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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从1979～1995年，累计流入的外国资金已达到2291亿美元，特别是从1992～1995年，外资流入呈直线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达19%，中国已连续3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1〕。但是，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大量外国资本涌入国内的同时，还有相当规模的国内资本以各种非正常、隐蔽的渠道流出国外。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资本逃避的危害被当前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所掩盖，使人很难注意到其对中国经济已经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对中国资本逃避的规模作一简单测算，分析中国资本逃避的原因、流出渠道、及其影响，最终提出保持外资流入、抑制资本逃避的宏观经济对策。
一、资本逃避的概念及测算方法
资本逃避（Capital Flight）也叫做资本外逃，它属于国际资本流动（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的范畴，相对于一国来说，国际资本流动包括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一国资本流出（Capital Outf-low）即包括“正常”的资本流出如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等， 也包括“非正常”的资本流出即资本逃避，因此资本逃避的外延要小于资本流出。但是由于资本逃避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和我国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不完善，区分哪些是“正常”的资本流动、哪些是“非正常”的资本逃避非常困难，这也就大大增加了研究资本逃避问题的复杂性。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对资本逃避认识的不断深化，西方学者关于资本逃避的定义也不断发展。最传统的定义为：“资本逃避是指由于政治不稳定而导致的短期资本和货币流出国外的情况。”这一定义中的资本逃避仅仅包含了以躲避政治风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流动，因而局限性较大，导致资金逃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除政局不稳外，还可能是由于经济环境的恶化，比如：国内通货膨胀加剧，预计本币将贬值、以及预计外汇管制将加强或税率会进一步提高等。
基于以上观点，金德伯格将资本逃避定义修订为：“由于恐惧和怀疑而引起的短期资本非正常流出。”（Kindleberger，1937）。这一定义将资本逃避视为对投资风险作出的迅速反应，而这种风险不仅包括政治风险，还包括经济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统定义的范围，但仍仅将资本逃避限定为一种短期资本流动，强调其迅速性和无常性。
80年代债务危机以后，资本逃避定义的外延被进一步扩大，将以躲避国内投资风险为目的的长期资本流动也纳入了资本逃避的范围，理由是：（1）一位投资者因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可以自由地获得各种国外资产：短期的、长期的、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尽管长期资产的流动性比短期资产更差，但他们取得这些资产的动机是相同的；（2）即使一个人希望保持较高的流动性，也不必只选择短期资产，例如长期金融资产也是短期资产的良好替代物，因为有活跃的二级市场的存在。
目前西方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资本逃避定义：“资本逃避是指生产性资源由穷国向富国的流动。”（Tornell Velasco）。 这一定义的范围更广，将正常的资本流动也纳入了资本逃避的范围，当发达国家居民将资本投资于国外时被称为“投资多元化”，而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时则称之为“资本逃避”，西方很多研究机构如世界银行在估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逃避量时，将“资本流出”视同“资本逃避”，这无疑高估了资本逃避的规模。
由于对资本逃避的定义不同，用来估算资本逃避规模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估算资本逃避的方法。
1.直接法（Direct Measure）
比较典型的作法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短期资本净流出额加上“错误与遗漏”的数额，“错误与遗漏”本来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调整借贷方差额的一个平衡项目，但在这里作资本逃避的一个替代变量，根据Brendan Brown的研究结果：在资本逃避比较严重的国家里， 资本逃避经常被隐藏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表现为负数的“错误与遗漏”项目之中。因此用短期资本净流出量加上“错误与遗漏”可以近似地估算出资本逃避的大致规模。由于这一方法是确定构成资本逃避的变量并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寻找这些变量值，因此这一方法被称为“直接法”，也叫做“国际收支帐户法”（BOP Accounts Approach）。
有些研究机构对直接法提出一些局部改进方法，如摩根担保信托公司，他们将一国银行系统和货币当局获得的短期外币资产剔除出去，这样只有私人非银行部门外币资产的增加才被认为是资本逃避，因为官方机构与银行部门持有外国短期资产的目的更多地是正常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因此应排除在资本逃避的范围之外。资本逃避为私人非银行机构短期资本净流出加上“错误与遗漏”。
对于直接法存在一些批评，主要是：（1 ）“错误与遗漏”并不仅包括那些隐蔽的未纪录的资本流动，同时也包括一些真实的统计误差，比如跨年度的进出口交易、一国为保密起见不便公布的交易等；（2 ）直接法所依据的定义是将资本逃避视为一种短期资本流动，没有考虑长期资本流动。
2.间接法（Indirect Measure）
针对以上缺陷，西方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测算逃避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资本逃避被视作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四个组成部分的余额：外债的增长（△D）、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FDI）、储备资产的增长（△R）、经常项目的赤字（CAD）。其中外债的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相对于东道国来说是“资金来源”，而弥补经常帐户赤字和增加储备资产属于“资金运用”，当不存在资本逃避的情况下，“资金来源”应该等于“资金运用”，而当“资金运用”小于“资金来源”时就意味着发生了资本逃避。 因此资本逃避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达为：资本逃避CF＝（△D+△FDI）－（△R+CAD）。这一方法并不是从国际收支平衡 表中直接寻找构成资本逃避的变量，而是将资本逃避表达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四个组成部分的余额，间接地计算出资本逃避的数额，因此这种方法被称为“间接法”（Indiret Measure）或“余额法”（BalanceApproach）。
间接法最初在198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来，并获得众多的好评，但在关于外债资料来源方面，世界银行使用自己的“世界债务表”来测量外债的增长，而不是采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关于外债存量的数据，而“世界债务表”的编制没有考虑到汇率变动、债务减免、债务重整对各国债务存量的影响，于是一些研究机构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局部的修改，具体作法是：剔除汇率波动对债务存量的影响，并将减免的债务加回到债务的存量中去。
间接法虽然弥补了直接法的缺点，但也不完善，比如它无法反映出通过经常帐户的虚假交易进行的资本逃避。无论是直接法还是间接法都有自身的缺陷，只能大致地反映出资本逃避的渠道、规模，另外无论用那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会存在统计上的误差。
二、中国资本逃避规模的测算
本文将利用以上两种方法对90年代前半期中国资本逃避的规模进行测算，如上所述，由于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不完善我国资本逃避所具有的隐蔽性，无论直接法还是间接法都难以准确测算出中国资本逃避的真实数量，但作为探讨问题的起点，对中国资本逃避作一定量分析还是必要的。
表一、1990年～1994年中国资本逃避总量的测算 （单位：亿美元）
1990年1991年1992年 1993年
1.资本项目差额32.57 2.20 -2.50 234.72
2.长期资本差额64.55 -1.42
6.56 274.11
3.短期资本差额
-31.98 3.62 -9.06 -39.39
4.错误与遗漏 -31.31 -67.92-82.74 -98.03
5.资本逃避额①
-63.29 -64.30-91.80 -137.42
6.资本逃避额②
-75.62 -59.25
-126.49 -136.18
1994年
1990～1994年
1.资本项目差额 326.44 593.43
2.长期资本差额 357.56 701.36
3.短期资本差额 -31.12 -107.93
4.错误与遗漏
-97.74 -377.74
5.资本逃避额①-128.86 -485.67
6.资本逃避额②-105.32 -502.86
表中1.2.3项：负值表示资本的净流出，正数表示资本的净流入。
4项：“错误与遗漏”为负值，意味着变相的资本逃避。
5项：“资本逃避额①”是按直接法计算的结果， 即：资本逃避额①＝短期资本差额+错误与遗漏。
6 项：“资本逃避额②”是按间接法计算的结果（计算过程参见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改革》96年第五期）。
表中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0～1995， 《中国统计年鉴995》。
如表一所示，90年代以来中国长期资本项目持续保持顺差（1991年除外），而短期资本却长期保持逆差（1992年除外），由于长期资本的净流入大于短期资本净流出，因此整个资本项目基本保持顺差， 而且1993、1994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幅度增长，但短期资本的长期净流出仍不容忽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错误与遗漏”项目保持了惊人的高积累额，而且均为负值，5 年内累计的“错误与遗漏”高达378亿美元。根据IMF的统计经验，如果一国的“错误与遗漏”额超过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就会被认为有问题， 我国这一比例在1990年以前很低，1990年也仅为3.4%，但自1992～1994年， 该数值分别达到6.3%、6.1%、4.2%〔2〕。真正的技术性统计误差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巨额误差掩盖的是资本逃避。
从表一的计算结果中看出：利用直接法和间接法计算的1990 ～1994年资本逃避额分别为485.67亿美元和502.86亿美元，两个结果很接近 ，如果这一测算方法基本合理的话，那么90年代前5 年从中国外逃的资本大约在500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如表二所示， 同期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23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801 亿美元，对外借款418亿美元，5年中外逃资金相当于同期实际利用外资的39.4%，也就是说在1美元外资流入中国同时，有大约0.4 美元的资金悄悄地溜出国门，这抵消了我们很大一部分吸引外资的努力。
表二、1990～1994年中国资本逃避与实际利用外资的比较
（单位：亿美元）
1990年1991年 1992年
1993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102.89115.45 192.02389.60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4.87 43.66 110.07275.15
对外借款65.34 68.88 79.11111.89
外商其它投资 2.68 3.00
2.84 2.56
资本逃避额 -63.29-64.30 -91.80
-137.42
1994年 1990～1994年
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432.13 1232.18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37.67 801.42
对外借款 92.67 417.89
外商其它投资 1.79
12.87
资本逃避额 -128.86 -485.67
表中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中国资本逃避的原因
资本逃避曾经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之一，事后回顾危机的前因后果，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导致资本逃避的一般性原因有：①本币的长期高估消弱了一国的外部竞争力，造成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②过低的储蓄率迫使一国过度依赖外资发展经济，资本积累体制存在致命的缺陷；③在一国经济实力尚达不到一定承受力的情况下贸然放松对资本项目管制，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会加速资本逃避。
我国的情况与墨西哥不同，墨西哥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资本流出入不受限制，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墨西哥的外逃资本大多是流入证券市场的外国短期资本，而我国对资本市场还存在严格的管制，大量“游资”冲击国内市场的条件尚不具备，比较而言，我国资本逃避的原因要复杂得多，逃避资本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分析中国的资本逃避要更多地考虑中国经济体制和环境中的深层次因素。
1.宏观经济环境存在不稳定因素，宏观调控手段短缺。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是成功的，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持续高速度、以及市场机制在日益广泛的经济领域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特别是宏观金融政策的改革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受到“瓶颈”的制约，造成发展的忽冷忽热，从而宏观政策的摇摆不定，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着以通货膨胀、瓶颈制约和腐败为特征的经济周期〔3〕， 宏观经济环境对资本逃避的刺激作用主要有：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出现相互制约的局面；经济中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和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预期；经济生活中寻租动力增强。
2.金融自由化和现代化进程滞后，金融压制现象普遍存在。建国以后，受当时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制约，以及出于国际竞争角度的考虑，不顾资源的约束而选择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解决要素相对稀缺与战略目标的矛盾，需要一套不同于市场机制调节的客观政策环境，以使资源的配置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从金融政策上讲就要求压低利率以降低重工业建设成本；压低汇率以保证重点项目以较低价格进口设备；通过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和融资渠道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和项目上来。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是以金融压制为特征的，迄今为止的金融改革还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点：1993～1995年，我国一直保持着深度的负利率，最严重的1994年达到-10.72%；1994年汇率并轨前，人民币长期处于高估状态；信贷资金的计划分配也造成非国有企业难以获得发展所需资金；资本市场不发达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迫使大量资本到国外寻求高收益。
3.对外资实行优惠待遇，内资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诱使内资外流，再以“外资”身份重新出现。目前外资在我国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在流转税和所得税方面、在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在外汇管理制度方面都保留着一些特殊和优惠政策，而且还在其它各方面受到地方政府的关照，内资企业处于不公平竞争之中，因此，某些内资想方设法转移国外，改头换面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便可享受优惠。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1995年以前，我国外商投资以海外华资为主，而真正的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占比例极小。在截止1993年的累计数中，港、澳、台资本占企业总数的78.6%，占外方注册资金的84.7%，其中仅香港一地就分别占63.8%和72.7 %〔4〕。“港资”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大陆流出而又回流大陆的资本。
4.国有资产以各种途径向境外大量流失。由于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监管制度存在漏洞，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人1994年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年国有资产流失量在100亿以上，而且很大一部分是流出境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外商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攫取国有资产，而中方变相地为其提供便利，几乎使国有资产流失合法化。在合资过程中，对国有资产低估甚至不估；在合作过程中，外商掌握进出口权而“高进低出”；外资购并国企经过包装后到海外上市，大量溢价收入滞留境外。另外，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将大量国有资产化为私有，为“安全”起见，再将其转移到国外。相对于其它形式的资本外逃而言，国有资产的海外流失是一种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逃避。
四、中国资本逃避的渠道及其影响
由于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收支的严格管理，因此大部分的资本逃避是通过各种隐蔽的，非法的渠道混入经常项目流出的。资本逃避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以下渠道外，可能还有相当多隐蔽的漏洞未被发现。
（1 ）国有企业或个人伪造贸易单据和进口发票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并汇出；
（2 ）国有企业通过国外子公司或关联企业向境外以内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在境外的投资收益也不调回国内，而是用于境外投资甚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
（3）外商投资企业高估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 并低估中方资产的价值；
（4）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超报进口、 低报出口将利润和资本转移国外，以支付外方特许权使用费或管理费的名义对外支付；
（5）外商将资本以在我国投资收益的名义汇出境外；
（6）在国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公司， 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后连人带钱出逃国外；
（7）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包销条件， 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8）将外汇以非法渠道汇出境外或携带出境。
单从总量上看，中国资本逃避的规模已经丝毫不逊色于80年代债务危机时期的拉美国家，但资本逃避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小于他们，在资本逃避加剧的同时，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的承受力要远远超过拉美国家；十几年来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进程大大削弱了资本逃避的副作用；我国利用外资目前已经主要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压力不重；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经济的发展保持了对外资的吸引力使外资的净流入大于资本的流出。分析资本逃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应关注于如果当前有利条件消失或弱化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资本逃避会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造成不稳定影响，不利于内外均衡的实现。大规模的资本逃避造成国内储蓄下降，投资和生产的萎缩，失业增加；资本逃避侵蚀外汇储备、造成国际清偿力的恶化、加剧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储蓄与外汇“双缺口”的制约，而资本逃避将加剧储蓄与外汇的紧张，长期、大量的资本逃避最终将伤害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2.资本逃避会削弱政府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削弱一国偿债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麦金农教授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时指出：“为确保政府支出来源的同时又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而又较低的税收”〔5〕。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提示：如果资本逃避持续下去，政府的税基会遭到严重削弱，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外资的国家更是如此，财政收入的下降会迫使政府举借更多的外债。
3.当资本逃避超过一定的规模并集中在某一段时间内时，首先会直接冲击外汇市场的秩序，如果再有投机力量兴风作浪，本币将面临大幅度贬值的威胁，经济基础薄弱且资本管制松驰的国家在国际投机势力面前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汇率危机进而蔓延到整个国内金融市场，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灾难性的冲击。使东道国的利率、汇率和国际储备产生巨大的波动，并在短期内难以恢复。
五、中国资本逃避的宏观经济对策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资本逃避，但政府可以做到的是：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努力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保持对资本的吸引力，最大限度地抑制资本逃避。
1.保持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依靠安全、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外资金并留住国内资本。投资环境是对投资活动有影响作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有机综合体，它应该包括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硬环境”包括能源、交通、市政设施、社会生活服务设施和工业基础设施等具有物质形态的条件或因素；“软环境”是指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制定和实施、文化科技水平等非物质形态的条件和因素。在改善投资环境、抑制资本外逃过程中，政府是一个重要角色，需要政府不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尤其是推动金融深化，逐步形成一个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要执行更加稳健的财政政策，逐步消除预算赤字和综合赤字；认真执行货币政策，加强本币、外币政策的协调，在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同时，采取更为有效的“中和”措施，抑制货币扩张，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一切措施中的关键。
2.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同时，要时刻牢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发展经济应该主要依靠国内储蓄和资本。墨西哥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资，依靠外来资本流入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最终必将造成国际收支不堪重负和大量资本外逃，根据世界著名计量经济学家里昂锡夫在80年代领导的一个小组的研究结果：当一国经济增长率达到4～6%时，平均的储蓄与投资水平必须达到20%；增长率为7～8%，投资率为30%左右；要想维持9～10 %的增长率，投资率必须高达35～40%。 我国最近在“九五”发展纲要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提出，“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为8%， 下世纪头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而目前我国的储蓄率达到35%，从理论上将资金投入与使用大体平衡，是能够维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因此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该从注重数量转到注重质量上来。
3.逐步创造一个以“国民待遇”为核心的稳定公平的投资环境，从优惠政策导向逐步向市场导向转变，杜绝内资外逃再以“外资”身份回流国内的不正当动机。吸引外资主要靠有吸引力的市场，靠优越的投资环境，靠健全的机制和高效的管理。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结果，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弊多利少，靠减税让利等政策对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追求低成本和短期效益的中小资本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执行长期投资战略、注重全球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几乎没有作用。美国并没有以减免税来吸引外资，但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对一国总体投资环境的评价，来自东道国的税收和金融刺激并不太重要，相反会因为对本国资本的歧视而造成引发资本逃避。
注释：
〔1〕“继续鼓励吸引外资， 谨慎开放资本市场”戴相龙：《金融时报》，1996年11月23日。
〔2〕“论国际短期资本在我国的实际运动”，《经济研究》， 1996年第7期。
〔3〕《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等：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4〕“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织《管理世界》，1996年第2期。
〔5〕罗纳德L·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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