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史学盛会——“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盛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会议概况与学术报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20世纪的历史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于2001年5月17～19日在南京召开，来自世界四大洲的7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 ，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有中国 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南开大学、广州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 国际关系学院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及江西人民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民族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研究》杂志社、《光明日报》和中 央电视台等单位的代表。与会者多为史学专家，其中不乏颇具造诣的著名学者。此次国际学 术研讨会的主题是“20世纪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大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和汉语。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外国学者均为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一些因故未能到 会的国外学者也通过各种渠道递交了自己的学术论文。
2001年5月17日，大会的开幕式在南京隆重举行。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陈启能先生主持。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异宾教授在致辞中强调指出，此次学术会议对 于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武寅研究员在大会上作了见解独特的精辟发言，她指出，如果说历史是现 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在整个20世纪，历史科 学学派林立，理论观点层出不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20世纪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有 不少成果问世，史学理论与方法日趋成熟。客观地说，史学领域理论与方法的变革是20世纪 历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展望未来，史学研究只有不断创新才 有出路。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朱瀛泉教授也在发言中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历史 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回顾20世纪历史学所走过的历程，对于我们把握历史学的发展脉络是 颇为有益的。
出席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国外学者不远万里如期赴会，其专业领域分别为历史哲学、西 方史、俄国史、美国史、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等等。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历 史系教授G.G.伊格尔斯(Iggers,Georg G.)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题目是“历史学·历史 写作·历史思想：传统与潮流、现代史、当代潮流”。他在报告中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作 了总括性的回顾，认为历史科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中 叶，社会学理论才逐步取代了历史学的理论与观点。1945年，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已成为史 学研究的重要模式。毋宁说，以兰克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客观主义史学一度成为历史研究的中 心。因此许多人认为，历史是由为数众多的话语所组成的，这些话语与现实无关，它们不仅 独立于现实，而且也独立于作者本身。
伊格尔斯指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取向与新文化史学的基本内涵仍然是相 互一致的，它把目光投向了普通民众，这一取向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德 国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家利用有关资料重新获得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应当说，这种发展取向对历史研究的主流发展并无大碍。 伊 格尔斯最后指出，应当从哲学的角度对历史科学作出某种诠释。此外，他还用通俗的语言概 要地回顾了国际史学流派近几十年的发展状况。
德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J.吕森(Rüsen,Jüm)教授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历史秩序 的失落：现代性、后现代性和记忆讨论相互交叉下的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他指出 ，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是，再现历史往往使职业历史学家感到不安。其原因在于，记忆模式 常常偏离了历史文化。尽管现代历史研究与后现代历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上述 两个方面的研究却可以圆满地结合起来。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了人类的总体历史，它不仅 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被视为一种认知的理性方式。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站在普通民众的立 场上来研究历史。记忆的话语能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对 记忆模式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如果我们重视和关注记忆模式，就会促使历史研究登上一个新 的台阶，同时也会促使人们在历史研究中采取一种更加多元化的态度，不再纠缠于历史客观 性等问题的反复讨论。
吕森教授还在报告中严厉批判了史学领域中目前存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他强调指出，后 现代主义者强调发展的多元性，认为历史思考已经涵括了历史想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现 象。因为由此一来，历史的根基将被摧毁，显然，这对历史研究来说确实是一种灾难。后现 代主义对历史的未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实际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 而后现代主义却不承认这种关系，这一点在德国思想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后现代是对现代的 一种再认识，是对西方现代史学的一种批判，与之相反，现代历史科学则注重和强调理性主 义。
饶有趣味的是，吕森教授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语气激昂，频频挥拳，显示出一种激愤的情 绪。
俄罗斯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列宾娜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俄罗斯 史学中的新趋势和历史研究中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的相互关系”。她说，由于俄罗斯社会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古典主义的史学观点逐渐被其他理论和观点所取代，然而，史学 研究的普及和发展已成为一种明显趋势。近10年来，俄罗斯历史学家尤为关注个人、民族和 全球的相互关系，以及个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最近，为数众多的俄罗斯历史档案纷纷解 密，然而，许多史学工作者所推崇的理论观点仍然是十分陈旧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 史学界，新的史学方法逐渐被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历史学家企图用新的材料来说明过去难 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史学研究往往又重蹈编年史研究的覆辙。除了方法论研究之外，俄罗 斯史学界的对外交流逐步扩大，相应的学术成果也日渐增多。近年来，在俄罗斯史学界，出 现了 一些新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如历史人类学等。历史人类学主要研究家庭史和个人历史，该学 派的组成人员大多来自史学研究的各个专业领域。
列宾娜教授指出，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的关系也是俄罗斯史学界时下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显而易见的是，对个人和偶发事件的研究最易于体现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之间的关系，因 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个人心态的变化是不足为奇的。应当说，个人历史 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领域，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十分注重研究个人的心理活动、社会的文化背 景，以及个人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发展进程的某些特 点。列宾娜还认为，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会根据结果来寻找事物发展的原因，因而对历史发 展进程中发生的某些事件视而不见，更忽视了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尽管个人因素往往 是带有偶然性的，但个人因素的变化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却常常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已 为众多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于沛研究员也在 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其报告的题目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特点和趋势”。于沛先生用精 辟的语言对中国封建主义史学、现代史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作了简短的回顾与评价。 他着重指出，自20世纪以来，西方进化论、进化史观、史料学和文化心态史观等对中国近代 和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也推动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中国史学研究的 发展。
二、主题发言与学术论文
从5月17日下午开始，大会转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代表纷纷阐释各自的观点，就某些共同 关心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来自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的A.罗霍斯(Rojos,Aguir re)教授作了题为“20世纪史学论纲：采用‘长时段’的分析方法”的主题发言。他从“长 时段”的分析角度提出了对20世纪（乃至现代）西方史学的分期设想。他说，1848～1870年是 欧洲通史中至关重要的时期，通过原创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计划，第一次产生了系统地、有组 织地发现真正的历史科学的意愿，这是当代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紧随其后的是第二个阶 段，从1870年到1929年，第一个史学霸权开始形成，它足以成为当时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普 遍模式；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当代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也随之结束。第三个阶段（1929 ～1968年）是以第二个史学霸权的建立为其主要特征的，它将法国作为史学研究的中心；第 四个阶段（1968年～）是1968年欧洲革命的直接产物，此时史学霸权已不复存在，与之相反， 史学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倾向，并且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
罗霍斯教授认为，如果我们简略地界定上述四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就会发现，我们同时也 正在界定着某些基本因素，以便进一步了解史学领域中现存的不同形式的史学学科。毋庸置 疑，它们不仅在德国和法国，而且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意味着 历史学家所掌握的技术手段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一点是显 而易见的。
“寻求全球史的理念”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先生发言的主题。钱教授在阐释了“ 全球史”的多种含义之后，认为，尽管“全球史”这一概念尚不明确，但它有可能成为国际 史学界一个新的热点。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把历史放在全球的范围内来审视可以使它具有更 宽阔的视野，因此对“全球史”不应轻易加以否定。况且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全球史”本 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全球史”的方法也是值得重视的。“全球史”强调比较与借鉴， 强调互动与关联，强调跨国界、跨地域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应该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这些 都有助于克服目前历史学研究经常表现出来的眼界狭隘的弱点，对于发挥历史学的应有功能 显然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全球史”在方法论上确实具有开拓意义。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善伟先生发言的题目是“想象史概述”。徐先生以雅克 ·勒高夫的想象史为例，对当今法国年鉴派—新史学派所创立的想象史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并对该学科出现的原因及其意义作了简短的评价。徐先生认为，想象史出现的原因和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想象史是法国年鉴派—新史学派的史学家们继续开拓新领 域和从事跨学科研究的结果，此外，它的出现也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次 ，想象史是法国新史学家更新史料观念和开发史料领域的直接结果，与此同时，它的出现也 进一步加速了史学家更新史料观念的速度，并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再次，想象史是法国 新史学家不断更新史学观念的结果，与之相应，它的出现又进一步加速了史学观念的更新。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除了主题发言之外，许多学术论文的内容均侧 重于史学理论研究等方面，这也是颇为令人感兴趣的。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先生在《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有“ 经世致用”、“智识兴趣”和“人类自我认识”等三个基本目的，它们又各自导致种种优劣 有别的不同史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决定了宏观思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史学探 究达到了总体上的统一性和揭示历史的深层含义。与此相关，理论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具有 优越的启示、梳理和升华等作用，并且对历史经验和教益能够起到特别有力的推广作用。历 史思考和论说的理论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现成理论的连续运用；(2)理论性的和创造性 的宏观思考。成熟和高超的理论化是隐含的而非明示的，是有机的而非教条的，它依据经典 方法而非滥用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尤其是经世致用，使当代史研究具有极为重 大的意义。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平先生在其论文《20世纪历史思想中的政治革命》中详尽阐释了历 史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的想象和研究，该论文划分出三种认知革命的理论框架，即现代化理 论的、社会学的和功能主义的。何教授认为，革命是20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意义的事件。 在西方历史编纂学中，革命既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突变和质变，也被想象为向旧制度的某种形 式的回归。20世纪中国的革命理念是在天命论王朝更迭观的基础上，吸收了关于革命将通向 社会演化更高阶段的欧洲理论并从中发展而来的。
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庞卓恒、吴英在《历史学是“人文学科”还是“人的科学”？》一文中 指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等人在19世纪曾提出文、史、哲等所谓的“人文学科”与 自然科学相互区别的相关理论，时至今日，这些所谓的“人文学科”是不是科学或能否成为 科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是机械 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的表现。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 展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则指出了克服这一对立的途径，从而引导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然 而应当指出的是，教条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必须被纠正。
三、学术特点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学术报告、主题发言和学术论文尽管形式各异，但学 术 质量较高，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题材广泛也是其一大特色，从世界史到中国 史，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史学理论到研究方法，几乎波及到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在上述 学术信息载体当中，史学理论的相关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其二，在国际史学研究领域，历史学内部的交叉研究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从为 数众多的学术论文中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力图从多视角、多方位和多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历史 现象，因此，他们对综合性的学术问题的理解均有一定的深度。时至今日，单一学科和单一 模式的研究已不可能对历史现象作出圆满的解释，学者们显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除此之 外，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也是许多学者的惯常做法。尽管各国学者大多来自不同 的专业领域，但他们对现代历史学的交叉研究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三，通过讨论与交流，与会代表深深地感到，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包括各种历史模式 ）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史学研究领域。在中国史学研究方法尚未完善之际，这种现象实属正 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必然。然而，一些学者在方法论研究方面似乎存有不足。例如 ，俄罗斯学者列宾娜教授在谈及家庭史研究时提到了符号学，但是没有下文。此外，一些相 关的学术论文均提到了口述史，但也仅仅是不多不少的三个字而已。笔者以为，在史学研究 领域，如果研究方法难以深入和细化，那么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方法论上的突破，这也是目前 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桎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在沿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同时 ，又恰如其份地保留了中国史学的研究传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