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文明建设论文,发展进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8)05-0033-06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最昌盛的时期。与此相适应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理论由实践产生，理论为实践服务。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发展相辅相成。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1](P576)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经历了几个互相衔接不可分割的发展阶段。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美好、发达诸因素的总称，是人类社会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的标志。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来讲，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我成果的结晶。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是物质文明，改造社会的制度成果是政治文明，改造自我的精神成果是精神文明。同时，人类改善同自然关系的和谐成果是生态文明[2]。正因为文明是社会发展的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可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经历了四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的一系文明理论：为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的系统理论，没有在实践上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于建设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过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设想和有益的探索。所以应该把毛泽东领导的时期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孕育时期，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3](P7)这里所说的“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实际就是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某些设想和探索。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一部威武雄壮、生动感人的活剧，毛泽东时代可称为这一活剧的序幕和前奏。
毛泽东时期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主要是物质文明。
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我们党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了一系列科学结论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又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在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P144)这些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都说明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集中于发展经济，改变我国的落后的经济面貌。这些重要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这些重要的观点还集中体现在八大前后毛泽东的两篇重要著作中。一篇是《论十大关系》，一篇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的十个方面的关系，主要方面是经济关系，体现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等。主题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明了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该文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P771-772)又指出：“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5](P770)这里所说的“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开战”，当然指的是经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6](P293)列宁在建国初期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P490)。这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尤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发展生产力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紧迫性。
众所周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于我们党对这些重要观点认识不够深刻和缺乏经验，这些重要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未能够贯彻执行，甚至渐行渐远，提出完全与此相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酿成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些重要观点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的二系文明理论：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创立了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他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目标上，最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他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邓小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绝然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从而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他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有过许多精辟论述。他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经济落后的国情等多个视角论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8](P63)他还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8](P64)还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P116)他痛斥“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揭穿“四人帮”主张的是“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8](P116)为此精心谋划了20世纪后20年国民经济翻两番，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新的起点”[8](P89)。“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8](P117)邓小平晚年最担心中国丧失发展机遇，一再告诫我们：“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最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9](P461)他希望中国尽快富强的心情溢于言表。现在我们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全党全国人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也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向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逐步提上议事日程。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又有相对独立性。物质文明建设好了，并不等于精神文明建设自然就好。一个时期，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有所泛滥，“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有所滋长，少数学生闹事现象不时发生。思想政治战线上，社会风气和党风等方面都面临着新问题。邓小平以极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适时地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课题。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P208)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P378)“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8](P378)这句话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
邓小平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第一，培育“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他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0](P408)并指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最为重要。为什么我们过去都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就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8](P63)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三，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针。他提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0](P57-58)提出对资本主义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吸取借鉴好的东西，警惕抵制坏的东西，指出：“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8](P211)
第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他提出：“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10](P342)。还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大力加强，不能削弱。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群众，帮助群众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实际困难。
第五，领导以身作则，加强党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8](P144)还提出“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8](P7)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以身作则，就会发挥无限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丰富内容，永远是指导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思想财富。
诚然，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内容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他的重要讲话《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一篇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但此时政治文明建设概念毕竟尚未提出；同时也由于受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全面推进。
江泽民的三系文明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三个有机部分
江泽民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中央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他把两个文明建设与坚持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相提并论，并看作都是对领导干部的实际考验。他指出：“我们必须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同样是对我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每一个成员的考验。”[11](P256)他在视察广东时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特别明确地指出，只有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包括高度的物质文明，又包括高度的精神文明，缺了哪一个，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自觉地坚持两手抓。”[11](P380)
江泽民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作出了哲理性的论析。他指出：“两个文明紧密联系而又有各自的发展规律，它们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1](P575)还指出：“把物质文明建设好。同时，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还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11](P473-474)从国家第十个五年规划开始已经将精神文明的内容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向前发展，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现以先进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应运而生。江泽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重要概念，并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考。
第一，把政治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2](P553)发展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说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三个组成部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如果缺乏任何一个方面，就不是全面建设、全面发展。
第二，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2](P553)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实质，依法治国是条件，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和胜利之路。
第三，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着力于四大基本制度建设。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1](P111)提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12](P554)他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平等、互助、团结，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11](P236)《民族区域法》的实施，对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地区稳定和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12](P554)并制定了基层民主的法规，对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管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治国方略。1996年，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国”的概念。同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11](P511)，“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九五”规划。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郑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党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治国方略。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江泽民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经验又载于十六大报告。报告中指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12](P534)
鉴于1991年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我国发展民主和建设政治文明，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脱离党的领导，反对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其次，要走渐进式发展道路，反对搞跨越式民主，采取积极而又稳步的方针。江泽民的重要思想正是体现着这些原则精神。由于江泽民发展民主与建设政治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由于党和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进，使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步入了健康发展新轨道，开创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
胡锦涛的四系文明建设理论：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
的同时，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丰富的理论内容，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些含义深邃的理论成果，不仅体现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新要求，而且突出地体现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要求。
关于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新内容主要有：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3](P14-15)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内容主要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内容包括：“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3](P33)。还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3](P34)。
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内容主要有，提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概念。提出“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等[3](P28-32)。
胡锦涛在党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恩格斯早就为人类过分征伐自然带来的后果提出过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3](P383)工业化进程实践带来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河流湖泊水质和海洋水质的污染，大气的污染，森林的砍伐，土地的沙漠化，都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国不少地区也重蹈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阶段先污染后治理，或光污染不治理的旧路。胡锦涛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他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工作与人民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前进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的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3](P5)这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第一位，以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第二，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3](P20)
第三，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提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3](P15-16)
第四，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规划第六篇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包括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能源，保护修复自然形态，加大防治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力度等全面内容，并提出减排节能的具体要求。
胡锦涛这些重要思想的实施，必然会把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国社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伟大时期。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四届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进程，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其一，理论创新的源泉是社会实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社会突出矛盾的反映。其二，理论创新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必须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时代学术规范。其三，理论创新必须继承先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前人肩膀上攀登。四届领导人文明建设理论之间，既是互相联系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是相互区别各有特色的不同内容。我们党四届领导人对我国文明建设作出全面的理论创新，为我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只要我们遵循文明建设的规律，不断探索，勇于开拓，我们就一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越走越宽广。
［收稿日期］200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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