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区论文,邻里关系论文,凝聚力论文,研究对象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2－0133－19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单位制”解体，城市社会管理的重心逐步从“单位”转向社区，“社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场域。事实上，社区建设并非仅仅只是当下中国面对的问题，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一书中谈到，“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也变得必要，这是因为这一进程产生的向下压力。‘社区’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的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安东尼·吉登斯，2000:83)。
滕尼斯是最早提出社区概念的社会学家，在他那里，“社区”强调的是“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2010:58)，意指那些建立在情感和共同性基础上，彼此具有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黄平、王晓毅，2011:2—3)。不过，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沿用过程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研究视角(陈福平、黎熙元，2008)，一类研究围绕地缘共同体展开，例如农村村庄、城市街区；另一类研究则关注非地缘/跨地缘共同体，例如网络社区。本文是在地缘共同体的含义上使用社区概念。
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特点决定了人口的流动性极低，而小农经济为了应对自然或社会风险的压力，往往是同一家族或宗族的人聚族而居，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成为社区整合的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社会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是单位制，人们的各种需求都是通过工作单位来满足，“生产和生活在制度上是同一的，甚至在空间上也是一体的”(郑中玉，2011)；第二是每个人都是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分配体制获取资源，在收入和福利上的阶层差别较小；第三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被限制在户籍所在地，在职业上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在空间上缺乏自由迁徙的权利。这三个特征导致了城市社区居民不仅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差异不大，而且居民之间或者因同一“单位”而熟悉，或者因世代为邻而熟悉，“单位”的业缘关系与世代为邻的地缘关系叠加在一起，形塑了社区成员的共同情感、认同和凝聚力，社区整合是建立在居民对“单位”或对国家的资源依附基础上的。
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住房商品化，中国城市社会正在发生快速的分化，这种分化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分化，指城市居民在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职业等领域的特征差异加大；二是纵向分化，指城市居民在收入、财富、教育等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加大。这种分化呈现在社区中是社区异质性的增加，即原本毫不相干的个体，诸如不同单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民族的人经由住房的市场机制(指购房或租房)开始居住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另外，城市中快速的人口流动使社区中的街坊/邻居也不再是同一宗亲或世代为邻的熟人，而是不断变换的“生人”，社区似乎正在失去传统社区所具有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城市社区的变化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社区消失”与“社区保存”的争论。“社区消失论”的研究认为，社区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逐渐消亡，传统社区中个体之间、邻里之间关系密切等方面的特征在现代城市中已不复存在。“社区保存论”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变迁并未造成城市社区的消亡，相反，城市社区可以缓冲社会变革力量的影响，邻里之间紧密的关系仍在一定程度存在，同时，城市居民也利用着邻里关系来进行社会交往和获得各种社会支持(兰亚春，2012:21；陈福平、黎熙元，2008)。然而，正如桂勇和黄荣贵对这一争论的分析，不管“是‘社区消失论’还是‘社区保存论’都缺乏充分的来自中国城市社会的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思辨的分析以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梳理与综合的基础上”(桂勇、黄荣贵，2006)。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确实在下降，社区异质性增加带来的社区整合问题是不言而喻的，一些经验研究已为这一变化提供了证据。例如王颖在上海的调查发现，那些邻里关系较少的商品小区日益增加，而邻里关系频繁的老式街坊小区则日益减少，真正基层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并不一定很常见(王颖，2002)。但是笔者认为，这一变化带来的问题，不是什么“社区作为共同体是否存在”，而是当原有的社区整合基础(即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血缘宗亲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单位”或国家的资源依附)被打破以后，新的影响社区凝聚力的因素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提升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的新基础？如此提出问题，是因为无论社会体制或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社区在现代社会里的功能是否不如传统社会，社区作为人类居家生活的场域，人类对美好家园的追求不会变，社区在学术研究和城市政策中的重要性也没有下降(Forrest and Kearns,2001)，因为持久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对人类福祉、健康、心理压力、危险行为、心理态度和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Shinn and Toohey,2003)。
本文旨在描述当下中国城市社区的异质性状况，研究城市社区异质性以及其他因素对街坊/邻里关系①的影响，探讨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二)文献回顾
社区是指一个有着空间边界(本文指居委会辖区)，以地缘关系或居住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凝聚力是指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存在状态，它是社区整合的一种表现，有助于社区协调一致地实现目标。在社区研究中，社区凝聚力既可以作为自变量，也可以作为因变量。当凝聚力作为自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凝聚力对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影响(Entwisle、Faust、Rindfuss and Kaneda,2007; Maccoby、Johnson and Church,1958; Cradock、Kawachi、Colditz、Gortmaker and Buka,2009; Cramm and Nieboer,2013)。当凝聚力作为因变量时，研究关注的是社区人口结构、物理环境和组织特征等因素对邻里/社区凝聚力的影响(Cheong、Edwards、Goulbourne and Solomos,2007)。
在社区中，邻里关系是所有社区成员共有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区社会关系。如同韦尔曼和雷顿指出的，“社区生活和人际关系研究一直关注同一地域的邻里关系，邻里之间因物理或空间上的接近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纽带曾经长期以来成为社区讨论的唯一基础”(夏建中，2000，转引自Wellman and Leighton,1979)。邻里关系之所以被看做是社区凝聚力最主要的标志，是因为良好的邻里关系意味着社区居民之间的熟悉、信任、互助和团结。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文献虽然众多，但基本结论高度地一致，即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下降。学术界对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变化的原因有两种基本解释：一种解释重视物理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另一种解释重视社会空间特征对邻里的影响。
1.物理空间与邻里关系
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的研究主要强调空间结构对社区居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空间的合理布局和设计是提升社区居民交流的重要途径(王华，2004；薛丰丰，2004；赵衡宇、孙艳，2009)。无论是追求“社会改革”思想的田园城市设计理念(戴烽、黄崇铭，2010)，或是重视人车分流，以教育设施为中心，环境安全为先的“邻里单元”设计思想(陶晓波，2010；李强，2006)，或是强调人文思想的“新城市主义”设计理念(徐一大、吴明伟，2002)以及后期的“住宅规划”理念，都主张从设计、规划的角度来提升社区交往，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系统的层次性和空间尺度的可感知性。然而，已有研究发现，社区物理空间的设计虽然提供了居民交往的场所，为提升居民交往创造了可能性，但物理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往往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起作用(Talen,1999)。有研究分析广州市商品房住宅区，发现相比传统的社区，商品房小区的居民邻里关系较弱，但对基于物理环境的满意度而产生的邻里依恋(Neighborhood attachment)较强，中国社区中邻里的功能已经从社会领域转化为私人的居住环境(Zhu、Breitung and Li,2012)。弗雷特斯和卡恩斯认为这种邻里依恋是指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Forrest and Kearns,2001)。物理环境的改善可以增加居民的地方依恋，但并不会促进居民的邻里关系，地方依恋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也很弱，例如新中产阶级中，居民是对住区漂亮、干净、有序和高档次的物理环境依恋，而不是邻里社会组成的依恋(Pow,2009)。环境因素对居民的择居行为有影响，也可能会舒缓邻里疏离感，但对邻里的紧密社会交往或培养一些有限的社区责任是没影响的(Haggerty,1982)。这也使我们将邻里关系的研究视角从物理空间的规划转为对社会空间的关注。
2.社会空间与邻里关系
此类研究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关注的是什么社会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另一类关注的是邻里关系水平如何影响社区安全、居民健康和幸福感等。本文关注的是前一类问题。
社会学在“什么因素影响了邻里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的分析视角。
在微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居民个人的人口特征或社会特征上，以社区居民个体差异来解释居民邻里关系的状况。例如，仲继寿等认为，年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老年人与邻里交往的意愿普遍要高于中年人(仲继寿、赵旭，2010)；孙龙等认为，社区居民的地域身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社区内本地人和外地人在邻里关系上存在差异(孙龙、雷弢，2007)，外地人的邻里关系比本地人弱；杨卡则认为，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邻里关系水平有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社区内的邻里关系越强(杨卡，2010)。
在中观视角上，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社区结构特征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在这一研究视角里，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例如，阿莱西尼亚和费拉拉利用收入、种族和民族三个维度分别构建了收入不平等、种族和民族分隔指标，发现越同质性的社区，社会交往水平越高，社区内收入不平等和种族混合度高是影响居民参与的最重要因素(Alesina and Ferrara,2000)。他们在另一篇讨论信任的文章中也有相似的发现，即社区内种族的异质性越高，社区信任越低，人口流动性强的社区居民信任程度也低(Alesina and Ferrara,2002)。戈林鲍姆(Greenbaum)等认为，城市社区的社会结构是基于居民的个人网络，他们比较了美国中西部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中，两个种族异质性社区和两个种族同质性社区的居民在邻里亲密关系网方面的差异，发现在种族异质性社区，邻近性对居民社会关系的空间分布影响要强于同质性社区(Greenbaum and Greenbaum,1985)。
国内学者对社区异质性的关注较少，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是由李洁瑾等人完成的。在《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一文中，她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同质相容”和“异质互补”的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洁瑾、黄荣贵、冯艾，2007)，在《村民异质性与农村社区的信任——一项对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她将农村社区的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发现教育异质性可以削弱村层面的人际信任，而职业异质性会增加人际信任(李洁瑾、桂勇、陆铭，2007)。
不同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在社区视角下开展的居民邻里关系研究，都会注意社区类型，即从社区住房的产权性质、社区居民的单位特征或街区历史维度，把城市社区分为商品房社区、单位社区、老式小区、公租屋小区等，认为社区类别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重要变量。例如，谭日辉等认为，与老式小区相比，居住在商品房小区的居民，其邻里关系冷淡(谭日辉，2012；桂勇、黄荣贵，2006；杨军，2002；邢晓明，2007)；赵衡宇等(2009)认为，维系熟人关系、联络感情等主要存在于老式小区，新建的商品房小区极为缺乏，其原因是老式小区中存在长期的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凸显了中国城市转型的特点。
居民邻里关系研究的宏观视角意味着将社区之外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变迁纳入到解释框架中来。例如，托马斯·洛托罗用种族、教育、收入和产业四种变量构建了城镇水平的异质性指标，以志愿团体参与作为社会资本指标，揭示了宏观结构特征与个体社会资本的关系(Rotolo,2000)。怀特(White)和格斯特(Guest)认为城市化加强了社会联系的分化(White and Guest,2003)，黎熙元等(2008)认为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会导致居民社会支持网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从而减弱社区内居民的社区认同和参与。在这一研究视角里，浩春杏(2009)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他认为，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城市社区的分层结构日益深化，社区阶层化导致了传统“单位制”下的“身份同质性、地位异质性”社区正在向“身份异质性、地位同质性”社区转变，从而影响社区内的邻里关系。
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深化某一观点，但也容易产生理论解释上的局限，本文试图整合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尤其是把社区阶层化这一当下中国城市正在发生的宏观结构变迁置于解释框架中，进而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运用，来描述中国城市社区邻里关系的状况，比较三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问题。
二、样本与测量
(一)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联合开展的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②，该项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和直辖市，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共抽取969个村/居，10372个样本，其中涉及城市88个，城市居委会559个，城市样本量6098个。
帕特南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社会交换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有的以横向关系为主，有的以垂直关系为主。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互助会、文化团体和自发工会等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越密集，其公民就越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某些政党组织、等级组织或教会等属于垂直组织，垂直网络存在庇护——附庸关系，无论多么密集，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帕特南，2001:203—205)。表1中“社团活动的参与率”所说的“社团活动”是指居民在工作单位以外参加的社团组织活动，例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教会等安排/进行的活动。具体包括：健身/体育活动、娱乐/文艺活动、同学/同乡/同行联谊活动、有助于增进培养/教育子女能力的活动、有助于提高个人技能/技术的活动和公益/义务活动(如扶贫、社会救济、赈灾、扫盲、环保等)，这类活动均属于横向的互动，宗教信仰活动并未被包括在内。“参与率”是对这组社团参与活动进行因子分析而获得，因子得分越高，说明该居民社会参与率越高⑤。
“产权类型”主要是由被访者与住房的产权、租赁关系来决定。业主是指那些通过继承、自建或购买获得住房，且房产证上的署名是被访者本人或者被访者配偶(包括夫妻共同署名)的居民，其余被访者均被界定为非业主或租户。在样本中，非业主或租户的比例占52％，业主的比例占48％。
“社区为居民举办活动”是社区公共空间的表征，意味着社区为居民搭建互动交往的平台，有利于居民之间关系网络的形成。从样本看，只有少数社区积极为居民开展活动，有4％的社区为居民定期地举办文化/节庆活动。
(二)测量
1.社区凝聚力
社区凝聚力存在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测量。研究者一般需要区分三种测量水平，即个体层次变量、综合的个体层次变量(aggregate individual-level)和集体水平特征上的结构变量。综合的个体层次变量多来源于个体层次变量的均值，集体水平的变量是在综合的个体层变量基础上，例如通过综合的个体水平数据的均值得分用来测量一些整体层面(setting-level)特征。从个体层次的多维度测量来看，桑普森(Sampson)等认为，邻里之间的社会凝聚力是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的组成之一，他们对社会凝聚力和信任的测量是通过五分制量表的五个问题构成，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说法？”分别是：社区里的居民喜欢帮助邻里，社区有紧密的邻里关系，居民值得信任，被访者不与居民和睦相处、不共享共同价值观(Sampson、Raudenbush and Earls,1997)。布鲁恩(Bruhn)围绕邻里吸引力(例如：我打算长久居住在这个社区)，邻里关系程度(例如：我去邻居家串门)，社区的心理意识(例如：我感觉到与社区内的其他居民之间有一条共同的纽带)三个变量，构建了邻里凝聚力量表(Neighborhood Cohesion Instrument)(Bruhn,2009:64)。邻里凝聚力量表(NCI)和许多凝聚力的测量一样，包括两步整合来推测集体水平的特征，第一步是对每个个体形成一个均值，第二步包括界定一个地理邻里，绘制一个有代表性的居民样本，并且整合它们的均值(Sampson,1991)。之后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邻里凝聚力量表测量结果的稳健性，认为将其作为调查社区凝聚力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工具(Robinson and Wilkinson,1995)。史密斯(Smith)在综合考虑了其他研究者对社区凝聚力的测量方法后，认为物理设施的使用水平、个人对社区的认同水平、社区内的社会交往水平和社区居民的价值共识水平四个方面可以完整地测量社区凝聚力。例如，邻里社会交往水平的测量，包括填写被访者家邻居的姓氏名称，在邻居家，或自己家里与邻里参加的晚餐、聚会、游戏、电影等活动，邻里的友好程度评价，互助五个问题(Smith,1975)。阿巴达(Abadaa)等利用加拿大的全国青少年纵向调查数据(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Children and Youth)第四轮中关于青少年对邻里感知程度的六条题目，构建了邻里凝聚力指标：它们分别是街区在晚上的安全程度、邻里熟悉彼此、社区居民是友好的、居民宁愿住在其他地方、邻里有年轻人可以敬仰的成年人、人们乐于帮助邻里，对这些问题的四分制量表的测量结果，相加后再计算均值作为邻里社会凝聚力程度(Abadaa、Hou and Ram,2007)。
不难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在社区凝聚力的测量指标上是存在差异的，学界并没有形成一个被认同的指标体学。不过，斯科雅夫兰(Skjaeveland)在综合分析了大量关于社区凝聚力的指标后发现，绝大多数邻里概念是与外显行为(manifest behavior)相联系的，即强调可观测的社会交往、物品交换和互助，邻里社会特征中首要的测量因素是显性的社会交往质量(Skjaeveland、G
rling and Maeland,1996)。或者如格斯特所说，在城市社会中，社区力量的关键指标是邻里间的社会互动程度(Guest and Wierzbicki,1999)。
当然，也有研究将社区凝聚力看做是集体层次的测量，认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凝聚力才是社区层次理论的核心概念。事实上，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集体层次的凝聚力测量，邻里关系都是社区凝聚力的必要形式。从社区居民个体的角度来看，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个体获得社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而从社区集体的角度来看，街坊/邻里关系则是促进社区目标实现的组织特征。本文采用个体层次的邻里关系测量。
2.社区异质性和社会参与
如前所叙，社区异质性分社区内异质性和社区间异质性。在本文中，社区内异质性主要从社区内居民家庭收入、职业类别两个指标来测量。
(1)社区内异质性
在社会学里，收入通常代表阶层。我们以社区内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标准差为社区内经济异质性指标，标准差越大意味着社区居民的家庭收入分化程度越高，即社区内经济异质性越大。
职业通常代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我们以社区内样本个体从事的职业类别数量为社区内职业异质性指标，样本居民从事的职业类别越多，意味着社区居民的职业分散程度越高，即社区内职业异质性越大。
(2)社区间异质性
社区间异质性是指在一个城市内部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同样可以用收入、职业来测量。本研究主要根据收入来构建社区间异质性指标，首先根据社区内样本家庭的年收入计算出每个社区的家庭年收入均值，形成了一个社区阶层化序列；再根据每个社区的均值计算出每个城市的社区收入均值的标准差，标准差越大意味着该城市社区间的异质性越大。
(3)社会参与
居民的社会参与是形成社区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通过表l中居民“社团活动的参与率”与“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两个指标进行测量。前者反映的是个体的参与，后者反映的是参与的公共空间。
在(2005)CGSS调查中，“社团活动的参与”并没有区分是参加社区内还是社区外的社团组织活动，这对测量的精准性会有一定影响，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善。在本文中，运用“社团活动的参与”这一指标的重要性是它有可能反映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性。首先，一个人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意味着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参与精神和对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其次，一个人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有可能个体对异质性的容纳程度越高。因为相当多的社会团体本身就是超越职业、收入、教育而组织起来的，居民参与社会团体就是一个异质相容的学习过程。例如，人们因喜好唱歌这一同质性参加到合唱团，而一旦参与到合唱团，成员之间在职业、阶级、教育方面的异质性就会交集，一个人要维持自己的社团身份，就必须接纳具有异质性的其他群体成员。毫无疑问，社区居民的公共性越强，对邻里关系越有积极意义。尽管居民参与社团活动越多，有可能社区外的活动空间越大，花费在社区内的时间越少，但重要的是这种社区外参与活动的性质，是为了私人的工具性目标还是为了共同利益或公共事务，后者的参与是能够促进邻里关系水平的。
三、研究假设
(一)居民个体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尽管本文的分析中心在于社区异质性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但是居民的个体特征同样对他们的邻里关系会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把人的社会活动空间简单的划分为社区空间与社会空间，在社区空间，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居家生活的利益相关联，而在社会空间，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是与职业发展、社会地位、自我实现等更为多元的利益相关。显然，人们拓展社会空间的能力是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相关的，那些受教育水平高、经济能力强的居民，其自身的社会经济能力就越强，因此跨社区的参与能力和拓展社会空间的能力就越强，社区空间内的交往会越弱。由此我们从个体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居民的社会经济能力与居民邻里关系呈反比。
假设1.1：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1.2：居民的收入越高，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社区是人们居家生活的场域，因此居民的居家生活特征对邻里关系可能是有影响的。首先，男女在居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存在差别，一般女性比男性在居家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对社区事务的和邻里更为关注；其次，年龄越大的居民，一般在社区中居住的时间更为长久，因此对社区的认同可能更高，与邻里相对更为熟悉；第三，随着住宅的私有化，那些拥有房屋产权的居民与社区有更紧密的利益关系，因此对社区事务可能更为关注。由此我们从个体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2：居民社区居家生活的利益相关度与居民邻里关系呈正比。
假设2.1：相对男性居民，女性的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假设2.2：居民的年龄越大，其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假设2.3：相对于没有房屋产权的居民，拥有住房产权的居民邻里关系越强；
(二)社区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社区作为一个地域性社会，其房屋、街道、公共空间的设计当然会影响到社区居民的交往。不过，社区空间形态的形成是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而目前城市中存在的街坊社区、单位社区、商品小区、城中村等各种类型社区，无不反映出特定的社区历史和人际关系。街坊社区往往意味着世代相邻的邻里关系和拥挤老旧、缺乏私密性的环境；商品社区往往意味着流动、陌生的邻里关系和具有高度私密性住宅及良好的环境。由此我们从社区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3：居住在商品住宅小区的居民，其居民邻里关系弱于其他住宅小区的居民。
人们的交往行为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趋向于“同质交往”，即人们趋向于与自己有相似特征的人交往。因为“社区内部人群的差异容易引起居民心理上的互不认同，提高引发矛盾与摩擦的可能性，从而降低邻里关系水平”(李洁瑾、黄荣贵、冯艾，2007)。波特尼(Portney)和贝瑞(Berry)对美国五城市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少数族群社区中，邻里的少数族群人口比重提高，即邻里同质性增强时，居民的邻里组织参与率提高(Portney and Berry,1997)。由此我们从社区层面推出关于居民邻里关系的第四个假设：
假设4：社区内居民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4.1：社区居民的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假设4.2：社区居民家庭收入的标准差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弱；
(三)城市特征与居民邻里关系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指出，城市的异质性不仅存在于社区内部，还存在于社区之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给中国城市居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居民收入分化的扩大和住宅商品化，二者导致了社区间异质性的增大。
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特征形塑了社区的外部环境，必然会对居民邻里关系产生影响，使得居民邻里关系在不同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的城市中表现不一。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是按照国家制定的制度分配的，城市居民的收入异质性不大，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单位和职业上，人们的居住空间往往以单位和职业为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体现为市场分配，收入差别成为最主要的社会异质性特征，人们的居住选择也不再以单位和职业为主。由此我们推出第5个假设：
假设5：在低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社区内的职业异质性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在高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社区内的收入异质性是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主要因素。
(四)社会参与和居民邻里关系
如果说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是“自然”的，那么在一个分化日益加剧、异质性不断增长的社会里，有无可能提升居民邻里关系呢？
我们认为，在一个异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里，提升居民邻里关系仍然是可能的，其途径就是社会参与。无论社会资本是作为个体拥有的一种资源还是社区的一种结构特征，它都是社会参与的后果，是通过参与建构起来的。在个体层面，社会参与反映的是行动者主动参与公共领域的程度；在社区层面，社会参与反映的是社区为个体提供参与机会的程度，社区公共空间的发展。由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参与的角度推出关于邻里关系的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6：居民参与社会团体的程度越高，其邻里关系水平就越高；
假设7：社区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的机会越多，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高。
四、城市居民邻里关系和社区异质性状况
(一)居民邻里关系
图1是样本居民邻里关系水平统计，最小值为4，最大值为20，其中63％的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在区间12—16之间，平均值为13.5，呈正态分布。这一数值说明，在以街坊/邻里关系为分析对象时，当下我国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熟悉、互助水平处于常态水平上，但居民个体间差异仍然是明显的。居民个体的邻里关系水平差异也决定了社区平均邻里关系的水平。从图2可以看到，社区的平均邻里关系水平也处于常态水平上，平均邻里关系水平从最低值的8到最高值的19，每个社区之间的邻里关系水平存在较明显差别。
图1 居民个体的邻里关系水平
图2 社区的平均邻里关系水平
(二)社区内异质性
在本文中，社区内异质性主要从社区内家庭年收入水平标准差、社区内职业类别分散程度两个指标来测量。
表3反映的是不同百分位点上的社区内异质性水平，可以看到，无论是收入还是职业，其差异性都是比较明显的。在职业类别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职业类别分散程度很大，只有约13％的社区有一半居民职业相同，但在大多数社区里，居民从事的职业是不同的，一半以上的社区，居民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超过0.7。在收入方面，约75％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低于总的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的均值，但也有10％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水平是平均水平的两倍。
(三)社区间异质性
社区间异质性反映的是同一城市内的社区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主要根据收入标准差来构建。表4是按照每个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大小排序的结果，可以看出，约71％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低于全国城市的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的平均值，而约10％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是全国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均值的两倍。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一个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过程，因此社区间分化在不同城市呈现出差别，如果按城市将社区间异质性大小排序，并等分为高、中、低三类⑥，会发现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表现出中低程度的社区间异质性，而东南部沿海城市表现出中高程度的社区间异质性，社区间异质性分布大致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应。
五、模型及解释
本文采用了多层线性模型，模型的层次依次为个体层、社区层和城市层。
首先，用零模型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公式如下⑦：
零模型中，相同城市内居民的相似性(ICC)为0.13，相同社区内居民的相似性(ICC)为0.2，相同城市内社区的相似性(ICC)为0.39，以上三组ICC属于中高关联度，所以需要使用三层次模型。
其次，为了分析社区层次变量的效应，模型首先选择了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且均纳入了解释变量⑧。
再次，为了分析城市社区间异质性差异不同，影响邻里关系的因素差异，又采用了三层模型，后者的公式如下：
分别代表社区层次变量，依次为社区类型、社区内职业分散程度、社区家庭收入水平标准差(对数)、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
为各城市社区间异质性程度。
从表5可知，在个体变量中，教育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个人月均入水平对数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显著，收入越高的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越低，假设1.1没有得到验证，假设1.2得到验证，部分的验证了假设1。另外，性别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年龄与业主身份对居民邻里关系影响显著，年龄越大的居民，邻里交往越多，不过年龄的平方为负，数值几乎为零，这说明存在一点倒U现象，即在高龄居民中，邻里关系下降，这显然与老年居民年迈体弱，街坊/邻里关系减少有关；相比其他个体因素，房屋产权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相对于非业主，业主的邻里关系要频繁。假设2.1没有得到验证，假设2.2、2.3得到验证，部分的验证了假设2。
在社区层次的变量中，商品房社区中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要明显低于单位社区和街坊社区居民，验证了假设3。这一结论看似与业主身份的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矛盾，因为理论上讲，商品房社区中的私有产权业主比例高于其他社区，照理居民邻里关系水平也应该高。导致这一结果的事实是，商品房社区中住房私有化水平高并不等于业主的入住率高，商品房社区中大量的住房其实是租赁给非业主的，(2005)CGSS数据显示，实际居住在商品房社区内的业主比例为47.84％，而非业主的比例为52.16％，与单一或混合的单位制社区中业主(47.93％)与非业主(52.07％)的比例非常相近，在街坊型社区中，业主的比例略低，占42.23％。
社区内异质性程度对邻里关系的影响也非常显著，职业类别分散程度越高，邻里关系越少，假设4.1得到验证；社区内居民家庭收入的标准差越大，居民邻里关系越少，假设4.2得到验证；假设4得到验证。
比较个体层次与社区层次的变量，我们不难发现，在整个解释模型中，个体层次变量对解释邻里关系的贡献相对要小，而社区层次变量对解释邻里关系的贡献相对要大。
不过，无论在个体层次还是在社区层次，社会参与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比较表5的个体层次变量可知，“社团活动参与率”与居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系数在个体层次中是最大的，假设6得到验证；“社区内为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与居民邻里关系的相关系数显著，假设7得到验证。
为了验证假设5，我们在表6中分别对社区间异质性低、中、高的城市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在不同社区间异质性城市背景下，各变量对居民邻里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有所变化。
在社区间异质性较低的城市，个体层次只有年龄的影响显著，社区内异质性指标中，社区内职业分散程度的影响显著。在社区间异质性中等的城市，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因素主要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女性、教育水平、业主、社团活动参与率都对居民邻里关系水平产生影响。而在社区间异质性高的城市中，个体层次的年龄、收入和社团活动参与率的影响显著，社区层次的社区家庭收入标准差，商品房社区对居民邻里关系有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在低异质性社区中，“社团活动参与率”的影响不显著之外，“社团活动参与率”与“社区为本地居民主办文化/节庆活动的频率”这两变量的影响始终是稳定的，这说明无论社区间差异程度如何，只要社区居民有较高的社团参与率，社区能主动的拓展出居民社会参与的机会与空间，就一定能促进居民邻里关系水平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检验居民邻里关系在不同社区异质性背景下的影响，我们在表7中分别对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社区进行分析，揭示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别。结果发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社区内，影响居民邻里关系的因素有所变化，但是“社会参与”的影响仍然是最为稳定的。
从表7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收入等级的社区，居民的社会参与都会明显地提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6和假设7。不过，在低收入的社区内，居民的年龄、业主和社区内职业异质性对其邻里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在中等收入的社区内，个体水平的效应最为明显，社区水平的效应只有商品房社区显著；而高收入的社区内，仅有人口特征变量对居民的邻里关系有显著效应，社区异质性程度对其无影响。这些差异可能是因为低收入社区有更多的老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的特点，所以社区内职业异质性的影响明显，而在高收入社区，居民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可能更明显，因而性别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突显出来；而中等收入社区的“中间阶层”特征，使其在居民邻里关系上的影响更显多样化。
六、结论
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其视角主要放在社会分化导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冲突的宏观层面，较少从社区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化导致的社区异质性。本文运用大规模数据，描述了社会分化导致的社区内异质性和社区间异质性，发现了这两种异质性在当下中国城市并行存在的现状，并从空间上描述了社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
研究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学的文献中不乏见到，但是将该问题置于一个个体、社区、城市的多层次分析模型中加以研究并不多见。本研究表明，在个体层次变量中，年龄、收入、房屋产权对居民邻里关系有显著影响，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年龄越轻的居民，其邻里关系越弱；在社区层次的变量中，社区类型，社区内职业分化程度，社区内收入分化程度对居民邻里关系有显著影响；不过，以上由个体特征和社区异质性对邻里关系带来的效应受到社会参与的影响，即居民的社团活动参与程度越高，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能提升。而城市社区间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它是社区内异质性影响邻里关系的宏观背景，也就是说，在不同城市间异质性水平下，社区内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效应不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低的城市，社区内职业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显著，而在社区间异质性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内收入异质性对居民邻里关系的影响显著，这一特征与我国城市社会收入分化增大、社区阶层化趋势是一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异质性对邻里关系的影响是“自然的”，是由人类“同质交往”的“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往往会看到一个困惑：一些研究社区内异质性的学者会提倡通过降低社区异质性来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增大社区间的隔离；而一些研究社区间异质性的学者则主张通过增加社区内的异质性来降低社区间的分化与隔离，比如在一个社区内建设不同档次的住房，让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降低社区内居民的邻里关系水平。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可能不在于发现了当下中国城市中的社区异质性与居民邻里关系的关系，而是发现了无论异质性的程度高低，拓展社区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的社团参与，才是提升居民邻里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最重要且稳定的因素。这一发现不仅呼应了当下中国创新社会建设这一实践主题的要求，还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强社区凝聚力、实现社区整合的新基础。
社区作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形态，每个居民在追求满足私人生活或私家生活利益的同时也面对其他居民对私人生活或私家生活利益的追求，人们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彼此联系又相互竞争，这导致了社区必须回应由私利产生的公共问题，这些公共问题的解决能力制约着社区凝聚力的形成，构建了社区整合的基础。
在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血缘宗亲这种“自然的或天然的状态”是形成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整合的基础，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产生在这种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权力和家族公共资源。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社区，国家在垄断全部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同时也限制了居民迁徙的自由，社区凝聚力和整合是建立在居民对“单位”或对国家的资源依附基础上，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或作为国家代表的“单位”这一公权力和政府公共资源。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国家不仅与市场开始分离，国家也与社会相对分离，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既不可能通过逐利的市场来获得满足，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来解决，因为国家不仅失去了用公权力强制介入社会领域的合法性，也没有了“包打天下”式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动员能力，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
所谓“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汪晖、陈燕谷，2005:126)，它使那些“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于国家调节”的公共问题在这里得到讨论(汪晖、陈燕谷，2005:131)。在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有待以下三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区公共空间。如同哈贝马斯把咖啡馆、沙龙、社交聚会看做是17世纪欧洲公共领域形成最重要的空间一样(汪晖、陈燕谷，2005:134—170)，当下中国城市社区公共领域的形成更需要像社区公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学校、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舞台等这些在少数中国城市社区中业已存在，但并不普及的公共空间，这些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彼此交往、建立网络、培养信任的公共场域。正如黄平所指出：“地方社区的衰落不仅以普遍地破败为标志，而且还以安全的公共空间——街道、广场、公园以及其他使人们感到安全的地方——的消失为标志”(黄平、王晓毅，2011:194)。不过，公共空间不仅意指这是一个物理的场域，更是意指这是一个“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并“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问题”的空间(汪晖、陈燕谷，2005:125)。也就是说，进入这个空间的所有主体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或者户籍身份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同时它是社区居民对公共问题表达意见、建立共识的场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意见的表达既不受资本的制约，也不受权力的强制。
其次，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市场经济把人们从依附性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使人们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使人们变成了独立的“原子”。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们普遍地处在“原子”状态，那么当社区遭遇市场或国家的强势时，社区将缺乏表达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能力；当社区面对市场不愿解决、国家无力解决的社区公共问题时，社区将缺乏解决社区问题的资源动员能力。而以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组织是把“原子化”的个体连接起来的组织载体，它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使社会变得成熟和壮大，使之成为与市场和国家相互均衡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社区公共资源的动员、吸纳和运作能力得到增强，使政府社会职能转移、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可能。如果说社区公共空间为社区居民的交往和意见表达提供了场域，那么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则为解决社区公共问题提供了行动能力。
第三，社区公共领域的建设需要社区公共话题的形成。社区是以地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群人，但是，“一群人只是在地缘意义上凑在一起，彼此既无认同也无安全，更谈不上团结，那还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黄平、王晓毅，2011:21)。如何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里，在一个异质性不断增加的社区里，将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吸引到一块并凝聚在一起呢？社区公共话题的形成是关键。所谓社区公共话题并非指所有与社区相关的话题，而是指那些不仅受到社区居民普遍关注，影响社区居民福祉的话题，而且对促进公平正义、形成社区认同具有意义的话题。近些年来，国家在城市社区建设上提出了许多目标，投入了不少资源，但是看不到社区居民积极普遍地参与，究其原因：一是这些目标往往是官员和专家“炮制出来”的，无法在异质性的社区内得到广泛认可或聚焦；二是社区领导者们往往局限于眼前的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的解决，而不关注影响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的社区传统的发掘或社区文化的建设，不关注当下问题的解决如何与深层次的公平正义的价值和秩序的建立相联系。如此的社区建设，虽然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社区问题，但却难以将异质性居民真正整合成一个有着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的共同体。一个有意义的社区公共话题，一定能够吸引社区居民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问题讨论，增进社区认同，形成社区文化。
总之，在面对异质性对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冲击时，吉登斯的以下论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社区复兴政策不能忽视公共领域。一个开放的领域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地方层次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还是使民主化进程与社区发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社区复兴项目就很容易使社区从大社会中孤立出来并且很容易走向腐化。”(安东尼·吉登斯，2000:89)
*收稿日期：2013—09—28
注释：
①“街坊”是一个比邻里有更大空间范围，与社区空间更接近的概念，本文所使用数据的问卷也是问“街坊/邻里”关系，但为了行文方便，简称“邻里”关系。
②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
③将最终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水平的年限。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或自修则为0年，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依次赋值为1年至12年，职高和中专赋值为12年，非全日制大专赋值为14年，全日制大专和非全日制本科赋值为15年，全日制本科、国内研究生和国外研究生分别赋值为16年、18年和17年。
④商品房社区包括普通商品房小区和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
⑤使用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方法对六个条目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Alpha值为0.745。
⑥本文将只有1个社区的城市样本删掉，共保留了84个城市。且将城市社区间异质性水平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的28个城市被看做是低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中间28个城市被看做是中等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靠后28个城市被认为是高社区间异质性的城市。
⑦公式参考了Stephen,2007:218—221.
⑧表6中的城市层未纳入变量，公式与表5模型5类似，为节约篇幅，文中不再赘述。
⑨低、中等和高收入的社区划分方法是，按照每个社区内居民的家庭年收入水平计算每个社区的平均收入水平，删掉2个仅有1个家庭填答家庭年收入的社区，和4个仅有1个社区的城市样本，最终共553个社区纳入分析，将其平均收入按高低顺序排序后，前184个社区定义为低收入社区，中间185个社区定义为中等收入社区，后184个社区定义为高收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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