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族族际通婚对家庭亲属称谓的影响 ——基于甘肃红湾寺镇等四乡镇的调查
钟梅燕
(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 要： 随着民族交往和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民族间通婚的日益增多，当前裕固族的婚姻形态发生了演变，亲属称谓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出现了多语称谓并存，甚至大量使用汉语称谓的状态，对裕固族语言、亲属称谓等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间交往愈久，族际通婚愈频繁，包括亲属称谓在内的语言使用就会借用更多，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则更加深刻而全面。
关键词： 裕固族；亲属称谓；族际通婚
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亲属制度是婚姻家庭形式的反映或记录，有什么样的婚姻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家庭形式，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亲属制度。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和文化的变迁，裕固族的婚姻形态发生了剧烈变迁，族际通婚的情况逐年增多，对裕固族亲属称谓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基于笔者在裕固族地区就家庭族际通婚的多次田野调查资料，拟探讨裕固族族际通婚对家庭亲属称谓的影响。
一、裕固族族际通婚的现状
裕固族历史悠久，婚姻习俗别具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受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制约，裕固族形成了正式婚和非正式婚等诸多婚姻形式并存的状况。其中，正式婚大多是由父母包办的明媒正娶婚，其婚姻关系比较稳固，但因为男方要承担昂贵的彩礼和各种仪式及礼节的庞大开支，1949年前，在裕固族地区正式的明媒正娶婚在所有的事实婚姻中所占比例很小。据20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调查可知，亚拉格家族部落中有232个成年男子，正式结婚的只有47人；大头目家部落共38户，正式结婚的只有7户。据对大头目家部落一富裕户的调查，他结婚所付出的各种费用按50年代初物价折算约为人民币5 600元[1](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裕固族地区非正式婚的形式比较多，有勒系腰婚、帐房杆戴头婚、招赘女婿婚、童养媳婚和养女婚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裕固族婚姻家庭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传统的族内婚边界逐渐松动，与外族通婚且族际婚数量不断增加，总体上表现出由少到多的发展趋势。
笔者选择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肃南县)红湾寺镇、皇城镇、明花乡、大河乡等地为田野点，在查阅历年婚姻登记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将各地的婚姻情况整理汇总制成表格，但因机构变迁、人员不稳定、疏于管理等原因，相关档案资料残缺，故仅整理出现存资料作为参考(见表1)。
怀孕后准妈妈要做很多种检查，这些检查分为常规检查和特殊检查，各种预防出生缺陷的高危筛查就属于特殊检查。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在母体子宫里发生的发育异常以及身体某些部位存在的畸形，例如无脑儿、脑脊膜膨出、呆小症、兔唇、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愚型等，其中最主要的是预防先天性疾病和遗传性疾病，唐氏综合征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
表 1：不同地区裕固族族际通婚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地区裕固族历年婚姻登记报表数据整理所得。
表1中，虽然有些年份数据资料不全，但大体反映了肃南县不同地区裕固族族际通婚的情况和发展过程。具体而言，县政府所在地红湾寺镇，1985～1990年期间结婚总数中族际婚比例是60.56%，1991～1997年期间比例为68.44%，2000～2003年期间比例上升至73.60%，2005～2011年期间比例为76.08%，基本呈递增趋势；明花乡统计数据表明，1966～1970年期间族际通婚比例仅占9.80%，1981～1985年期间比例为14.63%，1991～1997年期间比例为33.33%，2000～2011年期间比例为50.34%；大河乡资料表明，2004～2010年期间族际通婚比例为58.33%，2011～2012年比例达到75%；2011～2012年期间，皇城镇的族际通婚比例也呈递增趋势。总体而言，族际通婚比例逐年增加，且有超过族内婚的发展趋势。
别呦呦赶牛、耕地，还打嘞嘞，把村里男女老少都吸引过来了。人人称奇，人人称赞。司大愣子说：“秀容川，你不会点豆子，让我来。”过来就要抢我的篮子。
二、裕固族传统的亲属称谓
亲属称谓指因婚姻、血缘或收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的用语，是现实的亲属关系的反映。由于不同民族、地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存在着不同的亲属称谓体系[3](122)。
裕固族亲属称谓不仅存有地区差异，而且因其使用两种本民族语言，故还有明显的语言差异。亲属称谓相应地分为东、西部两种体系，明花乡、大河乡使用西部裕固语称谓较多，而康乐乡、皇城镇等地则主要使用东部裕固语称谓，如明花、大河、康乐等地均将父亲称为“ad
α”，但对母亲的称谓则差别较大，明花为“αnα”、大河为“dαdα”、皇城则为“meme”。其中，“meme”[6](143)为东部裕固语。此外，皇城、康乐等地称谓中的“奶奶”(αηɡα)、“叔叔”(a
uα)、“姑妈”(auαd
α)、“弟弟”(d
ɡe)等都属于东部裕固语。同时，有些亲属称谓之间有叠合和相同之处，如都将父亲称为“ɑdα”，舅舅称为“dαGα”；有的称谓发音虽然相同，但是所指却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对于同一人身关系的亲属有时有两种甚至更多的称谓。此外，裕固语中对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女长辈、年长者，一般统称“姑姻”“姑姨”，以表示礼貌和尊敬；对没有亲属关系的男女平辈年长者统称为“格孜阿嘎”“阿嘎”等。如果从代际差异的角度而言，目前，裕固族地区总体上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是以上两种传统亲属称谓，大多数族内婚家庭中年长者皆使用本民族语称谓，至于年轻一代族际通婚者中亲属称谓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
表 2：裕固族不同地区亲属称谓语(长辈) [5]( 126)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所得(汉语和国际音标对照)。
表 3：裕固族不同地区亲属称谓语(平辈) [5]( 126)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所得(汉语和国际音标对照)。
1.通用裕固语称谓。即裕固族与外族通婚后，其后代仍然保持本民族传统的亲属称谓。如皇城镇2005年结婚的一例“裕固族男—汉族女”家庭(妻子：WXH，女，汉族，45岁，高中文化，个体户，皇城镇人；丈夫：AXD，裕固族，44岁，大学本科，干部，皇城镇人)，他们的亲属称谓都用东部裕固语，如称姑姑为“auαdα”、姨姨为“ɡuei”、爷爷为“αwα”、奶奶为“αηɡα”、父亲为“αdα”、母亲为“meme”。外爷、外奶在他们结婚时已去世，所以孩子没用过这些称呼。大河乡文化站干事DCF(男，42岁，裕固族；妻子为藏族)说：“我们家女儿对我们的称呼都用大河裕固族的叫法，女儿叫我‘ɑdα’、叫她妈妈‘αnɑ’或‘dαdα’。爷爷为‘darwa’、奶奶为‘nana’，外爷外奶雷同。”在这个家庭中，孩子的亲属称谓都用大河西部裕固语的称谓。红湾寺镇一例“裕固族男—汉族女”族际通婚家庭(被访人为小女儿：LYH，裕固族，55岁，康乐乡人，现住红湾寺镇)，其亲属称谓使用东部裕固语，如将父亲称为“αdα”、母亲称为“meme”、爷爷称为“αwα”、奶奶称为“αηɡα”、舅舅称为“dαGα”、姨姨称为“ɡuei”、哥哥称为“ɡoɡo”等。通用裕固语亲属称谓的情况一般是汉族、藏族及其他民族的女子嫁给裕固族男子后所生子女没有采用母方亲属称谓，而是沿用父方的亲属称谓，保持了裕固族亲属称谓的原貌和基本特点。
裕固族主要分布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全县由互不相连的几块地区组成，最东为皇城镇，中部为马蹄藏族乡、康乐乡、大河乡，西部为祁丰藏族乡，西北为明花乡。裕固族主要居住在皇城镇、康乐乡、大河乡、明花乡等地。裕固族人口虽然较少，但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与其他民族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所以语言情况较为复杂，一部分人使用西部裕固语，一部分人使用东部裕固语，还有一部分人完全使用汉语。裕固族使用的两种有所不同的语言都是本民族的语言，所以可统称为“裕固语”[4](15)。裕固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亲属称谓，并延续至今，但由于裕固族有两种本民族语言，其亲属称谓也存有明显的差异性(见表2、表3)。
三、裕固族族际通婚家庭亲属称谓的使用状况
随着传统婚姻形态的演变及族际通婚的日渐普遍，裕固族家庭亲属称谓的使用情况也发生了改变。通过调查，笔者认为目前裕固族族际通婚家庭的亲属称谓语使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通过表2、表3可以看出，裕固族的传统亲属称谓在不同地区，使用的称谓有些差别，如使用西部裕固语的明花乡和大河乡，主要是亚拉格家和贺郎格家部落的居民，由于东迁入关后一些人留在平原地区明花乡，另一些人迁到山区大河乡，平原地区的居民与汉族联系较多，山区的居民与说东部裕固语的人联系较多，久而久之，在有些词汇词义上出现了差别[4](130)。即使在大河乡，西八个家部落和亚拉格家部落虽然在语言使用上基本一致，但少数称呼上也略有不同，如雪泉乡等地将母亲称为“agα”，奶奶称为“αnα”；而亚拉格家部落将其母亲称为“dαdα”，奶奶称为“nαnα”；大河乡有些亲属称谓用的是东部裕固语，如父亲(bαbα)。
2.亲属称谓多语混用。即族际通婚家庭中后代兼用父方与母方亲属称谓，出现多语混用现象，这种模式在目前的裕固族族际婚家庭中占多数。20世纪60年代康乐乡一例“裕固族女—汉族男”族际通婚家庭(妻子：LYH，女，78岁，小学文化，康乐乡大草滩村人；丈夫:汉族，小学文化，80岁)，其儿子、儿媳是族内通婚，他们的孙子称父亲时用汉语“爸爸”一词，有时也称“αdα”，称母亲使用汉语“妈妈”一词。爷爷和奶奶的称呼则使用裕固语，分别为“αwα”和“αηɡα”。在这些族际通婚家庭中，汉语和裕固语亲属称谓混合使用。
20世纪80年代结婚的大河乡一户“裕固族男—回族女”家庭(妻子：MGY，女，56岁，回族，未上过学，大河乡东岭村牧民，原籍青海；丈夫：裕固族，57岁，小学文化，大河东岭村牧民)，访谈中妻子MGY说：“我们的娃娃给他父亲和爷爷用汉语称呼，即‘爸爸’和‘爷爷’，对其他亲戚都用西部裕固语称呼，给我叫‘dαdα’、给奶奶叫‘nαnα’、姑姑叫‘ɡunα’、姨姨叫‘ɡuei’、舅舅叫‘dαGα’。”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生态较为复杂，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中，马克思主义以其革命性科学性的内容阐明了建立未来公平社会的方法和路径，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选择、信仰、传播，指导着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
由此可见，裕固语使用频率的降低和外来借词的增多，使当前裕固语亲属称谓的使用出现弱化趋势，长此以往，甚至会出现传统亲属称谓边缘化的可能。
由上可见，目前多民族家庭中的亲属称谓语大部分转用汉语，裕固族传统的亲属称谓语使用率逐渐降低，甚至出现不明其义或者搞混的现象。这种情况又多存在于裕固族女子外嫁的婚姻中，妇女往往遵循丈夫家的习俗，使用对方的亲属称谓语。在裕固族族际通婚家庭中出现的亲属称谓多语混用、转用其他语言等现象，充分说明族际通婚对当今裕固族及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3.转用其他语言称谓。即族际通婚家庭后代不使用裕固语亲属称谓，而转用其他语言的称谓。这种情况在当今裕固族地区红湾寺镇、皇城镇、大河乡、明花乡等地的一些族际通婚家庭中较为常见。如皇城镇一例“裕固族男—满族女”族际通婚家庭(妻子：女，75岁，满族，小学文化，甘肃武威人；丈夫裕固族，已故)，其后代亲属称谓现在完全使用汉语。有的族际通婚家庭，孩子对母亲亲属的称谓都用汉语。近年来，随着族际通婚的增多以及家庭中裕固语使用率的降低，现在10岁以下的孩子用普通话中的“爸爸”“妈妈”来称呼自己父母的现象非常普遍，只有少部分孩子仍然沿用裕固语称谓。这种转用其他语言称谓的案例不仅存在于单个家庭之中，有些地方甚至全部转用汉语称谓，如明花乡前滩片区以及与之相邻的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已普遍转用汉语亲属称谓。皇城镇北滩片区也有部分家庭使用藏语亲属称谓。
以上族际通婚家庭的案例中，其后代所用亲属称谓出现了明显的混合现象，既有裕固语亲属称谓，还有其他语言的亲属称谓。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小孩的口中会出现“汉族父母”(汉语称谓)和“裕固族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奶”(裕固语称谓)的特殊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族际通婚家庭中汉语亲属称谓使用较多，即使与藏族、土族通婚，其后代也大多用汉语而非本民族亲属称谓，这表明汉语对裕固族语言、文化及亲属称谓等有着重要影响。
四、族际通婚对裕固族亲属称谓的影响
裕固族的亲属称谓系统历史悠久，独特而完整。它们世代相传，在裕固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民族交往交流增多，特别是族际通婚家庭的增多等原因，对裕固族传统的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家庭称谓多元化
族际婚姻的增多逐渐改变了裕固族传统亲属称谓语的使用，过去单纯以裕固语亲属称谓为主的使用状况不复存在，目前族际通婚家庭中不仅使用裕固语亲属称谓，还使用汉语、藏语等其他语言亲属称谓。具体使用情况各异，既有以裕固族传统的亲属称谓为主的家庭，也有多种称谓语混合使用的家庭，还有转用汉语或藏语亲属称谓的家庭。总体而言，当前裕固语亲属称谓的使用表现出多元而复杂的特点。笔者在访谈中遇到一户人家，父母是裕固族—汉族通婚，孩子户口报的都是裕固族，其中，大女儿和两个儿子都是族内婚，儿媳分别是康乐乡和大河乡的裕固族，小女儿则是裕固族—汉族通婚，因此家里出现了多种称谓语，子女辈大多数用的是东部裕固语称谓，如称父亲为“阿扎”(ɑdα)、母亲为“麦麦”(meme)、爷爷为“阿瓦”(αwα)、奶奶为“昂格”(αηɡα)、哥哥为“高高”(ɡoɡo)等；但是孙子辈所使用的称谓语则不尽相同，大女儿的孩子使用裕固语亲属称谓；两个儿子的孩子由于其父不懂裕固语，家中主要用汉语进行交流，因此所用亲属称谓大部分为汉语，个别称谓使用裕固语；小女儿的孩子完全不会裕固语，平时用汉语称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由于不同民族通婚，语言文化不同，大部分家庭为了表述清楚和方便，多使用汉语称谓，因此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一家三代人中，居然使用多种语言的亲属称谓。由此可见在族际通婚不断增多的背景下，裕固族的家庭称谓语出现了裕固语、汉语、藏语等多语混用的特征，称谓语越来越复杂。
(二)裕固语亲属称谓使用弱化
目前，无论是裕固族族际婚家庭还是族内婚家庭，总体上出现裕固语家庭亲属称谓使用弱化的趋势，其表现是通婚家庭有的以裕固语称谓为主，有的则主要以汉语称谓为主或多语并用，由此导致裕固语称谓的使用率降低。同时，显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年长者仍能完整而清晰地使用裕固语称谓，但年轻一代裕固族中出现了多语称谓混用现象，特别是大部分族际通婚家庭中汉语称谓的使用较为普遍，一些传统亲属称谓术语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开始生疏，有些甚至被汉语取代。明花等地，过去将伯父、伯母称为“哈肯”“白孜格娜”，而现在大部分人则使用汉语“大佬”“大妈”一词，“姐夫”一词也使用汉语，几乎不用裕固语称谓。如果人们长期不使用这些裕固语术语，久而久之甚至会忘却这些概念。不仅如此，裕固语亲属称谓使用中出现了大量其他语言借词。这种情况引起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裕固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的著名突厥语专家陈宗振教授的关注，他在《西部裕固语研究》一书中指出：“明花乡使用汉语借词较多，大河乡用蒙古语或东部裕固语借词较多。同时，西部裕固语的有些汉语借词中保留了一些张掖、酒泉话的方言词，其中有些属于亲属称谓语，如baba-爸爸(叔叔)[4](124)。”从语言学角度而言，这种借用其他语言称谓语的状况会影响裕固语亲属称谓的使用和传承，增加裕固语中的外来借词。
胃窗超声造影对T4期的准确率高于超声内镜，超声内镜对T1期诊断准确率高于胃窗超声造影，具体结果见表3。
皇城镇一例“裕固族男—汉族女”族际通婚家庭中孩子的称谓习惯如下：称爷爷、奶奶用东部裕固语，称为“αwα、αηɡα”，而外爷、外奶用汉语称呼，其他姑姑、姨姨、舅舅、叔叔等几乎都用汉语称呼。还有一例“裕固族女—藏族男”族际通婚家庭，其后代的亲属称谓使用状况是：父亲、母亲、舅舅、叔叔都用汉语，想起来时把父亲也叫“阿爸”(a pha)，把爷爷叫“αwα”、奶奶叫“αηɡα”、姨姨叫“ɡuei”，都用东部裕固语。
借助这些零星档案资料和访谈资料，可以看出当前裕固族族际通婚的基本特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裕固族主要以族内婚为主，与外族通婚较少，保持着较为清晰的民族边界，与汉族、藏族、蒙古族之间有少量的通婚现象[2](58)；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交往交流的不断增多，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裕固族族际婚比例逐年增加，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第三，相对城镇而言，农村的通婚比例略低。在总体增加的趋势下，族际通婚也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和代际差异，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三)通婚圈影响着亲属称谓
所谓通婚圈，是指某一婚姻个体在择偶时可能选择的地域或群体范围，后者也被称为通婚的社会圈[7](231)。通婚圈不仅会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会对民族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通婚圈不同所受的文化影响亦不同。
2017年4月24日，我们在夕阳的余辉下瞻仰了这座纪念碑。纪念碑是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Ernst Neizvestny，1925—2016)的杰作。他还有一件更为引人注目的作品，那就是耸立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的赫鲁晓夫黑白墓碑。它是用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体交叉组合在一起，赫鲁晓夫的铜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托座上。赫鲁晓夫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这个世界。墓碑的基座由四块花岗石板拼成。一块镶嵌着赫鲁晓夫的姓名，另一块镶嵌着他的生卒年代。涅伊兹韦斯内在解释自己创作时说：
裕固族亲属称谓语的使用明显受通婚圈的影响。若以地域而言，目前裕固族族际婚姻的通婚圈主要以省内和县内为主[5](100)。若以民族而言，当前与裕固族通婚较多的是汉族、藏族，其次是蒙古族和土族，最后是满族、回族、彝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5](65)。可见，汉族和藏族是裕固族最主要的通婚圈，相应的亲属称谓语受其影响最大。在肃南县各乡镇，裕固族和汉族通婚最为常见，在亲属称谓的使用方面，多数裕固族—汉族通婚家庭使用汉语亲属称谓，部分家庭则是裕固语和汉语亲属称谓并用，故有的传统称谓语被汉语所替代，有的地方出现完全转用汉语亲属称谓的现象。
在调查中发现新媒体的使用在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着差别。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由于其正好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期，使得他们表现出对新媒体更高的热情，在此基础上不仅使得自身的交友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社交圈的异质性水平，间接扩大了其信息获取渠道，提升了工作匹配程度。特别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已经成为了不平等再生产和扩大化的再生产机制(程诚等，2015)。而新媒体产生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现状，给予了一个有助于其公平积累社会资本的网络途径。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对照组患者有7例发生恶心呕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1.7%；观察组患者有5例发生恶心呕吐，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3%。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两组患者术后均未见呼吸抑制情况发生。
此外，皇城镇北滩片区因为历史上长期与藏族毗邻而居，交往频繁，裕固族—藏族通婚较多，所以其亲属称谓语受藏文化影响较大，普遍使用藏语亲属称谓，如当地人将父亲称为“阿爸”(a pha)、母亲称为“阿妈”(a ma)、爷爷称为“阿米”(a meys)、奶奶称为“阿伊”(a myes)、哥哥称为“阿沃”(a bo)、姐姐称为“阿切”(a ce)。显而易见，裕固族亲属称谓语的使用情况受通婚圈影响较大，族际婚姻后代往往会接受和使用通婚双方的亲属称谓,由此会逐渐放弃使用本民族的亲属称谓。
综上所述，近60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裕固族的传统婚姻形态发生了演变，加之婚姻制度的变迁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族际通婚大量增加，由此使裕固族古老的亲属称谓发生了重要改变，出现多语称谓并存，甚至大量使用汉语称谓的状态，对裕固族语言、亲属称谓等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间交往愈久，通婚愈频繁，亲属称谓语在内的语言借用就愈多，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将更加深刻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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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racial Marriage on Family Kinship Appell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our Townships in Gansu Province
ZHONG Mei-yan
(School of Marxism,Northern Minzu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thnic exchanges and the increasing intermarriage among ethnic groups,the marriage pattern of Yugur people has changed,and the kinship appellation has also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resulting in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lingual appellations and even the extensive use of Chinese appellations,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Yugur language,kinship appellation and other cultures.The longer the ethnic contacts are,the more frequent the intermarriages are,the more languages including kinship terms are borrowed,and the more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re.
Key words :Yugur；Kinsfolk Appellation；Intermarriages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 2019) 03-0068-06
收稿日期： 2019-01-2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山神信仰中的多元文化与族际互动——以河西走廊蒙古族、藏族、裕固族为例”(15XJC850006)
作者简介： 钟梅燕(1977-)，女(裕固族)，甘肃肃南人，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裕固族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李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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