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主义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可谓是两个超级国际化大都市，而这两个城市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则不尽相同。如果说，北京作为首都所担当的是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之角色的话，那么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化大都市，所担当的就是另外两个角色：经济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这一点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可。尽管如此，上海也并非“文化沙漠”，它在文化上依然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色，蜚声世界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就是上海的地域文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因此，上海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中，也至少充当了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的角色。上述诸方面的因素，再加之上海本身的国际性和开放性，更是使得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得以可能。本文拟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探讨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
世界主义与文化上的多元共存
笔者认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座国家化大都市，这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其开放性和国际性，它可以容纳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生活，而且在这里生活的人们都很容易产生对上海的认同；其二，这里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全世界主要风格的建筑物，从殖民地时期的租界建筑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一座座具有后现代风格的新式建筑物，同时也可以结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人们。当然，更为主要的一点就是这里是不同的文化多元共存的一座城市，在这其中上海的本土文化无疑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能在中国的众多大城市中享有独特的地位同时也在世界上有很高的知名度的原因所在。这无疑为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发展空间。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世界主义究其本质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所建构的世界主义与历史上曾经为人们谈论过的旧的世界主义有何不同？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上海的地域优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异军突起，将自己尽善尽美地展现于世界。
提到世界主义，我们都知道，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伦理道德色彩十分浓厚，其基本意思为：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而且这种单一的社群应该得到培育和发展。按照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的归纳，世界主义并非指单一的社群，它专门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而非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群，也即它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依然感到十分自在，如同在家中一样，总之，它主要是指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种取向或承受力。[1]它虽然与另一些有着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的概念诸如“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等相对，但却更接近“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这样一些更加包容的概念。就这一点来看，用世界主义来描绘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征应该是十分恰当的。
世界主义的哲学因子早在古希腊的先哲那里就可以觅见。一般认为，西方第一位对世界主义给出较为详尽描述和界定的哲学家，是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派哲人狄奥格尼斯(Diogenes)，他受到苏格拉底的启迪，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城邦。当被别人问到他从哪里来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kosmopolit
s])。从此，世界公民就成了持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崇尚世界主义信念的人认为，对人类的忠诚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他们所要追求的并非是某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是更注重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利益。这种普世的价值和意义并非某个民族—国家所特有，而是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人民都共有的东西。
世界主义直到启蒙时期一直都被其他话语压抑着，但启蒙时期却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高涨期，在这方面康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795年，康德在一篇题为《论永久的和平》的论著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权利，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用以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侵害，他主张在普遍友好的原则基础上遵守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和权益准则。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按照“共和的”原则从内部组织起来时，也即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的和平而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时，同时只有在它们不仅尊重自己国家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①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当今持世界主义信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德里达、哈贝马斯、贝克等人也受其启发。此外，康德还介绍了一种“世界法律”(cosmopolitan law)的概念，这种所谓的“世界法律”是除了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第三种公共法的领域，在这之中，国家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权利，作为个人，他们具有的是作为“地球公民”(citizens of the earth)所享有的权利，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显然，这里的“地球公民”就是从早先的“世界公民”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应该说，康德的这些思想为当代的世界主义者的不少主张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实际上也孕育着诸多世界主义的因子。在《共产党宣言》中，两位思想家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并且大大扩展自己势力的行为，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生产和消费已经不仅仅限于本国，而且还来自遥远的外国甚至海外的大陆。在他们眼里，世界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映。从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规律，同时还在于，他们也发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运作规律，他们的论述成了20世纪的政治哲学学者们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因此，不加分析简单地将世界主义归为帝国主义的殖民话语和实践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同时也认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分享一些基本的特征，并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部分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等，这些都是带有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的论述。再者，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带有的共产主义信念决定了他必定要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四海为家、承担起为全人类谋利益的使命。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是带有这种世界主义倾向的政治和组织实践。而我们通常所唱的《国际歌》的歌词就带有这种世界主义的倾向：“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L′Internationale Sera le genre humain!)尤其是当巴黎公社失败后，流浪国外的公社社员可以通过熟悉的国际歌的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从而继续新的革命事业。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从而也加速了政治上和文化上全球化的步伐。这些都使得世界主义一度重新兴起。按照当代国际政治学者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的概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起，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语言、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间迅速传播。像全球、全球的、全球主义这样的术语有很长的使用历史，其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拉丁语的globus。但是，“全球化”则暗含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它相对而言是一个新词，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到推广和使用。若用当代术语对全球化进行概述，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四个主要方面：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自由化(liberalization)、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和星球化(planetarialization)。[2]毫无疑问，全球化在当代社会的凸显，客观上为世界主义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而世界主义则为全球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话语。因此，乌尔利希·贝克(Ulrich Beck)提醒人们，我们应该考虑两个连接为一体的过程，[3]显然，他用“世界主义”来指称将这些现象当做每个人的伦理责任之源头的情感和态度。
当然，世界主义的概念从形成到发展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主要方面就在于其试图抹平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因而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经济上，由于世界经济长期以来为少数强势国家所主宰，因此主张世界主义也和鼓吹全球化一样受到一些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抵制。在伦理道德上，西方国家一贯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并以此来干涉弱势国家的内政。甚至在生态环境上，一些发达国家也以“生态世界主义”来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世界主义的兴起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同时也是当今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现实所使然。尽管世界主义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在不断的质疑声中逐步发展成型的，但它在当今时代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众多学科中，因此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世界主义在中国并不陌生，我们甚至可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哲学思想中觅见世界主义的因子，而在20世纪初，这种世界主义的因子则更是在一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和作家的著作中得到了张扬。我认为，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并建构世界主义，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的积极意义：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状态时，提出世界主义无疑能激发我们向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看齐，并且尽早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大业；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并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时，我们更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们应当更多地介入国际学界的讨论，以便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最终达到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境地。
当前，在文化界和文学界，讨论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著述不断涌现，这些都促使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当今的时代特征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大趋势。同时，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主义得以在当前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再度兴起的原因。本文并不打算详细分析世界主义的观念，而是以上海为例，旨在从这一视角出发来考察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发展现状
如前所述，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都是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国际大都市，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就当前全世界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大都市而言，首先是纽约，其次是伦敦，这两座城市的排名不相上下，第三是当代的德里，第四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如果不算亚历山大的话，那就是上海了。确实，上海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尤其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新感觉派小说”的崛起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重镇。这座城市有着众多的高等院校，就其数量而言，在当前的高校数量几乎与首都北京旗鼓相当。再加之旧上海的租界遗留下来的殖民文化遗产，应该说上海是整个东亚地区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如果说今天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话，那么上海便责无旁贷地担当了中国的经济和航运中心以及文化中心之一的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一切均为上海的学者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潮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人们也许会问，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潮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这正是我所要探讨的，此外，作为一位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任职的人文学者，我也要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以便为上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尽到绵薄之力。
既然我们要讨论上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那么首先就要确立一个相对能为大家都接受的标准。过去十年来，我曾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力鼓吹并引进美国汤姆森—路透集团开发的两大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4]开始时，很多学者并未认识到这两大数据库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这是在鼓吹学术规范的全盘西化，但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情况则并非如此。中国学者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国际学术规范，就会很快进入国际学界并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影响国际学术界。事实证明，这至少可以作为评价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否达到国际水平的标准之一，尽管这不是唯一的标准。通过这一数据库所显示的数据，我们也不难看出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程度在中国处于何等地位。
2011年论文收录SSCI和A&HCI数据库的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前十名
单位 论文数
(1)中国科学院 1309
(2)香港大学 697
(3)香港中文大学 604
(4)香港理工大学 551
(5)北京大学 510
(6)香港城市大学 456
(7)浙江大学 363
(8)清华大学 321
(9)复旦大学 291
(10)上海交通大学 231
(数据来自汤姆森—路透集团)
在上面的排名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科学院名列第一，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在全国各地有着众多的研究所，并且在上海有一个分院。这些以自然科学为研究主体的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本学科领域内，同时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甚至艺术与人文学科各相关学科。此外，自然科学家十分重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到国际学术界，以便使其产生普遍的影响，这一点是我们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无法比拟的。再者，SSCI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有不少同时也被SCI数据库收录，因此这些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便同时体现在科学研究的不同学科领域内。就高等院校而言，香港的高校名列第一也不奇怪，由于历史原因，香港曾经长期以来的官方语言一直是英语，所有从政府和学校发出的公文无一例外地是英文，1997年回归祖国后，香港的一些高校开始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但对于在香港任教的教师而言，不会英文是无法得到工作、晋升和重用的。高校的工作语言也主要是英文，因此作为高校的学生和教师就得天独厚地可以用这一近似“母语”的国际性语言来从事科研和写作。再加之香港各高校师生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是大陆的大多数高校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他们在以英文刊物占压倒多数的上述两大数据库的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相对来说要容易得多。但即使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也可以说，内地的少数高校已经很快就要迎头赶上了。从这个数据库所显示的数据来看，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在全国内地高校同行中总体名列第二，大大高于其他各个省市自治区。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地处杭州的浙江大学一枝独秀，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近年来异军突起，在中国高校中迅速进入前列。这足以引起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深思。当然，上海的高校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等方面，甚至引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潮流，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地处首都北京，其学术地位和声望是历史形成的，因此从整体上来比较，北京以外的高校是难以在整体上超过这两所高校的。但是近几年来浙江大学的异军突起却为上海的高校提供了借鉴，同时也敲响了警钟：如果不发奋努力就有可能落后，上述两大数据库所显示的数据已经提供了明证。当然人文学者的评价标准除了考察其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外，还要看他是否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是否在国际顶尖的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或大会发言，或担任重要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或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最起码应收录SSCI或A&HCI)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编委或顾问。②就这个标准而言，上海的学者的国际显示度也依然位居全国第二，但和北京高校的学者差距仍较大。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首都意识和中心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学者对此并不太看重的话，人文学者则特别看重这一点。很多人认为，在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任教，客观上就可以居于国内的学术前沿，而在北京成名，也就意味着在全国知名了。若是以此来衡量学术研究的国内一流也许可以行得通，但若以此来衡量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则并非始终有效。因为就上海的开放程度和国际交流的频繁来看，绝不亚于北京，甚至在某些方面，在北京一时难以办到的事却可以比较容易地在上海办到。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水平方面，北京的高校除了北大和清华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外，其他的高校就很难进入前十名了。
其次，北京的高校成为国内的人才高地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期间，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了北京，其中大部分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有机会培养研究生，从而使他们的学术后继有人。后来，1980年代中国首次实行学位制时，这批学者立即有条件培养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所在的高校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将其中的优秀毕业生留在本校任教，从而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人才优势。再加之1990年代中后期清华大学重建文科，在国内广泛延揽人才，许多学校的学科带头人纷纷被聘请来到清华大学工作，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另一个中心。
再次，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最早是从深圳开始的，但在政策的实施上北京仍然有着引领潮流的独特地位。国外名牌大学若与中国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往往最先与北京的几所名校联系，这样也使得北京的高校得以最先接触到国际学术前沿理论课题。再加之国内的一些主要出版社和期刊杂志社也大多集中在北京，外地的学者都希望能在北京的中央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并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专著。这样久而久之也就为北京的学术龙头地位奠定了基础。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而且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效地制定我们的发展对策，使我们可以与北京同步或错位发展，并使得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异军突起，突破国内的种种条条框框，直接与国际主流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对话，从而率先跻身国际学术主流。
从上海看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对策
既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上海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但是上海的学者是否有着自觉的世界主义意识呢？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直接接触来看，恐怕未必如此。不少上海的学者仅仅满足于过安稳的日子，也即除了上课之外，业余时间仅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或者仅满足于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些论文，在上海的出版社出版一、二部专著，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能出国从事研究或出席国际会议就更好。就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他们大多埋头做自己的事，很少去过问别人做什么，更谈不上合作攻关了。当然，能够在当今的浮躁氛围下如此潜心治学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爆炸”和知识的更新使人很容易落伍。再加之要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界产生影响，不关注国际同行正在做什么肯定是不行的：不关注同行的研究就有可能做重复劳动，不阅读国际学术期刊就无法将自己的论文在上面发表。对于这一基本的常识一般人肯定会理解的，上海的学者自然也不例外。
较之全国同行，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较之香港和北京的同行，仍有着不小的距离。那么我们在未来的年月里，如何保住这个优势并且取得更大的成就呢？我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学术交流的频繁和互联网的普及，使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距离更近了，与之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也就不分先后了。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利用上海的各种国际资源和学术交流的优势，我们就有可能和北京的高校同步发展，并在某些领域走在他们的前面。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首先，作为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对上海的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而在这方面，上海扮演了一个十分独特和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上海的学者完全可以集中优势研究力量，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面迅速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把上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功经验加以理论化，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经济学的权威刊物上，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经验。但是从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跻身国际学术界的现状来看，上海学者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并不容乐观。
其次，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并打上最明显的现代性烙印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区域文化的研究方面也居国内前沿，所谓“海派文化”就是国际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一个文化学派。当然，过去在提到“海派文化”时，经常容易使人们想到有华而不实、缺乏自己的民族认同之嫌。而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世界主义这个话题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并成为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前沿理论课题。我们再来对“海派文化”进行重新回顾和研究，就会发现它游刃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本土化实践的一个产物，它没有历史的重负，不带有传统的阴影，因而最容易走出中国，进而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学派。在这方面，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已经为我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建构的“上海摩登”的城市形象应该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起点。③我们身在上海，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一优势深化我们的研究呢？
因此，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同时又致力于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北京籍学者，我谨在此提出几点对策，以便为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向纵深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传统人文研究的重镇，近几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潮流的角色，同时也在国际学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在人文学科领域，早在1980年代，陆谷孙就向国际莎士比亚学会年会提交了英文论文《逾越空间和时间的哈姆雷特》，该文后来作为较早的一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笔的论文发表于国际莎学研究的权威刊物《莎士比亚观察》(Shakespeare Survey)；④近年来，骆玉明、葛兆光等人著作的英译本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无疑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走向世界作出了表率；沈丁立等学者在国际学术刊物《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担任编委，为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而争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话语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邓正来以及在他领导下的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学术理论构想，为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增添了浓重的国际对话色彩。
上海交通大学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后来者，自然有着后发的优势：它没有历史的重负和门阀观念，对于外来的人才采取招揽的政策，近几年来不惜代价在海内外一流大学延揽国际化人才，尤其注重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事实证明，经过几年的努力，交大的学者不仅在SSCI或A&H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方面走在上海各高校的前列，并且超过了沪上及国内一些素来以文科见长的高校，而且还特别注重在这两大数据库中的一流刊物，如《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符号学》(Semiotica)上发表论文。此外，上海交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还通过各种出版机构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了新的建构，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虽然上海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榜仍有着不少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排名榜已被不少世界一流大学公认为几大主要的排名榜之一。
上海大学作为一个由理工为主逐步转向综合性的大学，在文化研究领域内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被认为是东亚区域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其成果不断受到国际学界的引证和讨论。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的现代性研究和哈贝马斯研究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声誉，而该校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建立的上海纽约大学更是为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为上海的国际化又开辟了一扇窗户。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高级翻译学院在世博会的对外翻译和宣传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上海的知名度，宣传上海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面仅仅是我本人所接触到的几个方面和领域，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我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中国作为最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将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成为一个大国，在这方面，上海的学者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上海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将以其自身的特色形成不同的学派，在国际学界发出独特的声音。
①关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计划的讨论，参见Allen W.Wood,"Kant′s Project for Perpetual Peace",in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s.,Cosmopolitics: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8,pp.59-76。
②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参阅陈菁霞的长篇访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跻身国际一流——专访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2月23日。
③这方面尤其可参阅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1930-194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④参见 Cf.Lu,Gusun,"Hamlet Across Space and Time",Shakespeare Survey,36(1983),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