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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2)05-0027-04
交往问题与发展问题都是当代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令人遗憾的是，在经历了20世纪世界大交往和大发展后的今天，学界仍存在着将两者割裂开来，离开交往去研究发展或离开发展去研究交往的倾向。笔者以为，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交往与发展本是两个共生性问题，作为社会历史认知和社会发展实践的必要环节，它们不仅具有历史认识论地位，而且具有历史本体论的地位，只有将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理论整合，才能真正揭示它们的真正内涵和完整意义，把握当代世界交往与发展的根本趋势。基于此，本文旨在打通交往问题与发展问题。初步勾勒出一种以“交往”为总视角的社会发展哲学。
一、交往与发展：被割裂的课题
就学理渊源而言，交往与发展都是历史哲学所提出的传统课题。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雅斯贝尔斯等都曾把它们视为具有历史本体论地位的课题，并将其联系起来置于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加以考察。尤其是马克思，始终主张将交往与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坚持“时间—空间—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的
社会历史四维坐标，并通过实践环节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在整体性世界历史观和总体性社会发展观中有机统一起来。
但是，随着当代学科分化的加剧，交往与发展逐步相互分离并各自在不同学科中得到研究。交往问题是首先作为当代哲学的元问题提出来，并集大成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的，它发端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后广泛波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而发展则作为一个现实课题首先由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战略学等实证学科提出，然后才在哲学层面经批判性反思提升为发展哲学。
作为当代哲学的元问题，交往问题肇始于当代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研究。“我思故我在”，以笛卡尔为起点的近代哲学一直坚持唯我论色彩浓厚的主体主义哲学路线，作为该路线在当代的最彻底贯彻者和最英勇落败者，胡塞尔晚年从内在自明的意识转向主体间性及生活世界研究，从而开启了当代哲学从主体性(我思)本位向主体间性(交往)本位的转向。而这一转向的真正完成者，海德格尔始终以击穿意识的内在自明性
为己任，指出作为个人的此在并非“无他人的绝缘自我”或“无世界的单纯主体”，相反，“此在本质上是共在”，其“向他人的存在是一种独立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关联”。[1](P135、140、145)无疑，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间交往已被置于本体论的地位，这一走向在卢卡奇、萨特和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明晰化和强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卢卡奇晚年力图在本体论层面沟通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存在本体论”主张。与此相呼应，萨特则认为历史的辩证法根源于实践的“整体化”进程，它无法在自然界而只能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加以探索”。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则明确提出了以交往为基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以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当代交往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从存在论高度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历史的基础从主客体关系转移到主体间交往上，认为主体间交往是一切历史现象的根源、前提和发展途径，从而将“交往”确立为当代哲学的总体性视角；二是通过对交往与其他行为的比较分析，将建立在主客体关系基础上、以“目的一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意识理性重建为以主体间关系为基础的交互主体的、开放的、动态的交往理性；三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交往问题以历史本体论地位，把人类精神现象与人类行为、生活世界及生活语言联系起来，试图不仅解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还力图解决认识论之外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即对当代“无家可归”状态进行批判与“诊治”。
当然，当代交往研究的缺陷也很明显。一方面，海德格尔虽然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交往问题的历史本体论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将当代交往研究局囿于认识论框架尤其是语言哲学框架内、满足于对现实之意识形态批判的总现状，胡塞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它未能将交往研究与更为根本普遍的生产性交往结合起来，严重忽视交往及其进步所需的经济基础和科技支撑，从而导致交往研究与发展研究的严重脱节。如，海德格尔之“共在”理论的重心仍是作为个体的此在，他对存在意义的探索更多地沿着个体而非共在的思路，对共在的探讨流于抽象空洞而缺乏对共在之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的深入反思。此外，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限定为与劳动狭隘对立的语言性交往，即所谓“使参与者能毫无保留地在交往后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使个人行动计划合作化的一切内在活动。”[2](P286)因此，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仍停留在语言哲学层面，无法揭示世界历史的内在机制和走向。
与交往问题不同，当代发展问题研究起步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实证学科的社会发展研究。正如M·A·西纳萦所言，以弗朗索瓦·佩鲁为经典的当代发展研究虽然试图将发展问题提升到哲学反思的层面，但其基本方法仍是“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3](P9)主要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用色彩十分浓重。当代发展问题研究的贡献在于其鲜明地把各民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相联系，提出了丰富多样、操作性较强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但是，由于“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由于缺乏哲学与实证学科间的必要联盟，尤其是缺乏哲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姻，当代发展研究未能通过对世界历史作形而上层面的反思来确定其研究的总体性视角和整体性立场，未能从元哲学层面对发展理论的前提预设、价值关怀和理论逻辑给予辩证批判并划定其有效边界，从而不能不陷入就发展论发展的应急性、操作性研究的层面。
总之，当代交往研究和发展研究是两个具有内在相关性的共生性课题，惟有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突破现有的狭隘理论框架，实现两者的当代结合，才能为当代社会发展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和前瞻力的理论支持。
二、交往视角下的社会发展哲学
交往研究与发展研究的当代结合，首要的是重新确认“交往”这一被严重遮蔽、遗忘了的发展维度。事实上，也只有从“交往”这一总体视角来透析发展问题，并将交往研究与最为普遍根本的生产性交往联系起来，才能凸显社会发展的空间维度，凸显交往问题的历史本体论地位，从而使初步勾勒社会发展哲学的基本框架成为可能。
从存在论立场看，社会发展哲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传统哲学未能解决的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问题。显然，正如卢卡奇所揭示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哲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存在方式，只有人才能在不断拓展的交往中结成日益广泛发达的分工合作关系，从而不断克服自身的孤立无助、狭隘封闭状态，真正地实现以“类”的意义而非“物种”意义上的人类力量去消解人与自然、社会的紧张关系。即，个体为了消解其与大自然间因生存资料匮乏而造成的主客体间紧张关系，必须通过持续的物质生产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为了避免无谓的脑力、体力上的重复劳动，个体只有通过交往结成广泛的分工合作关系，才能有效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自身全面发展。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60)无疑，只有通过交往，社会关系才能得到实现，社会关系的动态化就是交往，而交往的凝固化就是社会关系。因此引申开来，在发展性上，“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5](P615)人的本质是其在交往中日益拓展的动态交往关系的总和。显然，只有通过日益拓展的交往活动，才能使主体消解包括地域终身制、单位终身制、分工终身制、知识终身制在内的社会关系终身制，成为超越于动物物种而结成社会交往和分工合作意义的“人类”，个人之成为康德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和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性个人”。
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社会发展哲学还要回答社会历史的认知与定位问题。长期以来，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偏重从时间和主客体关系维度认识社会历史的纵向进程，而忽视从空间和主体间关系维度来把握其横向进程，将社会发展狭隘地理解为人类通过科技进步不断战胜自然的线性的纵向时间进程。但若把发展问题置于“交往”视角下，将有助于我们确立社会历史认识的“时间—空间—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的四维坐标，不仅将社会发展视为时间维度上的纵向进步过程，而且将其视为空间维度上主体通过交往不断拓展分工合作关系的横向扩展进程；不仅将社会发展视为主客体关系维度上人与自然间紧张关系的消解过程，而且将其视为主体间关系维度上通过主体间交往消解主体间紧张关系的过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个体、民族、国家的发展进行准确的全球定位和历史导向。
从历史本体论角度看，社会发展哲学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这离不开对交往问题的深入理解，因为正是交往最充分地体现了人类介入社会发展进程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既体现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即科学的发展上，也体现在对世界的改造能力即技术的发展上，还体现在主体间协调能力即制度的发展上，在这三者中交往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首先，只有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分工，人类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脑力劳动、实现知识总量最大化和知识结构最优化，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其次，只有通过交往分工，人类才能避免低效的重复性体力劳动，实现物质产品总量的最大化，最大程度地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最后，只有通过交往交换，人类才能实现包括物资、资本、知识、劳动力在内的社会资源最佳配置，实现社会效用总量最大化。显然，交往是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本途径；历史在空间维度上的交往分工的拓展，是历史在时间维度上取得进步的前提。封闭的交往空间、狭小的交往规模和僵化的交往制度，必然导致落后的社会分工、闭锁的发展观念和缓慢的发展速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交往不仅具有历史认识论的地位，而且具有历史本体论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能够着手初步勾勒社会发展哲学的框架，即将社会历史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置于“交往”这一总视角之下，将交往发展视为人类知识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而揭示出“社会存在之外没有存在”的存在论本质、“一切实践都是以交往分工为前提的交往实践”的实践论本质。基于此，本文将社会发展归结为一个通过主体间交往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合作关系、拓展社会发展空间，从而逐渐消解主客体间和主体间紧张关系、废除社会关系终身制的自然历史过程，一个外在自然规律与主体内在需求相统一的交往实践进程，一个人类逐步实现产品总量、知识总量、自由时空最大化的进程，一个个人从“狭隘地域性个人”发展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世界历史性个人”、历史从狭隘的血亲性部落历史、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
三、交往视角下的社会发展机制
交往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当代结合，不仅凸显了“交往”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交往是促动社会发展的必要张力和根本动力，交往进步导致社会发展空间的拓展、社会的规模化发展、历史的增容与加速、社会跨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只有将社会发展置于“交往”视角下，才能真正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内在机制。
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外在驱动力则一方面来自于大自然对人的压迫，即“自然恶”的力量，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恶”的力量，即康德所谓的“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它使得社会竞争与合作并存。这三者可能既定不变，也可能是动态变化的，关键在于三者能否通过主体间交往，使其相互交织成一个良性的“需要—挑战—应战”三位一体的社会发展机制。当主体的交往范围、交往能力既定不变时，主体的需要层次、所面临的自然挑战和社会挑战及与此相应的应战机制、文明模式也既定不变，社会便处于静态僵化或重复循环或极其缓慢进步的胶着状态。只有交往的持续扩展才能打破这种胶着化状态，使社会历史始终动态保持主客体间与主体间的必要张力。为此，汤因比指出：“人类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超越的生物天赋，也不是由于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于一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因此人类才奋起表现了空前的努力。”[6](P311)
从发展学的意义上看，发展问题不仅要回答历史的进步性问题，而且要回答不同交往方式、不同社会结构的交往绩效问题，以及交往方式、交往制度的优化创新问题，从而使社会历史不仅处于动态张力之中，而且处于正向积累、总量增长、进步发展的良性动力之中。为此，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历史的辩证性质在于它是“一种整体化的活动”，是“由整体化的个体的一种多元复合性操纵的各种具体整体化之总体整体化”。[7](P589)换言之，历史辩证法的根源在于交往，正是它将分散的个人力量整合成改造世界的整体化的人类合力，形成促动社会发展的良性机制。具体而言：
从表层看，交往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社会发展空间在量上的扩展。当人们被限制在狭隘的交往范围时，其所能利用的资源、能接受的信息、能合作的对象、能运作的资本、能选择的制度、能接触的文化都很有限，而交往的拓展则直接导致资源空间、知识空间、自然空间、信息空间、资本空间、制度空间、文化空间的扩展。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纳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包括资源、信息、人才、资本、产权、文化、商品、知识、制度在内的广义社会资源，都被纳入世界市场中进行配置，交往扩展的直接后果综合性地表现为市场空间的扩展和社会发展空间争夺的加剧。
从深层看，交往扩展不仅导致社会发展空间在量上的增长，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在质上的提高，即社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交往扩展消解了包括地域终身制、单位终身制、分工终身制、知识终身制在内的主体社会关系终身制。交往扩张与交往效率的提高使实现更大规模、更为精细、更为社会化的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并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节约人类必要劳动时间，同时也最大程度上节约包括资源、资本、人力、知识、制度、文化在内的广义社会资源。
从最深层看，交往扩展还将导致社会创新与社会跨越，导致发展机遇的创生和发展道路的创新。随着主体间交往的拓展与深化，主体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思想观念和发展道路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创新和社会跨越也因此发生。社会创新在这里指通过主体间交往而生成新的科技、制度和文化，而社会跨越指主体通过交往直接引进吸纳其他主体已发明的先进技术、制度、文化，从而节约重新发明的时间和资源，直接超越发展阶段。它们可以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发生，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以三种形式出现：一是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通过积极发展交往合作发明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即科技创新或科技跨越；二是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通过发展交往合作创造出或直接借鉴新的管理体制或制度安排，即制度创新或制度跨越；三是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通过交往生成或直接吸纳新观念，即观念创新或观念跨越。在宏观层面，社会创新和社会跨越主要指一个社会从整体上由一种低级社会形态进入另一种高级社会形态，从而实现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超越，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就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创新和跨越。当然，这无法突然完成，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它必须以积极广泛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它必须以微观层面社会创新和社会跨越的长期、大量的积淀和集结为前提。
总之，以交往为总视角透视社会发展，本文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交往规模的世界化与交往能力的现代化，必将最终导致分工的世界化、资源配置的世界化、个人的世界化和历史的世界化，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重复性劳动、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生产力，真正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时空最大化，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高度和谐。当然，本文勾勒出的“交往”视角下的社会发展观仍是相当粗糙简约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交往”本身并不构成目的和意义，交往发展也并非是无代价、无成本、无前提的。这些问题关涉到“发展”视角下的交往观念，需另文阐述。
收稿日期：2002-05-30
标签：社会关系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哈贝马斯论文; 社会论文; 本体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