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杂剧的隐逸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逸论文,思想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人杂剧，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其中的神仙道化剧虽不像公案剧那样动人心魄，不像爱情剧那样旖旎感人，也没有历史剧那份质朴凝重，但它在表现文人隐逸思想方面，却具有独特的意义。
隐逸思想是在元代士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时代情绪。元人散曲中，退隐之作俯首可拾。而元人神仙道化剧大抵以敷衍道祖、真人得道成仙，或演绎真人度脱凡夫俗子和精怪鬼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以渲染从发现度脱对象到度脱这一对象的修炼点化过程为主要情节。另外，在此我们还将一些隐居乐道之作也归于探讨之列，这些剧作品在表现文人隐逸倾向方面，与元散曲既有不少相似之处，更存在许多不同。
其一，否定社会现实，流露绝尘避世的思想。元杂剧对社会现实的否定是多方面的。而神仙道化剧里，比较突出的是对黑暗政治、腐败官场、险恶仕途等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
政治黑暗。马致远的《陈抟高卧》中的陈抟登场就有这么一段独白：“因见五代间世路干戈，生民涂炭，朝梁暮晋，天下纷纷，隐居太华山中，以观时变。”从历史来看，蒙古贵族穷兵黩武，对被征服地区肆意掠夺，推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灭南宋以后，他们根据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分国人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汉人行为处处受到限制，比如不准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正职，不准收藏武器，不准打猎练武，不准对蒙古人做任何反击等等，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甚至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显而易见，这里所言的“世路干戈”、“天下纷纷”、“生民涂炭”，正是元初黑暗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岳阳楼》中更是善于将神仙故事糅入现实描写之中。作品写仙人吕洞宾在岳阳楼，反复感慨朝代更替，国家兴亡，“自隋唐，数兴亡，料着这一片青旗，能有的几日秋光。对四面之江山浩荡，怎消得我几行几醉墨淋浪”，“你看那龙虎争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得斜阳又晚”。又哭又笑，情绪激愤，作家完全是借剧中人物之口，来抒发自己对汉地沦亡、元代统治者强取豪夺的不满与积怨。
官场腐败。元王朝重用那些善于“理财”的搜刮能手。阿合马便是一个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的贪官。忽必烈居然任命阿合马为相，并用事达20年之久。在这种风气之下，“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注：《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3458页，中华书局，1976。），连元世祖也承认：“滥官污吏、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术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至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注：《元典章》，转引自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下），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黄梁梦》对于蒙元统治阶层这方面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剧中升任了兵马大帅之后的吕洞宾，因在征战中收敌军三斗珍珠，一提黄金，诈败离阵，而被发配沙门岛。后他对强盗摔死他的两个孩子的行为进行指责，却遭到强盗的痛斥：“[倘秀才]我为贼盗呵，杀人放火，不似你贪财呵，披枷带锁。你得了斗大黄金印一颗，为元帅，佐山河，倒大来显豁。（带云）吕岩，你贪财恋酒误了军情。（唱）[滚绣球]你那罪过，怎过活，做的来实难结末。自揽下千丈风浪，谁教你向界河，受财货，将咱那大军折挫。似这等不义财贪得如何，道不的殷勤日灾须少，侥幸成家祸必多，枉了张罗。”这些曲白，乍看上去是强盗的一种反攻自卫，而实际上，作者在此将强盗与贪官进行了一个同类比较。也就是说，在肯定他们同属不义之徒时，还指出了他们的不同，即强盗的杀人放火，伤害的尚属少数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贪官自恃高位，贪财卖国，延误军情，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罪之孰重，一目了然。如果说，这样借助梦境的写法，还是属于一种侧面的、曲折的表现的话，那么，《铁拐李》就完全是从正面、直接地进行披露。岳孔目上场后，便有这么一句感慨：“兄弟你那里知道俺这为吏的，若不贪赃，能有几人也呵。（唱）[仙吕点绛唇]名分轻薄，俸钱些小，家私暴。又不会耕种锄铇，倚仗着笞杖流绞。[混江龙]想前日解来强盗，都只为昧心钱买转了这管紫霜毫。减一笔教当刑的责断，添一笔教为从的该敲。这一管扭曲作直取状笔，更狠似图财致命杀人刀。出来的都关来节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儿合天道，他每都指山卖磨，将百姓画地为牢。”这里披露了官吏贪污受贿、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实。在贪官污吏眼里，钱财才是判案的准则，从犯可以变成首犯，有罪可以判为无罪，不分清浊，扭曲作直。作品十分真实地勾画出了官场如覆盆之地，暗无天日，腐败肮脏。
仕途险恶。元杂剧在对黑暗社会、腐败官场进行全面揭露的同时，还毫不留情地披露了弊病丛生的科举制。比如，指出民族歧视政策及承荫制度之不得人，抨击科举已失公平客观的原则，在求官、买官风气下群小幸进，等等。在神仙道化剧中，我们较多地看到的或是仕途的倾轧、龌龊：“[二煞]鸡虫得失何须计，鹏鷃逍遥各自知。看蚁阵蜂衙，龙争虎斗，燕去鸿来，兔走鸟飞。浮生似争穴聚蚁，光阴似过隙白驹，世人似舞瓮醯鸡。便博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陈抟高卧》）或是功名的害人：“你待要名誉兴，爵位高。那些儿便是你杀人刀。几时得舒心快意宽怀抱，常则是，焦蹙损两眉梢。”（《竹叶舟》）另外，《岳阳楼》中有吕洞宾向酒保以墨换酒喝这样一段情节：“[后庭花]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带云）酒保也。（唱）则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肠，在这功名上。（酒保云）我不要这墨，你则与我钱。（正末云）墨换酒，你也不要。（唱）敢糊涂了这纸半张。”表现了作者对功名误人的愤慨。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注：《论语·泰伯》）。在饱览世事的沧桑、经历社会的裂变之后，元杂剧文人心情格外压抑与沉痛。所以，剧中人物有的暗自打算“隐居太华山中，以观时变”（《陈抟高卧》），有的如梦实醒：“他每得清平有几人，何不早抽身，出世尘”（《黄梁梦》），更有的劝诫人们：“我劝你世间人，休争气，及早的归去来兮。可乾坤做一床黄绸被，单搦着陈抟睡。”（《岳阳楼》）无论说要早归去，出尘世，还是去隐居，无非都在说明，这些文人与眼前的黑暗现实格格不入。他们不仅痛恨这种社会，同时根本不愿意生存于这种污水浊流之中，绝尘避世思想溢于言表。
其二，咏唱隐逸生活，表达倾心自由的情感。元代的神仙道化剧，除了直接表达疏离浊世的强烈愿望外，还通过咏唱隐逸之乐、仙境之趣来表达超尘脱俗的渴望。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下面我们仅举数例。
《黄梁梦》：
[醉中天]俺那里自泼村醪嫩，自折野花新。独对青山酒一尊，闲将那朱顶仙鹤引。醉归去松阴满身，泠然风韵，铁笛声吹断云根……
《岳阳楼》：
[二煞]争如我盖间茅屋临幽涧，披片麻衣坐法坛。倒也躲是非忘宠辱无牵绊。
《竹叶舟》：
[村里迓鼓]我这里洞天深处，端的是世人不到。我则待埋名隐姓，无荣无辱无烦无恼。你看那蜗角名、蝇头利，多多少少。我则待夜睡到明，明睡到夜，睡直到觉。呀，蚤则似刮马儿光阴过了。
《陈抟高卧》：
[倘秀才]俺那里草舍花栏药畦，石洞松窗竹见。您这里玉殿朱楼未为贵，您那人间千古事，俺只松下一盘棋，把富贵做浮云可比。
[离亭宴带歇指煞]……你待要加官赐赏，教掩头顶紫金冠，手执碧玉简，身着白鹤氅。昔年旧草庵，今日新方丈。贫道呵！除外别无伎俩。本不是贪名利世间人，则一个乐琴书林下客，绝宠辱山中相。推开名利关，摘脱英雄网，高打起南山吊窗。常则是烟雨外种莲花，云台上看仙掌。
《任凤子》：
[新水令]我虽不曾倒骑鹤背上青霄，今日个任风子积功成道。编四围竹寨篱，盖一座草团瓢，近着这野水溪桥，再不听红尘中是非闹。
《铁拐李》：
[耍孩儿]从今日填还了妻子冤家债，我心上别无挂碍。拜辞了人我是非乡，指绰了满面尘埃。名缰利锁都教剖，意马心猿尽放开，也只怕尊师怪，远离尘世，近访天台。
《庄周梦》：
[油葫芦]不如我跨风乘鸾朝玉京，仙家日月永，你只待浩歌一曲酒千锺。见如今春秋七国刀兵动，不如我柳阴中一枕南柯梦。俺昆仑顶上人，比凌烟阁上臣。试看咸阳原上麒麟冢。都一般潇洒月明中。
《七里滩》：
[越调斗鹌鹑]我把这蔓笠做交游，蓑衣为伴侣。这蔓笠避了些冷雾寒烟。蓑衣遮了些斜风细雨。看红鸳戏波面千层，喜白鹭顶风丝一缕。白日坐一襟芳草裀，晚来宿半间茅苫屋。想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
《玩江亭》：
[十二月]……穿的是麻袍和这草鞋，更强似着绿穿白。我伴的是鲇鱼和鲤鱼，铺的是杆草茅柴，采的是不老长生药材，俺可便每日家厮捱。
《蓝采和》：
[沽美酒]叹光阴忒紧急，嗟岁月苦奔驰。重惜浮生如梦里，我如今省得，无生死绝名利。
剧中描述的隐逸生活，简朴宁静。人们与山水同乐，与云霞共舞，无私无欲，无烦无恼；勾画的神界仙境，更是出闻紫箫调弄，入有白鹤相随，一派祥和气氛。元代神仙道化剧中，无一篇不吟咏田园山水的幽雅隽美，无一剧不颂扬尘外世界的美妙自由。对此，当然不可认其为文人单纯客观模山范水，或作家随意突发的凭空想象。应当看到，它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从作品内容来看，作者在咏唱无荣无辱、悠悠怡乐的生活同时，达到了否定乱纷纷逐世利、急攘攘蝇争血的现实社会的目的。从作家创作过程来看，采用了寄情思于景象，托胸襟于风物的写法。剧中对超尘脱俗生活迷恋的描写，很大成分表达的就是文人倾心自由、憧憬美好的内在情感。
其三，安排被度脱者最终都觉悟的结局，暗示超世出尘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元杂剧里的被度脱者是形形色色的。他们只要一开始让度脱者选定、看中，那么，不管他们是文人还是屠户，无论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最终都走上了出家之路。当然，他们是有各自不同经历的。比如，“家中颇有些资财”，又有“生而聪明，长而智慧”妻子的牛璘（《玩江亭》），开始对铁拐李上门进行的出家动员，并不感兴趣。不仅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师父，俺出不的家”，并时时躲避铁拐李的纠缠。但亲眼目睹铁拐李能够“寒波造酒”，使“枯树开花”之后，立即心转意回：“他不是神仙，谁是神仙，若是今番错过，后会难逢。”紧接着就做出决定：“罢罢罢，则今日跟着师父出家去！”假如认为牛璘为小利诱惑而出家，尚属顺利的话，那么，更多的被度脱者，是经历了许多曲折，走过了很多弯路，被灾难逼出尘世的。像《任风子》便较为典型。剧中的任屠，原来一点儿也不想修道成仙，当他得知马丹阳为点化他而让当地人不吃荤，坏他生意，居然举刀要去“杀那先生”，“把他死羊般拖下九重天”。然他不仅无法制胜，反而成为对方手下败将。经点化后，只得心甘情愿拜马丹阳为师，俯首贴耳听马丹阳指示正道。而《岳阳楼》里可望成仙，自己又很愿意出世的柳树精和梅花精，又是另一种情况。他们因尚未成人道，需经过投胎等周折，一直到30年后才达到目的。
总之，他们经历不同，然殊途同归。结果如此一致，这就很难说是偶然现象了。作者是企图通过这些相同的结局安排，来暗示人们：归隐、出家在当时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在这些神仙道化剧中，我们不难发现，被度脱者里，最坚定的莫过于被一般人认为与脱俗修道最没有关系的屠户——任屠。他休妻摔子，义无反顾，态度之决绝，达到了近于残忍的地步。然这正是对最下层的劳动者、最难脱俗的屠户都能走上出家之途的肯定，其言下之意便不难理解了。另外，有的论者认为，与唐宋文人主动寻访道士，与高僧游处不同，元代神仙道化剧中的神仙们，“却要屈尊下凡来寻找那些有限性、有缘份的人，主动上门去进行度脱，动员不成便引诱，引诱不成又威吓，威吓不成就要弄虚作假，耍弄幻术，施计骗人，每次都费尽周折，晓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穷追不舍，苦口婆心，把被度脱者逼到没有活路的时候，方可成功。可见，让一个凡人放弃世俗生活是多么困难，而宗教的吸引力又是多么小而可怜”（注：幺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议论也不无道理。不过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这些仙家那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独特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到，实际上出家修道是被度脱者唯一的选择。就以《黄粱梦》为例。正要去度化吕洞宾的钟离权，在路上碰上了准备上朝应举的吕洞宾，于是劝吕洞宾放弃功名富贵去出家，说做神仙不仅来去无阻，而且“无灾无祸”，非常自在。但吕洞宾并不乐意，还反驳道：“神仙事渺渺茫茫，有什么准程，教我去做他？”钟离权劝说失败后，接着又待吕洞宾睡去后，利用幻化之术，让吕洞宾经过“十八年光景”，受些酒色财气的害处。结果吕洞宾为恋酒而口吐鲜血，因贪财而遭到发配，妻与人私通不能阻，子遭人杀害不可救。在黑暗复杂的尘世中，在酒、色、财、气的包围下，他束手无策，寸步难行。所以，他只有戒除了酒、色、财、气，并在醒来后，皈依仙道。与其说是因为钟离权采用幻术，“动之以利害”，而导致点化成功，不如认为，从钟离权那无力的理论劝导来看，宗教的吸引力确实是小而可怜。即便是那得以肯定的幻术之招，也无非是让吕洞宾提前去深刻感受社会的腐朽害人及世态炎凉。所以，准确地说，真正促使吕洞宾觉悟的原因，应该是尘世的严酷，现实的污浊。吕洞宾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出路。吕洞宾被现实逼得走投无路，修行入道自然就成了他的归宿。这也进一步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与环境中，超尘出世不仅是大
多数人的选择，而且，有时还成为人们的必然选择。
对元代神仙道化剧反映出来的隐逸思想，人们的评价不尽相同，但就其对文人境况的反映来看，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列宁说过：“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的信仰一样。”（注：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10卷，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元代这些充满隐逸思想的神仙道化剧的产生，与当时全真教的盛行及元文人的处境有密切关系。中国戏曲之成熟与全真教的隆盛，可谓不期而遇。当时，“主‘性’‘命’双修的全真教，引禅入道，以禅定来实现老庄的渊静，使它的教义更接近老庄的真髓，也更切合人民的口味、方便道徒的修炼而风靡起来”，并在元杂剧盛行的中原地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道祖王重阳“始业儒，卒成道”，弟子也多曾为儒生。全真教徒“渊静以修己，和易而道行……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垂慈接物，以期善俗”（注：王恽：《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秋涧集》1200册，76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其“自食其力”、与人为善及恬愉静退的高蹈之行，同文人的情趣与志向十分接近。全真道士与文人结交为友、鼓琴唱和的现象也为常见之事。于此不难看到，全真教不仅在文人中广泛传播，而且与文人有着一种天然联系。这样，元文人在礼崩乐坏的黑暗现实里看不到前途与希望时，他们的情感很自然与溶儒纳禅、主张超脱生死之外、逍遥于大化之中的新道教相拍合，很自然就将寻求幸福的目光从人世间转向虚无世界。如此看来，神仙道化剧在元代蔚为大观，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神仙道化成为元杂剧比较盛行的题材时，隐逸慕道也已是当时一种流行思潮。作家的倾向已融入作品的创作，作品的思想正是作家情感的袒露。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神仙道化剧中，不管是精怪，还是屠户，一旦皈道，马上会成为知识分子的化身。如《任风子》中性烈如火的屠户任风子一出家，就失去从前下层市民身分的豪爽任侠的性格，流露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连语言也变得高雅起来，张口不言“高山流水”，就吟“范蠡归湖”。即便是一些身穿道袍的道士，一些修炼多年的老神仙，言谈举止也与文人、书生无二致。确如评论者指出的，神仙道化戏中的神仙们，往往是文士、隐士、道士的三位一体。因而，或认为作者是“通过‘神仙道化剧’鼓吹消极遁世的思想和‘勿以暴力抗恶’的人生哲学……”（注：吴国钦：《中国戏曲史漫话》，128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或指出神仙道化剧的归隐思想“助长了社会的压迫者、剥削者的气焰，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而对于被压迫者的战斗意志，则起了涣散瓦解的破坏作用”（注：顾学颉：《元明杂剧》，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都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消极的方面。实际上，只要我们稍转视角，就可注意到神仙道化剧在反映当时文人学士的内心情感，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剧中角色，除一些人是因目睹官场倾轧，意欲苟全性命而避世之外，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遗民气质。用徐朔方先生评价马致远杂剧的话来说，便是逃避现实的倾向含有对异族的精神上的抗拒在内，即消极隐逸倾向下虚掩着一股强烈的抗世之情。这种抗世之情，从前面分析作品对社会黑暗现实各个方面的彻底否定与无情披露已可见一斑。此外，与度脱模式有所不同，偏重对隐士描写的《陈抟高卧》、《七里滩》二剧，在揭示文人以拒绝与统治者合作来表达愤世嫉俗、反抗现实的思想情感方面，更为深刻。历史上确有陈抟其人，据《宋史·陈抟传》载，陈抟经历了唐末、五代、宋初三个时期，几次做官的机会，他都辞绝不受，隐居太华山中。马致远在《陈抟高卧》剧中，围绕这一点，充分加以表现。剧中写陈抟在汴梁摆卦摊，为尚未发迹的赵匡胤算得“他日必为太平天子”。事实果然应验，赵匡胤即帝后，立即派人请陈抟下山，并劝他“何不任于朝廷，为生民造福”。他却回答说：“贫道山野懒人，不愿为官。”“[叨叨令]向那华山中已觅下终焉计，怎生都堂内才看旁州例。议公事枉损了元阳气，理朝纲怕搅了安眠睡。贫道做不的官也么哥……不要紫罗袍只乞黄紬被”。请他“替寡人整理些朝纲”，他又推辞道：“[倘秀才]陛下道君子周而不比，贫道呵小人穷斯滥矣。俺须索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本待用贤退不肖，怎倒做举枉错诸直，更是不宜。”是因为他缺乏才干？不！他“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是由于他胸无大志？不！他也曾“豪气凌云”。显然，他不是不能做官为相，而是他不愿同流合污。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论作家与陈抟对赵匡胤的看法态度如何，而陈抟不肯出山，除因“真命天子”出世外，至少也表明了他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另外，在“乱扰扰红尘内”多为“争利的愚人”，“闹攘攘黄阁上”尽是“为官的贵人”，而在个个争权夺利、人人抢官谋爵的社会里，陈抟偏偏“又不贪名利”，“心情与世违”。假设不否定发泄对现实生活的
不满、愤懑之情是属于反抗之曲中的一个重要音符的话，那么，陈抟毫不犹豫地走上蔑视权贵、与世诀绝之途、极力表现自己与腐朽黑暗现实的格格不久，便可谓唱出了一首抗世之歌。
与《陈抟高卧》有类似描写的是宫大用的《七里滩》。这个剧的本事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写东汉严光（字子陵），少年时与刘秀成为知友。刘秀即汉光武帝即位后，派人宣严光入朝，严光拒绝了邀请，刘秀又以布衣朋友身份相邀，严光始入朝。严光赴京后，不授封赠，最后，仍然回到七里滩，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据此，评论者们一般不把《七里滩》看作神仙道化剧，认为尽管剧中严子陵自称“贫道”，“我是个道人家”等等，但该剧不仅内容上缺少大多神仙道化剧所具有的离奇度脱情节，而且，人物也不像《陈抟高卧》中的陈抟那样，无论如何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色彩，行径还带有度脱剧中戒除酒色财气的痕迹。《七里滩》表现的全为世俗的隐逸思想。其实即便《七里滩》没有任何神仙方术的成分，而它作为一部纯粹隐逸意义上的作品，在此更值得重视。《七里滩》与《陈抟高卧》情节上很接近。比如主人公分别与天子为故交，然后得迎请赴京，接着是他们不受赠官赐爵，最后重返江湖山林。都表现出不为名利所动的积极的抗世之情。但两相比较，《七里滩》中的严光对官场认识更透彻，陈抟往常还“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而严光说“我若是不作官，一世儿平生愿足”，“皂朝靴紧行拘我二足，纱缕头戴着掐我额颅”。严光对权贵更轻蔑，陈抟在为赵匡胤指点韬略时，便倒地连称“陛下”，后认为请他入朝是“天恩不可违背，必须下山走一遭去”。而严光对发了迹的刘秀仍表示：“我则知十年前共饮的旧知交，谁认的什么中兴汉光武”，并多次描写刘秀的迎请，直到刘秀以朋友的身份相邀，他才承认“则做个朋友相看，也索礼当一贺”。或许陈抟的抗世之情，因受君权神授等观念的局限，尚为隐秘、曲折。而严光的所作所为，却如他说的，是“跳出了十万丈风波是非海”，无拘无束，坚定果决。由此可见，抗世者身上的束缚越少，态度就越坚定：对世俗看待越轻，行为就越彻底。此剧从更深一层揭示了文人决绝于世的反抗之情。
隐逸入道，对外来说，确实从一定程度上表露了文人的抗世情绪，向内则体现出文人甘愿清贫、洁身自好的人格理想。为此，剧作极力突出超然淡泊的气象美：“俺那七里滩好多好景致，麋鹿衔花，野猿献果，天灯自见，乌鹊报晓。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七里滩》）即使是神仙世界，也都描写成了险峻壮阔、神妙莫测的世外林泉：“住的是草舍茅庵，强如龙楼凤阁。白云不扫，苍松自老。青山围绕，淡烟笼罩。……崎岖峪道，凹答岩壑。门无绰楔，洞无锁钥。香焚石桌，笛吹古调。云黯黯，水迢迢，风凛凛，雪飘飘。柴门静，竹篱牢”。（《黄粱梦》）“小小茅庵是可居，春夏秋冬总不殊：春景园林赏花木，夏日山间避炎暑，秋天篱边玩松菊，冬雪檐前看梅竹。皓月清风有伴侣，酒又不饮色又无，财又不贪气不出。我准备麻绳拽辘轳，提挈荆筐担粪土，锄了田苗，种了菜蔬，老做庄家小孙屠。”（《任风子》）常言道，神仙爱山水，君子慕林泉。道教的出世精神，从来就是和“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相通的。所以，剧中对这些高旷雄浑、幽雅清静的景致的描写，显然也是文人自然恬淡、守节抗俗的人格追求的外化。
元代士人的隐逸思潮由元代的政治现实而导致产生，而这一思潮所反思的对象和范围并没有局限于元代政治。具体地说，如果认为指出元文人的隐逸思想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激愤，是属于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待剧作的话，那么，从人生意蕴探索的角度来看，这种隐逸思想，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文人人生意识的觉醒。艺术的意蕴，说到底就是人生意蕴。我们在剧作的隐逸现象里，只看到元代文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是不够的，进一步去探究其人生意识，应更有意义。
元代文人人生意识的觉醒，首先表现为对功名富贵世俗价值取向的超脱。功名富贵历来是世人追求的目标，成功者以此为乐，失意者因此而哀。很少有人能摆脱这种世俗观念的束缚。但在《陈抟高卧》中，我们可以看到打消了建功立业念头的陈抟，在这方面的不同认识。他认为，在纷攘尘世中，人们“龙争虎斗”，致使“燕去鸿来，兔走鸟飞”，就像“争穴聚蚁”，毫无意义。“便博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当中也许也有一些可称为幸运儿的，跻入了上层，他们出将入相，前呼后拥，然下场如何呢？“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裀卧，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作者是站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俯视人世，通过对功名富贵利弊的对比分析，告诫大家没有必要那么急功近利，直接表达了鄙视及超脱功名富贵的思想倾向。《七里滩》这种倾向也十分明显。剧中严光说：“您那有荣辱襕袍靴笏，不如俺无拘束新酒活鱼。青山绿水开画图，玉带上挂金鱼，都是嚣虚。”“我在这水国居，乐有余。你问我弃官不做待闲居，重呵止不过请些俸禄，轻呵但抹着灭了九族。不用一封天子诏贤书，回去也不是护身符。”在视名利为灾祸同时，更绘就了一幅无官一身轻的自在生活图。宫大用对世俗价值取向的反思，还从个人得失转到了发展的历史事实：“九经三名文书册，压着一千场国破山河改。富贵荣华，草芥尘埃。畅道禄重官高，阗是祸害：凤阁龙楼，包着成败。您那里是舜殿尧阶，严光则是跳出十万丈是非海。”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历史的必然，在千变万化的历史长河中，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微不足道，显而易见。况且，这些“草芥尘埃”，还会引祸招害。难怪严光要纵身“跳出十万丈是非海”，拒绝功名富贵的诱惑与驱使，成为一名敝屣富贵的自觉隐士。虽然陈抟、严光的事迹均为历史所载，但在隐逸思想成为元代士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时代情绪时，元文人对此精心剪裁，敷衍成剧，显然努力超脱世俗价值取向，就不仅仅是陈抟，或严光的个人行为了。
其次，是用宇宙的永恒来观照人生，把人生意义赋予生命本身。如“想人生百岁翁，似花飞一阵风。人无有千日好，花无有百日红”（《陈抟高卧》），“叹光阴似掷梭，想人生能几何，急回首百年已过，对青铜两鬓皤皤……你不见窗前故友年年少，郑外新坟岁岁多，这都是一枕南柯”（《竹叶舟》），“未曾立两行墨迹在史书上，却早卧一丘新土在芒山上，咱人这富贵如蜗牛角半痕涎沫，功名似飞萤尾一点光芒”（《七里滩》）等。人世在宏阔的宇宙前那么渺小，人生在永恒的宇宙前那么短暂。如此鲜明对比，反复吟唱，无非是启示人们，光阴似过隙白驹，人生如沧海一粟，为什么要将那有限的人生消耗在无意义的追名逐利之中呢？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在宣扬“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的虚无主义人生观。不过，我们从剧作所否定的政治生命来看，强调人生的真正价值也是元杂剧富有意义的一个方面。
超脱世俗之后的人生价值是什么？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说：“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正是元代神仙道化剧、隐逸乐道剧中隐逸者们的共同认识。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歌山水、咏林泉，就是希望回归大自然怀抱，企盼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把进入一种与丽日清风为伍的人生、与山光水色相伴的人生，看成是获得生命的永恒，从而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