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北美论文,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起源
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始于近代。在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大概只有6所东亚图书馆，但战后，这个数字便迅速增加，经营管理也随之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1948年，一些相关学者和图书馆员聚集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亚特兰大年会上讨论有关议题，虽然这是一次非正式会议，但最终掀起了一场共同商定组织的运动，这场运动使过去60年里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东亚图书馆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和成长。
这次图书馆的发展是紧随战后北美东亚研究的扩展而开始的。在这之前，一些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那时称远东)的课程，但是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对东亚进行全面研究是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使日本成为民主国家的太平洋战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朝鲜战争让北美越来越认识到东亚在世界变局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需要对他们的历史和文明有更好的了解。所以拥有充分的基金和政府支持的各个大学扩大增加了东亚教学和研究项目。6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东亚研究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最大规模和最广泛的。伴随这场学术开拓的就是图书馆资源的建立，虽然早在二战前已经有些美国图书馆(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于1869年，耶鲁大学于1878年，哈佛大学于1879年，伯克莱加州大学于1869年，康纳尔大学于1918年，哥伦比亚大学于1920年，普林斯顿大学于1926年，芝加哥大学于1936年)开始收集东亚语言的资料了，但在1945年后，他们才经历了最充分的发展。现在一些大型的图书馆，比如密歇根，斯坦福(拥有合并前胡佛研究所的收藏)，华盛顿，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建立的，而其他一些，像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随着各大学中新的东亚图书馆的建立，采购、编目和人员问题成为共同课题，这就是1948年亚特兰大会议召开的原因，大家都在寻找合作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的办法。会上做出了建立一个非正式机构的决议，命名为全国有关美国及国外东方图书馆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 in the U.S.and Abroad)，来探索实现该目的可能途径。具有启示意义的是，会上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采购、编目和人员培训，虽然现在的背景与60年前相比已经不同，但这些问题至今仍为大家所关注，并且很有可能的是，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还会继续探讨它们。这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图书馆的基本任务：建设馆藏、提供服务。始终如一，改变的只能是完成任务的方式。这个非正式委员会在亚特兰大成立一年之后，即1949年，由东方图书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Oriental Collections)取代，由远东学会(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前身是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和ALA赞助。图书馆和学术团体建立一个官方组织来解决美国东亚图书馆馆藏的问题，这在美国图书馆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个新篇章的重要意义，可以从联合委员会的构成看出，会员中3名由远东学会指派，3名由美国图书馆学会指派。前者代表为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H.Hummel)、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日文组组长清水治(Osamu Shimizu)和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伊丽莎白·赫夫(Elizabeth Huff)。后者代表有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华纳·G·赖斯(Warner G.Rice)、爱荷华州立学院图书馆馆长查尔斯·H·布朗(Charles H.Brown)、伊利诺斯大学图书馆馆长及图书馆学院院长罗伯特·B·道恩斯(Robert B.Downs)，而同属两个学会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霍华德·林顿(Howard Linton)则担任秘书长一职。联合委员会在存在的三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一项是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卡片复制项目(Oriental Card Reproduction Project)，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合作编目，而是一种目录卡片交换机制，而这是前所未有的。联合委员会1952年停止运作，但是大家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如果作为图书馆基本功能之一的编目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的话，那么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合作发展就不可能有意义。这促使ALA在1954在其编目与分类部(Cataloging and Classification Division)下任命了美国图书馆协会东方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Oriental Materials)，因为特别委员会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了远东语言图书上，所以1957年它更名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图书编目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Cataloging Far Eastern Materials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由于其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委员会1958年更名为远东资料委员会(Far Eastern Materials Committee)，成为ALA的一个常务委员会。同年，亚洲学会在各东亚图书馆的敦促下，成立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 Library Resources on the Far East CALRFE)。
2 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的建立
远东资料委员会的主席是侬雷蒙(G.Raymond Nunn)(后由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E.Hamilton继任)，时任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馆长。它的成员大多是拥有编目经验的大型东亚图书馆馆长，这个委员会在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它和国会图书馆的领导之下，首次建立了一系列东亚书刊国家编目标准。这是该委员会和国会图书馆东方图书整理委员会(Oriental Processing Committee OPC)1954到1958四年的紧张协同工作的结果，这两所机构制订了两个细致入微的标准：美国图书馆协会作者及书名编目规则(ALA Cataloging Rules for Author and Title Entries)及其姊妹篇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规则(Rules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并对所有涉及东亚图书编目的条款做了修订，最终形成了这两个规则的一系列修订稿，经过ALA和LC的核准，被采纳为国家标准。它们于今天同样适用，经修改被收录进AACR II 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Anglo-American Cataloging Rules Ⅱ)。这是北美东亚图书馆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在当时不仅没有计算机，中日韩文书刊的编目也没有国家标准。每一个图书馆都是独立的，拥有自己的格式，遵循自己的规则，虽然许多选择使用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Harvard-Yench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也没有图书馆使用主题标目(少数使用分类目录)，而且几乎没有影响较大的工作，甚至有人不同意用作者或书名作为主要检索入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委员会的成就着实是划时代的。中国有句俗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将永远感激两个委员会为本专业所做的恒久贡献。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特别牢记侬雷蒙、露赛尔·莫什(Lucile Morsch)、萨姆纳·斯伯丁(C.Sumner Spalding)和查尔斯·汉密尔顿对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侬雷蒙对待工作坚持不懈，吃苦耐劳，他以这种精神引导着特别委员会工作。露赛尔·莫什和萨姆纳·斯伯丁均曾以国会图书馆记述编目部(LC’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Division)部长身份依次担任OPC主席一职，他们敏锐而深刻，总是愿意迁就我们。查尔斯·汉密尔顿是伯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首席编目家，他有一种少见的能力，能发现看起来不相关规则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对东亚书刊编目的潜在影响，他的论点常常暴露出我们对一些规则所含精妙之意的一无所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参与，规则的修订工作将会更加困难。
然而，将修订后的规则采纳为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东亚图书馆编目问题的解决。实施应用是新的挑战，大家都希望共享编目标准的梦想可以最终实现。朝着这个目标出发，LC于1958年在整理部门下设一个远东部，由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负责，他后来成为东方部的部长，也是LC亚洲研究部(the Area Studies Department)首任部长。建立新部门的目的是开展一项东亚书刊合作编目项目，就像LC几十年来对其他语种的书刊所做的一样。不过很遗憾，这个项目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成功，主要因为需要将各成员图书馆的编目文件提高到非常严格的LC标准，而LC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完成这项编辑工作，所以此项目被很快终止。尽管这项短暂的项目结束了，但是朝着合作编目努力的势头并没有完全消失，LC在其全国采购及编目计划(National Program of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 NPAC)下设立了一个日文办公室，这是上个项目的部分保留和另一种形式。NPAC的目的在于保证LC能够在全球各地充分收集到足够的现行书刊，并且公众能够及时迅速地获取和使用这些书刊的目录文件。NPAC在LC东方部日文处负责人黑田良信(Andrew Kuroda)的指导下对日文书刊进行了数年此项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计划，可惜的是，由于预算原因，它被迫停止。NPAC日文办公室建立之时，曾讨论过在国会图书馆内部和外部开展类似的中文资料项目，也许可以在香港(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内地建立一个NPAC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个议题没有更加深入，那时的图书馆都将希望寄托在了LC上，各东亚图书馆觉得最好等LC为每个图书馆提出一个中文资料采购及编目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一致认为应该让LC参与到他们的讨论中来。由哈佛燕京图书馆(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牵头，邀请了十二所主要的东亚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举行了一系列中文资料合作编目的会议，第一次会议定于1912年纽约，第二次1913年安排在芝加哥，第三次会议则于1914年在波士顿举行。首次会议上成立了中文资料合作编目专门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ing)来研究该项目的可行性。之后则主要围绕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商议：LC印制的中文目录卡片分配速度缓慢；LC出版的全国联合书目(National Union Catalog)中没有任何东亚语言的资料，因此各东亚图书馆需要在编目上付出代价巨大的重复劳动。作为回应，LC提议编制一个新书目，称为中文合作书目(Chinese Cooperative Catalog)，它将涵盖各成员图书馆提交的所有卡片。LC的提议仍让人有些疑虑，最主要的担心是，一旦出版了中文合作书目，那么可能东亚图书将会被永久地排除在全国联合书目之外。这个问题被呈交给了东亚图书馆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Libraries CEAL)，当时它为全国联合书目设置了一个子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便被解散。CEAL子委会继续探讨了LC的提议，但却没能在各东亚图书馆中取得足够的支持，后来问题便被搁置。各东亚图书馆不得不一直等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和国际共享编目计划的落实到位，这还多亏了科技为我们带来在线编目、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 RLG)和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OCLC)的服务。
3 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诞生
如果在这里不提一下东亚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在北美东亚图书馆的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合适的。在1967年前是没有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的，所有的发展活动是在各种委员会名义下进行的。上文提到的CALRFE差不多是个半全国性的组织，但是除了获得许多成就外，CALRFE没有明列其职能、成员要求或投票程序，它几乎是靠亚洲学会理事会所指派的主席一人运作的，主席还要负责定期出版简讯的工作。这种安排并不让人满意，尤其当东亚图书馆的数目迅速增长。所以，在1963年CALRFE被重组，在主席之外，亚洲学会另指派7人成立行政组。在CALRFE1963年年会上，各东亚图书馆通过了新增行政组所提出的一系列《规程》，包括CALRFE的目标、职能和运行程序，同时也将美国图书馆远东资料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规程》也成为CEAL运作的基础性文件，之后几经修订，特别是1980年的修订指出所有CEAL的干事，包括主席、行政组成员，将不再由亚洲学会任命，而需经过选举产生，所有东亚图书馆都欢迎这次改革，并在之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东亚图书馆界所奉行。1995年，东亚图书馆委员会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协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仍称CEAL)，隶属于亚洲学会。
4 馆藏发展问题
我已经提到过了，二战后许多大学开设了有关东亚的课程和研究项目，这些机构建立了新的东亚图书馆，这些新兴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需要与老图书馆略有不同，新图书馆须从零开始，而老图书馆的馆藏已经拥有了核心的基本资料，因此更有优势将注意力集中到现行书刊上。20世纪60年代，在从没有过东亚图书馆的地方建立一个新馆，尽管拥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仍然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问题就是缺乏新图书馆所需要的充足的旧书刊，尤其是中文书刊，而大多数图书馆的主要精力即在于此。而现行中文书刊的获取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书刊是有限的，中国政府也不允许外国图书馆直接购买。每一本书都只能从香港或者日本采购。台湾的图书量也很少，出版商对于出口不甚积极，一部分出版商正致力于重印数百年前的木板印制品，而这正是美国新兴东亚图书馆所需要的。不过这些重印本只能大概满足台湾内部需求，出版商似乎也对海外市场视而不见。所以在1963年，CALRFE向AAS 呈交了一份提案，希望从美国图书馆的利益出发，在AAS赞助下于台北设立美国亚洲学会中文研究资料中心(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目的是协调和重印美国中文研究界所需的绝版书刊。经AAS批准同意，并得到美国学术团体协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和图书馆资源协会(the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CLR)的承认，台北中心在1964年成立并开始运作。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艾文博(Robert L.Irick)被任命为主任，从那时开始，台北中心即后来独立的成文书局，重印了数千的绝版书刊，不仅帮助美国图书馆，也帮助收藏中文图书的国外图书馆极大地丰富了馆藏。
同时，现行中文特别是中国内地书刊，仍需关注。前文曾经提到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图书馆是不被允许直接从中国购买书刊的，只能与北京国家图书馆进行交换。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出口，许多书目都没法获得，馆藏补给便十分有限，间接从香港或日本购买书刊充其量只能勉强替代。AAS适时建立了台北中心，努力去开发更多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大陆书刊资源。隶属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JCCC)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身先士卒，希望大学中快速繁荣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朝着这个目标，JCCC认为了解其他国家的机构是怎样处理来源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当代书刊，然后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借鉴。1964年我受JCCC的委派推荐去进行一项调查并提交了报告。调查的一年时间里，通过走访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苏联、印度、日本、台湾和香港的重要中文研究和图书中心，还有美国本土图书馆，我发现苏联和东欧的部分图书馆可以通过我们没有的途径从中国获取原始研究资料，西欧和日本也有，但相对较少。大多数这些图书馆都接受与美国进行交换。所以在呈交给JCCC的报告中，我建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东亚图书馆服务中心来确定、获取(通过馆际互借和交换)以及复制分配那些无法获取的当代中国书刊和只有少数美国图书馆才能拥有的稀缺研究资料。JCCC采纳了这个建议，在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ARL)的帮助下以及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慷慨解囊的支持下，于1968年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即中国研究资料中心(the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CCRM)。香港大学历史学讲师，也是香港著名的龙门书店(Long Men Book Company)的所有者余秉权(P.K.Yu)被聘为中心主任。另外，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和美国国家人文学科资助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使得CCRM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为一所学术出版机构。30多年来，现在的CCRM虽然独立运作，但仍是非营利性组织，在亓冰峰(Pingfeng Chi)的领导下，使全世界的图书馆都能有机会得到大量曾经难以企及的20世纪中国研究资料。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现当代中国研究辅助机构，如果没有CCRM，各地的图书馆现在是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中文书刊的。
在收集中国书刊时，东亚图书馆也得了美国政府重要和及时的帮助。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外国图书馆还不能订阅或购买中国国内的报纸，政府向国会图书馆开放了1947年到1957年之间约1200份这样的报纸。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完整，许多都残缺了(一些只剩下很少的版面)，但是这次开放的历史意义是应该着重强调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途径获取这些刊物了(而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大量当地的报纸！)。1967年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向学术界开放红卫兵小报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量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印刷取代了中国的正常出版事务，香港和东京的书商几乎不能提供其他图书，所以当一些再版的红卫兵小报在香港出售时，立刻成为畅销品。虽然大部分刊物很受争议，但它们却仅此一处地包含了政府档案信息和文件，这些新资源的珍惜和重要使它们一夜之间洛阳纸贵，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争先恐后地抢购，结果把价格抬得更高。JCCC(约翰·林德贝克John H.Lindbeck时任主席)同国务院进行了接触，建议其考虑与学术界分享所有的红卫兵资料，国务院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邀请JCCC委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评估他们的资料，并裁定开放的资料是否会如希望的那样对学术界产生实在的帮助。JCCC找到了我而我也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检查了国务院提供的资料样本之后，我对它们的研究价值毫无疑问，并力劝马上开放这些资料。CCRM在1975年出版的20卷红卫兵资料中的大部分即来源于此次开放。政府和学术界的这种合作应该鼓励，另值得一提的是，之后CCRM 从其他地方收集了更多的红卫兵资料，并再版了共132卷对开本用于研究。这一系列的资料——1975年(20卷)、1998年(20卷)、2001年(40卷)以及2005年(52卷)——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出版的红卫兵资料集。
我已经详述了中文图书馆藏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东亚图书馆来说是最迫在眉睫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收集日文或韩文书刊的工作就简单轻松，实际上，困难也不少。一般来讲，获取日文书刊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可否获得，而在于价格，韩文的也是一样。从朝鲜采购书刊的困难同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很类似，至少早期是如此。由美日友好委员会(Japan-U.S.Friendship Commission)和日本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的资助的全国日文图书资源协调委员会(Nation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Japanese Library Resources,NCC)和由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资助的北美韩文藏书联盟(the Korean Collections Consortium of North America)的建立，是美国图书馆日文和韩文馆藏发展史上两个重要的里程碑。
5 科技之于东亚图书馆
20世纪60、70年，当一般的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在认真探寻利用技术手段去提高工作效率时，东亚图书馆仍被普通的问题，如编目标准，怎样集聚和扩大馆藏所困扰，自动化还远不在人们的视野中，也不在东亚图书馆的日程中。在1975年CEAL受邀向福特基金会提交的一份声明“东亚图书馆研究的资金支持和优先发展事项”中并未提到新兴技术对东亚图书馆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错不在图书馆。当时并没有对北美东亚字符码进行过严谨的工作，计算机不能识别任何一种东亚语言，而1975年声明中所陈述的各种需要都是火烧眉毛，具有说服力的。同年福特基金会敦促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一个指导委员会研究东亚图书馆的问题。指导委员会成员如下：
乔治·贝克曼(George Bechman)主席，华盛顿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亚洲学会教授；
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
赫尔曼·佛斯勒(Herman H.Fussler)、马丁·赖尔森(Martin A.Ryers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杰出贡献教授；
汉娜·格雷(Hanna H.Gray)，耶鲁大学教务长；
沃伦·哈斯(Warren J.Haas)，哥伦比亚大学信息服务副主管，图书馆副馆长；
威廉·米勒(William F.Miller)，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及副校长；
常石道雄(Warren Tsuneishi)，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部长；
吴文津(Eugene Wu)，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指导委员会委托了一系列论文来指导这项工作，其中一部分由CEAL成员撰写，包括卢国邦(Karl Lo)(华盛顿大学)、钱存训(T.H.Tsien)(芝加哥大学)、万维英(Weiying Wan)(密歇根大学)、汤迺文(Raymond Tang)(伯克莱加州大学)、李学博(Thomas Lee)(威斯康星大学)、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国会图书馆)、常石道雄(国会图书馆)以及吴文津(哈佛大学)。1977年，指导委员会做了题为“东亚图书馆：问题与展望”的报告，对书目控制、馆藏发展利用和技术人员问题给出了建议，报告引起了全国的重视。次年，ACLS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合作资助了一个东亚图书馆项目联合咨询委员会(Joint Advisory Committee)，继续完成由指导委员会开始的工作。
其成员包括：
帕特里夏·巴廷(Patricia Battin)，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图书馆副馆长；
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服务系主任(1980-1981)；
金子英生(Hideo Kaneko)，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莫特(F.W.Mote)，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教授；
罗伯特·华德(Robert E.Ward)，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吴文津，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馆长；
约翰·海格尔(John W.Haeger)(当然委员)，ACLS-SSRC-ARL东亚图书馆项目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最终促成了东亚图书馆联机编目的实现。在报告“自动化、合作和学术成就：东亚图书馆的20世纪80年代”中，联合咨询委员会写到：“国外领域的研究项目，而不是综合性图书研究在经历了十年时间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之后……东亚图书馆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随着联邦政府和基金会基金支持的缩减，他们应该走上一条携手共进、共享资料、互通有无的道路，依靠“自动化作为基本规划和管理工具”。报告中指出其主旨是“将已用于西语资料和综合研究性图书的自动化系统运用到东亚语言文字书目记录中去，实现相似的输入、管理、存储、转换、显示和输出功能。”这次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路程的重新定位，正如报告中所倡导的一样，会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图书馆的运作模式，不过也将困难重重。
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咨询委员会的提议产生的直接成果是1983年美国研究图书馆组织(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决定改进其操作系统科研图书信息网络(the Research Libraries Information Network,RLIN)，在其中增加了中日韩文。这次改革第一次使一个图书馆的编目记录可以被其他图书馆复制，也可以让任何地点的研究者阅读成为可能。1986年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也开发了一个类似的中日韩文图书情报服务系统。其余的，当然，都是历史了。
6 纪念先驱者
当我们缅怀往事时，尤为重要的是表彰本领域的先驱者。我要特别向其中我最熟悉的两位致敬：裘开明(A.Kaiming Chiu)(1898-1977)和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1970)。裘开明博士是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从1927年到1965年在该职上工作了38年，成果斐然。芮玛丽博士于1948到1959年供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是中文馆藏部的首任馆长。芮玛丽在1959年被任命为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裘开明1965年从任上退休，之后我仍对二人怀有同样崇高的敬意。
裘开明的名字早已成为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代名词，他是第一所美国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从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将近40年的任期之始到今天，这所图书馆是全国东亚图书馆中历史最悠久的。但这并不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他发明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是西方世界上最早的中日韩文图书的编目分类法。该分类法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仍为美国主要的东亚图书馆以及一些欧洲和澳洲顶尖的东亚图书馆所使用。另外，他还在编目卡片上同时使用罗马体和手写体，这是我们至今都沿用的，以及按语言来进行图书编目和入架。裘博士也是一位良师，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教导过的许多人后来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童世刚(James S.K.Tung)，后来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房兆楹(Fang Chao-ying)和杜联喆(Tu Lien-che)，在明、清历史研究方面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他们同恒慕义博士、富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分工合作完成了《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和《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纂，这两本书在中文研究上具有长久的重要意义。田洪都(Tien Hungtu)，后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邓衍林(Teng Yenlin)北京国家图书馆参考馆员；还有陈鸿舜(Chen Hung-shun)，1949年后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当然，他最重要的遗产还是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建立的馆藏，他白手起家建立了西方世界中最好的东亚研究图书馆，不愧是此领域的巨擘，此种丰功伟绩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哈佛燕京学社的理事们在他退休之际称赞他为“东西方长久以来成就斐然学者的杰出代表”。
芮玛丽教授是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图书馆开创者。她在哈佛大学受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她正与丈夫芮沃寿(Arthur Wright)一起在北京。战争爆发后，他们在山东潍县遭到日军拘留，战争结束后，她接受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聘用，为正在策划建立中的中文馆藏收集资料。胡佛研究所的主要方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关于“战争、和平和革命”的现当代事件，芮玛丽主要从事相应的采购工作。她将创业者的精力、技巧、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她到过中国所有的核心城市，向知名学者、目录学家征求意见，为了机关书刊而不厌其烦地进出政府大门，并同大型图书馆和大学谈判交换事宜。她的艰辛努力换来了大量的资料，包括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期刊、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即时刊物，而在当时大多数图书馆都没有系统地收集过此类材料。芮玛丽并不将自己的收集工作局限于常规途径。1947年，她设计在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上弄到一个座位，飞去了延安，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在那里她成功获得了一大组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和其他根据地出版发行的书刊，而且当时绝不可能从大陆其他地方获得这些资料。她在这次行程中得到的一系列几近完整的中国共产党喉舌刊物《解放日报》(Liberation Daily)，至今仍是西方仅有的版本。1947年她返回美国后，随即设法得到了伊罗生合集，一组由伊罗生(Harold Issacs)先生在1930年时任《中华论坛》(China Forum)编辑时收集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地下党的文件材料。很快，她又同尼姆·韦尔斯(Nym Wales)即海伦·斯诺(Helen Snow)达成协议，将韦尔斯合集出售给胡佛研究所，这个合集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尼姆·韦尔斯游历中国西北时所收集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相关材料。伊罗生和韦尔斯合集为后来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中共早期运动史奠定了基础，而如果缺乏文献，这种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作为一名学者和图书馆开创者，芮玛丽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充满深刻见解和鼓舞人心的成果，她也是东亚图书馆界的先驱，在馆藏建设方面富有远见且足智多谋。她从一名学者和活跃的图书馆读者的角度，很有必要地告诉我们一个研究型图书馆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具备何种功能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图书馆(在这里说明一下，胡佛研究所中来源于江西苏维埃政府文件的早期中共党史的第一手文件就是我1960年在台北进行微缩的陈诚文库Chen Cheng Collection，即石叟资料室)。
7 未来展望
俗话说：“智者不虑。”所以在这里我不会预测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的东亚图书馆的情况，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纪元，我确实想表达一下对科技的看法。高科技能创造奇迹，它使得图书馆可以完成十年或二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图书馆可以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向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信息随手可得，我们可以搜索到中国、日本、韩国或任何地区大学图书馆目录，参观博物馆藏品；我们可以使用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数据库，可以在线阅读期刊、报纸或其他文献；我们拥有数以千计，也许是数以万计的专业化网站提供各种信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高科技无疑会继续进步，图书馆和图书馆读者均将受益。虽然高科技对图书馆和学术界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贡献，并且很可能将来会更加重大，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技术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当我们不断采用新技术为学术服务时，我们也必须向过去一样不断改善馆藏。归根结底，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实质的图书馆信息内容，这些内容只能来自于图书馆馆藏。让瓦尔登湖闻名于世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告诫世人不能“方法领先，目的滞后”。如果图书馆界能记住这句话，那么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新技术的采用就会更好地为我们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