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犯罪学说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黄帝论文,学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犯罪的人性原因及其预防
帛书《黄帝四经》对犯罪的人性原因进行了探讨。它认为，人的贪欲是导致人犯法作乱的根源。《经法·道法》说：
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这与老子所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一语有相似之处。《黄帝四经》并不否定人的一切欲望，对人的合理欲望还是肯定的，它否定的只是那种不知足的贪欲即过分的欲望，它认为人若放纵这种欲望，就会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从而导致作奸犯科，此亦即《称》中所言“
（弛）欲伤法”（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一语的意思。例如，《黄帝四经》对人的“成功”欲是肯定的，但又说：“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如果人在成功以后还不知足，志骄气傲，欲望恶性膨胀，则会给自身招来灾祸。《称》中所言：“耆（嗜）欲无穷死。”（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如果人欲望过盛，贪婪无度，则会危及自己的生命。《经法·亡论》把“纵心欲”视为“三凶”之一（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也是这个意思。
《十六经·顺道》云：
□□□正德，好德不争（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此把“好德”（优良的品德）与“不争”联系起来，说明了它对不争的肯定。但这里的“不争”并不是要人毫无争心，一个与他人一无所争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不争”是指不要有非分之争，或指不可搞不正当竞争。对比《十六经·五正》所载“夫作争者凶，不争〔者〕亦无成功”之语（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以及《十六经·姓争》所载“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之语（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可证我的理解不误。此二句中之首“争”字均指不正当竞争而言，而次“争”字均指正当竞争而言。人生在世，如果不树立正当竞争的态度，当然也就“毋以成功”了。
由上述可见，帛书《黄帝四经》乃是把贪欲（过分的利己欲）当成导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贪欲会使人产生不正当竞争之心，而不正当竞争的后果必然是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从而破坏法律秩序。那么，怎样防止人的利己欲恶性膨胀呢？《黄帝四经》提出了德教的办法，通过德教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使其自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黄帝四经》告诫人们，做人必须重视“积德”，明白“德积者昌，〔殃〕积者亡”（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0页。），以及“德溥（薄）而功厚者隋（隳）”的道理（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5页。）。在《十六经·雌雄节》中，作者认为：“积德”就是持守“雌节”，而“散德”则是持守“雄节”。他说：
宪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谓雌节。夫雄节者，浧之徒也。雌节者，兼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夫雄节而数得，是胃（谓）积英（殃）。凶忧重至，几于死亡。雌节而数亡，是胃（谓）积德。慎戒毋法，大禄将极。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是恒备雌节存也。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谓）凶节，是胃（谓）散德。凡人好用〔雌节〕，是胃（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则谷。以守则宁，以作事则成，以求则得，以单（战）则克。厥身〔则寿，子孙则殖，是谓吉〕节，是胃（谓）绔德。（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0页。）
宪，《马王堆汉墓帛书（壹）》，谓“疑读为悍”（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0页。）。“宪敖骄居”是骄悍狂妄的意思，骄悍狂妄者必然争强好胜，为压倒他人而不择手段，《十六经》称此种德行为“雄节”；反之，恭敬谦让，生活俭朴，《十六经》称此种德行为“雌节”。“雄节”是“凶节”，常用“雄节”则会“散德”即败坏道德，其结果是“积殃”即给自身招来祸害；“雌节”是“吉节”，常用“雌节”则会“积德”即提高道德品质，其结果是“承禄”即享受福禄。《黄帝四经》提倡“雌节”和“积德”，就是教人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克制自己的功名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十六经·顺道》又说：
安徐正静，柔节先定。
湿共（恭）佥（俭），卑约生柔。常后而不失（先）。
（体）正信以仁，兹（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中请（情）不
，执一毋求。刑于女节，所生乃柔。□□□正德，好德不争。（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9页。）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以“常后而不失（体），正信以仁”点断，笔者之引文从《黄帝四经今注今译》，该书谓“失”为“先”之误写，“（体），读为履，实行”（注：《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67页。）。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顺道》把谦卑自守、恭敬俭朴、柔顺宽厚、慈惠爱人以及“弗敢以先人”等品质当成“柔节”、“女节”，“柔节”和“女节”也就是《雌雄节》中的“雌节”。不过，“弗敢以先人”并非绝对不与人争先，而是说遇有名利之事尽量谦让，即使求之也应采取正当手段。而“好德不争”之义已如上述，“不争”亦非一味不争，而是争之有道（即手段正当），若完全不争则“无以成功”了。《顺道》一席话的目的是教人“刑（型）于女节”即以“女节”为法，以高尚的道德修养约束自己的功利欲，使其不至恶性膨胀而违犯法律。《经法·名理》又有“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烕（烕）”一语（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8页。），所谓“刚”当与“雄节”同义，“柔”则与“雌节”同义，句意谓以刚强处世则会灭亡，而以柔弱处世则会吉祥。但《十六经·三禁》却又谓“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寺（恃）”（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4页。），这里的刚柔是指过分的刚、柔，过分的刚、柔是不正常的、不可靠的。显然，帛书《黄帝四经》对适当的刚强也是肯定的，这与其肯定适当争取成功的人生态度有关，它反对的是过分的刚强，因为过分的刚强是贪欲过盛、争心过度的表现，故谓其不会有好结果。另外，它所肯定的“柔”也是适当的柔弱，而非完全无所作为的柔弱。《淮南子·汜论》云：“大刚则折，大柔则卷。圣人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这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黄帝四经》中的刚柔之论。
综上所述可知，帛书《黄帝四经》把人的贪欲视为犯罪的人性根源，认为人若放纵贪欲，则会违法犯罪，即所谓“（弛）欲伤法”。为此，它提出了犯罪预防的措施——德教，通过德教而让人“积德”即培养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人做到恭敬谦让、宽厚俭朴、刚柔适中、争而有道等等。如此一来，人的行为自然就合理合法了，良好的法律秩序就得到保障了。
二、犯罪的经济原因及其预防
帛书《黄帝四经》认识到，贫穷是导致百姓犯罪的经济根源。要想防止百姓犯罪，必须采取“富民”的措施，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民富则有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则守固单（战）朕（胜）之道也”（《经法·君正》），就是说人民富裕了就会有羞耻心，有了羞耻心就不会触犯法律，就会养成守法的习惯。
那么，怎样才能“富民”呢？《经法·君正》提出了“赋敛有度则民富”（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7页。），以及“毋夺民时”的主张（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7页。），要求统治者从“爱民”、“亲民”的角度出发，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役使人民要不违农时，从而使人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这对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显然是有好处的。另外，《经法·君正》还提出了“节民力”的主张，指出：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7页。）
大意是说，因地制宜，不违农时，节约民力，即可产生财富，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这也就是《十六经·观》中所言“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及“并时以养民功”之语的意思（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2页。）。需要指出的是，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民富则是佴（耻），有佴（耻）则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与《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语意颇近。《管子·治国》中还有一段话探讨这一问题：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对“民贫”与“犯禁”之间关系的上述认识，确实不乏深刻之处。“治国常富”、“乱国常贫”的道理警示世人：“富民”才是有效预防人民“犯禁”的重要措施，犯罪的经济原因必须通过经济手段予以解决。可以说，《黄帝四经》的作者与《管子》作者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刑罚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它必须与物质建设结合起来，从而发挥综合预防的功能。这种主张在今天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三、犯罪的政治原因及其预防
帛书《黄帝四经》认为，统治者的腐败行为是引发社会犯罪的政治根源。例如，统治者不行德政，残暴无道，滥施刑罚以及骄奢淫逸，贪财好利，对百姓剥削无度等等，诸如此类的腐败行为，不但破坏法律和国家的权威，而且会导致百姓忍无可忍，铤而走险，出现官逼民反、社会大乱的局面。为此，《黄帝四经》对统治者提出了实行德政的要求，希望统治者能有爱民之心，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在司法上坚持量刑公正，杜绝司法专横，等等。这些政治主张在当时尽管很难实现，但这种通过澄清吏治来预防犯罪的思路是正确的，且不无历史进步意义。
统治者要推行德政，本身必须具备善德，善德即《黄帝四经》所谓“明德”或“玄德”。如《经法·六分》云：
天下大（太）平，正以明德，参之于天地，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故王天〔下〕。（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49页。）
“覆载”是天覆地载的意思，《礼记·中庸》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语可以为证，在此比喻君主应效法天地之德，关心民众的生活。上面引文把“天下大（太）平”与“正以明德”合论，而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结果，试想，统治者若无明德，当然也就不可能行德政，而不行德政，又怎么会有天下太平呢？“明德”的内容即“兼复（覆）载而无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爱民，一是无私。
《经法·六分》又云：
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独知□□□□王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王天下者，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50页。）
“莫知其所以”与《老子》所谓“太上，不知有之”意近，指统治者实行清静无为之政治，老百姓甚至觉察不出有人在统治他们。清静无为方能不扰民，使民休养生息，而这恰恰是爱民的表现。故清静无为乃是德政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观之，“玄德”即清静无为之德，亦即爱民之德。另外，“玄德”也包含“贱财”、“贱身”等内容，贱财、贱身是利己寡欲的表现。
《称》曰：
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过正曰诡□□□□祭乃反。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此地之度而雌之节也。（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83页。）
这仍然是谈论天地之德，要求君主以天地之德为法而行德政。天德贵正直，“过正”即诡诈；地德既贵正直又贵清静（即“正静”），清静即“柔节”或“雌节”，有此德者不会与他人争非分之利，此德可说是“寡欲”（老子语）的表现。
君主欲望过盛必贪财好色且与民争利，他们不明白“黄金珠宝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经法·四度》）的道理，结果导致亡国灭身。《十六经·三禁》所谓“康沈而流面（湎）者亡”、《十六经·行守》所谓“骄洫（溢）好争，阴谋不羊（祥），刑于雄节，危于死亡”以及《经法·亡论》所谓“抹（昧）利……为乱首，为怨媒”等等均是说的这个道理。显然，这种观点是对老子有关“寡欲”的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黄帝四经》看来，“纵心欲”即是“行逆德”（《经法·亡论》），“抹（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祸”（同上），贪财好利的君主是不会行德政的，而且会使政治严重腐败，其为政只以掠夺民财为能事，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激起民变。因此，《道原》才说：“信能无欲，可为民命。”意谓只有真正无贪欲者才可为民立命即做人民的统治者。《经法·君正》也说：“俗者顺民心殹（也）。德者爱勉之〔也〕。”强调为政应顺民心，顺民心即爱民，爱民即利民，爱民之政即德政。正如《十六经·前道》所说：
（圣）〔人〕举事也，阖（合）于天地，顺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胃（谓）义也。身载于前，主上用之，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生（姓）。（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76页。）
这里把“顺于民”及“使民同利”（使人民都能获得利益）视为“义”，可知“义”就是“利”的意思（墨子也有“义者利也”的说法）。合“义”之政即德政，统治者的政策合乎“义”，就能“长利国家社稷，世利万夫百生（姓）”。
在帛书《黄帝四经》看来，刑罚不当、司法专横也是导致犯罪的政治原因之一。《经法·四度》指出“生杀不当胃（谓）之暴”就是说刑罚不当就等于实行暴政，而“〔暴〕则失人”（同上），行暴政则会失去民心，失去民心的严重后果当然是天下大乱。因此，《经法·君正》提出了“号令阖（合）于民心”的主张，“号令”就是法律，法律是否合乎民心取决于其是否公正，若法律公正“则民听令”（《经法·君正》）。法律的公正性由司法公正体现出来，通过法官秉公执法，使犯罪者认罪服法而不生怨恨，说明其定罪量刑是适当的，那么法律的公正性也就体现出来了，所谓“受罪无怨，当也”（同上）以及“诛禁当罪”（《经法·六分》）就是这个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黄帝四经》还提出了一套以“正名”即建立等级名分制度来预防犯罪的措施。它认为，“名不正”是导致当时社会犯罪的一个重要根源。“名不正”即名、实不相应，“名”是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身分的标志，依其“名”而得相应的“实”，“实”指应享有的权利、利益以及应尽的义务。若人所得之“实”过其“名”，那就是“名不正”或“名奇”，《十六经·前道》所谓“〔名〕正者治，名奇者乱”，就是说“名奇”会引发社会混乱，而“名正”则会使天下大治。《经法·论》所谓“正名一曰（“一曰”二字衍——引者）立（位）而偃”及“倚名法而乱”也是这个意思。“偃”读为安，“倚”读为欹，不正。《经法·论》又说：
名实不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静（争）。
案首句之“不”字为衍文。名实相应即名实相符或实合乎名，这意味着人们各安其名，各守本分（“分”在此即指“实”），得其所应得，不觊觎他人之所得，此即恪守等级秩序，天下便由此而定；反之，若人不安其名，不守本分，等级秩序就会被破坏，就会出现天下纷争的局面。这种思想在其他先秦古籍中也多有反映：
《管子·枢言》：“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
《管子·白心》：“正名自治，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申子·大体》：“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
《商君书·定分》：“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犹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
《尸子·分》：“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韩非子·扬权》：“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由此可见，“正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股思潮。面对当时名不符实的社会现状，儒家、法家及道家黄学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正名”主张，除儒家的孔子欲恢复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以外，黄学派及法家均欲建构一种新的等级名分制度，在他们看来，这种等级名分制度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保证。如《黄帝四经》所谓“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经法·道法》），以及“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同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这里的“形”与“实”同意。
《十六经·果童》记载了黄帝的大臣果童所说的一段话，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贵〕贱必谌，贫富又（有）等。前世法之，后世既员，繇（由）果童始。（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6页。）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注曰：“谌，读为勘，比较，引申为深切考核之意。员，读为陨，断绝。一说径读为损。”（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69页。）按果童之言的意思，是主张建立一套贵贱贫富有等的等级名分制度，并认为这是对历史传统的继承。
《黄帝四经》认为，等级名分制度必须靠法律来维护，“爽名”即违背名分规定的行为被认定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如《十六经·姓争》说：“居则无法，动作爽名。是以僇受其刑。”可见，法律与刑罚成了“正名”的工具。这样，以暴力为后盾的名分等级制度，“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道原》），使人们各循其“名”（等级地位）而获其所应得之“实”，少者不觉得不足，多者不觉得有余，由此而“万民不争”、“万物自定”了，天下也就太平了。自然，犯罪违法现象也就不会出现了，亦即《十六经·成法》所谓“民无乱纪”之意（注：《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87页。）。由上述可见，《黄帝四经》是把“正名”作为预防社会犯罪的一项政治措施来对待的。
综合上述，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帛书《黄帝四经》中有关犯罪预防的思想。该书作者对犯罪的人性原因、经济原因及政治原因等均有独到的认识，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尽管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使其在论述犯罪的原因及预防问题时尚存在着种种缺陷，但应该承认，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某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有较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