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机会论文,资本论文,家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业机会识别与家族嵌入
机会识别被认为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创业初始最关键的一项活动。目前，有关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主动寻求机会的重要性，以及在机会寻求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如Kirzner,1979和1997[1]; Gaglio和Katz,2001）；二是强调从不断变化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浮现出来的创业机会（如Schumpeter,1934; Shane,2003），以及与特殊人群（企业家）的匹配。这两方面的研究其实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视角，而考察创业机会的内容没有变。
1.创业机会及其识别。从机会产生的角度看，创业机会是一种配置资源以实现市场价值的可能性，[1] 是一种亟待满足的市场需求[2] 和创业者发现的潜在价值[3]。从机会来源看，创业机会是一种以创新的方式重新整合新产品／服务、原材料、市场组织方法的可能性（Eckhardt和Shane,2003）。Shane和Venkataraman（2000）对创业机会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们认为创业机会是能够付诸生产并且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实现销售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材料或者新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创业机会不同于一般的盈利机会，特别是那些仅仅是提高现有产品及服务、原材料和组织方式运营效率的机会，因为前者需要技术或是组织结构的创新，而后者只是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内进行调整。[4]
创业机会识别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机会搜寻（searching）、识别（recognition）和评价（cvaluation）三个方面。[5] 这三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机会评价不仅是识别到机会后的行为，而且贯穿于整个机会识别过程。影响机会识别的因素包括机会的自然属性［如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市场利润等（Timmons,1999）］和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如警觉性（Kirzner,1973; Gilal,1991）、风险感知（Keh等，2002）、自信（Krueger和Dickson,1994; Shaver和Scott,1999）、已有知识（Shane,2000）、社会网络（Hill,1997）等］。尽管有些学者区分了不同的创业主体（如团队和个人）在识别创业机会方面的差异，但家族作为一个特殊创业主体，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家族以及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方式与关系构成也没有在创业机会识别研究中受到重视。
2.创业家族的嵌入观分析。创业家族① 是有别于一般创业个人与创业团队的一种特殊创业主体，其创业意图与战略对家族创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家族创业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创业所要实现的成长绩效是一种可持续的代际积累，而不仅仅是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Habbershon和Pistrui,2002）。创业家族不仅包括某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家族团体或个人，而且还包括家族企业，因为家族企业可以在组织层面对创业产生影响。这里，我们用嵌入观来解释家族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对识别创业机会的影响，原因在于创业机会识别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非经济关系、社会网络、风险感知、自我评价等因素的影响。Granovetter（1985）在论及经济交易的嵌入性问题时批评了经济学低度社会化的问题，并明确指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经济交易必然要受到交易方社会关系的影响，现实的交易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关系合约的特征。[6]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从嵌入的视角来考察家族社会资本对于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Aldrich和Cliff（2003）的研究也表明，从家族嵌入的视角来看，创业机会识别不仅仅与家族外部的社会资本紧密相关，而且还与家族本身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有着重要的联系。[7] 在这样的理论视角指引下，我们着力揭示家族内部所产生的特殊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3.家族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中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概念，通常涉及很多准则和关系网。在管理学领域，这方面影响最大的理论当数Nahapiet和Ghos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他们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体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并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维度，即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从他们界定的社会资本定义出发，家族社会资本（FSC）是家族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Harvey,1999）。从本质上说，家族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来创造价值，因此也是一种家族资源。家族社会资本通过动态演化能够形成家族企业的组织社会资本（OSC），从而在家族企业组织内部产生竞争优势（Arregle等，2007）。按照Nahapiet和Ghoshal的划分，家族社会资本也同样存在三个维度：（1）结构维度。家族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反映家族网络的结构特征（李前兵，2007），结构反映的是行为者之间关系的整体模式。家族及其成员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结构位置决定行为者获取信息的能力（Burt，1992）。在家族成员的关系网络中也存在许多结构洞，创业家族及其成员如何利用结构洞，通过最近的关系快速获取创业机会信息这一点至关重要。（2）关系维度。家族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是指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获得的资产。家族成员间的亲情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亲情化的私人信任，这明显有别于一般社会资本理论提到的强关系与弱关系。（3）认知维度。家族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反映家族成员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愿景。共同价值观不断积累沉淀，被家族成员广泛认可，就会以家族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家族社会资本的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创业家族识别创业机会的必要条件。Kellermanns和Eddleston（2006）认为，家族能否成功获取创业信息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家族所处环境中必须客观存在广泛的机会；第二个条件也是最关键的条件就是家族有识别机会的能力。家族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有助于家族形成识别机会的能力。[8] 首先，家族识别机会的能力和关系性家族社会资本有关（Barney等，2002和2003）。家族作为一个关系密切的团体可以分享其每个成员感知到的创业机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家族创业的机会感知就绝对量而言大于个人创业。同时，感知到的机会越多，家族创业就越可能发生。家族成员会在家族内部传递自己感知到的机会信息，并不总是独自开发创业机会，而是与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进行分享，寻求合适的成员开发机会。[9] 其次，家族识别机会的能力与家族成员的关系网络结构有关（Carolis和Saparito,2006）。家族社会资本会使家族成员形成不同的感知，从而影响风险感知、警觉性等因素。最后，家族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与家族对待变革的态度和意愿有关。[7] 有些家族更具支持创新与变革的倾向（Upton等，2001; Vago,2004; Zahra等，2004），而另一些家族则更愿意维持稳定的现状（Kepner,1991; Gersick等，1997），或者不善于察觉环境中的有利机会[10]。也就是说，家族创业研究必须考虑家族成员态度和价值观的影响。
因此，本文试图从家族社会资本的三个不同维度来探讨家族嵌入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既然家族创业有别于一般创业，那么，其特殊性是否会在家族社会资本层面表现出来？换言之，家族社会资本是否能够使家族或家族企业在创业时产生独特的竞争优势？
二、关系性家族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关系性家族社会资本表现为家族特殊的血缘关系。在识别机会的过程中，创业者必须以某种方式认知、收集、理解和运用与特定的行业、技术、市场、政策等相关的信息。而信息的获取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紧密相关。信息会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来传播、转移，从而被网络成员分享。有关家族血缘关系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为数甚少，最具代表性的是Barney、Clark和Alvarez（2002和2003）的研究。Barney等人（2003）在Boorman（1975）的社会网络模型中引入了家族血缘关系维度（区别于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建模论证了家族血缘关系对于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9] 他们的出发点是要考察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单一经济个体如何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市场机会信息（Alvarez和Barney,2002）。以往的社会网络理论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强关系与弱关系。强关系存在于亲朋好友、家人或亲属之间，而弱关系则存在于相识的人的非正式、偶然的接触中，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家族血缘关系是比强关系还要“强”的关系。[11] 因此，Barney等人（2003）把家族血缘关系分离出来，与强关系和弱关系并列形成模型分析的三个维度。从理论假设上讲，家族内某个或多个成员个体在获得了与市场机会相关的信息后，即使自己不单独开发利用，也会与其他成员分享。这种分享信息的意愿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中是依次递减的。
α表示通过强关系或弱关系识别到机会但不与关系网其他成员分享的概率；x表示相对于个人拥有的全部家族血缘关系而言，单个家族成员实际可以获得创业机会信息的概率；δ表示通过单个特定强关系实际获得创业机会信息的概率；Ω代表通过单个特定弱关系实际获得创业机会信息的概率；F*为可提供非冗余（non-redundant）创业机会信息的家族血缘关系数量；S*为可提供非冗余创业机会信息的强关系数量；W*可提供非冗余创业机会信息的弱关系数量。给定β、α[,f]、α，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
对应不同的F*、S*、W*的组合［或（F、S、W）组合］，同时也可以找出最大化条件下的某个（或某几个）（F、S、W）组合。通过比较即可得出结论：在获取创业机会信息方面，家族血缘、强、弱关系哪一种作用更大。
根据Boorman（1975）的研究，也可以得出个人所拥有的x个家族血缘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中某个关系实际获得某个创业机会信息的概率为：
（对家族血缘关系而言）（6）；f（x）＝
（对强关系或弱关系而言）（7）。这可以理解为某个至少有一个家族血缘关系、强关系或弱关系的个体有意去开发某个创业机会的概率。通过列举20世纪80年代的硅谷和21世纪初技术泡沫破灭这两个例子，Barney等人对上述（1）～（7）式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创业机会丰富的市场上（如20世纪80年代的硅谷），家族血缘关系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起到了主要的影响作用；而在创业机会较为稀缺的市场环境中（如21世纪初技术泡沫破灭时），家族如果希望尽可能获得新的创业机会信息，就必须将其家族血缘关系与弱关系相结合。[9]
Barney等人（2003）分析的正是家族关系对于创业机会识别效率的影响。创业者先在众多的信息中进行广泛筛选，逐渐聚焦于有价值的创业机会信息，并最终抓住机会进行创业，因此，机会识别效率十分重要（Price,2006）。通过上述模型对单位时间识别与创业家族相匹配的机会的数量进行测定，我们便可明确某个家族识别创业机会的效率。与以往的研究相比，Barney等人（2003）运用理论模型进行了推导性论证，为研究家族创业的机会识别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就家族创业研究领域整体而言，有关家族创业机会识别过程的实证性研究还很欠缺，Barney、Clark和Alvarez（2003）的观点尚未经过中大规模统计样本的实证检验。而且，就模型本身而言，很多假设可能难以成立或完全得到印证。例如，家族血缘关系、强关系、弱关系均为可逆的对应关系，以及用于维系强关系的时间与用于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时间相等的假设都值得商榷。而放松假设条件会不会影响到该模型的解释效果或结论这一点也有待验证。当然，这也是家族创业机会识别过程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无论如何，家族血缘关系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是相当普遍的。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命题：当环境中存在很多的创业机会时，家族血缘关系对创业机会识别效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命题1a）；当环境中存在很少的创业机会时，家族血缘关系辅之以弱关系对创业机会识别效率产生正面影响（命题1b）。
三、结构性家族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创业机会识别本身也是一个信息传递、获取、发掘的过程。在家族创业初期，由于封闭性较强、“合法性”较低，难以获得社会权威和公众的认可，因此，创业家族大多以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网络作为吸收外部资本的重要手段。家族社会资本有助于家族创业者识别环境中存在的机会，从而进行基于机会的机会性投资（或机会性创业）。这种社会资本是基于家族成员的特殊资源以及个人在关系网络结构中的特殊地位而形成的，因此，有别于组织社会资本（如公司声誉、品牌等）和人力资本（如教育、培训等）。[12] 一般而言，家族创业者的高社会资本能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带来高回报，因为他们往往能在关系网络中占据有利的位置，而低社会资本创业者则要通过与具备高社会资本的个人进行合作才可能进入有利的市场。在家族企业中，创业家族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的所有权安排使得他们可以从自己形成和维持的私人商业网络中获利。[13] 他们会根据“特殊”的选择标准来决定让谁加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个标准可以看作是一种“关系”标准。在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时，家族会考虑多种人际信任因素，如亲属关系、利益共同体或政治同盟等（Granovetter,1994）。嵌入关系网络的家族社会资本，也可被看作是对合同不完备或法律不健全等问题的非正式解决方式（Xin和Pearce,1996）。在存在大量制度空白的新兴市场上，这种社会资本与关系可以提供战略性信息，从而增强这种社会资本和关系拥有者的讨价还价实力，并且帮助他们把创业定位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适当位置（Blyler和Coff,2003）。
在我国，家族社会资本更是大量地以“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创业家族常常通过与资源掌握者（如政府）的合作与互惠来克服竞争力不足与资源短缺方面的缺陷（Park和Luo,2001）。例如，商业史上不乏寡头政治家族创业成功并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例子。这些家族依靠政治性关系网络，通过寻租来发挥家族在创业中的优势（Morck和Yeung,2004）。
虽然大部分创业家族并不具备与政治权势紧密联系的网络关系，或者有些创业家族没有通过有意识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占据网络中的优势位置，因而缺乏政治性寻租能力，但他们一样可以通过家族内部独特的“人治主义”（personalism）与“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来创造有利于创业的家族社会资本以及关系资本，从而促成机会性创业的产生。[12] “人治主义”通过所有权、控制权与组织权威高度集中于家族权威，提升了家族创业者或创业家族配置自身资产与资源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特殊主义”是指家族基于利他主义或裙带关系进行决策，使用“特殊”的标准来确定目标，因而有别于非家族创业者或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标准的决策方式。[13] 这种看似非理性的决策方式往往更有利于创业家族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创业机会。家族以家族社会关系与能力为“特殊”标准的决策过程，非常有利于产品与组织创新，能够带来非家族创业者或企业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两者的相互交织导致家族创业者或创业家族往往根据主观感受来配置资源，并采用直觉性的特殊决策方式来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创业机会。同时，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安排使得所有者可以自由转移自己的资产，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判断或行动。也就是说，家族在网络结构中灵活行动的特性能够大大提升家族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家族人治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融合对有利于创业机会识别的结构性家族社会资本的形成产生正面影响（命题2a）；家族成员的关系网络结构对机会性创业产生正面影响（命题2b）。
四、认知性家族社会资本与创业机会识别
价值观共享可反映家族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知识学习和创造，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新的信息和知识（Nonaka,1994; Grant,1996）。而处理信息和学习知识的能力是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在表现形式上，家族价值观通过家族文化或家族企业文化（创业以后）表现出来。但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文化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族文化根植于创业家族，能反映家族成员共享价值观的态度；而家族企业文化则是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融合，可以看作是家族价值观在企业中得到认可与共享的结果。
Klein等（2005）在开发家族影响量表（the F-PEC Scale）的研究中，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他们认为，家族企业的文化是由家族企业的价值观组成的，而家族核心成员的价值观往往就是家族企业组织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文献分析，我们认为，文化不但是家族影响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Zahra等学者（2004）从资源观的角度讨论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组织文化对创业的影响。他们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集权导向与分权导向、内部导向与外部导向作为分析维度，所提出的假设都得到了数据支持。[14] 但是，我们认为，Zahra等的家族企业文化测项并没有体现家族特色，就如Heck（2004）随后所做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必须对企业文化（business culture）、家族文化（family culture）和家族企业文化（family business culture）进行区分，它们的侧重点各不相同。虽然如此，家族企业文化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原因在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受到创始人与企业员工思想的影响，而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及高管人员带有明显的家族色彩，这种具有家族特性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家族企业文化的形成。[15] 因此，我们仍从家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认知性家族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
家族文化可反映家族群体层面的价值观、信念与目标，根植于家族的历史与社会关系之中，并会对家族创业意图进而对家族创业导向产生影响。长期的文化积淀使得每个家族形成了其固定的难以改变的特点，并决定着家族成员沟通、解决问题、认知态度、相互关系构建等一系列的行为，从而会对家族创业导向产生影响。[16] 家族文化可反映家族创业者或成员个体层面的创业意愿，也就是说，家族创业要受创业者个人的特殊影响。这倒也可印证Kellermanns和Eddleston（2006）的观点，即人治主义是分析家族创业的有用工具。从这个角度讲，具有较高机会警觉性、风险感知性、自信等个人特质的家族创业者更能把握创业机会。Heck（2004）则进一步指出，家族文化不只局限于感知性（perceptual）测量指标，而且还包括客观的测量指标，如家族规模、构成、类型和功能，这些指标都有助于反映家族文化对创业的影响程度。此外，Heck认为，家族文化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创业者个人，而且还包括他们的配偶、子女等。家族创业者配偶和子女等在观念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因在家族企业中担任职务而可能产生的影响。[15]
家族企业文化则从组织层面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影响。作为一种特殊因素，家族企业文化为家族创业提供了非家族创业者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可构成竞争优势的家族企业文化包括四个维度，它们分别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导向、内部与外部导向、分权与集权导向、长期与短期导向。[14] 文献分析结果表明，家族企业文化在这四个维度上对家族创业的影响都要强于非家族企业相关维度对其创业的影响。其中，个人主义导向与集体主义导向对创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虽然集体主义导向可能造就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导向可能减弱家族成员间的合作倾向，但后者却能促成有利于创业机会识别的风险承担、自主、个人授权、自我承诺等重要品质。外部导向则是强调从外部环境中发掘可利用的有价值的信息（Hippel、Thomke和Sonnack,1999），会直接影响家族识别创业机会的能力。分权导向有助于克服家族企业僵化的问题，更有利于家族成员个体发表有关创业的想法并相互交流，为识别创业机会创造有利的条件。短期导向的家族创业往往重财务控制而轻战略控制，以明确的目标、任务和业绩作为衡量标准，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实现既定的目标，这类家族企业会减弱员工承担创业风险的意愿（Zahra,1996），从而降低识别创业机会的敏感性；相反，长期导向更加关注战略控制，因此有助于普遍提高员工对创业风险和有关创业的不可预测因素的认知（Kanter,1983; Hitt等，1996），从而激励员工主动寻求可能带来收益的风险性创业机会。如果家族企业文化同时具有以上四个特征，那么，企业员工就有可能积极参与创业活动。进一步地，如果这些文化导向能够与环境相匹配，那么就能形成非家族企业不可模仿的竞争优势；而倘若两者不能匹配，则会造成更大的竞争劣势。因此，一方面，家族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如机会警觉性、风险感知性、自信等）与价值观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外部、分权、长期导向价值观会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正面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命题：从家族社会资本认知维度看，家族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如机会警觉性、风险感知性、自信等）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显著影响（命题3a）；外部、分权、长期导向价值观对识别创业机会产生正面影响（命题3b）。
五、结语
上述分析说明，家族创业是有别于一般创业的特殊领域。根据过程观，创业机会识别是创业过程的重要环节。家族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为家族创业带来了特殊的影响因素。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家族关系、社会资本、价值观与环境的互动是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传统创业观所认为的个人特质和机会自然属性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重要作用，而是要说明在考察家族创业活动时，必须考虑家族这一创业主体本身的特殊性及其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将家族特殊性作为影响创业机会识别的又一主要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家族创业的特殊性。此外，我们提出的研究命题中还隐含了另外一层关系：创业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难以改变。但是，我们的分析表明，家族的某些活动及特性可以促使环境中创业机会的涌现，并通过家族的独特资源与优势有效解决机会稀缺与资源不足等问题。因此，家族的独特社会资本不仅对创业机会识别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还对创业环境产生互动作用。
我们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有些家族可以成功地识别和捕捉创业机会，而有些家族却反应迟钝的问题，并对家族创业这一新兴创业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了考察。但是，从嵌入观看，家族创业的整个过程嵌入在家族的所有关系中，对家族创业产生影响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家族社会资本方面，而是可以通过多个角度来探索。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必须不断发掘与验证此类因素。关于家族创业这个方兴未艾的研究热点，还有很多新的范畴与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注释：
① 本文所说的家族创业包括家族成员创业、家族创业和家族企业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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