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会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包容性文化印记论文

【传统文化】

“儒释道”会通: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包容性文化印记

李政锴 王竞莹

摘 要 文化在建构和维系人类社会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崭新包容性文化,从而消解文化隐喻与误读,让世界人民把命运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本文由“儒释道”会通出发,审视和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印记,探究“儒释道”会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启示与借鉴,进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全人类文明的大繁荣、大发展。

关键词 “儒释道”会通;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文化;儒家;道家;佛学

文化的兴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富强的支撑与保证。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包容、开放、互通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曾以宽广胸怀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一理念蕴含着丰富的“儒释道”三者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共识,即中国传统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一致性,而“儒释道”的融合会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深刻文化印记。

一、儒家文化:宣德怀柔的“天下观”

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态度即为我国对待外部世界的潜在认知方式和基本交往原则,其中宣德怀柔的“天下观”是最典型的话语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空间的想象,又指理性森严的伦理秩序。”[1]

宣德怀柔的“天下观”在历史上曾带来中华文明的认同,达成不同种族间的共识,很好地处理了中华民族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差异和对外关系问题。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先进文明体系的选择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开创了中国传统社会在长期和平安定中取得繁荣发展的局面。在“天下观”的认知中,文化高于种族、天下先于国家、大同是世界治理的理想状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绝对的“他者”,只有相对的“我者”[2]。“天下观”强调以中华文化价值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以内心的归属和道德的感化为标准,向外无限延展文化空间的范围及容量。“得天下”不是以获得的土地数量为依据,而是指取得了“他者”的文化价值认同,在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敌人与同伴、仇视与合作、逐利与共赢等关系皆可相互转化,最终达到“协和万邦”“四方归之”“天下畏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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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对外政策主张富而好礼、富而无骄,反对掠夺财富、侵占土地,始终本着安边为本、睦邻为贵的原则处理与周边族群的关系,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与近代西方曾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达尔文弱肉强食的进化论和文化霸权主义截然不同。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扩张是不同的,罗马帝国是以军事为后盾向外扩张,但中华帝国却是以文化为中心将四边向内凝聚。”[3]这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强大的文化包容性的来源。在新时代的和平发展局势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下,宣德怀柔的“天下观”也为全人类贡献了具有中国智慧的新型文明观。

二、道家文化:大公无私的“玄同观”

“玄同”是《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4]“玄同”最初是老子对个人发展乃至社会格局作出的规划,代表着理想的人生境界,也是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道教文化的继承者都秉承了“玄同”所具有的独到理论价值和老聃最初的理念,继而发挥“玄同”的文化意涵和价值观念,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道家文化的一朵“玄同”思想奇葩。

由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含量高、创新过程复杂,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涉及多种因素,因此应选取尽可能包含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指标[18,19]。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以下创新指标:

老子倡导的大公无私就是要收敛个人意志和欲望,回归无为的本性,做到“天下浑其心”,即天下人都摒弃“我者”和“他者”的私心杂念,回归到质朴与纯粹。“大道行世,天下为公”是道家最基本的理念,《吕氏春秋·贵公》将老聃称为“至公”,非至公,则不足以治理天下。《道德经》明确提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5]玄同境界没有“我者”和“他者”之别,因此不存在“他者”的偏见与误读。正如王中江所说,道家的“无为”观念与远古即存在的“垂拱之治”具有内在联系,其具备源远流长的历史因素和文化传统[6]。推而言之,老子讲求的治道以“无为而治”为标识,实现路径正是大公无私的“玄同观”。“玄同”可以说是解开老子世界治理模式的一把钥匙,也是当今时代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法门。

在我国漫长的文化史中,外来文化曾多次叩击中华大门,试图进行文化交流和传输,第一次就是汉代古印度佛学的传入。在唐代最终完成三教合一之前,佛学历经与中国传统文化长达八个世纪的冲突与磨合,最终在动态中形成了融合。

三、佛学文化:缘起共生的“依存观”

“玄同观”是为了天下大治,其阐述为后人所传承和履践,其核心理念是弘扬善性,既包含人与人、社会群体、友邦邻国的和谐相处之道,也揭示全人类应有的共处之道,以大智慧憧憬全人类“玄同”世界的光明前景。“玄同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智慧渊源。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9月28日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呼吁世界各国遵循“合作共赢”理念,来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屋建瓴地展现出人类共同发展的博大胸怀。

式中,G水表示烘烤过程中排出的水分重量(kg),G煤表示烘烤过程中烧煤的重量(kg),Q表示所用煤的低位发热量(kJ/kg)。烤房中每排出烟叶内1 kg水分约耗热量2 590 kJ,烘烤过程中烟叶内排出的水分可通过烤前和烤后每竿烟重量的变化进行计算。

“缘起”是佛学的立论基石。佛学认为,一切生命皆为共同体,万物相依相存,诸法缘起。所有一切法,包括人类在内,都是缘起。佛法认为,万物讲求“因缘和合而生”。因是主因,缘是外缘,指各种各样的外部条件。例如:一棵树的种子是因,除树种外,还必须将树种埋在土壤中,在水分、温度、阳光等各种条件的和合之下长成大树。一切法,都是这样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被创造出来。《杂阿含经》卷第十中提到:“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有此物方有彼物,这个物消亡,那个物也就不复存在。用佛语说,人类命运共同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一体关系,就是“我即众生,众生即我”的同体关系,就是要帮助他人“修善”。从这个角度来讲,缘起共生的“依存观”本身讲述的就是“命运共同”。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确立人类命运共存共荣为全体中国人的崇高使命与责任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容非常博大,以佛学观之,可以说整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几乎都在谈论类似问题。佛的第一觉悟就是缘起关系,我你他所有人类是一个共生依存的关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应当在保持各自个性、特殊性,坚持必要原则和基本尊重的同时,培植和提高人类共同体意识,强调彼此的共性、统一性,推进彼此和平协作、“会通圆融”,以达到共同发展和提高。

四、结语

由是观之,“儒释道”的合一是古代世界与当今中国的一种跨文化传播,“儒释道”三家作为精神和智慧的积累和凝聚,融合会通后构建了文明共同体。其中,佛学自印度传入我国后,找到了与“黄老之术”的共通点,而后依附“魏晋玄学”,经历了与“儒家”的矛盾调试期,主动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与民众信仰,在中国社会整合、分裂、动荡的过程中找到与“儒家”和“道家”相融互补的契机,顺利完成本土化。道家亦接受了“儒家”和“佛学”的部分观念,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将“儒家”兼济天下、为国为民的仁爱与“佛学”至纯至善、悲天悯人的情怀融入自身。在这场历时千年的跨文化融合过程中,无论政权如何更替、社会如何变换,“儒释道”三者在融通的过程中建立了彼此间的统一价值。从把“儒释道”会通的传承精神凝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之中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拥有跨文化传播的包容性文化基因,可以为世界文明的融合发展贡献出非凡力量。

参考文献

[1][3]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66-75.

[2]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0.

[4][5]王弼.老子道德经注[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10.10.

[6]王中江.视域变化中的中国人文与思想世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177.

汉 云纹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9-0112-03

作者简介 李政锴(1989-),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竞莹(1995-),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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