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3)05－0001－06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注重理论建设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了，毫无疑问是一个老党。中国共产党有8000多万的党员，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党。怎样让这个老党始终充满活力，怎样让这么大的一个党的党员们目标一致地去干事情，这两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和管理上，面临的最基本的现实。从效果上看，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地保持了活力，并实现了思想信念的统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必须要有自己的“主心骨”。
什么是“主心骨”？主心骨就是干事情的指导理论，就是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p.350)这是两句老话，但也能说明现实。有力量没有理论，可能蛮干盲动；有理论没有实践的领导力量，理论容易成为空谈，就干不成事情。靠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力量，有时候看起来没有靠物质装备武装起来的力量大，但它终究会强大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经历那样多的磨难，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最终都可以走出困境，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有理论，有主义，有主心骨的，所以面对再大的困难它都不会垮掉、散掉。理论上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强调理论建设，强调思想武装，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原因就在这里。就我们今天的国际舆论环境而言，发展中国家总是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发展经验，而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原因也在这里。因为要了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注重理论创新
那么，是不是说一旦有了理论，中国共产党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呢？恰恰相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总是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基本理论，包括他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要永远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解决新问题的基本工具；但他们的一些具体词句和论断，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必须发展。中国共产党这样来看“老祖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尊重和坚持，而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非得标新立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付出不小代价才领悟到的真谛。因为不断变化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自己的说法，由此不得不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在今天有三层内容。一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层是毛泽东思想，一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层里头，又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我们说这一层又一层的理论创新，是应现实的需要形成的，有什么根据呢？看看历史过程就清楚了。
起初，中国共产党确实认为，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照着苏俄革命的路子去干就行了。由此，心甘情愿地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比如，仅仅从1923年到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设计了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果呢？大革命走向大失败。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去找自己的路子了。好不容易在农村把革命局面搞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还是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教条，按苏联革命的方式去做，结果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到了延安，才真正实现了思想理论的自觉和自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此后的事业发展得就很顺利。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执政，怎样搞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作了艰苦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理论，但由于局限于中国革命中形成的经验，局限于苏联模式的影响，局限于“老祖宗”的观点来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忽视了国情，结果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经济上的“大跃进”，一个是政治上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摆脱困境，中国共产党下决心改革开放。这个新的实践，必然会出现许多新问题需要回答，形成新的理论并用它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比如，农民搞包产到户，该不该，有争论，中央必须表态。邓小平在1980年5月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回应了这个要求，提出了新的政策观点。今天人们谈政治体制改革，一般把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为纲领性文献。这个文献的产生，既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反思，也是改革初期对政治体制改革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的回应。这篇文献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强调党政分开，提倡年轻化，都是因为当时的现实确实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因此必须改革。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为解决这样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而逐渐形成的。人民群众也非常渴望有新的理论政策来论证他们在实践中的一些新的做法，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成果，根本上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邓小平的文献之前，就不断接到一些干部群众的来信，说他们在工作中很需要新政策新观点的指导。最早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的，也是群众来信。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内容的那本《邓小平文选》出来后，河南省孟州市槐树乡有个叫王西玉的农民，曾经三次从山里赶到县城去购买。他说，看到里面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这就吃了定心丸了。
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以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许多党员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明显多样化了，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多样化了。面对中国共产党到底代表谁、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等这样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但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使我们思考：我们要的全面小康，其全面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们要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怎样才能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问题的汇合，促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说到这里，人们会提出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为什么越来越快了？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加快的现象。
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性提高了。这种自觉性是为国家命运和未来高度负责的使命感的体现。光有自觉性，没有使命感、紧迫感也不行。
第二，中国共产党讲理论创新，从来是两句话，一句是一脉相承，一句是与时俱进，意思是理论创新总是以此前的认识成果为基础和前提，是对先前的理论观点的发展、发挥，而不是对先前理论的否定。比如，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也是理论创新的两大成果，但我们从来不把两者分割开来。我们始终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基础。所谓源头，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所谓基础，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发展，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始的。再如，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布局的认识，邓小平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建设，江泽民讲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建设，胡锦涛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很明显。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实践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理论创新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难题。我们常说，围绕现代化这个主题，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换言之，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二百年当中陆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集中释放出来，这对中国的执政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主动地加快速度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
的确，60多年前，中国还在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却已经在欧洲搞“马歇尔计划”；40多年前，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美国的“阿波罗号”飞船已经登上月球；30多年前，我们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美国已在搞星球大战计划；20年前，美国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时候，我们刚刚确认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天，中国和美国却已经经常坐在一起讨论两国和世界面临的共同话题。试想，中国共产党经历多么复杂的认识过程，经历多么巨大的理论创新，才取得今天这个成绩的。
总之，正是在现实发展的“逼迫”下，中国共产党懂得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没有一种固定和静止的理论会永远适应现实的发展；第二句是，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第三句是，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继承和发展的双向互动。第一句话，是讲为什么要进行理论创新；第二句是讲任何创新的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第三句是讲任何创新的理论都不可能是横空出世，无源之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注重理论创新的思想政治品格。
三、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进行理论创新的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不是关在屋子里先设定一个必然正确的指导理论，根本途径是边干边学，边干边适应，边干边总结，边干边进行理论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创新，体现出以下3个特点。
第一，新认识、新观点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根据实践创造和实践需求逐步明确提出来的。
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肯定不正确，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但这个认识只是初步的，那时，改革刚刚起步，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跨越到市场经济这个目标上来。所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先突破的是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创新，被邓小平称赞为说了一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还说：“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2](p.91)1984年以后，又经过8年的实践探索，才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新认识新观点的表达，也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过程为例。2003年4月15日，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抗击非典疫情时，第一次提出“全面的发展观”的问题。7月28日，他在总结抗击非典斗争经验时，又用“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来概述“发展观”。同年8月底到9月初，他在江西考察调研时，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又不断进行补充完善，进而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了最为集中的阐述。
第二，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是确立创新理论，并使之成为全党共识的重要平台。
中国共产党每次代表大会中间都要召开七次中央全会，除了一中、二中和七中全会的重点是程序性的或人事安排外，其他的全会围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等重大课题进行讨论，通过相应的决定。每一个决定事实上都包含有不同程度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理论创新上更是亮点突出，对创新理论总有更明确和更有深度的阐述。中央会议不仅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集中全党智慧的产物，因为每个决定出台前，都经过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广泛征求意见。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的形成过程，也是凝聚全党智慧、统一全党认识、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
第三，不断总结经验，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先后领导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三大事业，党的历史也由此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走过90多年历程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和思考，但不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对人说过，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要求，领导层每年都要总结经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和观点。这篇谈话以其巨大的理论创新载入史册。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从11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讲话中，胡锦涛具体阐述了“十个结合”的经验。这些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事实上就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思想品格和政治品格，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四、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中的世界眼光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不缺世界眼光，既着眼于中国的实际，也着眼于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并主动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党。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在何处？新就新在这场运动传播了世界先进文明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正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被当时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信仰的。毛泽东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西方20世纪初期以前的理论思潮的研究和吸收，并不亚于今天的学人。毛泽东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方面的书籍；他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还信奉过当时在一些国家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等主张，经过反复比较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那一代人同样不缺世界眼光。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的一两千人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为了保留革命力量，朱德对大家讲，我们现在失败了，就像俄国1905年的革命失败一样，只要坚持下去，还会成功，俄国在1917年就取得了成功。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中，到日本、苏联、欧美留过学的红军干部，不下50人，于是，在宿营的时候，常常有人用法语唱《马赛曲》，用德语朗诵《共产党宣言》，跳苏联的水兵舞。正是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使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中来展开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在东西方对峙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属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甘愿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东方世界。比如，尽管1949年收回香港易如反掌，但毛泽东等人坚持保留香港的现状，目的是作为中国人同世界接触的一个窗口。1954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一下子去了100多人，成为最大的代表团。因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出席有西方阵营参加甚至受他们主导的国际会议，这显然是要抓住机会更多地了解西方的现实情况。所以，1954年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发表了两条意见：第一，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大家都希望和平，我们要抓住这个口号，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孤立好战分子。第二，现在看来，我们要把门关死是不可能的了，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正是由世界眼光得出的这个判断，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国际战略调整。两年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思想。当时只能向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学习。中苏关系恶化后，连这半扇投放世界眼光的窗口也遮蔽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才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
讲这些情况，是要说明，认为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缺少世界眼光，是不符合实际的。强调这一点，也不是要矫枉过正，不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眼光有一定局限。
改革开放就是在突破世界眼光的局限，重新认识和深入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起步的。例如，1978年，英国《每日邮报》记者维得从北京发出一个消息，说他看到辽宁省一本为儿童编写的英语教科书中，描写了“一个住在伦敦的可怜的英国女孩”的生活，把现在的英国依旧描写成19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那样贫穷。邓小平看到这则消息后，作出批示：“此类材料，在英国社会成为笑话。这是编者和出版社对外国无知的反映。请教育部调查一下，采取办法加以改正。”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有两点：一是改革开放以前，许多人看不清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对西方社会生活的认识不客观；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重新分析世界发展的变化和趋势。于是，1978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的会议上，明确要求：“对于共同市场，对于日本、美国，要专门成立一个班子，不干别的事，集中力量，专门研究。要注意国际动态，现在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时机。”1978年，中国派出了好几个代表团到东欧、西欧、日本、新加坡等国访问，回来以后写的报告对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起了不小的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连续出访了日本等亚洲7个国家。在日本考察日产汽车制造厂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还说，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一个样，70年代一个样。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充分的世界眼光后的真切感受。
1978年的这几件事情，表明具有世界眼光是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这个影响中国命运重大决策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和参照。比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追问这个问题。他追问的出发点常常是“社会主义不是比资本主义优越吗？不优越叫什么社会主义”。正是在比较中，中国共产党重新确认了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并特别强调两条，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又如，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过去，由于东西方冷战，严重对立，中国认为世界战争可能“早打、大打”，因此重视备战，不能放开手脚搞建设。1978年以后，中国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中一个认识前提，就是改变了过去的判断，进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即使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还说，不抓住机遇发展，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这个认识，提出世界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技术化，由此推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步伐。到新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的建设方针，也总是强调要紧紧抓住“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再如，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1975年，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要在20世纪内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9年，在拥有充分的世界眼光，了解当时世界的现代化水平后，就改变提法，说我们实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并认为其水平也就是“小康”。这就逐渐明确，实现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于是，1987年明确提出，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并且把时间拉长到21世纪的中叶，实现的水平也是相当于西方中等发达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中体现出来的世界眼光，固然有学习先进的意思，但我们从来强调，向别人学习，绝不是为了复制别人，而是要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许多话语、观念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实际，更不能拿来指导中国的实践。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既不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词句，也反对教条主义地搬用西方时髦语言和概念。中国的未来，既不走“老路”，又不走“邪路”，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的理论创新，都是为了走中国自己的路，我们今天把它叫做“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