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世纪论文,简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新史学是相对于19世纪以兰克(L.Ranke，1795—1886)史学为代表 的传统史学而言的。传统史学包括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它统治西方史 坛近一个世纪，其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新旧史学斗争、抗衡、交替 的时期。也就是说，新史学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代替旧史学的地位。二战后，新史学获得 了迅猛发展，逐步取代旧史学。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 中期。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1908—1984)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一书中说：“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1](P1 47)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次根本的转变。
我国学者陈启能先生认为：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流派，它是不同于传统史学的 一种史学趋势、一种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式、一种史学范型。[2]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 传统史学主张史料即史学，写史必须客观、公正，认为只有到历史档案和历史文献中挖 掘史料才是真实、可靠的。对此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作出过公允的评价：“朗克 (兰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 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 ”[3]
新史学范型与传统史学范型在以下几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传 统史学反对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历史学家)的介入，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公 正性，而新史学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反对将认识 主体和认识客体割裂开来；从研究对象和范围看，传统史学注重“自上而下看历史”， 即只关注“精英人物”与政治史，而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大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全 过程，扩大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研究方法看，传统史学运用归纳、分析、比较等 实证主义方法，而新史学借鉴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如计 量法、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心理法、口述法等；从写作技巧看，传统史学主要是叙述， 而新史学更注重分析、解释；从史学观念看，传统史学强调自身的自主性，忽视与其他 学科的结合，而新史学主张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提倡跨学科研究。正是基于以上不同 ，新史学范型被称作“哥白尼式的革命”。
二
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经历了19世纪的充分发展后，到20世纪初已达到鼎盛 时期。然而正是在兰克史学发源地的德国，最先举起了反对兰克史学的大旗。1900年， 兰普雷希特(K.Lamprecht，1856—1915)发表《文化史的方法论》，倡导历史研究不应 只局限于政治史的领域，而应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诸多方面；主张采用新 方法来研究历史，打破传统史学局限于只讲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而应弄清“事件 是为何发生的”。兰普雷希特还从其他方面与兰克学派展开了一场大争论，他的主张在 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但他力图建立独树一帜的“新型文化史学派”的思想却 拉开了新史学的序幕。
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Robinson，1863—1936)虽然在德国接受传统史学教育，但是 欧洲史学界日益兴起的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也深深地影响了他，回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 教期间鲁滨逊向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1912年他发表代表作《新史学》，宣称历史学也 “需要一个革命”。他认为历史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门类，“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 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全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可包括在 内。他特别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主张普及历史知识，广泛开展历史教育， 并提出建立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开展跨学科研究。这样，以鲁滨逊和哥伦 比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美国的“新史学派”，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
西方新史学崛起与发展的代表当首推法国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通常被分 为三个阶段，即创建阶段(1929—1945年)、发展阶段(1945—1968年)和转型阶段(1968 年至今)。[4](P272)年鉴学派得名于费弗尔(L.Febver，1878—1956)和布洛克(M.Bloch ，1886—1944)于1929年创办的跨学科的史学杂志《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打破各学科 之间的“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是该 杂志的办刊宗旨。年鉴派第一代领袖开创的总体史观念被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
Braudel，1902—1985)所继承和发扬。其宏篇巨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 界》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理论 和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三个时段的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根据这三个历史时 段，布罗代尔又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事件时间”。在布 罗代尔看来，只有在长时段(“地理时间”)和中时段(“社会时间”)中才能看清历史现 实的深层变化。布罗代尔的治史思想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但是他所推崇的总体史观 念，由于本身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弊端，因此受到了来自学派内外的批评。到1968年布罗 代尔辞去《年鉴》杂志主编以后，年鉴学派进入了转型期。年鉴派第三代和第四代史学 家已开始关注精神、心态和文化史的研究。对此，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指出： “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 ，我希望它继续存在和发展”[47](P309)年鉴学派不仅成为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 已越出国门，走向世界，俨然是当代国际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倡导的 新史学方法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外，对战后世界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学。 以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和霍布斯鲍姆(E.J.Hobsbaum，1917—)为代表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或称新社会史学派)在当代西方成为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的社 会科学史学派并立的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对国际史坛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英国史学家巴 勒克拉夫指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 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1](P42)的确，在很多方 面，比如总体研究、跨学科研究、长时段考察、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自下而 上看历史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与新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年鉴派第二代领袖布罗 代尔就坦言其长时段理论是受马克思的直接影响。甚至有人认为，“事实上，法国当代 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潮流，它与各种史学潮流保持着对话与合作，因 而在总体上，我们可将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看作新史学的一部分。”[5]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主 张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革命斗争史和工人运动史，而是涉及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法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家对心态史的研究等。应强调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 学并非完全相同。这里引用著名史学家张芝联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马克思主 义史学在西方国家只是一个学派，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是指导的、居于领导地位 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不是作为世界观来考虑的，它不是直接地 和政治联系起来的。我们国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和譬如说法国人在法国所说 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一样的。”
在战后西方新史学发展与壮大的过程中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战后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进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方法论革 命更促进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形成了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历史学在借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模式来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构建了跨学科史 学，从而形成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它 包括新经济史学派、新政治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等几大分支，对人口、家庭、妇女、 城市、少数民族等都进行广泛的研究。社会科学史学由于采用计量方法及其他社会科学 的方法，因此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落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推动了 史学的精确化和科学化。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科学史学由于盲目借鉴社会科学的成 果，从而失去了历史学本身的独立性和趣味性，导致了历史学的危机。这是当前摆在社 会科学史学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三
历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哲学理论的发展是须臾不可分的。“历史哲学”一词最早由伏尔 泰在18世纪创造，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到20世纪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从思辨 的历史哲学过渡到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 程进行思考，而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学的自身进行反思。在思辨的历史哲学 中，文化形态学派影响较大，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pengler，188 0—1936)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1889—1975)。1918年，斯宾格勒在其 名著《西方的没落》中首创了文化形态理论。他把文化看作是具有诞生、成长、鼎盛、 衰亡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性，和其他的文化相类似，具有相同 的生命周期。他寻找出8种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 典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和西方文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以此揭示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程。
汤因比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在12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中，他 详细论述了历史研究的单位、文明的数量、文明衰落的原因、文明的解体等。他认为历 史研究的单位是“社会”(或“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他将斯宾格勒的8种文 明观发展到21个，后来又扩大到37个，从而抛弃了“西欧中心论”的偏见。他还强调文 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决能力”的丧失，并对西方文明的发 展前景表示了担忧。
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Croce，1866—1954)和英国学者柯 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克罗齐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他认为 历史即哲学，“一切实在都是历史，而一切知识都是历史的知识，哲学仅仅是历史学之 内的一个组成部分”。[6]他还提出“一切历史都是真历史”。继克罗齐之后，柯林武 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中又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 重演”的著名论断。二战以后，分析的历史哲学逐步取代批判的历史哲学，其后又出现 了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和结构主义历史哲学等。现如今，发端于文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正冲击着历史学的堤坝。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界中还掀起了重构世界史的潮流。1955年英国历史学 家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呼吁道：“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 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后来他又在《当代史导论 》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更明确地提出“全球历史观”，主张应抛弃西欧中心论的 偏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说到“全球历史观”，不能不提 到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 名著《全球通史》中打破了传统史学中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把人类历史作为一 个整体来看待，用全球性眼光来描述1500年前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为建立一种全 新的世界史体系作出了典范。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全球历史观”将 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