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组织对象及其层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次论文,图书馆论文,对象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254
1 引言
随着数字资源尤其是网络资源的大量涌现，图书馆的组织（编目）对象及其名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在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已从文献转向信息乃至知识。有学者提出，从文献组织到信息组织再到知识组织是人类对知识的利用不断深化的过程，它们都是为了解决信息需求与信息利用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1]；随着现代信息组织方式的发展和进步，我们正经历着从信息组织到知识组织的过程[2]。
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文献编目和信息组织等教材专著为对象，采用与国外文献相比较的方法，研究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及其层次问题，并试图澄清图书馆的信息组织与知识组织的主要依据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在图书馆组织对象及其层次问题上，不仅国内外学者在认识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国内相关教材上还存在名与实的矛盾。据此，本文试从图书馆组织对象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资源组织的层次问题。
2 图书馆组织对象的变化
对采集到的对象进行有效的组织，历来是中外图书馆的一项基础而又重要的工作。综观近30年来国内外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从文献到资源的演化。
2.1 文献组织对象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基本上与其馆藏——文献保持一致。在教材名称上，当时也多以“文献编目”来命名，如傅椿徽的《图书馆文献编目》（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谢宗昭的《文献编目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以及李晓新、杨玉麟、李建军的《文献编目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等。由于当时许多院系中、西编课程还分开教学，因此也出版了一些以“中文文献编目”和“西文文献编目”命名的教材。前者如张玉麟的《中文文献编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89）和刘苏雅的《中文文献编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等，后者如段明莲、关懿娴的《西文文献编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和韩平的《西文文献编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93）等。但随着中、西编课程合一教学的开展及其普遍化，之后出版的教材又多以“现代文献编目”来命名，如刁维汉的《现代文献编目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和王松林的《现代文献编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等。
我国图书馆以文献作为自己的组织对象，最终也影响到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标准化编目条例的名称确定——《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广州人民出版社，1996）。在英语中，与中文“文献”一词对应的词有document、material和item等。其中，document泛指文献、文件和资料；material一般用来表示非印刷型的文献，如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和测绘制图资料（cartographic material）等（该词国内偶尔也用来表达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如《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并列题名——Descriptive Cataloging Rules for Western Language Materials）；而item则专指用作编目对象的文献。例如在ISBD（G）和AACR2（含1988、1998及2002年修订版的AACR2）的词汇表中，均未出现术语document和material，而将唯一出现的术语item定义为“形成单一书目描述基础，以任何物理形式出版、发行或作为一个实体处理的一部文献或一组文献”（A document or set of documents in any physical form,published,issued,or treated as an entity,and as such forming the basis for a single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2.2 资源组织对象时期
在ISBD（G）和AACR2使用术语item的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信息资源管理（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研究的兴起，国外图书馆界也逐步产生了一个能替代item的术语——information resource。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开始介绍并使用信息资源这一概念。综合国内外现有的研究，信息资源这一概念目前存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信息资源指人类社会信息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信息生产者、信息技术等信息活动要素的集合；而狭义的信息资源则专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有序化，并大量积累起来的有用信息集合（即指信息资源本身）。在英语中为加以区分，美国信息资源管理学家小霍顿（Forest W.Horten,Jr.）认为，广义的信息资源应用其复数形式的information resources，而狭义的信息资源则用其单数形式的information resource[3]。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对信息资源持狭义理解，如王松林的《信息资源编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在王松林的《信息资源编目》出版前后，我国也曾出版过段明莲的《文献信息资源编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和孙更新的《文献信息编目》（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细读这两部教材专著，可以发现它们中的“文献信息资源”和“文献信息”，其含义基本与孟广均等著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科学出版社，1998）中的文献型信息资源，以及马费成等著的《信息资源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中的记录型信息资源一致，实指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在新的《国际编目原则》词汇表（ICP Glossary）中，虽然还留有item这一术语，但却将其定义为FRBR和FRAD中的“一个表达形式的单件”（A single exemplar of a manifestation）。而该词的上位类名称，《国际编目原则》词汇表则用Bibliographic resource一词来表示，这从其定义可以看出，即书目资源是“图书馆和类似机构中由知识或艺术内容构成的实体。FRBR模型中的书目资源包含其第一组实体中的作品、表现方式、表达形式和单件”（An entity within the realm of library and similar collections consisting of the products of intellectual or artistic endeavour.Bibliographic resources in the FRBR model are the Group 1 entities:work,expression,manifestation,and item）。也许受此影响，IFLA 2007年通过的《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ISBD).Consolidated Edition），其词汇表中的Document已被Resource一词所替代，并将后者定义为“包含知识内容和／或艺术内容的有形的或无形的实体，可作为一个物理单位被构想、制作和／或发行，并可形成单一书目著录的基础。”[4]其下位类包括单行资源（monographic resource）、测绘制图资源（cartographic resource）、电子资源（electronic resource）、多媒体资源（multimedia resource）、非书资源（nonbook resource）、集成型资源（integrating resource）、连续性资源（continuing resource）和印刷型资源（printed resource）等。
上述图书馆资源或信息资源，肖希明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文献型信息资源（含刻写型文献信息资源、印刷型文献信息资源、缩微型文献信息资源和视听型文献信息资源）；一类是数字化信息资源（含单机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5]。这一分法一方面与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中的“馆藏实体资源”和“网络虚拟资源”分法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与笔者历来倡导的“实体资源”（physical resource）和“网络资源”（web resource）的分法基本一致，只是笔者一贯主张应将用磁带、磁盘、光盘存储的单机信息资源划归实体资源。
既然现在《国际编目原则》词汇表已用“书目资源”、《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和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描述框架》）以及即将正式发布的RDA（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资源描述与检索》）已经和也将使用“资源”一词来替代“文献”，加之图书馆界现在越来越倾向使用“组织”一词来替代“编目”，笔者认为今后用“资源组织”来替代“文献组织（编目）”和／或“信息资源组织（编目）”必将成为趋势。
3 图书馆资源组织的层次
对上述实体资源和网络资源，图书馆均可从两个层面来组织，即从信息层面进行组织（以下简称“信息组织”）和从知识层面进行组织（以下简称“知识组织”）。资源的信息组织和知识组织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也较难区分[6]。但是本文从它们所用的工具可以看出两者的根本区别，即信息组织是以各类元数据标准（Metadata Standard，以下简称MS）为主，而知识组织则以各类知识组织系统（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以下简称KOS）为主。
3.1 图书馆资源的信息组织
用于图书馆资源信息组织的MS，与“关于数据的数据”的元数据定义不同，实指对资源书目信息进行描述、结构化并对之进行管理的工具[7]，即图书馆的信息组织是将组织对象（通常是资源载体）的相关数据信息分解成属性特征（字段），从而形成记录（对象的完整数据、信息）并组成数据库（多个对象的数据、信息集合）。
MS用于图书馆信息组织的观点，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荣誉教授Arlene G.Taylor的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该书第一版就以元数据为主要研究内容；第二版新增的第6章全面介绍了元数据的相关内容，探讨了元数据的基本特征和目的，它与图书馆编目的关系以及各种类型的元数据（包括管理型元数据、结构型元数据和描述型元数据），最后还讨论了几种新的元数据管理工具（包括应用纲要、元数据登记系统、转换工具、采集工具和制作模版）[8]。可见，国外图书馆资源的信息组织主要研究的是各类MS及其在信息组织中的应用。针对元数据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2009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更是将原来在编码标准（第4章）以及系统和系统设计（第5章）之后出现的元数据一章提前到了它们之前，即元数据一章由二版的第6章被提前到了现在的第4章。此外，经过重构和更新的第4章，还加入了有关元数据模型的大量内容[9]。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第三版的第7章和第8章继续讨论元数据（所有部分都经过了更新），第7章深入讨论描述性元数据，第8章介绍检索点和规范控制。在第7章中，新的MS包括DACS（档案描述：内容标准）、CCO（文化对象编目）和CDWA（艺术作品描述类别）；另外还讨论了即将要替代AACR2的RDA，并对IFLA的FRBR进行了更多讨论。第8章“检索与规范控制”则进行了重构，以便更紧密地配合第7章的内容安排，如它延展讨论了书目关系和规范控制（含规范工作和规范文档的角色作用）。不同于第二版第8章只介绍AACR2里的名称创建标准，第三版第8章还包括IFLA的FRAD、ISAAR（CPF）（《机关团体、个人和家族名称国际标准档案规范记录》）、EAC（《编码档案上下文》），以及DACS、CCO、CDWA和VRA Core里的标准和指南。
与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国图书馆界，往往是将那些主要用于主题编目的文献命名为“信息组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按其出版／再版时间先后排）：马张华的《信息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储节旺和郭春侠的《信息组织：原理、方法和技术》（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冷伏海的《信息组织概论》（科学出版社，2003）、周宁的《信息组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张帆的《信息组织学》（科学出版社，2005）以及戴维民的《信息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造成以上分歧的原因，可参见笔者的《信息组织及其与主题编目等的关系》一文[10]。
3.2 图书馆资源的知识组织
由国外学界率先提出并能涵盖我国情报检索语言概念的KOS，简单地说就是各类知识组织体系的统称，含分类表（classification schemes）、类目表（categories）、规范档（authority files）、标题表（subject headings）、叙词表（thesauri）以及本体（ontologies）等[11]，即图书馆的知识组织将知识的物理单元（如资源）分解成知识元，并用知识元属性特征（字段）、记录和知识库来描述和表达知识。
国内外图书馆运用KOS中的分类表和受控词表（含标题表和叙词表）对实体资源进行知识组织，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改造后的分类表和受控词表虽然也能对网络资源进行知识组织，但主要用于网站的导航与浏览。目前，对网络资源进行知识组织最有效的办法是构建本体。但本体研究一般比较抽象，如果不与领域（domain）相结合，容易被人看作是一种概念游戏，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另外，使用本体对网络资源进行知识组织还存在成本过高、本体描述语言OWL过于复杂等问题。
众所周知，包括图书馆界在内所研究的知识本原——本体，都源于研究世界本原哲学的本体论。数千年来，为了积极适应和有效改造现实世界，一代代的哲学家们针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说，并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本体论，但问题却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由于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就像性急的孩子在花了很多时间仍不能把魔方复原时生气地将它扔掉一样，近代西方还兴起了一个取消本体论的哲学流派[12]。在图书馆界的本体研究遇到困难时，SKOS（Simple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的出现使它峰迴路转。在2009年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召开的“全国第五次情报检索语言发展方向研讨会”上，我们可喜地看到，国内已有不少人士在利用现有的分类法和叙词表中的知识结构或概念体系，并通过SKOS的词汇或标签对本体进行了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包括《〈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网络化研究：从MARC到SKOS》、《〈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SKOS描述自动转换研究》，以及《Onto Thesaurus与SKOS的比较研究》等[13]。
可能因为本体研究比较专深，使得那些主要论述主题编目的文献不敢贸然使用“知识组织”来命名（即本体研究是知识组织尤其是网络资源知识组织必不可少的部分）。另外，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人们现在似乎又找到了另一种网络资源知识组织的途径——folksonomy。Folksonomy简单地说就是用户自发地使用标签，对感兴趣的资源进行分类，并与他人共享标签的过程和结果（即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分类”）。因此，国内研究人员大多将这种具有社会标注性质的folksonomy翻译成“大众分类”。大众分类部分承担起构建语义网的重任，广大用户在普通Web页面上所加的语义信息，可使网络资源达到某种程度的知识组织。
大众分类分为宽大众分类与窄大众分类两种[14]。与宽大众分类不同，窄大众分类是在较窄范围内的用户（即同质用户）中建立专业化知识平台。这种大众分类有利于在专业社群中实现知识共享，也使得将大众分类引入图书馆的知识组织成为可能。但是即使采用窄大众分类，由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等原因，也会使以关键字为核心的标签产生模糊性（大众分类中标签的主要问题是同义多、歧义多、单复数滥用以及专指度不够）。目前基于XML的同义词控制尚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同义分析，还不能完全解决标签的模糊性问题。因此，如何将大众分类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本体”转换成“自上而下的图书馆化本体”，以及如何利用图书馆化本体来引导和规范用户的词汇，就成了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课题[15]。总之，如同哲学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抛弃本体论一样，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也少不了对本体的研究。
4 结语
图书馆的组织对象已从文献转向信息乃至知识的看法是错误的，图书馆的组织对象现在和将来都是文献或资源，而且随着数字资源尤其是网络资源在图书馆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用“资源”替代“文献”、用“资源组织”替代“文献组织”或“信息资源组织”必将成为趋势。
图书馆的信息组织主要依据MS，而知识组织主要依据KOS。理解这一点，我国《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图书馆学类）》之类的丛书就不会将主要描述文献分类和主题标引的教材命名为鹊巢鸠占的《信息组织》，更不会将阐述描述信息和检索信息的教材命名为遭人诟病的《信息描述》了。
收稿日期：2009-07-04；修回日期：2009-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