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与中国问题：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_传播学论文

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基于SSCI数据库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数据库论文,国际论文,新闻论文,SSC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在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论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发表任何专门针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的系统研究，也没有探讨国际发表与研究中国问题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这很不利于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以文献计量及内容分析为手段，分析中国内地学者在社会科学索引(SSCI)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情况及中国内地国际发表与该学科的本土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利用文献计量手段考察我国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分成三方面，一是以文献计量手段展现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总体状况和出现的一些问题，第二方面是展示本领域高引作者、领先机构和研究趋势，第三是侧重分析一些体现新闻传播学科客观质量的专业计量指标，如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同被引情况①(李武，刘宇，2012；陈燕，王召兵，2012)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H指数②等(蒋伟伟，2009)。本文的文献梳理重点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前两个方面的表现。

      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科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就发文数而言居中国28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第12位，居于中间靠前位置(张忠民，张国良，2008)，但国际发表量很低，在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发文量仅位于体育学、宗教学和建筑学之前(何小清，2008)。而且，本学科作者论文合作率很低，中国社会科学索引(CSSCI)数据库2005-2006年收录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中，合著数量只占18.52%(段京肃，2009)；核心期刊之间自引率很低，只有6.46%，说明核心期刊尚未发挥对整个学科的引领作用(黄松祥，2011)；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作者被其他学科引用的比例很低，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有待提高(肖燕雄，彭凌燕，2010)。

      学者也利用文献计量手段研究了新闻传播学科的高引作者、领先机构和研究趋势，例如，段京肃(2009)利用CSSCI数据库，考察了2005-2006年间新闻学与传播学发文最多和被引用最多的前54位学者，也列举了发文和被引文最多的学术机构。徐剑(2005)利用CSSCI的发文数和被引数，考察了当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这一50人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北京(34位)，老牌新闻传播院校在核心作者群的拥有数量方面占绝对优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徐剑(2009)又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被引论文。刘自雄等人(2013)则考察了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2012年所发论文最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目前尚无利用SSCI数据库专门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情况的文献。上述的何小清(2008)是中文文献中唯一提及中国学者在SSCI数据库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在英文文献中，苏钥机(So，2010)对亚洲传播学在全球传播学研究中受关注度和贡献度不断提升的论文中虽然涉及了中国内地作者，但并未专门分析中国内地情况，而且其利用SSCI数据库统计中国作者的方法也有错误，这一点我们将在数据与方法部分讨论。孔庆勤(Kineta Hung)等描述了中国学者在广告学国际期刊中的发文情况，包括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以及学科规范的欠缺(Hung，Tse，Cheng，2012)，但这一研究无法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总体情况。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目前缺乏对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发文总体表现的研究。我们也不清楚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与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关系。

      为了掌握上述情况，初步探讨国际发表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之间的实证联系，我们在研究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下述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是以独立研究为主，还是以国际合作为主？国际合作的主导者为内地学者还是海外作者(体现为第一作者分配)？

      研究问题2：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研究领域分布是否与国内学术期刊的热点研究领域具有一致性？

      研究问题3：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的影响力如何？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议题是否得到国际同行的引用？

      当然，基于文献计量证据，只能说是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回答。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从内容、理论、学术习惯以及体制因素等方面对相关议题进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主要依靠汤森路透公司的SSCI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2012年，该数据库收录了72份传播学期刊。由于新闻传播学高度的跨学科性，不同学者在研究中，都会截取SSCI数据库中的部分期刊进行分析，例如，苏钥机对亚洲传播学的研究，选用了SSCI数据库中的23份期刊。但苏钥机在利用SSCI数据库时，似乎并未考虑到香港作者是被归属于中国作者之列但又可以单独索引这种情况，这可能导致其并列香港作者与中国(内地)作者时数据并不准确，虽然这并不影响其有关亚洲传播学研究的总体结论。

      对于考察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而言，利用SSCI数据库的另一大挑战是大量与语言传播类相关的论文，是由内地高校英语系教师发表。为此，我们经过人工排查，在确定其绝大多数中国内地作者为高校英语系教师后，排除了多个语言传播类刊物，因为这类期刊将无法满足我们考察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目的。经过筛选，我们选择了发表过来自中国内地论文的31份非语言、修辞类传播学期刊。到2013年底，它们共刊登了160篇其作者中至少包括一名中国内地作者的论文(含书评、评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主要利用Web of Science提供的分析、过滤功能，并结合人工排序，从而获得具体数据及其组合来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此外，我们也把归类结果与本文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一些研究结果进行定性而非定量的对比分析。

      三、研究结果

      1.中国内地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发文概况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总体进展。表1按累计发表量降幂排序，列举了发表过中国内地学者论文的31份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作者2008年后在国际新闻传播学刊物上论文发表量开始显著增加，达到了两位数。很明显，《中华传播学刊》在2008年的创办是中国内地作者国际发表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发文数量仍然有限。即便以《中华传播学刊》为例，中国内地学者的37篇论文发表量，只占该刊同期所发表的217篇论文的17%。

      2.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国际合著情况

      从这部分开始，我们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以此来探讨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文与对中国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为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国内外合作情况。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到，在由中国内地作者发表的160篇论文，大部分都有国际合著者。经由国际合作的论文比中国内地学者独立生产的论文，其引用率明显更高。

      那么，在国际合作中，是内地学者为主导(担任第一作者)，还是海外学者为主呢？我们以中国内地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前10位的机构进行说明。

      

      图1 内地新闻传播专业作者2002年以来在国际新闻传播学刊物上论文发表情况

      

      

      根据表三，我们看到，国际发表排在前10位的内地高校所发的国际论文大多数为与海外合作生产(含兼有国外教职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发表的论文)。国内机构与海外机构合作的国际发文量与该机构的总国际发文量呈高度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R=0.883，P＜0.001)。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总体而言，国内作者在第一作者中比例较少，说明了在国际合作中，中国内地学者仍然不占优势。国内学者的这种相对弱势是否会影响到这些国际发表论文的选题和领域分布呢？

      3.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领域及与国内的对比

      这一节，我们将对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以回答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研究或选题领域是否与国内学术期刊的热点研究领域选题具有一致性或可比性？

      前引的刘自雄等人(2013)的研究，将CSSCI收录的9种新闻传播学期刊(含拓展版)2012年所发论文分成了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体经营管理与传媒产业、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及其他共14个研究领域，虽然这不是严格的学术分类，但出于比较的目的，本文将采用修订后的这一分类标准。

      我们的修订主要是将原来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条目变为“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以体现学界研究热点并避免国际传播概念过宽造成的混淆。此外，我们将互联网与新媒体合并但仍然将微博单列以体现研究热点，将刘自雄等人分类的“广告学”变为“广告学与公共关系”以进一步将对商业化传播活动的研究与其他传播学研究区分开。

      

      在调整分类的基础上，我们界定新闻理论为研究狭义的新闻生产活动和狭义的媒体活动规律，如新闻理论、新闻编辑、调查性报道、新闻现状、传媒与法制、新闻改革、新闻职业规范与伦理、新闻与社会等，以此来区分边界不断扩张的传播学。对于传播学，我们的界定是狭义的研究传播效果(专门研究广告和公共关系除外)和传播要素，以及研究、应用和检测各种广为接受的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此外需要界定的是舆论学，除了针对公众舆论的调查与研究外，我们也把研究政府如何管制、控制舆论以及媒体和公众对此的应对列入舆论学的范畴。

      在明晰了上述分类后，我们对本文研究的160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所有论文，包括书评都进行编码。每篇论文只编码一次，在一篇论文同时涉及到两个主题时，我们根据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进行编码。

      

      图2 2012年中国CSSCI新闻传播学论文研究领域分布图

      表四给出了据上述原则编码后，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所占比例、以及每一研究领域论文的篇均引用数。图2则复制了刘自雄等人研究对2012年中国国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类。

      从表四和图2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研究领域占比最高的新闻业务，在中国内地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占比为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学者的国际发文中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所占比例，高达所有论文的34%。

      另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广告学与公共关系等商业传播研究在中国学者的国际发文中要高于其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所发比例。而相比国内期刊大量涌现的微博研究的火热场面，中国内地作者到2013年年底为止只在SSCI国际新闻传播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微博研究。

      总结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新闻传播学论文与国内的热点研究领域有很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与中国热点问题的研究之间相关性还不高。当然，由于我们微调了刘自雄等人文章的研究领域分类，而且刘文的数据是基于2012年一年，而我们的研究涵盖了过去多年的国际发表，加上对论文进行研究领域的编码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所以上面的对照结果只能供我们对两者的区别进行总体性把握与参考。

      4.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影响力与中国话语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希望了解中国内地学者的国际新闻传播论文的影响力、知识贡献及其与中国议题之间的关系。截止到2014年1月3日，中国内地作者发表的160篇论文一共为264篇收录进Web of Science的其他文献所引用。引用中国内地作者的国际新闻传播论文最多的为美国作者撰写的论文，有133篇之多。在这133篇论文中，高引论文主要分布在广告、消费者研究和人机互动这些领域，从姓名推断，这些论文的作者很少包括华人(而中国内地作者国际发表论文的合著者大部分为华人)。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中，那些探索跨文化、跨制度的人类一般行为的研究，尤其是与市场和消费者行为以及互联网使用习惯相关的研究，得到了国际上更为广泛的引用，中国作者的研究也因为这些引用文章被更多其他文章所引用而构成了人类知识进步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那些揭示中国特定国情的论文，包括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权力、体制与媒体互动的文章，被引用得很少，且引用它们的文章，一般来说也没有成为被进一步引用的高引论文。这种情况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特定的中国问题没有成为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或重要问题，也没有通过文献的间接被引方式形成对国际知识生产的显著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第一次以文献计量证据揭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发表与本土研究及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本文所揭示出的新闻传播学科国内外差别呢？

      首先，部分差别毫无疑问是由客观情况造成的。例如，由于大多数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没有条件参与国际论文生产，也可能是由于以意识形态自我设限而疏于国际对话(陈韬文，2008)，所以相对而言，这些国际论文反映国内关心问题的几率就更低。

      其次，对于国际传播学而言，理论发展往往至关重要(Chaffee，1996)，国际知名传播学期刊在选文时，往往也以理论贡献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Neuman et al.2008；林敏芳，2009)，而中国学者往往不擅长理论或从理论推导传播研究问题(李喜根，2009)。这就导致了发表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的国内学者，主要是适应国际学术界理论偏好的人，尤其是受过海外学术训练的学者，而这部分学者中的很多人可能对国内探讨的热点话题并不熟悉。

      再次，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也导致了国内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与国内新闻传播学主流研究存在一定的脱节。比如，中国对媒体管制的体制特点限制了部分西方媒体理论的应用；中国缺乏公共数据妨碍了实证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如吴赟(2009，28)所言，“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对于西方以外国家未必具有普适性。

      最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学术规范，也不利于我们知识的积累从而形成开展国际对话的条件。例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论文篇均引文数很低，引用其他学科的文献很少(任亚肃，段京肃，2007)。积累少、不重视别人的工作除了浪费研究资源外，也不利于观察传播现象的各种范式并形成理论。

      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以及该学科进一步国际化的理由。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不断提升国际化程度也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金兼斌，2008)。借助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的规范化，特别是知识积累方面的规范程序，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问题及其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可能为世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理论，而这些理论通过国际学者的丰富后，又可以进一步用来理解和预测我们自己的问题。

      ①指两份或两份以上期刊中论文在特定时间段内，被其他一份或多份期刊同时引用的情况，这是衡量学科凝聚度的文献计量指标。

      ②H指数指某位学者或某个期刊有H篇论文至少被引用了H次，它是计算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指标，主要用于衡量高引用论文。

      ③传媒大学论文包括其前身北京广播学院作者生产，传媒大学国际合作论文均由同时具有国际兼职的该校作者以独著形式发表，所以严格来说不算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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