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话语及其公共性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四次裂变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告别了解放后持续20多年的准战争体制，开始了由“求生存”向“求发展”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成了新时期的政治话语甚至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能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把发展中面临的矛盾转移到自身之外。这从根本上约束着中国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前苏联和东欧走的是激进主义改革道路，其直接结果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和共产党彻底丧失执政地位。中国选择了渐进主义改革路径，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中流砥柱主导了主流意识形态走向，在发展中稳定了全国大局。渐进主义改革的俗语就是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所谓“石头”就是多种参照物，这就有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宽松环境。这样的历史契机，引发了当代中国知识界四次“裂变”。
第一次是“老左派”与新启蒙思想界的对垒。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以正统马列主义理论为资源的“老左派”与新启蒙知识分子围绕朦胧诗、人性和异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发生激烈论战。对垒双方此消彼长，“老左派”趋于边缘化，而新启蒙思想界逐步取得公共话语权。随后新启蒙思想界又围绕“民主”、“民族”和“民生”等问题演绎出第二、三、四次裂变。
第二次主要是围绕“民主”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新权威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内改革也因“价格闯关”、“政治体改”和“学潮”等原因引发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权力下放造成的诸侯经济和城市改革引发的经济波动以及所谓“亚洲价值观”的觉醒，催生了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基本剥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为目标，由此区别于先前的“老左派”；又断然拒绝民主诉求，以强化国家权力体制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保障，从而与原教旨的启蒙主义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分道扬镳。
第三次主要是围绕“民族”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民族主义：苏联东欧剧变，雅尔塔两极体制崩溃，冷战结束。中国作为拥有独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大国，继而又成为美国围堵遏制的首要对象，直到“9·11”事件后才有所缓和。特别是“八九政治风波”后的几年里中国受西方政治打压和经济制裁，战略环境的恶化甚至使民间社会也感同身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激发了体制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出版并热销就是一例。中国民族主义者力主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市场、资源甚至生存空间的获取。同新权威主义一样，中国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同于早前启蒙知识界盛行的世界主义和亲西方倾向。
第四次主要是围绕“民生”问题知识界裂变出“新左派”。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呈现出高增长、高消耗和高消费特征，但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平：一方面暴富群体非常规崛起给普罗大众以强烈的情感刺激，另一方面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因下岗而边缘化，引发了某种意识形态疑虑；一方面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贫民的涌现以及生态恶化。利益分化的幅度和方式超出了人们的情理容忍限度，使“民生”成为各方面广泛关注的紧迫问题。启蒙知识界原来单纯以国家体制为抨击对象，20世纪90年代突然面临“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两面夹击，深感到经济繁荣背后“人文精神的危机”。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异军突起，对近20多年的历史过程持一种反思和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新的理论资源和论述策略，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不争论”的背景下，扩展了与“新自由主义”论战的公共话语空间。这个公共话语空间，只要不走极端，就有益于主流意识形态发展。
二、“公共知识分子”公众性现象解读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苏力教授借用波斯纳关于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制度框架，将“公共知识分子”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大众化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价值中性的经验性界定。其具体操作性认定标准有三：第一，看一些主要网站是否设置有他或她的个人网页；第二，在过去20年里是否在《读书》、《东方》、《天涯》、《南方周末》等报纸杂志经常发表学术随笔或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短文；第三，他或她的文章引发的社会的“学术”关注程度，以及最重要的是一般说来社会是否认同他或她是学者。(参阅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载《思想与文化》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苏力教授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构成特点及其隐含的社会因素。
中国当代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者主要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公共媒体公共舆论中具有足够的公众影响(与其专业性影响不一定相对称)。二是除了在经济学界还有少数老学者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已经或应当从其学术“公职”上退休但事实上在学界还相当活跃外，其他学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三是这些人大都经受了某种社会的磨炼，实际上基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获益者，尽管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力度和方向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态度。四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留过洋(主要是在英国、美国)，许多人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有些人现在仍然在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作全职的或半职的教学研究。五是在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中，专业以经济学、人文学科的学者居多，其他社会科学的较少。
这些现象隐含了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公众性社会特征，有的干脆就直呼为“公众知识分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因为热点问题内容的公众性。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成为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于你研究和关心的问题是否变成了社会的热点问题。”(同上)与此密切关联的是因为经济学话语形式的公众性。许多本来旨在参加学术专业争论的经济学学者自然而然地就从专业知识分子转化为“公共知识分子”了。某些非经济学学科内的学术论争，虽有门派之争，但引发争论的社会原因仍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参与论战的几乎全都是人文学者，所争论的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当然，还有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公众性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中国知识界知识结构的转型，出现了以经济学为中心的话语霸权——“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以《经济学家茶座》为典型，经济学家几乎全面进入了其他学科领域。其他学科知识分子既无力抗拒这种“帝国主义”的扩张，又不能容忍被边缘化，于是也主动引进了经济学的一系列假定和方法。这种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理论扩张现象，加之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宽容度的扩展，政府的重视，媒体的关注，公众的利益关切等等因素，以及某种程度的商业化炒作，例如《第三只眼睛看中国》，这样就催生了一茬茬公众化“公共知识分子”。
问题是，上述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其公众性，而在于其现代性。尽管现代性这个概念众说纷纭，卡利奈斯库认为，现代性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文化的历史转变；鲍曼认为，现代性就是对普遍和秩序的追求；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主要是指文化，以“合法性的危机”来描述文化与政治在公共领域转型中的冲突，有人因此从知识分子谱系学上区分启蒙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技术官僚型知识分子和批判型知识分子等等。可见，单从公众性现象难以把握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实质。
三、“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性实质
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两侧形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新的左右对垒。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也不置可否。因此有人戏之为“茶杯里的风暴”。但是，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甚至誉之为“跨世纪的争论”。这场争论并非所谓“普世性”“超然性”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改革的实践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介入性”思考，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越了二十多年改革的时限和时下体制改革的视阈。它涉及到历史的文化反思、中国改革命运的把握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他们中一些人借鉴西方知识界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认同(identity)，以体制外甚至局外人的口吻就许多“公共问题”纵论天下，不断扩展公共话语内容：一是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二是对“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平等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等问题的看法；三是关于公民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转型问题；四是对国际问题的争论；五是其他一些相关学理问题，诸如“告别革命”与民粹主义问题、公共性的差异性与社会现代性认识问题、“第三条道路”的存否问题等等。
一方面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断代遗传现象。其主要力量是55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65岁左右的人很少。这是因为一代人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拥有西方主流学术资源根基。“新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他们坚持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专制政治……，少数几个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者受到遏制后，大多回避“四项基本原则”的话语，其论著论文多与国际主流学术范式紧密接轨，在年轻一代中很有吸引力，在学术界甚至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负面作用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意义的留恋。这些立足点和“老左派”很相似。“新左派”的新是相对于“老左派”而言的，一是思想来源不同，他们是新生代，是35—55岁之间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西方学习的经历，拥有西方左翼学术资源。二是视角不同：“老左派”留恋传统体制，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现象。三是指“新左派”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认同官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新左派”却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老左派”七三开，“新自由主义”者是二八开，而“新左派”是八二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者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两方对比起来异同点明显：第一，“新自由主义”的优势是以国际主流学术资源为依托，顺应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大趋势，特别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技术层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参”地位。“新左派”的优势是以某些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为依托，于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第二，在一段时间的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新自由主义”派处于守势。双方经常抱怨对方在官方得宠而己方受到打压，都认为要与官方保持一定距离；第三，“新左派”主要遵循中国化政治的逻辑，“新自由主义”主要依赖于西方化理论的逻辑，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左右两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舆论批判力量。这正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实质表现。
四、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现代性之关联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有三个问题难以回避：一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二是与大众的关系；三是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实质就是“超然”抑或“介入”的问题。对此，中西方知识分子取向历来不同。传统西方知识分子偏重“超然性”。这起始于西方文化的二元论世界观。柏拉图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真理世界，称之为“理念”，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认为真理世界是“本体”，现实世界不过是“现象”而已。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家追求的只是万象纷纭后面的不变原则。古希腊知识分子超然于现实社会，穷究自然之道，为求知而求知，为学问而学问，而不屑于世俗的公共事务。“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正是这种形象写照。即便中世纪充当知识分子角色的基督教教士们，尽管社会使命感强化了，但局限于宗教或精神之阈，因之形成了所谓“恺撒之事归恺撒，上帝之事归上帝”。这种政统与道统二元分立之格局，使西方知识分子与世俗化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价值取向是“介入”。因中国道统不同于西方道统，也没有西方那种“一神教”式宗教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传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这就使得他们既有别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普遍性、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余英时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中国知识分子也讲求理性，却不是西方那种穷究自然秩序的科学理性，而是将一切知识兴趣落实到现实纲常之道的实用理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士大夫？这样沉重的使命感决定了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而自觉参政的“介入”和“从势”意识。
本来，中西方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到近代时曾发生互逆：中国知识分子转向“超然”，西方知识分子则转向“介入”。结果，西方知识分子在继承超然性的传统同时，成功地实现了世俗化转型，进而在一个多元整合的现代社会系统中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而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却并没有顺利实现向“超然”转型。原因主要有三：主观上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未曾真正意识到自己应然的双重角色地位；客观上封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延续，使之在社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独立的舆论批判力量；此外，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四伏，知识界遭遇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一旦被迫“介入”到社会政治，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割舍专业，泯灭自我，走辅佐天子、治平天下的循环老路，进而妨碍了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转型。
何谓现代知识分子？把它与社会结构功能相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是一种结构一体化与功能分殊性相结合的社会。在社会组织母结构中，各种社会功能高度专门化，各种子结构各具独特的社会功能，彼此功能形态上相对独立，功能原理上又耦合相依，从而形成一体化与多元化互动的有机整合体。这种社会结构势必要求知识分子一方面参与社会角色的分工而成为富于“超然”精神的专家；另一方面又要求知识分子不乏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必须“介入”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公共性问题”。因此，余英时先生作了这样一种功能性描述：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同上，“自序”第2页)
从上述可以辨析出现代知识分子兼备“超然”与“介入”的双重属性，即既包括专业性也包括公共性。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在这里不是一个单质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一个复合的辩证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超然性”是以其“人格化的专业”创造自然普世性价值，这种遵循理论逻辑由私转化的公是最大的公；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介入性”是以“专业化的人格”创造社会局部性价值，这种遵循政治逻辑由公转化的私是层次分明的公。由此可知，按公众舆论影响大小或者按学科涉猎面大小而把某一部分知识分子特称为“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有失偏颇。既然“超然”和“介入”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缺一不可的两个侧面，并体现了公共性的两方面内涵，那么兼顾“超然”和“介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区分“公共知识分子”与“非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实质意义。从这一学理看来，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没有多大必要倡导“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