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基于价格机制和制度结构的视角_边际成本论文

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经济分析——基于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视角论文,制造业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2-0018-08

      一、问题的提出

      制造业是指对物料、能源、设备、工具、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制造资源，通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大型工具、工业品与生活消费产品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业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区别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自1978年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积极发展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放松市场准入方面的管制，提升企业主体的活力。尤其是自民营经济进入与发展以来，在许多制造业行业中，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相互促进、混合发展的格局，而制造业产品如何定价显得尤为迫切。同时，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制造”遍布世界。随着世界及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制造”低成本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软肋”日益明显。如何迎接转型升级的挑战、做强中国制造业？有学者在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1]和设计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指标[2]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往往忽略了制造业的微观价格机制，从而难免忽略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制造业具有类似于自然垄断的显著特点，即固定资本投资巨大、投资收益的时间间隔较长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等。依据自由市场价格经济理论，沉淀成本高的行业是不愿意进行价格竞争的，因为企业在制定价格时，在理性选择过程中一般不会把沉淀成本计入，即排除或忽略了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的影响，仅仅考虑边际成本或可变成本。尤其是当沉淀成本很高时，市场竞争越激烈，越容易把价格压低到使每一家企业都亏损的地步[3]。因此，需要突破新古典经济理论零沉淀成本的假设，以客观条件上的沉淀成本与主观条件上的不确定性的不同组合分析制造业，从而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目标。

      在零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制造业的经济效率根本无需考虑未来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即不管是零不确定性(完全理性)还是完全不确定性，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即使处于完全不确定性情况下，因为没有沉淀成本，可以毫无成本损失地撤销以前的投资，也会做出优化投资决策。但在正沉淀成本的情况下，完全理性(即认知成本为零)的决策者也会实现帕累托最优。正沉淀成本且完全不确定性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恰恰符合制造业的发展现实：一方面，从客观条件上看，制造业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或沉淀资本，资产专用性极强；另一方面，从主观条件上看，认知成本大于零，决策者面临有限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只能依靠猜测进行决策，很容易造成投资错误。又因沉淀成本产生经济体制调整问题，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此时，如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那么就会导致亏损或破产，从而需要考虑非线性定价机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进而给予这些行为以合理解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本文则从沉淀成本角度出发，提出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弥合理论模型与制造业发展现实之间的缺口，最终将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有机结合起来。否则，仅仅依靠自由放任，制造业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沉淀成本为零与完全竞争市场

      阿罗—德布鲁模型源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市场经济模型，其中生产要素充分流动(Full Mobility)是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关键条件。某时点上的某些产品与未来某时点某组产品的交换，与即期交易之间没有多大差异。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线性价格机制是有效的，无需任何私人秩序和政府干预，因为这里的契约具有完全执行的特征。更进一步地讲，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契约里载明了所有意外事件。因此，无需对契约条款做再三的谈判。而这一市场竞争模型则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即投资者可以轻松地撤销错误的投资。然而，制造业需要专用性极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与流行经济理论的假设不同。例如，铁路业有相当大的沉淀成本，铺设铁轨是一项巨大的投资，如果出现投资错误，不可能不费成本地将铁轨转换成计算机或时装店。这笔投资可能会无可挽回地失去，除非可以从别的地方获得一些补偿。一般说来，即使有补偿，与初始的投资成本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4]。可以说，不论信息完全与否，只要投资失败没有任何损失，生产资源具有充分流动性，企业资源便可以顺利进入或退出市场，不会发生任何形式的市场失灵。即使处于收益递增状态，企业仍然会实行平均成本定价，至少会实现帕累托次优[5]，并不阻碍正常的市场竞争。事实上，固定资本折旧作为经验性规则设计出来，是使公司收回其最初的资本品的一种虚构成本。在排除固定资本的情况下，市场供求力量便会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边际成本定价普遍盛行，完全成本定价法消亡[6]。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的运作模式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辙。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都对应着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样，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那么卖家的售价就会随之上涨。如果售价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进而迫使卖家调低价格，如图1所示。

      

      图1 零沉淀成本与完全竞争均衡

      在图1中，横轴Q表示产出，纵轴P表示价格。S和D分别表示市场供给曲线和市场需求曲线。当市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Pc时，企业之间便采取竞争，最终市场价格将等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仅仅获得零经济利润，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换言之，通过市场价格无摩擦的调整，不论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均衡价格Pc，供求曲线对于价格上升或下降都是对称的，将瞬间消除过剩和短缺现象，因为经济体系内在是稳定的，所以偏离均衡轨道是临时性的，市场体制最终将实现出清。现代经济学的向右上方倾斜曲线，虽然可以很好地解释大批企业展开竞争的市场(所谓完全竞争市场)，但这一市场却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7]，仅仅与农业十分相同。这种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并不适合制造业发展。为此，通过引入沉淀成本来研究制造业的特征，剖析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和沉淀成本对制造业的影响，从而更加贴近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条件。

      三、沉淀成本为正与制造业边际成本定价困境

      关于沉淀成本，不同学科中的专家都对其进行了解释，解释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大致可以理解为在一项投资中在资本转移或转产过程中无法通过资本的重置价格完全得到补偿的那部分成本。固定资本投资是沉淀成本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固定成本却与沉淀成本有着本质的区别，固定成本在其转移或转产导致的再出售过程中可以通过重置价格获得同等价值的补偿，不会产生任何的投资损失。因此，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之间根本没有关系。固定成本不一定就是沉淀成本，而沉淀成本也不一定就是固定成本。更进一步地讲，沉淀成本的大小只是取决于资产的购买价格与其在转移或转产时的资产重置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沉淀成本。沉淀成本的产生主要有如下三个来源：第一是资产专用性。这是导致沉淀成本产生的最为重要的前提。Williamson[8]认为资产专用性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即物质性的资产专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产专用性，具体可以分为工厂设置时产生的区位的专用性、物质资产本身所固有的专用性、特殊用途的人力资产所具有的专用性、特定用途的资产所具有的专用性、时间配置的专用性和因品牌效应而导致的无形资产的专用性等六种。在转移或转产时，他们很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第二是交易成本。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因人与人的关系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也是沉淀成本产生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当这种成本会增加企业的初始投资或减少企业转型时的重置价值的时候，更容易产生沉淀成本。第三是政策和规则等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折旧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显性契约或隐性契约)等都会导致沉淀成本的产生。

      事实上，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是常态，所以沉淀成本普遍存在，这非常符合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依靠猜测来决定其投资方向，这样必然会出现投资错误。在那些投资超过需求的行业，就会出现伴随着产品价格下降到边际成本水平之下所带来的种种危机。这些制造业行业出现的危机很容易溢向别的行业，从而导致普遍的经济危机。对于巨额专用性资本投资的工业或制造业来说，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会使企业背负大量的需要在未来进行补偿的债务，而市场竞争的结果却使得其生产的产品遵循边际成本定价的原则，这将使背负债务的工业或制造业企业举步维艰，直至亏损甚至濒临破产。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或制造业企业无法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发展，甚至面临灾难性命运的原因。

      正视制造业的经济特点，尤其是固定资本积累显著和专用性较强的情况，需要探讨的是，制造业为什么会在所谓的正常竞争中毁灭，进一步导致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失灵，进而产生经济危机。现实就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对具有显著的资本积累特性与较强专用性的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行业来说是不适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市场竞争足够充分，市场交易本身就会自发地使得产品的销售价格与生产该产品的边际成本趋于一致。一旦价格达到这种状态，就可以认为这个经济体已经达到了最佳的产出水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产品的生产达到了最大的可能性边界。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只有在投资可以不花成本地转移或进出不同行业时——也就是当工业的沉淀成本几乎为零时才起作用[9]。而沉淀成本为零的前提与固定资本积累显著和专用性较强的现实是不符的，所以必然带来前面提到的一系列问题。

      任何经济理论的结论都基于其假设前提，如果其假设前提远离现实经济的话，那么建立在这种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政策也就无所适从了，所以当一个经济理论的预测与很多事实不符，并且无法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提供解释，就需要对理论模型进行创新。因此，一旦引入沉淀成本，边际成本定价导致企业亏损或破产，企业无法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此时，因为沉淀成本的存在，再出售任何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自身无法得到完全补偿，从而造成制造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企业为了避免出现边际成本定价而采取所谓的反竞争行为(Anti-Competition)，如非线性定价(包括价格歧视)、产业集群、寡头垄断、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将沉淀成本纳入理性选择的结果[10]，远远超越市场一价定律或线性定价法，如图2所示。

      

      图2 新古典价格机制失效的制造业

      在图2中，制造业企业处于规模经济情形下，平均成本AC一直在下降，边际成本MC一直处于平均成本AC之下。此时，如果制造业企业实行垄断定价，企业将在价格Pm处生产产量Qm。而如果实行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价政策，具有规模经济的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决策将在价格Pc处生产产量Qc，此时企业会亏损，亏损额为EFGPc。①虽然，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新古典价格机制理论关于价格将由边际成本单独决定的假设是正确的，无论固定成本还是沉淀成本在这一理论中都不起作用。但在新古典价格机制理论正确地发挥作用的范围内——也就是价格倾向于边际成本的近似值的范围内，在出现固定资本品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将会给企业招来极大的劫难[12]，19世纪80年代，当时许多正统的学院经济学家还在忙于研究神秘的完全竞争理论，一些经济学家已开始追随亚当斯，认为铁路行业并不像其最初所表现的那样是个特例。亚当斯的朋友哈德利发现，固定资本的重要性在许多其他行业也日益增长，这使得它们和铁路行业越来越相似，哈德利最先将铁路行业的发展经验推广到其他经济现象中去。他认为，铁路不同于其他许多小规模的商业企业，是靠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而生存的，而这些投资又大多只可以用于一种特殊的限定性目标，不能做别的用途。因此，这样的资本一旦投入，就不可变更，对于其他目的也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铁路经济学家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由于铁路建设需要巨额的固定资本投资，使得铁路建设与完全竞争条件相去甚远，外在的企业不可能轻易地进入这一行业，同时，铁路企业也不可能轻易地退出这一行业。如果两个企业同时进入铁路行业，固定资本的优势意味着市场竞争将迫使两者产品价格的制定向其边际成本靠近，从而导致企业产生亏损甚至破产，造成理性投资悖论，这类似于“囚徒困境”或“合成谬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的产生，我们把目光投向制造业，具体地考虑固定资本的作用机制[13]。

      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制造业企业中，甚至在大多数服务性的第三产业企业中，边际成本有时候很小，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软件产业。当前期研发等程序结束，一个新的计算机软件生产出来之后，额外生产一份计算机软件的边际成本就是拷贝另一份程序的成本，几乎可以认为这一成本为零。此时，如果一个企业采用边际成本定价方式为新的计算机软件定价，价格接近于零的新的计算机软件将使企业血本无归。此时，边际成本定价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对此，可以通过下面假想的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假设有一个行业，所有企业都以边际成本价格出售它们的产品，比如1000元。其中一家企业因发明了新技术，导致生产成本下降了一半，此时如果企业能够将每个产品按照1000元的价格卖掉，它就能获得500元的额外利润。现假设产品新的边际成本是250元。实际上，可以认为许多新技术都是把原来边际成本的一部分转变成了固定成本，也可以称其为新技术成本。如果价格保持在1000元，企业就会获得相当大的利润，但如果其他企业也采用了相似的新技术，市场竞争将很快使价格降低到250元。此时，最初发明新技术的企业将处于比开始时更为不利的地位。它在每件产品上只会获得250元的收益，而其前期为新技术进行的投资将得不到任何额外的补偿。与此同时，由于采用了新技术，与原有技术相关的机器和厂房的价值也会下降，在原有折旧制度下，这会给企业带来一种无形的因加速折旧导致的资产损失，或称为无形损耗，这种损耗也是一种典型的沉淀成本。无法补偿的沉淀成本将导致企业亏损或破产。回到现实的铁路行业，如果在铁路行业内存在普遍的市场竞争，由于铁路行业巨大的前期固定资本(包含很大一部分沉淀成本)投资，铁路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到其运行的边际成本水平，没有多余的收益来补偿其前期固定投资的成本。当铁路行业内的这种竞争只在某些地方发生时，不同的地方就会出现价格差：有竞争的地方，将以运行成本为基础形成较低的均衡价格，没有竞争的地方，则必将包含前期投入的固定资本带来的成本，从而形成较高的价格。显然，较低的价格必然会带来企业亏损。此时，为了消除这种价格的差别，只有消除部分地区存在的竞争。这里并不是说竞争不好，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沉淀成本存在，竞争必然会导致企业亏损，所以需要减少竞争。通过相应的途径尽可能地减少沉淀成本，竞争市场形成的价格就会变成最好的。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沉淀成本不变，如果要使这类竞争没有存在的余地，那就只有让铁路企业进行联营，或者把所有铁路企业变成一个企业[14]。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推断，如果专业化很强的资本高度密集的制造业企业感觉到了竞争对它们是不利的，它们就会采取诸如一体化、长期契约和垄断等形式进行合作以躲避竞争。因此，采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边际成本定价法去规范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是不可行的。在考虑沉淀成本的前提下，分析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边际成本定价困境，可以从解决沉淀成本的角度提供新的政策处方，为有效率的市场竞争创造条件是必要的。当然，这里的关键因素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制造业存在的沉淀成本问题。

      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结构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创意产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是一个从低沉淀成本向高沉淀成本行业转移或转型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所指的工业化是指第一个转型或转移，称之为工业革命[15]，往往忽略了向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转型升级的问题，从而将这种转型看作是沉淀成本投资增多的过程，也就是生产率提高和边际成本下降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究其产业动态发展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沉淀成本增多和边际成本下降的过程，而制定合理的价格体系和降低交易成本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换言之，既然需要投资大量的沉淀成本，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安排，任何固定资本投资或沉淀成本投资都是不会发生的，从而也就不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说也就没有市场竞争力。因此，制造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通过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取代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从而走向更高级的知识创新经济形式，如图3所示。

      

      图3 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在图3中，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具有截距短(零固定资本)、斜率陡峭(高边际成本)的特征，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具有截距长(固定资本大)、斜率平坦(低边际成本)的特征。当产量较低时，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较低成本生产所需的产出规模。当产量较高时，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可以较低成本生产所需的产出规模，二者相交处E点，在EQe的左侧，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最优；在EQe的右侧，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最优。

      斯密解释说，经济体制的生产力取决定于专业化(劳动分工)，但只有存在交换时分工才成为可能，并且交换成本，也可以说是交易成本越低，则专业化分工越细，经济体制的生产力就越大。然而，交换成本又依存一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等。事实上，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这也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具有的重要意义。流行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漏洞，就是缺少一个能够安置长期固定资本的学说。它处理投资行为的方式，就好像经济问题是一场扑克牌游戏。一轮投资相当于一手牌，玩牌的人根据手中的牌进行决策。一手牌出完了，商人们可以把打出去的牌再收起来，洗一洗，接着玩下一轮。然而，在存在长期固定资本的情况下，由于存在与不确定的未来相联系的投资风险，理性的投资者一般不愿意将自己的资金用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正是因为生产要素具有充分流动性，也就没有人会因为外部冲击引起的变化而遭受损失，所以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大家都没有损失。然而，在现实中，生产要素的物质性能往往是固定的。一个倒闭的钢铁厂的高炉不能被重新改造成计算机行业需要的机器。钢铁厂工人也没有适合计算机行业的技能，除非他们接受再培训，否则他们将继续失业。即使他们最终能找到低技能工作，但他们现有的技能则会完全浪费。流动性较低甚至没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将因而遭受损失，除非有专门的补偿。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补偿机制非常薄弱，甚至几乎不存在[16]。企业间到底是正常竞争还是过度竞争，并不是先验的假设给定，而是取决于行业中生产技术类型所包含的固定资本投资及其沉淀程度的大小。投资规模扩张的结果实质上增加了工业经济中固定资本的重要性。

      任何现实的经济理论都必须考虑这些固定资本，但主流价格理论却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制造业转型升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增加固定资本或沉淀成本的过程，因而必然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因为企业必须将其拥有的资金转化为资本品，或者利用信贷购买固定资本然后逐期偿还。利用信贷资金购置固定资本承担一定的风险，正如希克斯所说：“一个进行固定资本投资的企业家等于是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17]。当生产技术固定资本含量大和沉淀成本大时，有可能因为完全竞争而造成企业无法发展。因此，对于中国制造业发展来说，主要是进行企业重组，避免采取边际成本定价，使固定资本或沉淀资本投资得到了相应补偿，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体系。哈德利从强调固定资本的作用开始他的研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使流行经济学的假设过时了，因而哈德利的研究走在了他所处时代的前列。直到最近，才有现代经济学流派如新制度经济学对分析固定资本的作用做了认真的尝试，而哈德利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明显是这一分析的先驱[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将新制度环境结合起来，从而将价格机制与制度结构结合起来[18]。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讲，应该将沉淀成本纳入其理性选择之中，这就需要采取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一价定律和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在某些行业中，投资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市场行为或交易行为。这里的投资可能只是那些适合特殊目的的设备，也可能是企业需要承担一项特殊任务所必备的知识，还可能是为某些特殊顾客生产某种特殊产品。与此同时，长期契约里可能会包括诸如产品特征、产品价格、预期取得绩效的时间限制以及不同情况下的奖赏和惩罚等；工人也要相应地投入无法转移的成本，以获得某一特殊领域的专用性生产技能；一些固定期限的劳动就业合同也常常涉及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的结果是，不完全竞争市场有了新的功能，它不再是垄断存在的必然形式，而变成了有沉淀成本条件下的市场的一种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在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竞争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对于制造业而言，由于面临着巨大的沉淀成本，一方面需要采取措施补偿沉淀成本以适应竞争，另一方面也要在有沉淀成本条件下避开价格竞争，保护企业不要因为沉淀成本而亏损或破产。相应的制度结构主要包括：

      首先，为了摆脱采用简单的边际成本定价方法带来的亏损，制造业企业应该采用包括两部定价法、拉姆齐价格、完全分配成本价格(FDC)和捆绑搭售等在内的不受市场权力影响的价格歧视和非线性定价(Non-linear Pricing)方法。在采用单一垄断价格无法补偿前期投资成本时，企业是不会发生任何投资行为的。如果企业采用了某种类型的价格歧视或两部定价法，尤其是当企业采用全部成本加成定价法来决定产品价格时，企业前期投资成本就会得到部分补偿甚至全部补偿，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成本得以回收。因此，在某些条件下，价格刚性可以视为对交易者专用性投资的可占用性符合准租金的一种保护[19]。

      其次，为了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制造业企业应该以有限理性为前提，不断地学习与适应环境，实现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多样化。制造业企业一旦进行了投资，就应该实行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差异化，生产出尽可能多种类的产品，以降低企业整体的平均成本，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有利于沉淀成本的补偿。

      再次，为了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从而促进投资成本的回收，制造业企业之间需要采取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以实现企业重组，用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取代市场协调或消除因市场波动引起的价格不确定性，这样可以减少企业沉淀成本和降低沉淀成本产生的概率。当制造业企业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零时，边际成本定价方法使得产品的销售价格也等于零，这会造成制造业企业亏损或破产。如果制造业企业之间采取垂直一体化或水平一体化实现了企业重组，就可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可信性承诺，这不仅有利于沉淀成本的补偿，而且还有利于逐步完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治理结构。

      最后，制造业企业之间所采取的产业内与产业间的联合，可以产生产业集群[20]和集聚效应，从而实现沉淀成本的外部化(External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减少交易成本极为重要。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联合，不仅可以增强交易双方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还会降低交易成本和敲竹杠的机会主义风险。因此，这种结合在增强技术扩散和增加经济租金的同时，还有助于沉淀成本的补偿和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制度结构的形成。

      综上所述，具有显著沉淀成本的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以追求沉淀成本最小化为基本原则，为了在补偿沉淀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企业利润，企业需要实行多样化的生产经营和定价决策，而不仅仅是简单地依靠自由市场。由于流动性的问题是最为本质的，所以企业应该明白应用货币这一媒介来协调市场供求力量的重要性。非中性的货币使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影响投资决策而不仅仅是影响通货膨胀率，这必然会通过影响企业的流动性间接影响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注意不到这一点，制造业企业就有可能会因为不可逆投资的价值无法实现而陷入泥潭，从而影响其发展。另外，企业实行的所有权改革、资本结构改革和治理结构改革是解决沉淀成本问题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其中破产和清算是最终不得已的选择方案，但这将更加有助于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减少沉淀成本，从而形成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由于以“黑板经济学”为标志的新古典供求理论在探讨价格决定机制时仅仅考虑到了边际成本，这不仅未能揭示制造业的本质特征，同时还掩盖了制造业发展的信息机制，因而不能成为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理论基础。如果盲目地运用这一理论，就有可能造成制造业发展的脆弱性，进而引起制造业的危机。在新古典供求理论指导下的制造业越创新，就有可能越脆弱。尽管经济进步通常都会伴随着长期固定资本的积累，但现代经济理论一般都会回避与长期固定资本积累这一令人头痛的主题打交道。实际上，现代经济理论在分析问题时通常会不现实地假定耐用资本品不存在(收益递减)，或者假定资本品可以无障碍地从一种形式转变成为另一种形式(完全通用性)。然而，沉淀成本的引入使我们看到，在现代制造业尤其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存在价格歧视、规模经济、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等多种情况，这些都是追求沉淀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理性反应。因此，在存在沉淀成本的情况下，上述这些行为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市场失灵，有时将沉淀成本外部化恰恰是市场竞争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

      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当前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解决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而导致的问题。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高沉淀成本行业——资本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等制造业②包含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及其沉淀成本，市场竞争(边际成本定价)会给其带来困境，因而企业之间需要采取长期契约或一体化等形式进行合作。此时，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并不完全正确，私人契约和政府管制也是不可或缺的。在真实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完全不确定性会引起信息爆炸，从而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一个非常微小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件有的时候会导致整个市场情绪的巨大波动，一个企业的偶然破产或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都足以引发对以前所有经济行为的怀疑。在不满足完全竞争市场假说的条件下，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获得关于未来的完全信息，也就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沉淀成本，使投资者形成关于未来的稳定预期。此时，企业家的创新选择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物质资产还是金融资产，都需要在动态演化过程中考虑不可逆投资产生的后果。史普博指出，“当管制能够对产权进行界定，并为义务安排和合约执行建立一般规则时，管制才是最有效的。这样的规则在依靠政府调节能消除外部性和内部性的市场上最有可能改善配置效率”。“管制和反垄断政策所面临的问题是去决定由什么组成让市场有效运作的一般规则。为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讨价还价而直接干预市场的企图应该避免。有效管制的任务是为建立和执行一般市场规则而谈判”[22]。因此，要想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着眼于补偿沉淀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与完善非线性价格机制、非市场治理结构、政府管制结构和适宜的货币政策等，并与新古典价格机制形成互补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进而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①早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和凯恩斯就预见到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分裂性特征：竞争性市场内在的创造性动力会驱动生产率的提升和边际成本的下降。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很清楚，最有效率的经济模式就是消费者只需承担所购商品的边际成本。但当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消费者如果只支付边际成本，商家将无法回收其投资，而利益相关方也无法赚取满意的利润。因此，行业领袖会争取市场份额以建立垄断，这样他们就能够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阻碍“看不见的手”引领市场达到商品或服务近乎免费的最有效模式。这一困境就是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矛盾[11]。

      ②舒尔茨指出，劳动分工的经济重要性被低估了，而这是理解专业化、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和报酬递增类别的关键。批评者表明报酬递增产生垄断效应，报酬递增与竞争不相容，因而垄断会盛行。但实际上垄断并不普遍，因而报酬递增也不普遍[21]，从而引申出专业化、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不足造成的报酬递增现象并不明显，对于中国当前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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