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中国家的形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主义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文化是“界定政治行动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政治态度、表征符号和价值的系统。”[1]它通过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政治共同体基本的政治倾向。政治文化一方面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政治取向模式的特殊分布。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然而，由于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呈现出与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的地区明显不同的特征，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政治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形式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基本摆脱了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性特征（在传统社会也基本上不存在这种形式主义）[2]。因此，形式主义也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一种徒具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政治模式而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的独特的政治现象。固然，在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领袖或统治集团的品性和取向、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文化扩散之影响的反应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形式主义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但是无可否认，它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政治系统、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同样大量存在着形式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曾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即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形式主义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在中共的许多文件中也多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性内容。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甚至把形式主义称作是“未能根治的顽症”，并且“已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成为我们实干兴邦的一大障碍。”[3]
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就成为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任务，而这或许能够对发展中的中国克服形式主义有所助益。
本文将主要讨论形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并尝试提出一些克服形式主义的途径。
一、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一般而言，两者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一致，因而政治文化是同质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有着基本的共识，并多认为是带有终极意义的和神圣不可改变的。在此情况下，两个方面自然能够达到一致。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但为维系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秩序，人们依然能够遵守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两个方面仍然能够协调一致。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经常不一致，两者存在相当的差距，政治文化异质感强烈，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泛滥成灾的根源之所在。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之间的不一致呢？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部分由于与外界的接触，部分由于现代化的内在化过程”[4]。这种认识实际上为我们探究发展中国家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彼此分离的原因提供了两条线索，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外生”性质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
以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和启动方式为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后者，因为其现代化“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5]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踏上现代化之路，都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的辐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不论它们在后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选择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模式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发达的西方国家为蓝本的。既然如此，在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规定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自然也就把眼光瞄向了西方，期望能够在西方文明中寻找到发展现代化的救世良方和“根本解决”之途。这时，西方的各色各样的主义便纷纷输入进来。象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几乎当时世界的各种主要思潮——“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6]——都蜂拥而入中国。尽管主义与主义之间相去甚远，“但对于为中国社会寻求出路的人们来说，它们曾经是同样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每一种主义周围，都汇聚过有志于救治世病的知识分子。”[7]这时，发展中国家一旦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所拥有的传统文化，便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挑战，同时它也基本丧失了可以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但是，输入本国的西方文明是否就会自动承担起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呢？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必须经过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由认同这种文化模式，进而逐步把这种文化模式内化为自己的文化模式，才能够按照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行事。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输入的种种主义，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精英对现代观念的选择。政治精英也可能因循种种的主义而为本国的政治发展预设了较高的目标，甚至创设了现代的政治形式，但它们仅仅是处于游离态的观念和观念的产物而已。而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关于社会变迁的观点来审观，这是一种“文化超前”的不正常状态。这种种的主义乃至具有现代色彩的政治形式，却由于没有现实的基础而无法内化为人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法形成一整套为大家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亨廷顿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观念和行为的不一致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他说：“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8]在“文化超前”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理念的表达上，在日常的词藻中，在政治制度的架构上，几乎和西方国家并无二致，但在实践层面（行为模式）上，和观念（文化模式）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传统文化丧失了统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功能的情况下，西方文明充其量只是承担起了统摄人们思想的功能，却无法统摄人们的行为，于是，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此可谓超前的文化模式与具体的行为模式出现了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则直接衍生出了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恶果。
为什么西方文明无法内化为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无法形成一整套为大家共同接受和践行的制度？事实上，这又是和发展中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紧密相联的。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就是发展中国家开始现代化之时所面临的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它们大多有被西方殖民统治的经历，旧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已在瓦解之中，而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因国内政治权力分散、稳定的政局迟迟不能建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民众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等。在这种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常常和民族主义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两者同时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双重任务，而且民族主义成为动员民众为现代化目标而行动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运用民族主义固然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人们认为国际环境似乎在阻挠着自己国家的发展，不断高涨的愤怒浪潮增进了民族共识和心理参与。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性的影响，即时局造成的挫折和幻灭感倾向于加深人们对当局的怀疑，导致人们走向极端[9]。这种极端的心理分明不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和产物，而且它也会成为人们正确对待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心理障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中，虽然它们为了解决因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而产生的空虚和无助，转而从现代化的理念中间寻求暂时的安慰和归属感，虽然它们也提出了“发展”、“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但是这些理念和口号要内化到国家行为和个人价值观中去，还存在相当的困难[10]。
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双重压力下，给人们产生切肤之痛的强烈印象是，西方社会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它们之所以能够称雄于世界，正是因为它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后盾。由此而得出了一个偏颇的但又很有吸引力的结论，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就是建设一个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于是，发展经济就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义，“实业救国”的观念和实践就占有了突出的位置。似乎，有了物质文明就等于有了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仅仅变成了经济的转型，而政治、文化的转型则统统抛诸脑后。其实，现代化并不仅仅指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进步，它更是一种民主化的生存方式及其制度，其蕴涵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物质意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难以抗拒的挑战，正是现代化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因为民主化的制度“不光是国家持续发展的伴随产物，而且是发展的先决条件。”[11]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作为当时日本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福泽谕吉就鲜明地指出：“半开化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必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取其易”[12]。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认识到必须从文化心理层面改造国民，“确信没有多数国民的民主觉悟，没有一种能赋予民主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是不可能真正建设和组织起‘西洋式的社会’、‘西洋式的国家’的”[13]陈独秀即认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根本条件。……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立宪共和绝非一物。”[14]然而这类声音在发展中国家几乎得不到任何现实的回应。因为在人们看来，发展经济的任务是那样的迫切，又是那样的富有现实的质感，而现代化的精神性内容却无法在短期内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不可能带来经济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富强。在这种“半拉子式”的现代化的行进中，现代化精神所蕴涵的民主及其制度是难以得到真正的实践的。
二、形式主义的表现
正如上文所述，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而产生了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形式主义。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形式主义的表现是什么呢？作者认为，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的总体表现。此可谓“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颂其文而行不犹其道。”[15]当然，这并不是说言与行、表与里不一致的现象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存在，而是说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因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一致，这种现象较少出现，不构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却极为严重，并已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我们说，言与行、表与里的不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形式主义的总体表现，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方面来对它加以论证和说明。首先，政治结构的形式化，亦即只有现代色彩的政治结构，却无相应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或出现了在现代政治形式掩盖下的独裁和专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划分与配置、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上，应该说是在现代理念的导引下进行的。我们不可能发现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即使是威权政府——会公然向民主原则挑战，它们都会向国民宣称，实现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使它的全体国民得到幸福康乐的生活”[16]，但是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会看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种种不民主的做法[17]，会看到各种制度都是领导人用以实施控制的工具，而非以制度限制领导人或使他负责任[18]。在西方国家，政党主要是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纽带的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党却“经常凌驾于形式上的政府之上，使政府处于从属地位”，其纲领或原则只是一种形式性内容，“并不代表任何东西”。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党进行政治上的竞争，也“时常被视为是不合法的”[19]。同时，发展中国家通常有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但由于其立法、司法系统的结构功能性障碍以及权大于法的情况的存在，导致立法脱离现实与民意，行政官员玩法弄权，法令不能公正地执行，以至于经常出现“制定的法律越多，带来的混乱越大”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实行民主原则可能导致现有领导人的地位不稳，可能打乱现代化的进程，则更是加剧了政治结构的形式化[20]。
第二，就发展中国家公民个体而言，在文化心理层面具有明显的过渡形态。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在剧烈的社会变动过程中日趋衰落，它已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价值尺度和归属感，但是“个人具有这样的意识，即视其自身为在时间历程中或多或少基本同一的、连续存在的实体；他从根本上将现在的他看作是过去的他。”[21]因此，在个体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不可能是彻底的抛弃和否定，而是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情形。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取向上的偏差，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过于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忽视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核心理念的传播，但是科学技术知识无法为人们提供完整的价值规范体系，无法解释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人生问题。应该说，人又是需要一种价值、规范和意义的支撑的。然而在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规范缺位，现代文化的价值和规范又不到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心灵的漂泊感，而为了给自己的存在寻找价值和意义，不同地位和背景的人便会作出不同的文化选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歧异性之大，常常让人咋舌，而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通常又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巨大反差。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虽然隐约意识到用政治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但是由于其社会变迁的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对政治行为的合理目标与手段产生一致的看法，因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满‘作秀’的味道” [22]。这种情形，在政治领袖那里，因为他们与大众缺乏沟通和交流，但又需要得到大众的支持，他们只有不断地运用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空泛的高调，却很少对具体的问题发表意见和看法。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那里，他们要么追随政治领袖，和他们一唱一和，要么采取一种非理性的、非建设性的姿态，和政治领袖唱对台戏。但总体上而言，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普遍表现出浮躁的心态；在大众那里，“政治讨论虽然盛行而热烈，却常与政治决策无关”[23]。因为一方面国家领导人通常运用高度概括化的甚至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而在这里可能就蕴涵着具体政策的潜台词，不由得民众不去仔细加以考量；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体系，大众没有正常的政治参与管道，无法影响具体政策的制订。
第三，发展中国家十分强调教条化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特殊的国内政治背景，也由于其社会变迁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剧烈的社会变迁又引起了社会的分层化，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社会的整合，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巩固国家的合法性，国家领袖不大会求助于具体的政策，而是求助于一种意识形态，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例如，在1964年9月，缅甸当时的执政党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发表的文告中，即宣布以“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其基本纲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民主也门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为目标；坦桑尼亚执政党革命党在1967年2月发表的政治纲领《阿鲁沙宣言》中，提出了在坦桑尼亚实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自力更生的政策”[24]。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市场资本主义的，还是两者的变种，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甚至在有些时候可能被看作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根本之途。但是，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又常常受困于意识形态。一旦人们发现国家意识形态所作出的种种许诺长期不能兑现时，其信任度就大大降低了。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自己所赖以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的意识形态抛弃的。假如这样做，事实上也就否定了自身。这一悖论性的困境，无疑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统治集团，他们宁愿以与既存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为准则来制订政策，只有政策符合了意识形态框框才允许出台，最起码听起来要符合意识形态，至于政策的真实有效性则退居其次。由于意识形态和政策日渐脱离民情、民意，其本身已成为形式化的东西，也就不能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上述的形式化则造成统治集团在进行政治动员时，经常借用高度概括化的、抽象化的政治口号系统以及通过描绘现代化的远景以提高民众的期望值来获得支持和实现目标。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化的做法。
三、形式主义的政治后果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形式主义，其存在自然有其一定合理性，如它能够暂时化解人们面临的认同和合法性危机等，但更多的是它带来了一些难以估价的政治后果。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作者认为，在形式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导致了如白鲁恂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政治过程”的危机[25]。白鲁恂指出，政治之精义为：“接受冲突的现实和竞争的合法性，同时使组织社会的各种不同利益经由政治艺术的调适、互动，以趋调合。”[26]他这里所说的“调适”、“互动”、“调合”，其实就是“政治过程”。然而，在发展中国家恰恰缺乏这一过程。我们知道，调适、互动和调合的功能是由政府承担的，而调适、互动和调合的过程是靠政府制订具体的政策来完成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多只有形式上的完备性，在运作过程中却无法承担起调适、互动和调合的功能。这种情况，一是由于政府运作的不民主，政府官员只以领导的意志为转移，只对领导负责，只按领导旨意办事，政府常常成为领导人的办事机构，而不对法律和民众负责，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和民众的关系好坏不会影响到政府官员的前途，政治过程不能反映民情、民意，对民情、民意要么反应冷淡，敷衍了事，要么置之不理，政府职能虚化；二是由于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利益的分化、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之间的对立，民众之间的利益极不一致，而急速的社会变迁激起了各阶层人民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过分期盼，致使政府领导人难以制订广为人们接受的政策，即使制订出了政策，又因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而缺乏针对性，难以把握和操作，从而不得不人为地放大意识形态的作用，说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套话、假话，玩弄政治手腕和政治游戏。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治过程，政府效能是无从谈起的，这也就无怪乎人们对政府和政治产生偏见和不满，“政治”也变成了“肮脏”的代名词。
缺乏政治过程的政治后果直接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美国政治学家S·李普塞特认为，所谓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27]任何一个国家之政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其有效运作与社会稳定发展的文化心理保证。应该认识到，合法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赖于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意识形态、维护社会公正、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等等，但是，合法性最终还是要靠政府的统治绩效诸如政治体制运作的有效性、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保证的。如果一个政府没有统治绩效的支撑，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合法性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政治过程，政府不仅不能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以有效的途径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以致政府的统治绩效表现平平，其种种高调和许诺无法得以实现，而且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济利益分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别等问题，不能承担起对社会“调适”和“互动”的角色，而民众的不满情绪又没有适当的渠道加以宣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不可能把现存的政治制度看作是“社会最适宜的制度”的。既然对政府不能认同，合法性危机的出现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形式主义带来的又一政治后果是民众对政治冷漠，整个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的气氛。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的理念在其功能中不能很好地加以贯彻，更没有为民众参与政治设立制度化的渠道，政府与民众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难以表达，即使有所表达，也常常被隔绝于政府的政策过程之外。民众的政治参与屡遭挫折，难免会产生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以及对自己的政治效能产生怀疑，从而也对政治心灰意懒。另一方面，在国家领导人那里，民众只能批发到大量空洞的高调和很少能够兑现的许诺，而且国家领导人在要求民众忍受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痛苦和损失时，以他们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却在一边玩法弄权，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甚至为一己之权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阴谋，进行残酷的权力斗争。此情此景又怎么能够不让人对政治产生厌恶之心呢？又怎么能够让人树立起对政治的信心呢？这也难怪白鲁恂把“逃避政治”看作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特征之一了[28]。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面所讲的三个方面，还有象政治信息的传递不是靠具体的、规范的制度和政策，而是靠政治运动和人们挖空心思地去揣摩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政策的取向，从而造成政治信息传递的成本高；公民说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从而造成公民人格的分裂；政治结构的形式化、民主功能的缺失以及缺乏政治过程，从而造成政治上缺乏妥协机制；政治文化的异质性强烈，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从而造成整个社会难以树立起普遍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理念型的政治文化，有一套明确的特殊化的政治指向，过于强调共识，却不易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造成独断论盛行等等问题。因此，都和形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也都应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克服形式主义的两条基本途径
一般地，民主的政治文化可以为人们提供认同和合法性基础。然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高度异质性政治文化却无法给人们提供认同和合法性基础，也无法承担起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它所表现出的高度的形式主义只能使人们学到现代文明的“外在装饰”，而不利于深入习得其内在精神，而且由此产生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形式主义带来的政治后果固然严重，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危机，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契机，看作是发展民主的政治文化时机的来临。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危机为契机，促成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来临，从而有效地保证本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那么，如何克服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弊端和促成向民主的政治文化的转变呢？基于上文所述，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分离，因此，克服形式主义的最为基本的途径也就在于真正做到使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一致。具体而言：
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公民的教育问题。阿尔蒙德和维巴在他们所作的跨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教育明显提高了五国的政治责任的频率。”[29]他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知识阶层似乎有把政治参与的钥匙，而其他阶层却不那么幸运。各国的知识阶层更可能有政治认知的意识（意识到政府的影响，具有关于政府的知识，关心各种媒介传播的政治）；对范围广泛的政治问题持有见解；参加各种政治议论。教育程度高的人们更有可能认为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随意地议论政治。”[30]英格尔斯更是明确指出，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必须首先有人的现代化，他说：“一言以蔽之，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31]而现代性的人格和品质，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在他对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数据显示，“在‘受教育较少’的人中，具有现代性品质的人的平均比例是百分之十三，而在‘受教育较多’的人中则占百分之四十九”[32]。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公民的教育事业。就教育的显性功能而言，它包括传授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角色关系模式；就教育的隐性功能而言，它有助于形成潜意识和基本人格结构的所有经验。通过教育，不仅使公民个人能够认识、认同和接受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发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自我认同，也能够使自己成为人格一致、具有中心想法和方向的人[33]。这样才能为改变文化模式与行为模式脱节的矛盾打下基础。如果没有教育的进步，大多数人仍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仍然是精英们的特殊领地，民众对它一无所知，更谈不上认同和接受，当然也就很难去实践现代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了。
教育是改变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重要措施和条件，但它并不是万应灵药。美国政治学家C·科恩即认为：“如果治理权最终集于被治者之手，要正确指导管理，教育将起重要作用。这已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即使提供了数量众多、内容正确、观点公允的信息，这对于仅有理性而没有学会消化与运用这些材料的人，以及缺乏必要技能来处理共同问题的人，都毫无用处。”[34]因此，作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克服形式主义还必须为公民广泛而有效地参与政治创造条件。如果说教育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基础的话，那么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说是克服形式主义的实践形式和实现形式，是做到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相结合和统一的根本途径，从而演绎出合乎政治发展实际的民主政治模式。因为通过政治参与，一方面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影响政策的制订，增强自己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提高参与政治的兴趣，从而放弃对现实政治冷漠的政治态度和取向；另一方面公民在参与过程中能够实践并巩固自己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增加自己对政治的认识，体验到现实政治过程中的“调适”和“互动”，体认到民主政治的精神内涵，进而达至对政治的认同。与此同时，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也必然会改变政治结构的形式化，充实政治结构的功能和使一些重要功能合法化，丰富“政治过程”。只有保证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政府，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而非形式上的民主政府。
应该认识到，公民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需要具体的制度加以保障，它有许多相关的工作要做，如要确保公民的权利平等、建立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建立政治妥协机制与功能、培养宽容的精神等等，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应站在战略的高度，有长远的眼光，来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因为“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这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和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35]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可能会带来暂时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此其领导人常常以民众素质低作为自己国家不实行民主制度的托词，甚至大肆鼓吹“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必然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36]事实上，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稳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是统治者的苟且偷安和不愿承认民主和社会政治秩序之间可能产生的良性互动。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反倒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只要稍有理智和政治责任感的人，权衡一下利弊之大小、轻重与缓急，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应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克服政治文化中的形式主义的具体途径可以列举许多，但是作者认为，这两条是最为根本的途径。因为前者给予了人们以现代化的理念，后者则给予了人们以具体的政治实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两条，就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自然生成民主的政治文化，就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克服形式主义的弊端。固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发展中国家社会全体成员为之共同努力的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