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寿险需求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_面板数据论文

我国寿险需求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寿险论文,面板论文,需求论文,我国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着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寿险市场，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1.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0741亿元，增长幅度超过6000倍，国际排名已经上升至第5名。特别是近20年，寿险已逐渐被中国民众所认识和接受，寿险需求整体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但近3年，全国寿险保费收入普遍出现了增长减缓的现象，特别是在2011年大多数省份的保费收入都较2010年出现明显下降，虽然之后3年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中国寿险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不利于寿险分散风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整个寿险市场的稳步发展。其实在近10年的国际寿险市场中，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保费增长率出现下降甚至为负的情况，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保费增长率则稳步上升。保费收入的波动反映了保险需求的变化，虽然保险学界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经济增长是影响寿险需求的最主要因素，但从全球和中国寿险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经济增长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而且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对寿险需求的作用也需要考虑进去。目前很少有实证研究去系统分析我国寿险需求增长的具体变化趋势，对国内区域差异问题更是鲜有研究。因此，我国未来寿险需求增长前景如何？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均衡的背景下，寿险需求增长是否也存在不均衡的现象？与国际上不同经济体比较，我国寿险需求增长呈现出哪些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目前国外有关寿险需求增长的研究文献主要是集中探讨影响寿险需求增长的因素。Beenstock等(1986)[1]利用10个工业化国家1970-1981年间的数据，发现寿险需求与收入水平正相关。Truett和Truett(1990)[2]通过对墨西哥和美国寿险需求的对比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影响寿险需求的主要因素。Browne和Kim(1993)[3]以45个国家1980-1987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赡养率、宗教、个人收入、社会保障、预期通胀率、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人均寿险支出的影响，结论是寿险与国民收入正相关，经济发展与经济稳定能够刺激寿险需求。Outreville(1996)[4]通过对多个发展中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收入、金融发展对人均寿险支出有促进作用，而预期通胀率和垄断市场结构则起到制约作用。Ward和Zurbruegg(2000)[5]运用VAR模型，对9个OECD国家1961-1996年间的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国家之间这两者的相关性存在很大差异。Enz(2000)[6]构建了一个描绘保险深度和人均GDP长期关系的logistic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绘制的曲线呈S型。该模型反映出一国的保险需求收入弹性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变大，而是会在人均GDP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逐步变小，并利用1970-1998年90个国家的寿险数据和88个国家的非寿险数据进行了检验，假设基本成立。Beck和Webb(2003)[7]通过分析68个国家40年的数据，指出经济变量、人口变量以及法律、政治等制度变量均会对寿险需求产生影响。Kugler和Ofoghi(2005)[8]通过对英国1966-2003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英国的保险市场规模增长率与本国GDP增长率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Li等(2007)[9]利用30个OECD国家的数据，检验了个人收入、期望寿命、教育水平等八个因素对人均寿险支出的影响。

      近些年还出现了针对中国寿险消费的研究，Hwang和Gao(2003)[10]运用时间序列模型试图找出影响中国寿险业飞速扩张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收入、教育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积极推动作用，而自90年代中期之后的高通货膨胀并没有给寿险消费带来负面影响。Hwang和Greenford(2005)[11]通过横截面数据分析，对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寿险消费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收入是影响寿险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教育水平和寿险消费也呈正相关。但产品价格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寿险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中国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对寿险消费有负面影响。Pan等(2012)[12]研究了中国寿险市场发展的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中低收入地区相对于高收入地区，寿险消费增长更加稳定，这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寿险市场结构、寿险公司的发展策略以及监管政策有关。

      国内学者主要从整体上关注保险需求，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13]通过对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寿险和非寿险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统计，发现经济增长与边际保险消费倾向存在“倒U型”关系，且经济增长对寿险的引致效应要高于非寿险，这一结论同样可以运用于保险区域发展研究。肖志光(2007)[14]对保险需求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OECD国家以及中国的保险需求弹性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发现各地区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并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必然趋同，且保险市场环境是导致保险市场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沈坤荣和魏锋(2010)[15]按人均GDP将所有省份分成三组，利用FGLS估计方法，检验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保险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同关系。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研究的几个特点：第一，国外研究大多数以全球寿险市场或者发达国家寿险市场作为研究对象，样本以跨国数据的居多，近些年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寿险市场的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多是分析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分析比较少。第三，国内对寿险需求的研究，多还停留在经济增长是否对寿险需求产生影响，其他因素涉及很少，且没有对未来发展前景作出判断。因此，本文将根据寿险产品的特性，确定若干影响因素，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如2000-2013年全球国家面板数据和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对全球和中国进行分组，对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寿险需求增长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和比较，从需求出入和弹性入手，试图找出全球寿险需求增长路径，并结合中国寿险市场发展特征，剖析我国寿险需求增长波动的原因。

      三、模型和数据

      (一)回归模型

      本文中所研究的寿险需求是有效需求，即人们在一定保险价格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寿险产品的数量。而自然需求是指由客观存在的风险所导致和决定的人们对寿险的需求。显然，有效需求在实证分析中是可量化的，它受到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的制约，多数情况下会小于自然需求。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有很多，Zietz(2003)[16]以及Hussels等(2005)[17]对前期相关寿险需求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大致可将影响保险需求的因素划分为三类：经济因素、法律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我们将选取收入水平、寿险市场发展程度、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通货膨胀、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抚养比这几个因素作为模型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在模型(1)中，LID代表寿险需求，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保险密度来衡量，保险密度是人均保费收入，用年保费收入除以人口数计算而得，可以反映人们对保险产品的有效需求；RGDP是人均GDP，反映经济增长程度和居民生活水平；LIP代表寿险市场发展程度，用保险深度来衡量，即年寿险保费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CREDIT代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用各国(省市)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度量；INF代表通货膨胀水平，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200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得到；DEPC代表少年儿童抚养比，以0～1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DEPO代表老年人抚养比，以65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表示待估系数；

度量时间效应；

度量地区效应；

为误差项。

      我们将对全球58个国家和中国31个省份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原本我们收集了全球62个国家的数据，这其中包括一些伊斯兰教国家。Browne和Kim(1993)[3]以及Skipper(1999)[18]均研究发现伊斯兰教占主导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寿险需求小很多，这是因为传统保险理念与伊斯兰教法相冲突，导致保险业很难为全世界大约15亿的穆斯林人口提供充分的服务。因此这些国家的数据会导致检验结果产生偏差，特别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寿险需求很低的伊斯兰教国家，如阿联酋、科威特、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因此，我们剔除了这4个国家。

      全球各国的寿险密度、寿险深度来源于2001年至2014年瑞士再保险公司出版的sigma杂志，全球各国的人均GDP、信贷占GDP比重、CPI、0～14岁人口比率、65岁以上人口比率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中国各省份的寿险保险收入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2001-2014)，中国各省份的人口总数、人均GDP、信贷占GDP比重、CPI、O～14岁人口比率、65岁以上人口比率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表1是全球和中国的各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研究对象分组

      我们需要将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组别，分别统计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具体影响程度。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97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76至38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56至1190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但按此标准来划分，一是组数偏少，二是高收入国家组中人均国民收入跨度过大，不能真正反映寿险需求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根据2000年至2013年的人均GDP，并参考世界银行分组标准将58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了8组(见表2)。

      

      为方便比较，我们统计出中国各省份2000年至2013年的人均GDP，并折合成美元。根据前面全球分组的标准，将中国31个省份分成了4组(见表3)。

      

      四、实证检验

      (一)全球寿险需求的回归结果

      表4列示了全球寿险需求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收入水平、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对寿险需求有明显促进作用，而且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组别结果不一致。

      

      (二)中国寿险需求的回归结果

      表5列示了中国寿险需求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居民收入水平、保险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寿险需求有明显促进作用。其他因素对寿险需求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各组结果并不一致。

      

      (三)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从全球角度来说，收入对寿险需求会产生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现先扬后抑的趋势。在模型中，β1反映了保险需求收入弹性(income elasticity of insurance demand，IEID)，IEID衡量的是居民收入变动1%时保险需求变动百分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保险需求的拉动程度。我们将前面回归得到的全球8个组和中国4个租的IEID绘制成图1，其中深色曲线代表全球IEID的走势。可以发现，前3组的IEID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且第3组的IEID值超过了1，之后维持小幅波动，随后第6、7、8组的IEID又下降至1以下。这说明，当人均GDP小于3000美元时，人们对寿险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即对寿险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居民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会先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在收入增加一定比例的时候，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幅度会更大。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20000美元之间时，人们对寿险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即对寿险消费的增加幅度大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这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后，具备一定的购买力选择其他商品，将会考虑投入更多在保险产品上，转移个人医疗、养老、意外以及财产风险等，保险有效需求提高，IEID会超过1。当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后，人们对寿险的需求又变成缺乏弹性的。高收入者已经具有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抗风险能力高，加上他们对自身身体、生命风险的保障几乎已经很完备，因此，进一步增加购买寿险的意愿比较小，会出现寿险消费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从而IEID又小于1。总的来说，对于寿险，低收入者有意愿但无能力购买，中等收入者是有意愿且有能力购买，高收入者有能力但购买的意愿不强。

      

      图1 全球和中国的IEID比较图

      其次，中国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走势与全球并不一致。在人均GDP小于3000美元的地区，IEID均大于1，甚至达到1.33，远高于同经济水平的全球值；而在人均GDP达到3000至10000美元之间的地区，IEID反而回落至1以下，低于同经济水平的全球值。可以说，中国4组IEID的波动趋势与全球前4组完全相反。中国第1、2组中绝大多数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份，但GDP年增长率是全国最高的，加上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居民对自身收入持续提高有很强的预期，对寿险的需求自然增加迅速，寿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远高于全球同水平地区和国内其他地区。而第3、4组中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其IEID却较第2、3组出现明显下降，且低于1。这些省份的人均GDP水平虽然在国内相对较高，但远未达到全球IEID拐点的20000美元，还不能属于高收入群体，因此并不能用全球寿险需求弹性的一般走势来解释这一结果，我们需要考虑影响寿险需求的其他因素来进行解释。

      再次，从全球和中国寿险需求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除了人均国民收入外，寿险市场发展程度对寿险需求的正面影响非常显著。因为市场成熟度决定了寿险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寿险需求的满足至关重要。这一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第3、4组IEID远低于前两组IEID的这一结果。我们认为，由寿险密度所反映出来的寿险需求，还受到寿险市场发展程度的约束，缺乏有效供给，有经济收入支撑的寿险需求同样无法得到满足。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是寿险资源比较集中的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寿险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偏低的IEID其实反映了目前中国寿险市场发展正处于瓶颈期和转型期，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结构和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导致恶性竞争行为，严重侵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消费者对保险的严重不信任，从而降低购买欲望。

      最后，除了寿险市场发展程度外，其他影响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存在差异。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全球经济水平低的地区对寿险需求有抑制作用，但对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寿险需求有推动作用，这和近10年我国居民理财意识增强、理财产品多样化以及银行保险飞速发展有关。通货膨胀对寿险需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会将寿险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进行简单的投资收益率比较，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背景下，将更倾向于其他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少年儿童抚养比对大部分地区的寿险需求有明显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生育成本、教育成本和儿童医疗成本日益高涨，导致有孩子的家庭生活成本大大增加，影响到寿险消费。老年人抚养比则是对我国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影响不一，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养老保险前期投入较大，缴费时间长，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负担较重，加上养老风险的防范意识比较单薄，老年人抚养比反而会抑制寿险消费；而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会刺激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本文通过对全球58个国家8个组别和中国31个省份4个组别的实证检验和结果比较发现：从全球角度来说，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会产生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出现先扬后抑的趋势。我国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走势与全球并不一致，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远高于全球同经济水平地区；而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迅速下降至1以下，低于全球同经济水平地区。另外，寿险市场发展程度对寿险需求有明显正面影响，但其他影响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结果并不一致。

      对于中国目前寿险需求增速减缓的问题，除了进一步提高人均居民收入、加强风险意识宣传之外，我们认为还需要寿险市场深化改革，建议：第一，不断引入多样化的新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结构，形成差异化竞争。第二，逐步实现费率自由化，同时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形成良性公平竞争，促使寿险公司合规经营，公平竞争。第三，转变经营理念，重视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寿险公司应承保业务和资金管理两不误，加大对资金运作的技术和人员投入，并在衡量业绩指标中重视对退保率、经营成本、期缴保费比重、代理人员流失率的考核，从保护被保险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规范保险服务。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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