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文化源起与历史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信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信，是人类文明生活中出现极早、流行极广的一种实用性文体。
关于它的源起，历来说法不一，研究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此作了探析，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但多未触及根本。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把目光投向更悠远的历史，从深厚的文化沉积中去探寻线索。
我的分析，想从这个字说起：専。
専（以下写作“专”）甲骨文像手持纺锤（原始的捻线工具），从又或从寸，示以手拨运而使之旋转。此实会意之字。《甲骨文字典》训其“为转之本字”，这是对的。因而从专之字皆有转动之义。《诗经·小雅·斯干》“载弄之瓦”，毛传云：“瓦，纺专也。”纺专即纺锤。其操作之性能在于转，因而名之。
《甲骨文编》卷三载有“专”字31例，又据《卜辞通纂》、《甲骨文字集释》、《殷虚卜辞综述》等，其字在卜辞中主要用为人名、地名。作地名之“专”，应是因人名而来。作人名之“专”，有以为侯伯名，但更多的则是贞人或卜人名。迄今所能确定的卜辞中贞人有123个， 据陈梦家考定，“专”出现于早期甲骨卜辞，为武丁晚期卜人。贞卜之人是掌卜问的史官，“祭祀占卜时代王言事，于卜辞中能‘转达’上帝鬼神之意”〔1〕。其职分十分明确：在天地神人之间转言传意， 所事类乎后之所谓“执讯”。贞人而称“专”，可谓名实相符。
《说文》解“专”字，曰：“六寸簿也。”此实为引申义。簿即笏，指手版。上古时无论贵贱皆执笏从事。《释名》：“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又，《礼记·玉藻》“史进象笏，书思对命”，郑玄注：“思，所念思将以告君命者也。对，所以对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书之于笏，为失忘也。”笏之作用，主在告命、受命两面。据《玉藻》，其长度为二尺六寸，此当是礼制严明情况下的定规。那么，在告命、受命作为原始文明中某种需要而出现之时，就必然已有其相应粗陋而原始之“笏”。书而备忘，用为告、受，这就是“专”——转言传意之义所在。
随着先民的社会性活动日趋频繁，音讯转传以其现实之需要应运而生。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曾就所辑第431片、512片、513 片甲骨卜辞作过一番考释，认为这里记录的，是从千里之外的西北边境“传至殷京”（今河南安阳）的“边报”。在外来侵犯十分频仍的当时，凡有军情，则击鼓为号，借助音声程程传递消息。遇有特别紧急复杂的情况，鼓报之外，则有口头传报或诉诸文字形式的书报。这些卜文中“告曰”以下显系“边报”，并很可能就是“书之于笏”、“以告君命”的传报文字，或是对原有通讯传报文字的转述。换言之，这应该是记录或转载迄今发现最早的通讯文字，即书信，确切地说，是军事信件。在文明程度愈趋提高、“书之于笏”已不成其难的当时，书面通讯形式产生之必然是显而易见的。汉语中“音”、“讯”二字并举联义，并作为“书信”之同义语，盖因于原始背景下书信的这种独特的传递方式。
交通的发展是讯传的先决条件。甲骨文、金文中“行”像四通之路，这足以说明殷人已重视道路的建设，其时已有通衢大路。又从卜辞以及地下发掘所提供的资料来看，殷代的交通工具，除水行的舟、凡（两木相拼之木筏）而外，陆地上已大量使用车、马，并已有严格的车马制，可见其时通行之便利。所以诸如“往来”之词在卜文中已是屡见不鲜。与书信的传递同样需要有不断改善的交通条件的商业，在殷代已开始脱离实物交换的原始萌芽阶段，而进入货币贸易的实质性时期，如武丁卜辞中已有“锡（赐）贝”、“锡贝朋”（贝以十枚为一朋）的记载，晚殷金文中的“贝”也多作为赏赐这物，而河南安阳大司空村还出土了青铜贝。这说明“贝朋”作为饰物的历史已告结束。还有，当时的手工业及冶铸业均已非常进步。其原料，有的需从远地运达，这也必以交通为保证。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殷商时代，用于军旅或官政的通讯，不仅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且已有其现实的可能。
至周代，讯传之事发展为愈趋完备的“传遽”制度。“传”为驿传之车，其字取义于“转”，为“专”之假借；“遽”为驿传之马。专置“行夫”之官掌邦国传遽之事， 特设“置邮”（驿站）以“传命”〔2〕。又据《礼记·曲礼下》、《诗经·小雅·大东》、《国语·周语中》等，可知周代在道路修建与保养方面更有规模性要求。《易·旅》中叙商人行旅，已有止宿的“处”、“所”即旅馆之便。《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仓廪委积供羁旅艰厄之用。由此，可以想见当时驿制之规模。一般情况下，信件由驿道一站一站传送，遇有紧要之事，则派特使专送。《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传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杜注：“执讯，通讯问之官。”孔疏：“使执讯，使之行适晋也。”其讯传之便捷如此。这说明，在周代，通讯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于是，关于“书”、“简书”的文字记载亦开始见于先秦古籍。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中“嗣音”（续音讯）二字，可见其时书信已同时成为民间交往的重要媒介。刘勰所谓“春秋聘繁，书介弥盛”〔3〕， 姚鼐所谓“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为书相遗”〔4〕， 显系书信发展渐盛时的情况，而并未溯及其源。
书信之“书”，《说文》释为“箸也”。凡著于简册、上报下命、往来声问之文字，原先通称为“书”。书之为休，起于实用，它一开始就显示出其固有的特征：对象性、叙诉性和传递性。
在最早的关于“书”的概念中，不分上下而惟见彼此。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得很明白：“战国以前，君臣同书。”如乐毅《报燕王书》，实是因燕王“使人让（责备）乐毅，且谢（谢罪）之”而“使人献书报燕王”〔5〕的一封回信。 所以刘勰将“书”与“记”即奏记归为一体，给它下的定义也比较宽泛，认为“书者，舒也”，其特点在于“舒布其言”。君臣同书、书奏同源，正是由书笏的告、受二义决定了其原初的文化命运。
秦汉定制立仪，乃专以“上书”为章奏，以“赐书”为诏策。其时即便专于朝政按劾或策封制命的奏议与诏诰，往往在习惯上也还是称作“书”，如司马相如《谏猎书》、胡广《上书驳左雄察举议》、路温《舒尚德缓刑书》以及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汉昭帝《赐燕王玺书》等。其实，上书者，上呈之书也，赐书者，下赐之书也，在本质上无非即是书信。而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则纯属为个人辩诬的书信，在内容和意义上与一般朝奏自是不同，从“上书”二字使用之泛，可见书信定体之初，必然显示出书、奏同源的文化关联。
从关于“舒”的指认中，刘勰将书信的性质界定为“尽言”，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写信的目的，在于把“心声”传达给对方。而真正使书信从文牍中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朋旧之间交流“心声”的工具，那是在汉代。“汉来笔札，辞气纷纭。”史迁之报任安，杨恽之酬会宗，马援之诫兄子等，或悲慨淋漓，抑扬寸心，或谆谆告诫，语重情长，已显露出书信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独到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陵夷，玄风大炽，士人多“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谈议为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书信体的发展。这时，涌现了一批收牍名家，有“号称翩翩”的阮瑀、“半简必录”的孔融、 “留意词翰”的应璩，还有曹丕、曹植、陈琳、嵇康等等。这些文人以自己遭逢乱世的独特体验，或议政，或论学，或谈玄，或述趣，或叙离，或记游，扩大和丰富了书信文的内容，增强了抒情的色彩。在交流思想、传达情意的同时，他们率性任气，天才艳发，往往假书信以骋才华，多情文并茂之作。六朝时骈风盛行，而如吴均、陶弘景等人的骈体小简，却全无一般骈文辞靡语滞的弊病，亦能以文藻新巧、意境超迈取胜。于是，书信又因其绚烂的艺术色彩，从单纯的应用性文体变为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文学样式。
唐宋两代崇尚古文。在新的文学风气的影响下，书牍之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切实际，笔法更趋平易，往往于议政、论学之际，叙说遭遇，慨叹人生，语多出自肺腑，出现了不少既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信体文学名篇。这在“八大家”中比较多见，如韩愈《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苏轼《答谢民师书》，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等。还有一些书信，则是落笔于眼前实境，即事而议，述乎小而发乎大，因情而叙，言乎志而明乎理。如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朋友遭火劫，家资毁于一旦，不去安慰，反为祝贺，这看似悖乎情理，然而通过透辟的分析，又句句入乎情理之中，可谓奇文奇论，妙笔惊人。韩愈《与陈给事书》、《答窦秀才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等，引臂联类，情文相生，亦自气调不凡。他如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李翱《寄从弟正辞书》、李商隐《上河东公启》等一类书信，亦多于寻常间为文，抒怀而出，发引性灵。此外，有唐一代人才辈出，对于恃才傲世、力图逞志的唐才子们来说，最大的人生危机莫过于怀才不遇，因之，上书以行干谒，在他们实是司空见惯之举。如李白《与韩荆州书》、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等等，旨在干谒而无意乞怜，吐辞恳切却不失清高，读此，亦可见一代之风气。在这里，书信的尽言以述怀的功能性意义，已体现为述怀以求进的功利性内容。
至明代，书信之流行更广，内容已涉乎社会人生、思想学术、个人经历、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在黄宗羲所编《明文海》中，“书”凡列为二十五目，其包罗之广，于兹可见。明代学派纷呈，文人的思想比较活跃，书信中论诗文、谈学问者颇多，如李梦阳《答周子书》、《驳何氏论文书》，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答蔡可泉书》等。笔调风格，也往往与其文学主张相应，如“前七子”中徐祯卿的《重与献吉书》，通篇作览游之叙，无一字旁迕，而字对句偶，铺张恣肆，洋洋千言，实有汉大赋之风致。李贽标举“童心”，反对“道学”，《又与焦弱候》、《答耿司寇》等书信，文字泼辣，揭露深刻，正可体现其思想。三袁出而“性灵”倡，宏道《与丘长孺书》等，可谓“任性而发”，极是真率自然。明末反清斗争中则多慷慨悲歌，夏完淳临难陈词，一封《狱中上母书》，发尽肺腑，悲壮感人。
清初开朴学之风，“则以与书一门，为辨析学问之用，洒洒千言，多半考订为多。文家沿用其体，凡意所不宣者，恒于与书中倾吐之”〔6〕。可见书至清代，其用又专与学问者相关。因此之故， 清人亦多分其类曰“书说”，说者，言谈论说之谓也。顾炎武有一组《与人书》，其中不乏此类书信。他如魏禧、袁枚、章学诚、方东树等清代学者，擅以书信谈文论学者比比皆是。而如洪亮吉《与孙季逑书》、林则徐《又复苏鳌石》等，作为友朋间的普通书信，叙如促膝对语，言必推心置腹，然所述亦必涉乎学问、时政。这当与其时“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张维屏）的风气以及清人为文之重“立言”、尚“因时”（梅曾亮）有关。而把对天下之事的关切表现为自我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极致的，那就是林觉民的《与妻书》。这封信一开头便从情理关合处跌激出一个大起大落的严酷事实，从而列述四个生活片断，柔情蜜意，历历在叙，又郑重托孤，想象死后之以灵相傍、以哭相和、以梦相见。尤为感人的是，作者充一己之爱为天下之爱，将儿女情愫融于革命者的怀抱之中。与夏完淳《狱中上母书》之耿耿于“忠”、“孝”不同的是，林氏更多地表现了本世纪初清王朝全面崩溃之际，在民主思想影响下，一代新人的觉醒与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此外，以郑燮十六封“家书”为代表，所叙虽为日常琐事，但情感真挚，文字朴实，信笔所之，却往往以小及大，“言近指远”，因而亦成为清人书信文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部分。
作为文章一体的古代书信，有其自身的发生与发展的过程。由其原始状态就具有的实用性、对象性、叙诉性、传递性所决定，形成了它的因事随意的“尽言”特点和因机制宜的呈示方式。即以其名称而言，在“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的相对“近世”〔7〕，总名而外，又以所用之工具，而称为简、笺、札、牍或尺牍、尺素、尺翰、帛书，以及因传递时使用封套而称为函，陈述时跪地表敬而称为启等等。可以这么说，在古典散文中，惟有书信内容最广泛，形式最繁复，无论社会生活、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巨至君国大事，细若日常所感，皆可入书。而所谓尽言达意，说到底，全在一个“情”字。好的书信散文，往往心意真挚，情溢于辞，正如林纾所言，“大抵与书一定之体……指陈时政，抗论世局，或叙离悰，或抒积愫，所贵情挚而语驯， 能驾驭控勒，不致奔逝奋其逸足，则法程自在，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8〕。所以，较诸其他一般文章，书信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更真实，体现的个人色彩更强烈。因而，读古人的书信，“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9〕。 书信在写法上极为灵活，叙事、说理、抒情无所不可，骈散长短各式俱宜，它特别讲求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被刘勰肯定为“百封各意”、“亲疏得宜”的“尺牍之偏才”（一技之长）。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书信，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它本身的实用性的存在价值，以其独特的光彩，成为散文园地中一枝奇葩。而在人类文明已进入电子通讯技术的今天，具有如此传统特点的书信，必然走出一段新的旅程。
注释：
〔1〕见孟世凯《甲骨学小词典》“贞人”条。
〔2〕《孟子·公孙丑上》。
〔3〕《文心雕龙·书记》。
〔4〕《古文辞类纂·序目》。
〔5〕《战国策·燕策》。
〔6〕〔8〕《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上》。
〔7〕吴讷《文章辨体序说》。
〔9〕鲁迅《孔另境〈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