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WTO：民族工业如何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工业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竞争：究竟谁是赢家
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始终痴心追寻着富民强国的梦想，然而，当我们第一次打开国门时，国人才真正感受到了贫穷与落后的心痛。“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需要中国”——当一位世纪老人以博大的胸襟接纳世界时，也把中国推向了走向繁荣的国际经济快车道。
然而，就在我们走进世界时，世界也在走近我们。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大跨国公司已有100多家来华直接投资，1998年中国直接利用外商投资456亿元， 连续五年执掌发展中国家引进吸收外资的头把交椅。外商企业不只将洋产品带入中国，更重要的是将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带到我们身边，并进而对市场权力作出重新安排。
长期处在封闭的国内环境并居于垄断地位的中国民族工业也许并不轻信“狼来了”的故事，可是，当外商潮水般地涌来并肆无忌惮地“攻城掠地”时，“狼”真的来了的残酷现实又不免使民族工业体味到了生存的艰辛。
在饮料市场，争夺12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近年来最为用心良苦的战略目标之一。在它们的冲击下，许多民品饮料不是败走麦城，就是销声匿迹。1989年，中国饮料在全线崩溃，仅“茶都”杭州就有100多家饮料厂停产倒闭，之后不久，广州“亚洲”、 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重庆“天府”、武汉“大桥”等中国著名饮料企业隐退市场，连长期执掌中国饮料之牛耳的“健力宝”最近也传出即将倒戈的噩耗。
服装市场，同样在劫难逃。在花花公子、皮尔卡丹等世界知名服装品牌的冲击下，高档服装市场几乎全被进口服装和三资企业产品所垄断。
电子市场，更是未能幸免。在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NEC 的叫战声中已很难找到中国产品的身影。
……
坚毅与执拗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威武与不屈，面对着“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叫嚣，茶都杭州拉开了“国茶保卫战”；长虹集团发出了“以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的呐喊；仕奇集团以“同等价格上质量高于对方，同等质量上价格低于对方”的承诺与洋货叫板……。然而，仅有良心与热情的市场竞争是软弱无力的。面对着年均广告费用7000万美元的可口可乐，面对着微软公司一年数十亿美元的科研巨资，国内同行企业只能望其项背。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加残酷无情，因为，在世贸组织规则下的贸易游戏实质上只是不分重量级别的拳击比赛。在世贸组织的贸易体系下，重量级运动员与次轻量级运动员直接对垒。当然，赢的肯定是重量级运动员。
自由贸易：并非鲜花满地
与市场经济一样，自由贸易被世界贸易组织奉为最高教义。在世贸组织中，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管制被解除，彼此“平等地”进行合作，即便发生贸易摩擦也是在一定规则的管理下通过谈判来解决，这种“天堂里的婚姻”令不少徘徊于世贸组织之外的国家称羡不已。这些国家不仅饱偿高关税之苦，而且也屡遭诸如反倾销等的非公平待遇。对于中国而言，加入世贸组织无疑会使中国企业享受应该享受的待遇，问题的实质在于WTO的大门后并非一条开满鲜花的坦途。 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WTO亦非完全是一颗可口的蜜枣。
在世贸组织谈判中，西方国家企图让中国拆除所有的藩篱，并且要价越来越高，据说这种国际间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对于所有国家都可达“怕累托最优”。确实，翻开任何一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人们都会发现，自由贸易理论总是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缪尔森这些经济巨匠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776年，斯密出版了那部奠定现代经济学的著作《国富论》。在书中，这位苏格兰人首次用贸易自由化思想向重商主义贸易思潮进行开战。之后，十八世纪初叶，他的衣钵继承人大卫·李嘉图又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进一步论述了开展自由贸易会给所有参加贸易的国家带来利益，即使这些国家中包含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比较利益学说。本世纪4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论证了在包括技术水平相同在内的8个条件下，只要实行自由贸易， 不同国家的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都会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国际经济学著名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定理。通俗地说，如果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将和美国工人相等。
正是这个著名定理的结论使人们对自由贸易产生了种种美好的憧憬。设想如果中国和美国都实现自由贸易，中国人用服装等纺织品去换取美国人Microsoft公司的软件产品， 结果是：中国纺织女工将与美国微软公司职员得到同样的报酬，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美好得使人们忘记了任何定理都是由前提假设与逻辑推论共同构成的这一基本事实。
然而现实中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则是，各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等要素禀赋并不完全一样，从而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使各个国家的技术发明得到传播和应用，而在这种以技术差别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并不存在无代价地向其他国家提供新技术的完全竞争，而是基于对新技术垄断的不完全竞争。在对技术垄断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并不会使各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同，反而会使各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扩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在技术水平不同甚或差异巨大时，实行自由贸易的结果又将是怎样的呢？
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两个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是不同的，美国人具有先进的技术，人民素质相对较高，比较而言更适合于生产那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计算机。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人员素质相对较差，更适合于生产那些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比如服装等纺织品。如果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必然是中国人用纺织品换取美国人生产的计算机。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的纺织品价格上涨，美国的纺织品价格下降；同样，中国的计算机价格下降，美国的计算机价格上升。同时，两国可以重新配置资源，中国人用更多的人力、物力生产纺织品，美国人用更多的资源生产计算机，通过贸易，两个国家都得到了好处。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技术水平不同的情况下讨论这个问题的，这样的贸易对技术水平的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技术水平的增长取决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水平与人员素质，这就引出了两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其一是美国的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高，可以在生产计算机的基础上研究开发出更新的、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从而技术的整体水平增长更快；中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水平相对较低，只能在生产纺织品的基础上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因此，无疑技术水平增长更慢。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意味着用更少的人力、物力生产更多的产品，结果是中国人不得不用相对更多的劳动换取美国人相对更少的劳动。
倘若引入经济学中需求收入弹性的概念，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的速度相对较慢，而新的技术所生产的新的产品则随着收入的提高会有更大的需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收入的增加，对低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会萎缩，而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会扩张。这就意味着在不平等〈技术上的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中，中国人出口的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面对的是一个逐渐萎缩的市场，而发达国家出口到中国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是具有更广阔前景的市场。从而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条件逐渐恶化。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劳动力资源转移的结果。通过贸易，美国可以把生产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人员素质的提高，而中国则应当把没有贸易时生产计算机的劳动力转移出一部分来生产纺织品。可笑的是这一结果使得王选教授的弟子们不得不去向纺织女工们学习如何操作车床，难道这不意味着人员素质的下降吗？
诚然，避开世贸组织将得不偿失，关起门来极不明智，在自由贸易格局下，政府适当的保护不可或缺，而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国企业明白自己的短项并赶快弥补。
民族工业：挺直自身脊梁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济史册浸透着民族工业的辛酸，也装载着民族工业的辉煌。走进WTO，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族工业将掀开更加灿烂的一页。面对着往日的失落和未来的挑战，民族工业必须加强自身修炼，图强革新。
首先，中国企业应当少一份自我意识，多一些团队精神。诚然，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上，我们所面对的都是比自己强得多的重量级选手，虽然输赢结果立判，但若检讨失败原因，中国企业往往又输给了自己。的确，泱泱中国综合国力不可谓不盛：煤炭生产世界第一，棉布世界第一，电视机世界第一，钢材世界第一；化纤世界第二，电力世界第四，原油世界第五，合成橡胶世界第五。论企业数量，中国不可谓不多，目前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国有企业34.2万户，总资产63000 亿元。然而，无论是将产量或资产平分到每一个企业名下，我们都直不起腰杆。倘若我们将首钢推到田本钢铁公司（营业额首钢是日钢的1 ／12）面前，将大庆推到英国石油（营业额大庆是其1／15）面前， 将长虹推到日立（营业额长虹是其1／191）面前，我们都无法同别人上场过招。在世界500大企业中，我们也只能看到中国银行、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三只孑然孤独的身影。
一只筷子易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中国企业如果能丢掉利益，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积极谋求团队整合，其合力将使任何一个对手瞪目。假如我们能从国内126家汽车企业中整合出“中国通用”， 如果能从160家电话企业中整合出“中国爱立信”，倘若能从600家VCD 企业中整合出“中国东芝”……中国民族工业就会昂头走进WTO。
其次，中国企业应少一点民族情结，多一点全球思维。资源的跨国界配置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打破了企业存在的空间界域，也使一国企业的“民族性”变得模糊起来。其实，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为民族工业，决不能仅仅从民族品牌上得到判识，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及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是两样最为重要的分析指标。也许民族情对于健力宝、长虹、乐凯、海尔等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和哲学，甚至在每年不断的市场征战中，这些国货名牌仍在不断地编织着自己的民族情结，直到有一天，如健力宝为情所困，解也解不开。其实，民族情结不过是一张牌，是一种手段和一个过程，发展成长才是最终目的。
我们还会发现，当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并大量利用中国丰厚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时，他们并没有考虑这些生产要素的国别界域，甚至在新一轮国际企业并购浪潮中，美孚与埃克森的合并、奔驰与克莱斯勒的携手等商界巨子也并没有被民族情结所缠绕。别人能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也要利用他们的优势。以“股权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充分展示了全球经济时代国内不少民族企业的超前眼光。中国一汽吸收和消化了德国大众的整车技术和美国克莱斯勒的发动机技术，自主匹配了小红旗轿车，目前国产化率达87.5%。“红旗”成为中国目前唯一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国产品牌车，成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表率。上海汽车集团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并为上海通用汽车制造公司，合作开发的“别克”轿车已叫响市场。不仅如此，上海汽车集团还使通用在上海成立了泛亚汽车技术开发中心（亚洲第一家），“通用技术通过上海通用信息部可全部获取。最终将为上汽集团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注入无穷的活力。最近，羊城广州爆出新闻，市政府发文明确向外商出售40%的百货股权，我们为此叫好！
再次，中国企业应少一点机会观念，多一层科学理性。的确，中国企业曾以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决胜市场，也曾依靠价格优势战败对手，以致于不少民族企业至今仍在频繁地使用“降价”这一法宝。降价自然可以促销，但价格也有成本这根底线，尤其是当要素资源处于共享状态时，我们原先所拥有的机会就会自动丧失。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家电、服装市场外商企业跑在我们前面的重要原因。因为，当代国际竞争已经不再是建立在资源优势基础上的价格竞争，而是基于资本优势之上的技术竞争。我们有的，别人也有，我们没有的，别人仍然有。看来，只有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民族工业的技术水平，才能缩短在WTO 旗帜下与发达国家企业的距离和落差。当务之急是我国企业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开发能力，必要时可放大“市场换技术”的力度从战略角度考虑，企业应特别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美国等国家的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清华、北大能以重奖挖掘高材生。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就不能同样有所作为呢？
最后，需要提醒中国企业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品牌，不是战败在质量和价格上，而是战败在服务上。服务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第二次竞争，是至尊的事业。一批产品到了用户手中，传统的中国企业会把它当作生产经营的终点，而国外企业把它看成开展新的生产经营和开拓新市场的起点。这一观念的差异，导致中国企业只能创造顾客，而国外企业既能创造顾客，更能留住顾客。但愿中国企业能从中得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