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伐前后的那几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那段时期奠定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基础。1949年的国共隔海分立虽标志着两党争夺中国控制权的攻守势异，仍未能充分打破北伐时形成的政治格局。胡适曾说：“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注：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假如此话不错，则这一新气象不仅开拓了六七十年来的大格局，还可反溯回到十九世纪中叶所谓“同治中兴”时期，颇近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提出的“中长时段”（区别于布劳岱的“长时段”观念）的意见。 （注：参见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学和长时段》，收在勒高夫（Jacques Je Goff ）等编，姚蒙选择，《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130～167页。）而北伐后这六七十年的格局，又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的“短时段”而产生。
北伐战争的结果，人力物力财力均处劣势的国民革命军一举战胜处于优势的北洋军阀，颇出时人意料之外，亦令后来的学者困惑。辛亥以来，多见北军南伐取胜，鲜闻南军北伐成功。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两次北伐，无不以夭折告终。故一般人以为1926年的北伐亦会如此。当时北军将领固讪笑“若辈年青[轻]人不畏死”，不啻寻死；（注：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版，第74页。）即使南军将领自身，亦少有能见及将迅速取胜者。李品仙回忆说：“国民革命军誓师之初，虽号称十万之众，实际上不过五六万人。而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后不过八个月的时间，领有长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83页。）李氏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南北多数人的共识。
美国军事情报人员当时即已分析说：“在中国的军事角逐中，兵员和装备的优势未必是决定的因素。”（注：Uniled States Militxary Intelligence,1917～1927,multi～volumes, 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New York: Gariand,1978（以下简作USMI）vol.26，P.11821。）但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北伐军的以弱胜强，时人和后来的学者见仁见智，颇有差异。其中有的说法，实在只是迷思（myth）。而且有的迷思即萌芽于北伐的当时，却迄今未获满意的诠释和澄清。
这中间一个重要原因，即一般多重视有形的力量和因素，却忽视无形的影响力，在1988年台北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蒋永敬先生已提出，北伐统一，“军事是有形的力量，党务是无形的力量。而无形的力量，又往往超过有形的力量。”蒋先生并进一步将“党务”界定为“实含组织、宣传、民众运动”。（注：蒋永敬：《关于北伐时期党务的综合报告》，《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编委会（台北）1988年版，第554页。 ）张昭然先生在同次讨论会上对国民革命军和直系军队作战力比较时，也特别注意到“无形战力”。（注：张昭然：《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队之战力比较》，《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集》，特别参看74～81页。）这都是可喜的转变。可是蒋先生所说的组织、宣传和民众运动等的作用，以及张先生所主张的北伐军在军事训练上优于直军等，恰是各种关于北伐的成说中迷思成分最重的部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检讨。
尤其是过去的研究对彼时中国的政治思想言说（discourse ）与战争的关系，对作战和指挥作战以及支持作战的各类人员的心态等注意较少。本文则认为恰恰是这些被忽视的无形因素起了影响有形因素的作用，故对北伐的理解必先回复到当时南北双方当事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即期在重建时人的关怀和思想言说的基础上，试对北伐的胜利作一广义的再诠释，同时也希望能纠正一些关于北伐的迷思。
北伐前的南北局势
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反“二十一条”的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注：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3卷3期（1992年9 月），89～90页。）
同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吕芳上先生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注：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版。）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这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是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的两个运动这一事实。国民党人虽然在上海办杂志呼应新文化运动，但从广为引用的孙中山《与海外同志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那段评论看，先说北大学生和出版界一二觉悟者，然后才说到“吾党”要借此运动的东风，分明是在运动之外评说的。（注：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0年1月29日），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这样，改组前的国民党，在地域上既未能偏安于一隅，文化思想上亦基本疏离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流，实处于一种非常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的最明显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此时对时局“拟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注：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革命之再起》，第22页。）再加上国民党人的分裂，不仅一些人到北京政府做官而成为所谓的“北方国民党”，在南方也是内斗频仍。故国民党本身也给人一种老旧的感觉，对青年，特别对边缘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注：参见田柚：《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北伐》、《边缘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政治》，《中时晚报·时代副刊》，1992年6月10 ～11日、9月7日。）
但是国民党之疏离于新文化运动，亦使其少受该运动西化反传统倾向的影响。傅斯年曾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是完全没有中国传统坏习气的新人物。可是正像大多数安身立命处仍是旧的传统的中国士人如胡适、傅斯年等的思想却向往西方一样，（注：傅斯年的话引在胡适 1929年4月27日的日记，《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1990年版（以下简作《胡适日记》并加日期）。）更西化的孙中山反能看到传统的重要。故广东革命政府虽也提倡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又不时命令颁发褒奖贞妇、孝妇、节妇、寿妇等。在军务甚繁忙的东征北伐时期，每一褒奖状的措词还要由中央五常委来讨论决定，足见重视的程度。（注：国民政府批件，第201号（1925年10月16日）、49号（1926年1月25日）、73号（1926年2月8日）、91号（1926年2月11日）、 411 号（1926年6月11日）、525号（1926年7月20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广州国民政府办公处1925～1926年。）
钱穆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上层知识分子们之脑筋里是早已失去了，但在一般民众中间，是依然存在的。”（注：钱穆：《中国思想史》，香港新亚书院1962年再版，第177页。 ）此说对上层知识分子或有不公，但至少以表现形式看，从义和团、反“二十一条”、五四到五卅这四次大的群众运动均表明民间大众政治文化的主流是抗议型的民族主义，与新文化运动面向西方的表现形式适成对照。孙中山多年与会党打交道的经历大约也使其易于注意到民间大众的抗议型民族主义倾向。故国民党在中国思想言说中的边缘地位恰隐伏了与民间大众文化汇合的大潜力。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清季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进程，边缘知识分子已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团体。边缘知识分子一方面身心徘徊于城市乡村之间，同时亦脚踏于知识分子和不能读写的大众两大社团之间，在民初城乡及士人与大众的疏离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作用。同时复因边缘知识分子在社会变动中上升的困难，而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庶几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事业的一部分，故其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更为强烈。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增强了其影响，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到20年代，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惟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强）。（注：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代》1999年4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3～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和联俄容共从根本上既改变了国民党在全国的形象及其在全国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改变了其成员组成和领导核心。国民党第一次在中央委员会里设置了青年部，凸显了对边缘知识青年的重视。
联俄一点，是胡适等一些西化自由主义者肯定国民党之处。胡适是把苏俄算作西方之一部分的，故孙中山的“以俄为师”正符合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胡适以为，由于中国人一向缺乏组织聚合能力，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极为卓著和重要的”，是中国走上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以来第一个认真的成果，实具有里程碑性质。正是苏俄的帮助使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建起来”。国民党在容共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边缘知识青年，胡适特别强调这些人是受新文化运动思想而不是左倾思想的影响。故胡适正式把国民革命纳入他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之中，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注：这些言论主要见于胡适在英国和美国的演讲，主要有《胡适日记》1926年10月8日和11月26日所收的剪报；Hu Shih,"Address at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9,1926, 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V(1926),pp.265 ～ 283; and Hu's speech before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New York City,February 26,1927,in Forward
or Backward in China?,Beijing:Peking Leader Press,1927,pp.5～ 12,39～44。 并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
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正是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传承，亦切合民间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结果，国民党在政治文化上既保持与民间大众的沟通，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部分汇合，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央。
同时，由于组成人员的变化，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亦有所改变。大量新文化运动青年的注入，使早已不怎么在党内活动的新文化运动文人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影响大增，北伐期间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注：蔡吴李等因容共而影响上升，继在清共时起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清共后复因新文化运动青年的大量流失而影响锐减，不久即再次先后脱离国民党权势核心，这样一个诡论性的发展过程将另文探讨。）另外，由于国民党元老大多反对联俄容共，故主动或被迫逐渐疏离于党的权势核心。结果在广州出现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新领导核心：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和邓演达均是孙的文武幕僚，孙科、宋子文和孔祥熙则是孙的亲属。除了一个徐谦因与冯玉祥的关系貌似显赫外，广州武汉时期的核心人物均不出此圈子。在联俄容共之前，这些人大多不过是孙中山身边工作人员而已。其在党内的地位，多因与孙的关系而致。改组后则资格较老的胡、汪已渐走出幕僚范围，但代表更“新”的一代的蒋、宋则随着国民党的变新而上升尤速。
在北方，北洋体系在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内斗空前，渐呈现崩裂之象。以前北洋军阀的内斗，向有“电报战”之称，战争双方通常是雷声大、雨点小， 通电多于交战。故洋人尝称之为“天朝滑稽剧”。 （注：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 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教授指点。）但两次，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动员的兵力是以前战争的数倍，而伤亡则数十倍之。（注：Hsi-sheng Chi （齐锡生），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Calif.: Sr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7～ 141，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 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 : 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尽管如此，仍未能产生出一个确定的赢家。结果是北洋内部及民间对于一个有力军阀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丧失。孙传芳尝谓“中国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者，皆蒋介石吴子玉二人之过”。（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3版。）盖蒋、吴均有武力统一中国之决心，而北洋方面自吴佩孚式微之后，即不复有任何军阀有统一全国的雄心。
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即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注：《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此时北京的读书人已在民间讨论武力统一是不是“迷信”，即最能表明武力统一观念的没落。（注：许仕廉：《武力迷信的心理危机》、《再论武力统一》、《三论武力统一》；砚贻：《武力统一的观念是迷信吗？》；许仕廉：《论武力答砚贻先生》，先后载《晨报副刊》，1926年4月27日、5月11日、5月18日、5月25日、7月20日。）
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体系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各方所争，不再是要争取一人一阀独大，毋宁是防止任何一人一阀独大。正如北京的社会学教授许仕廉所观察的，“目下中国心理的环境，最为悲惨，其原因就是无英雄可崇拜。现在一般大头目小头目，谁也不崇拜谁，”。（注：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北京政府已失去统驭能力， 北洋体系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由于群龙无首，各地中小军阀复频繁互斗。北洋体系分裂日甚，阀下有系，系下有派，各不相让。打“翻天印”，临阵独立、倒戈等现象频仍。有鉴于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北伐前夕曾出面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团结。但终因群龙无首，收效甚微。北洋体系已是名存实亡。
同时，北洋内斗的结果，在最上层是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新兴起来的是基本未受过教育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甚顾及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对其所有上司和同盟者，皆有不同程度的倒戈行为。他最后也因部下倒戈而失势。奉、鲁二张，特别是鲁张，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文人学生，更使北洋政府统治基础尽失。
由于北洋内斗规模的扩大及战争的日益现代化，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省区。近世中国虽然是内忧外患频仍，东部江浙一带自太平天国以后基本未受战争骚扰，第二次直奉战争却以江浙战争为导火线。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社会元气大伤。(注: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135～137。）
胡政之在1926年分析说：“过去多年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故各行各业之人虽有不满，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交取小利而不可能。……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全社会之态度一变矣。”（注：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胡氏的分析甚有意义。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的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形成了全国性的思想言说，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正在这样一种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
与北洋内部提倡和平团结相反，南方采取的是武力整合的方式。北洋军阀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乃能从容以武力统一广东。再加上李宗仁等新桂系的统一广西和唐生智在湖南驱逐吴佩孚支持的赵恒惕，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与北方的四分五裂适成对照，北分南合的趋势已经出现。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恐怕是此时惟一尚有统一全国信念的政治力量。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异，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但这只是我们今日凭藉“后见之明”的优势得出的见解，时人则对南方潜居优势一点缺乏清楚的认识。北洋军阀固未将北伐军放在眼里，或尚在等待蒋介石重复孙中山的败绩。就是在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样的未能见到自己的优势。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固数度反复，国民党本身也举棋不定。关于北伐前国共双方支持或反对的讨论已多，史实大体清楚，本文不拟重复，仅就过去注意较少的地方略加讨论。
大体而言，北伐虽然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和计划，其最后的决定实因为唐生智的突然加盟，并非完全是谋定而后动的有计划的作战。即使主战之人，所见到的时机也只是北洋正倾全力攻冯玉祥，故无力南顾，且此时不出兵则冯败后南方亦势孤。同时，主战者的一个共同倾向乃是以北伐求生存。孙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虑即是“在粤有三死因”，故不得不“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有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注：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引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下径引书名），香港龙门书店1965 年重印本， 第301页。）
1926年主张北伐最力的蒋介石亦有类似的考虑。蒋在“中山舰事件”时及其稍后虽然极为凌厉地打击了左右两边的权力挑战者，但其领导地位尚不巩固。国共两党中许多文人和黄埔系以外的武人对蒋不满者、欲推翻蒋者、或觊觎蒋之权位者大有人在。蒋自己后来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同样，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在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也认为广东政府“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注：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双方所认知的在广州的危险虽迥异，其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则相同。且其忧虑的重点，都在革命阵营自身。故北伐的发动，实亦有不得不为的苦衷。
北伐军自身一开始并未估计到可迅速统一江南，遑论全国，蒋介石的《北伐动员令》所提的具体战略是“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友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82页。）足见初期的计划只是占两湖而援冯，再看以后的发展。 同样，后来由福建占浙江的东路军，最初也只是对福建取守势，并无向浙江发展的宏图。（注：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以下简作《东路军》）台北史政编译局1981编印，10～15页。）
蒋介石本人大约亦未曾预料到湖南战斗的胜利会十分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这个发展对后来北伐的进行影响甚巨，却不在早期的计划之中。（注：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715～18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356～359页。）
南北与新旧
国民党虽未能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北伐的发动却与南方已潜居优势的大局相契合，故南北新旧之分的功用立即在战场上及战场外体现出来。过去说到北伐进展的神速，特别重视宣传及民众支持的作用。实际上，宣传对军事的推动作用，几乎不曾发生；而民众对战斗的支援，亦仅见于江南。反之，宣传在战场之外北洋治下的城市地区，却有极大的影响。而此影响的根源，即在南方的“新”。所有这些，与过去的认知都有相当的差距，应予一一厘清。
蒋介石在任北伐军总司令的就职宣言中曾向北方军人说，只要他们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则他即引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注：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言》，收在《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版，第238页。）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他只知救国，而“绝无南北新旧之见”。 （注：《张作霖宣言》， 原载《大公报》（天津）1926年12月7日，收在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 年版，第5卷，第384页。）二者如出一辙，足见其正是时人关注之中心。双方宣称的“无”实是既存的“有”，南北新旧正是双方区别之所在；而双方均觉有必要且实际上力图掩饰这一区分的存在，恰反证出南北新旧之分的重要性，也提示了一条检讨北伐取胜的途径。
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显然有南北两大子文化之分。（注：参阅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陈氏的出发点及推论皆有偏执处，但亦搜集了不少时人关于南北之分的见解。）老庄与孔孟，颇代表两股不同的思想倾向。而随着气候的变迁，渐形成南人食稻北人食麦的大区分。主食的歧异从耕作到饮食，影响各地居民甚巨。故两千年的治乱兴亡，变化万千，南北之间或明或暗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有差异而存紧张之南北却能统一于大中华之下，实赖传统文化的维系作用。儒道两家虽基本上一在朝一在野，却早就超越其产地而成为全国性文化主流。故饮食习惯和方言虽相差仍远，在“书同文”的基础上却是一直存在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言说。
以前不少学者受西潮影响，总想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一个维系全国的统一商品市场，却总觉勉强。殊不知中国早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意识市场，恰起着商品市场在近代西方的作用。但清季民初形成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是以粉碎传统为代价的。传统既碎，同时有意识的“新的崇拜”虽成主流却未能完全压倒对传统文化的“无意识传承”，（注：关于新的崇拜，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1999年9月、12月）。 关于无意识传承，参见Thomas A.Metzger."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and Premodern
China: Some
Neglected
Methodologicaland Substantive Issues",in 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Ideas Across Cultures: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Schwartz,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263～292。）更未能替代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 故进入民国乃渐呈分裂之象，而南北之分的政治意味亦凸显出来。
民国的南北之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谓，但政治上大体渐成国民党势力范围和北洋势力范围的代名词。后来的学者率多以南北谓北伐时的双方，但通常视为一众皆认可的习用成语，少有认真分析其具体作用者。陈志让先生是少见的注重南北之分的学者，他的“军绅政权”一书中有专章讨论“南北之分”。不过陈先生所分是严格按照军阀控制的地盘而言，有其特定的界说，与时人的概念不尽相同。（注：陈志让：《军绅政权》，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24～33页。）本文所讨论的南北之分，乃是北伐当时人心目中的一种地缘文化观念。时人虽无十分严格的界说，但大体以长江流域及以南的稻产区为南方的范围。本文尤其注意的是当事人自身的地缘文化认同，例如北军驻湖南，则不仅湖南人不承认其为“南人”，北洋军人自身亦不认为其属于“南”。正是这样一种地缘文化的认同，对北伐战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北伐前的一个显著现象，即是南人的“经济北侵”和北人的“军事南伐”。盖民国时的金融经济组织已渐采西人经营方式，而南方开埠较早，此类人材较多。故即使北洋的财政巨擘交通系，其主要成员均为南人。而北方民间更是“各大都会最有势力的经济组织，都握在南方人的手里”。北方自军人主政，常思武力统一南方。其中一个原因，大约即是为国用兵乃军人干政的最好口实。结果是“南方驻防军队，乃多北人”。（注：本段与下段，参见于：《杂评》，《东方杂志》，23卷21号）1926年11月10日），3～4页。）
实际上，统治南方省份的北洋军自己就最讲究南北之分。齐锡生先生注意到，北洋军虽驻南方，兵员则仍从北方补充。并不招募南人。由于北人食面，故南方“各大都市的小本营生，如馒头点心店”则多为北人。北人在南方除当兵及连带的做官外，即以这些小本营生为代表。相比之下，与南人在北方的得意甚不相同。故北洋将领亦常以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教育士兵，多警告其部属曰：老实的北方人与狡诈的南方人打交道，只有吃亏。（注：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45、75、115。）
直系军人李倬章在1924年任河南省长时曾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6页。 ）颇能代表北洋心态。这正是主张联省自治的章太炎所强调及反对的。章氏在1921年指出，东南各省，其督军无一出于土著。要者，皆是“以客军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注：章太炎：《致川湘粤滇通电》，1921年3月 11日，载《申报》1921年3月15日， 收在汤志均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径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611页。 ）故北伐时有人即强调：“长江北洋派对于地方人民之态度，始终等于满洲驻防。全省大权在于督军，地方政柄，亦在军队。”（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该刊不署名之评论，多出自编者胡政之手。）
以客凌主，正是北洋统治南方的关键。故北洋军人强调自身的认同以巩固其内部，而章太炎站在南人立场，乃坚持长官必由土著出。正因为如此，章氏虽主张联省自治，对宣布自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即以其为北人而“拒绝之”。其南北之分的立场十分鲜明。 同样， 当蔡元培在1921年主张南北停战息兵时，章氏即责蔡曰：“公本南人，而愿北军永据南省，是欲作南方之李完用耶？”蔡氏虽辩称“南人北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不能以李完用为喻”。章氏则以为中国之下，仍有南北之分，故云“南方之李完用”而不云“纯粹之李完用”，亦颇相宜。（注：章太炎：《关于浙江省宪之通电》，1921年6月11日， 及章氏次年与蔡元培来往函电，均收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612～613、632～633页。）
有意思的是，北洋军阀中亦有人将蔡元培视为南方的细作。李倬章在1924年曾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136页。 ）孙中山固与新文化运动不生关系，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的确提示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衔接。李氏的话恰好表述于国民党联俄容共后不久，颇能从不同的角度印证胡适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的判断。
同时，李氏将“新文化”与“历来之优美天性”相对立并分别与南北相连，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南新北旧的时代认知。这个观念到北伐时几乎成了士人的共识，胡政之即以为北伐是“思想问题，演成战祸”。胡氏主办的《国闻周报》更指明：“无论何人，要不能不承认”南方是能“统率民众支配民众之新势力”。（注：记者：《国庆辞》；不署名：《中国时局与日本》，《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12月5日。 ）周作人也明言：“南北之争”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注：周作人：《南北》（写于1926年10月31日），收《谈虎集》，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重印，上册，第217页。）
夫民主者，新而西也；酋长者，旧而土也。若周氏语尚含混，严慎予即已宣称北伐到长江乃“渐成新旧思想之真正接触”。而《晨报副刊》一署名百忧的作者更断言，此次战争是“新起的与旧有的两大势力的剧烈冲突”，故名之曰“新旧大战争”。（注：（严）慎予：《赤化与复辟》，《国闻周报》，1926年9月12日；百忧：《以科学眼光解剖时局》，《晨报副刊》，1926年10月5日。 ）说这些话的人多为与南北双方尚无直接干系的留日生，后来胡、严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此时则除周氏外，均尚未明确其亲南的色彩。他们的用语虽异，但南新北旧的认知实与李倬章同。
南北地域之分既与民初盛行的尊西崇新的大趋势相结合，双方的意识标帜也就渐与各自的地缘概念等同起来。南方之新既与其联俄容共有关，联赤反赤乃成划分新旧的重要标准。西化派知识分子如胡适所欣赏赞扬者，正章太炎所鄙薄而北洋派所标榜反对者也。不过，虽然章太炎与北洋军阀都反赤，其所反之“赤”尚有区别。
章氏主张中外之别大于南北之分。故章本支持黎元洪联奉打吴佩孚，待见奉军之张宗昌部用白俄军队打中国人，即以为是“叛国之罪”，旋转而联吴反奉。北伐军兴，章亦因国民党军用俄国顾问，力主反赤，并支持北人孙传芳讨南方之“赤”，颇不为南人所谅。到九一八后宋哲元欲以共党分子之名制止学生运动时，章氏又转而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产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注：章太炎：《复善后会函》，1925年1月26日，《致宋哲元电》，1935 年12月21日，收《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764、791页。）态度似乎数变，而立场始终如一。
张作霖吴佩孚也以反赤为标帜，但其要反的重点首先是北方联俄的冯玉祥。盖张、吴同时也认为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南北之争，故其反赤的取向是由内及外。章太炎则更有战略眼光，早就主张吴佩孚“以北事付之奉晋，而直军南下以保江上”，但未见听。惟孙传芳地处南方，虽在北伐初期主张保境安民，却很快认识到其北人的认同实不利于保境，故在章太炎的指教下改为保国安民，标举国家的认同。孙氏一面力图淡化南北意识，指责国民党“强分南北”以革中华民国之命；一面斥南方联俄为叛国，在南方意识的非本土性质上大做文章。故孙氏为主“此役非南北之争，乃非过激派防制过激派，乃中国人抵御非中国人”。（注：章太炎：《电吴佩孚等》，1926年8月13日；孙传芳：《通告》， 1926年12月26日，收《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78～879、881页， 章太炎：《致孙传芳电》，1926年9月4日，载《晨报》，1926年9月10日3版；孙传芳：《致蒋介石电》，1926年9月7日，《致蒋介石书》， 1926年8月下旬，均载《国闻周报》，1926年9 月 2 日； 参见 Chi,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115。）
可是无论孙氏如何努力淡化南北意识，终不能改变其以客凌主的实质。北伐军因其南方的地缘文化认同，在作战时颇获南方各省民众以及地方军队不同程度的支持。北洋军驻南方既类满人驻防，北伐之进展遂有辛亥倒清之势，其取胜自不能纯以军事因素而定，辛亥倒清，并未靠多少宣传。北伐成功，是否像以前所认知的那样依赖宣传之力呢？
孙传芳尝谓其在江西的战败，“最大的原因，就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注：《国军政工史稿》，台北1960年编印，上册，第290页。按此语不像孙氏口吻，但意思或大致不错。）北伐结束后，半独立的东北的《盛京时报》曾评论说：“此次国民政府成功，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为善于宣传之所致。”（注：丐：《宣传》，《盛京时报》，1929年5月6日3版。）可见北伐取胜靠宣传乃是当时一般人的认识。 这种认识的渊源，部分即始自国民党人自身，孙中山素重宣传，尝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注：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台北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年版， 106～107页。）1921年广东非常国会所成立的民国政府， 即设有排列在各部之上的宣传委员会，这还是在联俄之前。国民党改组时，孙又说：“这次国民党改组，所用救国方法，是注重宣传。”（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184页。）显然是重宣传胜过武力。联俄之后， 苏俄也向以政治宣传见长。故外界产生北伐靠宣传取胜的认知，亦良有以也。
但宣传对作战到起多大的实际推动作用，却需要仔细观察，宣传对战事的帮助，必须落实于发动民众支援作战。这在广东的东征时，已见功效，但民众支持作战最明显而热烈的，还是在湖南。蒋作宾在湖南战役后总结说：“此次我军胜利之快，实得人民之力居多。每次战争时，人民或组织敢死队，在我军进攻时，以扰乱其后方……敌人败退时，人民并指示一切：何者有危险物之埋伏，何者为敌人机关；并为响导，取捷径追敌。当我军进攻时，人民送茶送饭，络绎不绝。”（注：杨信孚：《北伐中之农民的实际行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1926年版，第8 页，转引自张培新《北伐时期群众战之研究》，第157页。 关于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持，参见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58～65、84～91页；《第四军纪实》，73～75页。）这大体概括了湖南民众支援的情形。
但湖南的局势有其特殊之处。一是湖南大部在唐生智治下时，已允许国民党（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先有基础，故发动较易。但更重要的，乃是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后即引北军入湘，湘人对像满清驻防一样的北军早已“恨之入骨”，不待宣传，也会起而助南军。早在1917年到1918年的护法之役时，湖南人民对与北军作战的湘军已给予热烈支持，其实际情形与蒋作宾所述的北伐情形完全相同，李品仙身历护法与北伐两役，亲身体验到两次军民合作的相同。（注：《李品仙回忆录》，38～42页。）故湖南民众对北伐的支援，主要还是地缘文化的认同在起作用。
同样，何应钦率领的一支小规模的东征军之所以能在福建取胜，也靠的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的影响。先是蒋介石以双方兵力悬殊，曾电令何应钦务取攻势防御，切不宜急切进攻。何氏则以为兵力少正宜攻不宜守，并力陈福建周荫人部以北军而作战于南方的种种不利：福建多山，而北方人“不善行山路”，故“山地战乃其所短”。且北军竭力搜括，“闽民恨之入骨”，尤其“商民怨恨已极”。更重要的是，“福建内地，民军蜂起，到处扰乱敌之后方，破坏敌之交通，袭击敌之辎重，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其败必矣。”结果恰如何应软所料，北伐军一进福建，所向披靡，其中，“闽省民军之策应支援，其功尤不可没”。（注：《东路军》，15～41页，引文在第15、39页。亦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p.203～205。）
后来到了浙江，何应钦亦有求稳心态，主张缓进。新到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则力主疾进。结果白部在浙江一往无前，取胜颇速。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靠的浙江地方军与孙传芳北军的矛盾。（注：《东路军》，56～84页；《李宗仁回忆录》，448～450页。）故当时有识之士已指出：北伐军在江南获胜的第一理由，即为“东南一般人民反对北洋驻防”。盖“对于十余年北洋驻防长江之压迫，一般乡民，不平已久。……一旦战兴，彼宁能不助其语音相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以驱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注：《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1926年11月14日。）一言以蔽之，正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宣传，使北伐军一路顺风打到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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