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第二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的《如何改变世界》风靡一时，与当时中国商界纷纷开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风气，共同汇成了一股寻找中国“社会企业家”的浪潮。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中，《商务周刊》将“共容责任”列为“十大商业主题”之一。正是身处这样的洪流，我们发现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为自我救赎而做出的努力。在身心疲惫中实现了自己最初人生梦想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以及“什么是幸福”这样最基本而又最本质的哲学“天问”。这促成了2007年第11期封面故事《企业家的“第二人生”》。正如文章开篇中写的那样：“我们向来自中国工商业界的读者们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必须由我们自己保卫。由‘商业企业家’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家’，正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畴内履行自己的职责。”
能够捐钱的企业家不少，但能够捐钱又捐出自己的企业家却不多。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就找到了5位。更为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三年之迹
三年来，以奥康集团董事长名字命名的“王振滔慈善基金会”已经走过了贵州、湖北、安徽、四川、重庆、浙江等地，联合当地的团委部门，进行了13站爱心接力活动，帮助3000多名贫困学子进入高校继续深造。
“很多时候，我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现在的房价这么高，他们根本就买不起，那么他们就会有疑问，读这么多书到底有什么用，所以干脆就不读书了。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完了。”王振滔对《商务周刊》说，“我做这个基金会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让他自豪的是基金会所期待的“薪火相传”已成为现实：“无论是选择资助自己学生的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辅导员麻法全，延后攻读硕士选择去重庆巫山县义务支教一年的经刚，还是定期去敬老院做义工、去农民子弟学校支教的湖州师范学院大四学生黄海丰，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作为一名王振滔慈善基金会爱心接力手所担负的责任。”
三年来，和原纽约银行中国区总经理龚天益和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一样乐于走上校园讲坛的企业家难以计数。继《管理千千结》和《家业长青》等5本企业管理著作后，茅理翔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传承》的新书，纯粹讲“富二代”的接班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茅理翔17岁的外孙联合他的“富三代”朋友一起成立了未来企业家社会责任联盟。茅理翔透露说，今年春节前，这个联盟用自己的零用钱、压岁钱等买了图书和学习用品，去云南贫困地区的一所小学进行了一场捐赠。最近，联盟还策划了一个关于低碳经济的活动。
三年来，虽然汤世生的职位从宏源证券董事长变成了方正集团高级副总裁，但名为“抗战”的网站(WWW.8years.net)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8年抗战中牺牲的先烈名字和战场资料不断增加，每个月都有网友在网站上进行祭奠活动。
能够捐钱的企业家不少，但能够捐钱又捐出自己的企业家却不多，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就找到了5位。更为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同样在这三年里，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的办公室从北京光华长安大厦搬到了华贸中心。与前四位专注于某一个公益方向的企业家不同，王巍这三年有了新动作：2008年创办《资本交易》杂志和亚洲商学院；今年6月9日，他筹备了近两年的中国金融博物馆在天津具有百年历史的金融街开业。
亚洲商学院定位为专注于资本运作、金融操作及全球管理技能培训的学校，课程时间均为短期。在王巍看来，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培养高端人才，而是对大量中低端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短期培训也有利于这些金融人才的不断提升。“知识是在不断更新的。他们毕业一段时间后，需要继续进行充电时可以再参加后面的培训课程，如此循环。”他说。
目前，亚洲商学院已经设立了中国新金融研究中心、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中国外汇与黄金研究中心和全球商业发展中心四个研究中心，《资本交易》杂志也被纳入商学院旗下。经过前两年的预热之后，今年亚洲商学院将加快发展步伐。
对于这个见证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资深人士来说，其“第二人生”里的最新故事是筹建中国金融博物馆。“我从小就喜欢上博物馆，后来每次出差，都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做一个博物馆。”2008年10月，王巍在纽约出差时看到了美国金融博物馆。这个成立于1988年的博物馆是美国唯一独立的公共博物馆，重要馆藏包括华尔街早期照片、美国钢铁公司债券、乔治·华盛顿的债券和标准石油公司股票等等。“那种模式是中国所没有的。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呢？”他说。
中国金融博物馆从2009年1月2日开始投入建设，原定于当年6月完成。但到了2009年5月份，当时选择的地址被改作他用，这意味着几百万元的投入全部付之流水。沮丧过后，王巍只好再找新地方，困难又出现了——直到今年5月4日，楼里的租户才全部搬走。早已待命多时的团队立即进驻，边拆边建，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博物馆的装修工作。5月中旬，王巍又发现，他们还没有准备给开业嘉宾的礼品。于是，一本名为《博物馆里说金融》的口袋书只花了22天就“新鲜出炉”。
“我以为第二人生，其实是为求生之外的，是求趣的人生。”王巍说，“我尽量把人生的各种性格都展示出来。”
与王巍谈起这些话题，最常从他口里蹦出来的词就是“好玩儿”。从并购公会到亚洲商学院再到中国金融博物馆，这些平台对于中国金融行业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事实上，在这些采访中，企业家们都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家形象，他们的每一个公益举动，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喜好或者人生感悟，这些举动与某种社会需求相适应，给人们带来正面影响，才会为社会所接受，进而持续下去。
从这个层面来说，“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从来就在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中并驾齐驱。心理学研究发现，就个体而言，金钱与快乐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类似于一条抛物线。当手中拥有的金钱达到一定数量后，金钱的积累对快乐的关系将越来越不明显，这时候，“施”比“受”给人带来的快乐感远远要多。
“好玩儿”是王巍能够克服建立博物馆过程中重重困难的源动力之一。要知道，当他为建立这个博物馆召集第一次会议时，受邀而来的十几个业界朋友只有两个没笑——后来这两个朋友告诉王巍，当时没笑只是因为不想叫他太难堪。
王振滔也认为，企业家参与公益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多么高尚。“商人最开始是在创造财富，后来就要去分配财富。分配财富有很多种形式，你搭建平台让别人来发挥是一种财富分配，做慈善也是分配财富的一种。我们的财富取之于社会，最后要用之于社会。”
他计划在未来全神贯注做好两件事：一是把奥康规划好，进一步做强现有产业，而不是做大；二是把王振滔慈善基金会运作好，让爱心传递更广，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获得帮助，并唤起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业。
“对前者，我将择机放手，全身隐退，让位于贤能；对后者，我会穷其一生，直至故去。”王振滔说，“人的一生，年轻时候应该做加法，多尝试多积累经验，到成熟和年老的时候就应该做减法了，淡泊以明志。”
东西方伦理的相遇和碰撞
我们对于这些企业家的赞扬，来自于他们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进步意义。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企业家对于如何经营企业有很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能，懂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同时把有限的力量放在最有效的地方，所以由企业家来开展非营利的公益与慈善社会活动，天生具有优势。
英国记者伊恩·布兰德尼(Ian Bradley)在其《有信仰的资本》一书中，选择了10位有代表性的社会企业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勤勉工作，简单生活，有着开明的自由主义信条和虔诚的基督新教伦理价值观，热心地对待员工，晚年热衷于慈善事业。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一步指出，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很大程度源于中世纪末新教的崛起，在加尔文教派“预定论”威慑下，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工作视为自己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形成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以这种精神为支撑。
当下的中国与那个时代颇为相似：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阶层急剧分化，矛盾冲突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是商业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和公众都越来越关注商业道德和企业公民责任。中国的社会企业家同样对于这个转轨中的社会意义重大，虽然眼下数量上还远远不够壮大。
时至今日，当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变成一种责任和义务之后，公众对此已经超越了原来的简单要求，予以更多的评判和揣测。2008年和2010年，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两个灾难再度刺激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无论是2008年万科董事长王石的“捐款门”事件，还是今年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捐股风波，以及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的“裸捐”计划，在得到不少赞扬的同时也引来一些怀疑，从中都可见端倪。
针对企业家是否必须拿钱做慈善的话题，人民网进行过一次调查。结论显示，选择“应该，为社会做贡献”的网友占调查总数的65.2%，选择“平淡，本该如此”的网友有24.3%，表示“担忧，影响企业发展”的网友只有5.5%。
公益行动让王振滔头上多了不少光环，也让外界对其毁誉参半。不管是“长于营销策划”还是“爱作秀”的评价，都是在质疑其公益行为背后的利益取向。对此他自己很是坦然：“中国的慈善制度、环境还没有非常完善，大家的认知不是很成熟，所以有些人觉得是富人在作秀或者施舍。我一直认为，做好企业和做好慈善是企业家的双重责任，我们不仅要消灭贫困，更要消灭偏见。所谓和而不同，这应该是慈善家的最高境界，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采取的路径相异罢了。”
在王振滔看来，中国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没有形成系统、长期的机制，主要是伴随大灾难而来的捐助。“其实要发展公益慈善，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压力。”他说，“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必须发自于全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接下来的10年，除了商业界的慈善人士，民间慈善事业将会更完善、更发达。”
就在今年9月份，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携手股神沃伦·巴菲特发起的“巴比”慈善晚宴曾引发了一场关于“裸捐”的口水仗。部分中国企业家响应“裸捐”的同时，也有企业家认为，中国现在更重要的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谈慈善很需要，但大谈慈善为时尚早。以至于有人戏称，这场晚宴是西方的“财富捐赠承诺”，与中国文化中乐善好施但“财不外露”的传统相遇和对撞。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企业家才见雏形，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在获得财富自由后转而追求社会价值，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伦理中找到思想根源。伴随了中国几千年社会历史进程的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孔子首先提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谋求天下大同之世，孟子进而引申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秉承这一传统，北宋思想家张载发出了“民胞物与”的呼吁，主张“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则强调在私利性的基础上兼顾公利性，甚至倡导“君子之以公义胜私欲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西方商业伦理和宗教传统对西方企业家的影响那样，建立于中国传统价值判断上的企业家公益行为，自有其行为逻辑，也不能完全用西方企业家行为标准予以衡量。
今年4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0胡润慈善榜》，100位上榜慈善家平均捐赠金额达2.3亿元，占其个人财富的6%。此前的1月份，同样由胡润研究院发表的《2009中国千万富豪生活方式与品牌倾向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企业家们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依次是：纳税、环保、慈善捐款、维护职工权益、提高就业率、引领行业等方式。
虽然路途漫长且充满波折，当中国企业家们重新拾起传统商业伦理，并且从商业的角度长期关注社会问题之后，他们可能会寻找到一条新的关于“社会企业家”的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