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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扬雄在《法言》上，把儒解释为“通天地人谓儒”，学习儒家学说的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事理、规律都能通达明了。儒家之所以能够通达这些规律，是因为儒家是以学“道”为根本。在《周礼·天官》上讲：“四曰儒，以道得民”，意思是第四个执掌是儒，儒用“道”来教化一般的民众，而且民众从心里认同儒的教育，深得民心。
至于道是什么，为了与西方的伦理学进行对比，把儒家的“道”的涵义以西方人所接受的方式进行了解释。然而，儒家创立学说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解释学的方法，把“道”解释清楚，事实上这也是一件通过解释学不能达成的任务。《中庸》上讲“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可见，道所包括范围是广博的，所揭示的道理是细微深刻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含。孔子设立私学、有教无类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弟子们通过学习和身体力行自己的教诲，体悟到“道”（宇宙人生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和规律）的存在，并成为一个有“德”的人，能够顺应自然规律安排社会生活生产、乐天知命、治国平天下。可见，在儒家看来，道尽管是一种确确实实存性的规律和秩序，但是如果人们不积极主动地去学习道、发现道和实践道，那么道就不能成为现实的道，也就不能为人生提供积极的指导。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既然“道”不是可以通过研究的解释方式而能有所把握的，而必须是通过在生活中的实践才能体悟的，那么实践和学习道应当从哪里开始呢？
在儒家看来，尽管道具有“费而隐”的特征，但它并不是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恰恰相反，道不远人，而且也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为它就渗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贯穿于普通的行为和世俗的事务中。因此，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在求道方入德之方上，君子应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那么，这个所谓的“迩”、“卑”是什么呢？
当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这样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孟子也说：“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可见，圣人之治国平天下、导民向善，乃以教“孝”为始点，是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可见，儒家思想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德性教育，是为了通过孝亲尊师的教育而达到治理人心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今天，要发挥儒家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是去儒家思想里寻找一些符合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只言片语，而是要从根本上恢复看似过时、而实为儒家伦理根本的孝亲尊师的教育，因为这才是一个社会和谐人伦关系的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培植这个根，才能使儒家的仁爱精神和平治天下的思想枝繁叶茂、发扬光大，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
儒家思想在孔孟时期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时间里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学儒的人能够身体力行孔盂的教诲，学儒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孔子、成为孟子，能够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因而受到社会大众的敬仰。但是到了民国初年，学儒的人却不再能够身体力行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诲，当人们看到读书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时，就以为儒家学说是伪道学，学儒的人是伪君子，因而才有了儒家思想衰微的结果和文言文被废除的命运。而这，也正证明了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于那些对儒家伦理听而不闻、闻而不信、不行的人而言，无论儒家思想多么广博精深，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多么殊胜简易，也无法使他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说，“非道弘人”；而只有那些真正认可儒家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并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儒家学说教诲的人，才能体会到颜渊“一箪食，一瓢饮，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境界，从而明白清苦贫贱的颜渊究竟乐在何处？才能感受到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而且切身体会那种如泉水般涌出于内心的喜悦。如果有人进而把儒家的管理哲学运用于政府的管理，就能获得“垂拱而治”的效果，运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会带来企业的和谐与发展。
今天，在西方美德伦理复兴的思潮推动下，也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儒家学说的研究热潮。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时候，很多旅居海外的“龙的传人”都激动不已，说21世纪是龙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然而，21世纪可能不是中国经济、政治或军事的世纪，而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也就意味着，哪个国家能够认识到儒家文化的价值，能够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哪个国家就将成为21世纪世界的中心。诚如池田大作所说的：“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那里是中心，不如说那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简单地说，在21世纪，各个国家都在寻求解决冲突、恢复和平的有效途径，哪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关系中率先提倡和模范坚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的原则，哪个国家就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认可。而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这方面，具有着独特的文化优势和历史传统，应当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积极倡导者。这一点，也为汤因比先生所看到：“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我特别注意的是废除核武器问题。我期待和注视着中国是否能利用联合国的席位，在裁军委员会等地方大声疾呼，在自己废除核武器的同时，也促进美苏两大国这样做；并且是否能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表示热心。”
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能否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挥应有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儒家学说本身，甚至也不在于研究儒家学说的人构造的理论体系如何严密，而是在于推崇儒家学说的人是否能够通过身体力行儒家的教诲为社会大众做出良好的榜样：当他在家时，对父母而言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子、对妻子而言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丈夫、对孩子而言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当他在外工作时，他是一个克尽职责的员工；当他成为企业家时，他是一个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儒商；当他当领导时，他是一个能够起到“君、亲、师”的作用（即领导、关爱、教育和示范作用）的、受下属爱戴的领导；当他作老师时，他是一个“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简单的说，要发挥儒家学说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当代的孔子、孟子，他们能够胸怀天下，不管现实的冷遇，不顾现实的名利，始终为人伦正义而奔走呼号，教人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要发挥儒家学说在当代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去争论儒家学说是否具有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内容（如果人们明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这一点就是无需争论的了），而是要培养能够身体力行儒家教诲的人。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尚在批判儒家学说的人，应当仔细回味一下子贡所说过的两段话：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福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世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孙武孙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腧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的确，一些当代学者对孔子的批判，也是因为“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导致的。而且进一步讲，对孔子的批判无论如何的尖锐，除了显示自己的浅陋无知和不自量力而外，对于孔子而言不会有丝毫的伤害。相反，那些能够以一颗感恩的心、谦虚的心、惭愧的心来展读《论语》和《孟子》，更好地体会圣贤人的存心、落实圣贤人的风范、通过身体力行圣贤人的教诲不断提升自己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承担起承传和弘扬儒家学说的重任，并使之为构建一个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