顺利实现工业化并一举超过英国的。而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及时调整本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机械、电子、汽车等主导产业，最终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目前，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方兴未艾，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缩小与先进国家技术差距的良好时机。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旧的技术系统内的投入很少甚至没有投入，其经济发展较慢。可一旦这些国家具备了适当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就有可能在新一代技术发展的早期进入障碍较少时，进入该新兴产业，并取得跨越发展。这就意味着，当新的技术系统兴起时，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的“一个暂时的机会窗口就打开了”，而“较早地进入新技术系统是赶超过程的决定性因素”。[7]
4.突出金融部门的重要性，建立适合国情的金融体系
在德、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中，银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国的银行作为全能银行的典范，在企业资本筹集、运营方面均有一定影响，而在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上，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获益。全能银行不仅能极大地促进重要产业部门，如煤炭开采、钢铁冶炼、电子机械以及重化工业等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通过支持企业的扩张与战略性投资，促进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从而推动大工业的建立与发展。而一些大的股份制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德累斯顿银行，则是在迅速发展壮大的企业如西门子和AEG的促进下而形成的。在日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支持大企业集团的形成，并且当大企业需要长期资本时，及时予以帮助。从金融体系的研究角度看，德、日两国的模式被称为“银行导向型”。
资本短缺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建立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扩大资本来源是头等大事。无论是建立银行导向型，还是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首要的目标是培育资本形成能力，因为资本形成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因为两者的发展基础不同，从前几年的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到目前阿根廷的金融动荡，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德日两国经验的可借鉴性分析
德国、日本之所以能够从落后国家一跃成为先进国家，它们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当时先进国家的经验，而是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适合于本国特点的制度设计。比如，德国银行作为全能银行的典范，就是在吸收法国Credit mobilier银行的基本理念以及英国商人银行从事短期信用贷款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特的金融体系设计为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而二战后的日本，也不是一味地听从美、日正统经济学家关于按照比较优势原则选择贸易发展战略以及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而是选择了国家扶持幼稚产业的工业化主张，最终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两国的经验时，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清目前的时代特征以及各国资源禀赋等国情，不能简单地模仿照搬。
格耶申克龙认为，某些促进工业增长的条件的缺失是阻碍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重要原因。[8]相对落后的程度越强，说明其缺少的前提条件越多，从而落后国家就需要发现更多的用以进行替代缺失条件的因素。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引进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从发达国家积累经验，就像19世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英国的发展中受益那样。然而，目前的情况与格氏的描述并不相符，因为在19世纪从先进国家到落后国家的发展传导机制，如今已不复存在。
从世界的强权政治来说。在德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世界经济的超级力量尚处于形成之中；而战后的日本在重新进行工业化之际，美国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正是在美国的庇护之下，日本以在军事、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为代价，得以完整地贯彻其工业化发展战略。1955年，经美国批准，日本在没有对外国投资开放国内市场的情况下加入GATT；1964年4月加入OECD，但是1967年7月以后，才陆续在少数行业开始自由化进程，并且直到1973年5月才完全接受OECD关于资本流入的有关条款（仍有少数行业例外）。[9]目前，国际强权政治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使国际事务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谈何容易。
从国际经济组织来说，由西方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统一的游戏规则的框架之中，使发展中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组织的支持与合作。1997年，已有137个国家接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款义务（经常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占成员国总数的76%。众所周知，一些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在美国及欧洲强国的领导下形成的，其有关章程的设置完全是欧美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的翻版，虽然在一些特定问题上给发展中国家留出一定的缓冲时间和例外处理权，但从总体上说，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力量，这势必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附于发达国家，并逐渐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权。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即贸易保护政策。从历史上看，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在19世纪开始启动工业化之际，无一例外地采取过贸易保护措施，这是一国在短期内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可能轻易地实施贸易保护手段，因为游戏规则早已由强手定立，如果违犯将会遭到201、301条款的制裁。
总之，德、日两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迅速完成工业化得益于许多因素，而在这诸多因素中必然有一些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但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创造性地借鉴两国的成功经验。
收稿日期；2003-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