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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在研究旷日持久又错综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时，不免会追根溯源，涉及1917年英国首次公开发表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贝尔福宣言，该宣言确实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史和阿以冲突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因此，对宣言各方面的分析自然也成为研究中东问题学者们久盛不衰的关注热点之一。笔者将在此简要阐述贝尔福宣言由来始末，并着重评析贝尔福发表的动因和影响。
一
客观而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有所进展的，其成员已达13万多人，约占当时全球犹太人的1%。在巴勒斯坦，也出现了50多个各种类型的犹太定居点“伊舒夫”，为战后犹太民族之家的形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石。但这些成就显然还不令人满意，尤其是该运动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目标尚未得到任何大国的明确支持。一战的爆发被该运动领导者视为一个极佳的历史机遇，认为在和平时期没有获得的东西很可能在战争期间或战后国际调整中得到，为此他们与同盟国或协约国相联系，致使该运动内部相应地分成弗朗茨·奥本海默为首的亲德派和哈伊姆·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
亲德派虽竭尽全力，但德国为保持战时德国与土耳其的盟友关系，始终不肯作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表态。以魏兹曼为首的亲英派则认为协约国将赢得大战胜利，土耳其占领的巴勒斯坦会划入英国势力范围，犹太人可在那里实现复国理想。而要争取英国的支持，就一定要显示出该运动的目标与英国战略利益的切合点。1914年10月魏兹曼曾在信中提到：“巴勒斯坦是埃及的自然延伸，是苏伊士运河与黑海及其敌对状态的屏障，特别是当它由犹太人发展之后，将成为亚洲的比利时，如果我们的情况稍有好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以后50至60年中将100万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到那时英国将有一个有效的屏障，我们也将有一个国家。”[①a]1915—1916年魏兹曼在英国成功地主持了大量生产炸药原料丙酮新工艺的发明，解决了战时英国军需工业一大难题，也加强了与劳合·乔治等英国内阁成员的交往和友谊，乔治事后承认，“丙酮使我转向犹太复国主义。”1916年12月7日劳合·乔治出任内阁首相，阿瑟·贝尔福任外交大臣。1917年1月魏兹曼向英国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英国政府尽早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赋予他们以公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一切自由，以及购买土地和迁入的权力。随后通过魏兹曼等人一系列早有成效的行动，英国政府不仅能够肯定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亲英立场，而且获得了英美等国犹太人对英国保护巴勒斯坦的各种支持。
作为英国政府开始酝酿贝尔福宣言的标志是，1917年6月3日外交大臣助理格雷厄姆在向贝尔福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可以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希望，并向他们保证陛下政府将全面同情他们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这件事情可以用发出信件的形式完成或由贝尔福先生在任何一个时候安排一次会议上宣读出去。”[①b]一周后，魏兹曼与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罗思柴尔德勋爵拜会贝尔福，要求英国政府发表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明确声明，贝尔福要求他们正式提出一份书面要求，同时指示外交部起草一份日后答复声明。于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方面的索科洛夫与英国外交部方面的唐乐普负责起草各自文件，同时商讨双方草案的措施。7月18日索科洛夫正式将犹太复国主义一方的草案呈交贝尔福，但在9月3日英国内阁会议上，宣言发表事宜却被否定。魏兹曼等人又于10月3日向贝尔福递送备忘录，敦促英政府公开表态：“我们必须郑重地指出：在我们提出的决定里，我们已将我们民族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命运委托给了外交部和帝国战时内阁，希望问题能按照帝国的利益和协约实现的原则得到考虑。我们在与英国民族的杰出代表人物经过3年的协商和会谈之后提出了它，因此我们谦卑地恳求这个宣言能被同意。[②b]但在翌日审议宣言事宜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此事又是议而不决。10月6日威尔逊总统致函乔治首相，表示美国方面责成英国发表声明。这时贝尔福已委托利奥波德·埃默里起草一份宣言草案，“将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和他们的批评者的一些反对意见一并考虑进去。”这样，从1917年1月魏兹曼发出倡议起，经过10个月的酝酿、征询、协商，10月31日英国内阁会议终于决定，以埃默里的这份措辞含糊的草案为基础发表宣言。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以致函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袖罗思柴尔德勋爵的形式发表声明：“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的努力促其实现，但必须明白理解，绝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③b]
二
自贝尔福宣言问世近80年来，围绕宣言发表的原委始终有人著书立说，各抒己见。我们认为，促使宣言发表的动因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相当部分英国政府要员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是促成宣言发表的一个无可讳言的个人因素。
在1918年2月7日的一次私人聚会上，有人问贝尔福，争取大战中犹太人的支持是否促成他宣言发表的意图时，贝尔福回答道：“当然不是。”他说，他和乔治首相一样，始终受一种愿望所支配，即“犹太人应该在世界上有他们的合法的住所，一个伟大民族没有一个家是不公正的。”[④b]翌年他又声称“无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是错，是好还是坏，在悠久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中，以及比70万阿拉伯人的要求意义更为深远的未来希望中，它都有很深的基础。”[⑤b]1922年他又提到，“整个欧洲文明因反对犹太人而犯了极大的罪过，英国应该主动地给犹太人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⑥b]而1917年任军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坚信犹太人是“凭权利而非靠宽容”重返巴勒斯坦定居复国的。
的确，两千年来曾经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的犹太人失国离乡、备受迫害的悲惨遭遇十分不幸，就此而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其令人同情的一面，包括劳合·乔治、贝尔福、塞缪尔、丘吉尔、赛克斯、塞西尔等人一方面具有“补偿基督教徒对这一伟大民族的历史过失”的这一“人道主义信念”，另一方面也抱有“企图帮助这个伟大而堕落的人民通过在其文明发源地中振兴生活而获得新生”的“浪漫主义理想”。正是从这些观念出发，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持以从同情到支持的态度，而认为发表宣言是自己在世界历史上的“矫枉雪冤”。历史唯物主义从不否认个人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并且主张“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着巨大的意义”。[①c]且不论这些“人道主义信念”、“浪漫主义理想”实际作用程度如何，但这些占据政府要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情者、支持者在政府制定政策方面事实上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促成宣言得以发表的个人因素委实不能抹煞。
然而我们也应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悲天悯人向来不是英国政治家的处世原则。当年数度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和首相的帕麦斯顿就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同盟者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不变的永久的利益，我们的行动就应该以这些利益为转移。”[②c]在考虑宣言发表的动因问题上，个人因素绝不能看得太重，出于战争的需要和战后夺占巴勒斯坦的意图才是决定英国政府发表宣言的主要动机。
第二，争取世界犹太人对大战中英国的支持是英国政府发表宣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直接原因。
发表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为争取世界犹太人（以俄国和美国为两个最主要的居住国）对战时英国的支持而使用的一种用心良苦的政治外交策略。1917年是协约国与同盟国战争较量的关键时期。该年，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局势颇为动荡，虽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临时政府上台后表示要继续进行战争，但俄国广大士兵和群众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影响下，反战浪潮愈益高涨，7月1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原本试图组织一次支持政府继续战争的游行活动，结果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到1917年秋季，俄国局势颇为微妙。不仅东线俄军在里加战役中为德军惨败，俄国退出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而且英法在西线的进攻也收效甚微，意大利更是在10月的卡波雷托战役中大败，而美国虽已参战，但大批美军尚未到达欧洲。由此，英国政治家认为，要扭转战局，一方面有赖于中东战役的胜利，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政治倾向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英国战争伙伴俄国的继续参战和美国军事上的更大投入。
当时英国政治家中不少人认为，人数众多的犹太人在俄国局势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于对沙皇反犹政策的刻骨仇恨，他们参加了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也自然想离开支持沙皇的协约国阵营而退出战争，但他们出于本能同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以英国可以通过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公开表态，来消除他们的革命和反战倾向。只要他们明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协约国的胜利，那末他们就自然会动员其他人继续参战。另外，在犹太人另一个最主要的居住国美国，在金融界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犹太财团已成为美国最有权势最有影响的一支社会力量，是美国议员和总统选举必须争取的选票。英国通过争取他们的亲英立场，能够有效地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实现促使美国全力以赴投入欧战、争取早日获得大战胜利的目标。而在美国犹太人中占相当比例的美籍犹太人原先因英法同其所厌恶的沙俄结盟而感到愤慨，往往倾向于亲德派，如果他们为英国政府关注犹太民族前途的举止而感动，就自然会转到协约国一边。
此外正如劳合·乔治后来所提到，当时魏兹曼等人频频向英国承诺，“如果盟国承担义务，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给予便利，他们将尽力重新鼓舞犹太人的情绪，并且在全世界支持盟国的事业。”[①d]在10月31日最后一次讨论宣言事宜的内阁会议上，贝尔福直言不讳地谈到：“现在每个人都会同意，从纯粹外交和政治的观点出发，目前制订出某个赞同犹太民族主义愿望的宣言是合乎需要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和美国犹太人，与全世界犹太人一样，现在看来都同情犹太人复国主义。如果我们能发表一个赞同这类理想的宣言，我们将能在俄国和美国进行非常有用的宣传。”[②d]贝尔福正是以此说服内阁反对派寇松勋爵同意发表宣言。难怪，魏兹曼在1947年7月联合国的一次听证会上谈到，英国发表宣言的动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理想的，即对三千年来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犹太人给予某种程度的补偿；另一方面是功利的，即争取有影响的美国犹太人和为数众多的俄国犹太人支持协约国。
第三，企图战后独霸巴勒斯坦是促使英国发表宣言的更深层次的主要动机。
从与法、德、俄的激烈角逐中夺占巴勒斯坦是19世纪以来英国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关于巴勒斯坦国际共管的原则，只是英国政府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符合大英帝国长远的战略利益。英国政治家们认识到，对巴勒斯坦垂涎已久的法国在战后一定会利用共管的机会，重提对巴勒斯坦的要求。怎样才能打消法国的觊觎之心呢？劳合·乔治认为“一旦我们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它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③d]在4月2日战时内阁决定加强军事攻势、坚决夺占巴勒斯坦几周后，4月21日，想象到巴勒斯坦即将落入英国的劳合·乔治踌躇满志地对驻法大使柏蒂表示，在圣地建立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对我们完全无法容忍”、“法国将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巴勒斯坦的保护。”[④d]军事占领固然胜于一纸协定，但若能同时从外交上“名正言顺”地把法国排挤出巴勒斯坦岂不更为妥当。既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直在努力寻求大国支持，如果他们能够站到英国一边，英国就可以支持他们对巴勒斯坦的要求，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实际上就是英国的巴勒斯坦，其他大国就自然有苦难言。而魏兹曼一直在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与英国战略利益并行不悖，坚持追求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目标。这样，“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保证这个对苏伊士运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产物将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时候”，英国政府中支持犹太人建立家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⑤d]
由于英国政府打算的是利用宣言来达到自己独霸巴勒斯坦的目的，所以内阁最终抛开了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提出的草案，而字斟句酌地推出了自己措辞极为含糊的声明，如将索科洛夫于7月18日提交草案中的“巴勒斯坦应该重组为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英王陛下政府将尽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中的“重组”和“促成”意味深长地改为“建立”、“促其”两词。另外，在决定宣言发表的同一天（1917年10月31日），英军同时对巴勒斯坦发动强大攻势，到12月8日攻占耶路撒冷，随后建立军政府，把巴勒斯坦置于英国控制之下，对此法国只得忍气吞声。1920年英国又名正言顺地取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实现了独占巴勒斯坦的战略目标。
所以，英国发表宣言的原因，正如萨弗兰所言：“宣言是出于宽宏的人道主义的考虑，是为了当前策略性的政治利益，也是为了长远的战略利益——对一个有想象力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家来说，这三者是不能分开的。”[①e]不过，我们也应着重指出，在这三个因素中，越是后面的因素对宣言发表的推动力越大，也是越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如果我们对宣言发表的背景加以更全面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另外还有两方面的动因不可忽视。
其一是德国和美国的因素。
在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称霸全球的“世界政策”中，“向东推进”是极为关键的重要环节，为此德国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与奥斯曼苏丹结盟”。1898年威廉通过亲访土耳其、去巴勒斯坦朝拜圣地，以“对三亿穆斯林生死不渝的朋友的支持”换得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的租借权。大战爆发后德国又成功地将土耳其拖入同盟一方。1914年“闪电战”战略破产后，德国即在翌年将战略重心东移，试图击溃俄国，迫其单独媾和。即使在1917年德国处境极其困难之时，东线德军仍能以少胜多，在里加战役重创俄军。因而仍是当时英国最严重的军事威胁，不仅如此，德国还是英国拉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主要竞争对手。
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亲英派魏兹曼正马不停蹄地劝说英国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的另一方——亲德派奥本海默等人也在加紧行动，争取德国合作。而德国把世界犹太人拉到自己一边，也曾作出一些友好举动。如劝说土耳其当局停止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迫害，给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定居提供方便，允许他们有一定的自治权等，来博取对沙皇反犹政策极端憎恶而疏远协约国的众多犹太人的好感。而到1917年鉴于战争局势极为不妙的残酷现实，德国政府更加明显地摆出了准备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的姿态。许多德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德国和土耳其将从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友谊中得到好处的文章，并敦促政府采取公开亲犹政策，尽管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的“特许状”。
这些动向引起英国的警觉。英国报刊为此频频告诫政府。英国外交部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得出结论，在法国已发表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表示同情的康邦宣言之后，德国随时可能发表一个同情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声明，催促内阁尽早采取行动，以免德国人捷足先登。在1917年10月4日第二次审议宣言事宜的内阁会议上，贝尔福强调发表宣言的最后一个理由便是“德国政府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以争取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同情”。随后外交部官员格雷厄姆又在10月2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可能会投入德国人的怀抱，除非给予他们一张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保证书。[②e]这些均明显加强了劳合·乔治和贝尔福的主张，一周之后内阁终于决定发表宣言。
如果说，德国的因素是从反面促成英国不失时机地作出发表宣言决策的话，那么作为盟国的美国威尔逊政府的及时赞同、有效参与，也间接促成了宣言的发表。
当1917年9月英国首次就宣言事宜向美国征询意见时，威尔逊总统认为此举有违于他的“民族自决”原则，害怕会在中东阿拉伯人引起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因而犹豫不决。随后贝尔福亲访华盛顿，并取得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布兰戴斯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等积极支持。在这两位同时也是总统的犹太顾问和好友的影响下，对犹太财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清醒认识的威尔逊终于决定采取支持宣言的立场，但他显然更注意“这一宣言既要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种鼓励，又要能为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众所接受。”因此，“在达成这个宣言之前，大西洋两岸对每句话（以及许多取舍决择的地方）都字斟句酌地作了推敲”。[①f]宣言中那些限制性的词句就是威尔逊坚持要增加的。[②f]当英国内阁因考虑阿拉伯人民族情绪而对是否发表宣言争论不决的关键时刻，10月6日威尔逊致电乔治首相，明确表示赞同发表宣言。显然，这既是对主张发表宣言的贝尔福等人的支持，又是对正在竭力讨好美国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对促成宣言发表起了有效作用。
其二是以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亲英派的积极努力。
过去，或许由于宣言是英国发表的缘故，国内外大部分学者往往偏重于从英国方面去探究宣言发表的原委，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宣言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则明显忽略或轻视。事实上，宣言之所以问世，与魏兹曼为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亲英派所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分不开。
早在巴塞尔大会上，争取各国政府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赞同和支持，就已列为巴塞尔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会后赫茨尔等人为争取获得“特许状”持续不断地奔走游说，寻求大国支持。尽管直到他去世事情还是未能如愿，但赫茨尔的继承人却始终保持了这一传统。且不论实际倾向于政治派主张的沃尔夫佐恩，就是魏兹曼在提出明显偏向于行动派意见的“综合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中，也并没有否定争取大国支持的巨大政治意义。一战爆发后，这位卓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活动家更是明智地看到珍贵的机遇已经来临，便不失时机地从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与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一现实出发，长期不懈而又方法巧妙地进行一系列努力，其中以游说英国政府要员为重点。在这方面，犹太人的杰出代表魏兹曼卓越的谈判才能和娴熟的外交手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并与其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完美结合，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对此，魏兹曼后来颇有感慨地回忆道：“贝尔福宣言是经过三年的协商和会谈，两千次登门拜访才得以问世的。”[③f]难怪有人认为宣言得以发表是犹太人“成功外交的最好例子”。
在将主要精力用于争取英国政府要员支持的同时，英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也同时开展一系列有目的的政治宣传活动，来争取英国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一方面直接出版宣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材料，如1916年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的未来》一书；另一方面通过新闻界的朋友，如《曼彻斯特报》的主编斯各特和主笔赛德博特姆等，由他们组织撰文对英国公众进行宣传，从而收到良好的舆论效果。
难怪有的学者认为，犹太人在宣言的产生过程中，其作用就实质而言，显然是积极主导性的，而发表者——英国政府的作用虽不应低估，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始终处于非积极的被动地位。
三
贝尔福宣言正式公布于1917年11月8日的英国报刊上，它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同时出现：各报分别以“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每日快报》）、“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泰晤士报》和《晨报》）等作为醒目标题，认为宣言的发表是犹太人返乡复国道路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世界各地犹太社团更是为此兴高采烈，俄国和美国犹太人随即通过数百份赞同、庆贺宣言发表的决议。至于魏兹曼、索科洛夫等犹太复国主义者原先因贝尔福宣言并非以他们所建议的草案为蓝本而缺乏热情，现在似乎也为广大犹太群众的欢欣情绪所感染，索科洛夫引用《旧约》的语言来赞美宣言发表的非凡影响：“人们和大地似乎在暴风雨和火中复活了。这是所罗巴伦、以斯拉和尼希米时代的伟大事件的再现。象征犹太人自由的第三圣殿正出现在我们面前。”[①g]
就连反对英国战争目标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也欢迎宣言的发表，承认它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在实现巴塞尔纲领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②g]
1918年3月和5月，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对贝尔福宣言表示赞同。尽管美国因当时尚未与土耳其交战而没有公开表态，但事实上威尔逊总统早已参与宣言的拟定。
那么阿拉伯人的反应如何呢？
在一次大战期间，为了尽快打赢战争，英国政治家不负责任地承担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义务。以1915年7月14日起，英驻埃及高级专员享利·麦克马洪爵士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以相互通信的方式进行英阿合作谈判，终于在同年10月24日麦克马洪以代表英国政府的名义回函侯赛因，确定：作为换取阿拉伯人发动反土起义的条件，英国政府承诺侯赛因在奥斯曼帝国西亚属地上建立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只是提出“默西纳和亚历山大德塔两地区和在大马士革地区西部的叙利亚部分的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不能说是纯粹阿拉伯的地区，因而不应该包括在要求的界限以内。”[③g]后来英国和阿拉伯人对这些排除地区的解释虽有争议，但从地理上看，巴勒斯坦虽然不应包括在内，即巴勒斯坦仍属于阿拉伯人要求独立的国家之内。对此，1918年12月5日寇松在英国内阁的一次会议上已明确承认。但在上述《麦克马洪—侯赛因协议》达成的随后两年内，英国又背信弃义地与法国订立《赛克斯—皮科协定》（1916年）以及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事后自感心虚的英国当局竭力阻止有关贝尔福宣言的消息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居民”中流传，致使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没有完全了解贝尔福宣言的实际含义。而英国使者又告知麦加谢利夫·侯赛因，根据贝尔福宣言，不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居住区损害阿拉伯居民的政治经济自由。于是侯赛因以“民族之家”决不意味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犹太国家为条件，倾向于接受宣言。他的报纸对宣言表示热烈的欢迎，声言“他们本来就是这片土地的子孙，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从精神到物质上都曾受益于它。”[④g]同时，开罗的一批阿拉伯报刊《金字塔报》、《进步报》等对宣言的发表也报以友好的态度。当1917年12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举行庆贺宣言发表的公众集会时，当场还有两位阿拉伯人致词祝贺。
为谋求阿拉伯人的信任，1918年5月魏兹曼又前往亚喀巴会见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他们一致把阿犹民族“过去造成的误解的责任都加到土耳其人身上。”这两位民族领袖在会谈中取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第一次谅解。接着，费萨尔在伦敦会晤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后，于1918年12月12日在《泰晤士报》发表声明：“闪族的两个主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要相互谅解，我希望这两个民族通过在即将举行、象征自决和民族理想的巴黎和会期间彼此交换意见，在实现他们的目标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阿拉伯人不忌妒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并将公正地对待他们。信仰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也向具有民族意识的阿拉伯人保证，愿尽一切努力使他们在犹太人的地区内不受任何阻挠，并将得到同样的公正待遇。”[⑤h]在英国的敦促下，1919年1月23日费萨尔与魏兹曼签署了一份协议，费萨尔同意在贝尔福宣言的基础上接纳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魏兹曼则保证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帮助阿拉伯国家发展经济。只是协议还有一个附加条款：如果阿拉伯人不能取得已许诺给他们的独立，则该协议无效。[⑥h]可见，当时阿犹民族之间还是有一段“短暂的蜜月”。只是事后由于英国违背诺言，阿拉伯人独立愿望落空，而使该协议成为一纸空文，阿犹之间的“蜜月”也瞬息即逝。在英国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期间，阿犹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些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贝尔福宣言“成为现代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根源”、“在中东播下至今未熄的纠纷和战争的火种”的论点。
在前面探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动因时，我们又谈到，以往许多著作文章单方面地从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者一方寻根探源，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犹太人在宣言产生中的作用影响。这种研究倾向致使他们认为单单是英国人采取将巴勒斯坦赐予犹太人的积极主动行为，从而把宣言视为以英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利用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它镇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是它们一手炮制的侵略巴勒斯坦乃至中东的工具”。对此，我们已通过上述对贝尔福宣言发表动因的分析，从事实上加以否定，指出贝尔福宣言的产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与英国战略利益“不期而遇”的历史产物。现在再从贝尔福宣言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双方各自的意义来论证：英国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在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伙伴关系。
通过贝尔福宣言的发表，英国政府至少在短期内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标。第一，以将来要把巴勒斯坦交给第三方——犹太人为由，宣称在那里建立英法共管实无必要，从而在外交上把法国势力排斥出巴勒斯坦。第二，摆出一副英国在巴勒斯坦不谋私利、只为犹太人家园着想的姿态，取得美国等协约国成员对英国的支持。第三，打起赞助犹太人重建家园的旗号，赢得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持，成功地将绝大多数犹太人拉到协约国一方。
同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从与英国的合作中获益匪浅。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不仅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首次获得了一个强国的正式支持，而且在不久后还赢得了几乎所有战胜国对其主张的赞许。使其在从巴黎和会开始的国际舞台上一下子身价百倍，得以成为全球犹太人的当然代表，能与各大国讨价还价，周旋一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还借此统一思想，扩充队伍，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实力，为组织更大规模的犹太移民浪潮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打下基础。凭借与英国的合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就，以致有人得出“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论，即犹太复国主义者让英国充当了掩护者的角色”。可见，在相互利用的合作关系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利用英国与英国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并存的，而且前者丝毫不亚于后者。
尽管通过宣言的发表，英国一时似乎达到了其原先颇费心计的战略意图，在1920年“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但随后事态的发展显示，这次英国只是背上了又一个难以甩脱的沉重包袱。在三十年之后，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英国不得不又溜之大吉。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所取得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外交胜利，是犹太人实现返乡复国道路上的一个真正转折点。魏兹曼也因此成为与赫茨尔齐名的又一位著名的犹太民族领袖，以至有人评价道：魏兹曼是民族之家的缔造者，没有民族之家，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因此，魏兹曼在1948年5月当选为以色列国首任总统也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a伦纳德·斯坦：《贝尔福宣言》，纽约1961年，第127页。
①b多林·英格拉姆斯：《巴勒斯坦文件：1917—1922年》，伦敦1972年，第8—9页。
②bW·T·马利森：《对贝尔福宣言的评价》，载《巴勒斯坦的演化》，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77页。
③b阿巴·埃班：《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④b纳达夫·萨弗兰：《美国和以色列》，哈佛，1963年，第26页。
⑤b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版，第296页。
⑥b斯坦前引书，第160页。
①c《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6页。
②c转引自《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2页。
①d乔治·伦乔斯基：《世界政治中的中东》，伊萨卡1952年版，第77—78页。
②d斯坦前引书，第105页。
③dJ.胡里维茨：《世界政治中的中东与北非》，耶鲁大学1975年，第2卷，第334页。
④d霍华德·撒切尔：《以色列史》，纽约1982年，第96页。
⑤d西德尼·费希尔：《中东史》，纽约，1968年，第371页。
①e萨弗兰前引书，第26页。
②e拉克前引书，第251页。
①f理查德·艾伦：《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和前途》，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3页。
②f费希尔前引书，第371页。
③f柯克：《战时中东》，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98页。
①g、②g拉克前引书，第254页、第248页。
③g国际关系研究所：《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④g拉克前引书，第292页。
⑤h埃班前引书，第357页。
⑥h英格拉姆斯前引书，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