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状况论文,社会论文,男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话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画蠹诗魔。（注：《嫏嬛文集》卷五，光绪三年首刊本。）
这“十二好”几乎涉及到当时年青士人享乐的所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竟堂而皇之地声称自己“好娈童”，字里行间且颇带自我标榜的意味，令现代人感到惊诧和不能接受。其实，这是明中晚期士人的普遍的习气，作为明中晚期纵欲思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男性同性恋在当时曾经风靡整个社会，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在晚明纵欲思潮消歇之后还一直沿续下去，整个风气呈愈演愈烈之势，直至清末民初方告结束。同性恋作为一种性爱的形式在这段时期几乎享有与异性恋同样的地位，而相当一部分士人还把它视为风流韵事而趋之若鹜。
同性恋本是一种在任何地区、时代、社会都可能出现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中，似乎还没有哪一种可以断言未曾发生过同性恋事例，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文献包括正史都有关於同性恋问题的记载，以写帝王男宠为主的“佞幸列传”是中国历代正史中从末缺少过的项目。西方同样也是如此，古希腊人视同性恋为高尚纯洁的爱情，基督教文化以仇视同性恋著称，然而近年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早期的基督教文化对同性恋也非常宽容。（注：参见John Boswell的Same Sex Unions In Premodern Europe和Christianity,Social Tolerance,And Homosexuality:Gay People In Western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纽约a Diviston of Random House,Inc.Vintage books 1994。这些著作近年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同性恋在人类的性爱生活中基本上是处於次要位置的，它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在人类性史上还是罕见的。因此，对於明清时期的这种特殊的性爱风气，我们亦应给予特殊的关注。它对於我们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明清社会的性爱观念和倾向，无疑是不可回避的。本文将着重考察一下晚明社会的男风流行状况。
明中晚期的男性同性恋风气从时间上看是随着当时的普遍的纵欲风气而迅速形成的（注：曾有人认为明中晚期的男风流行缘於明初官方的禁官妓措施，如《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史玄《旧京遗事》等皆持此说，但明前期并无男风流行，且明代在禁妓的同时亦禁狎童，可参见陈洪谟《治世馀闻》下篇卷三及吕种玉《言鲭》。）。在此之前，明初期的文献中虽然并非完全没有关於男性同性恋的记载，但基本上是零散的个别的现象，没有形成风气，更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是明中晚期的那种冲破一切道德规范的束缚、刻意追求新奇和刺激的社会思潮造成了男性同性恋的泛滥。热衷於这种性爱风气的人员上自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而士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领导时代潮流的阶层。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京师、江浙、闽南等三个同性恋中心区域；形成了京师中官员与小唱、江浙间商贾士绅与小官、闽南的契兄弟、契父子这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男性同性恋关系。同性恋卖淫现象相当普遍，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卖淫场所——男院，同性恋在社会上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性行乐方式。
明宫廷中的男风状况
明代宫廷似有好男风的传统，从现存的史料看，明代的大部分皇帝都有佞臣。帝王的后宫生活，向来为史家所密切关注，《明史》沿袭历代正史的习惯，撰有以帝王男宠为主要对象的《佞幸列传》，明代各种笔记和野史中的有关记载亦屡见不鲜，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掌握较为丰富的史料。
明宫廷之嗜男风比明代社会上同性恋风气的流行似乎要更早一些，《万历野获编》卷三载明英宗之幸臣曰：
有都督同知马良者，少以姿见幸於上，与同卧起。比自南城返正，益厚遇之。驯至极品，行幸必随，如韩嫣、张放故事。（注：《万历野获编》卷三《英宗重夫妇》，第79页，中华书局1959。）
同书卷六又写到弘治年间内帏混乱的状况：
时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延龄，以椒房被恩，出入禁中无恒度。（注：同上书卷六《何文鼎》，第160页。）
明正德皇帝武宗的男色之好，堪称明列朝帝王之最。武宗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娈童，男庞不计其数，身份也很复杂。《明史·佞幸列传》曰：
武宗日事般游，不恤国政，一时宵人并起。钱宁以锦衣幸；江彬、许泰以边将幸；马昂以女弟幸；祸流中外，宗社几墟。（注：《明史》卷三七《佞幸列传》，第7875页，中华书局，1984。）
武宗在宫廷中日为“嬖佞盘结左右”，他慷慨地封这些男宠为“义子”，赐姓朱，为他们起造豪华府第，允许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甚至掌握军权。其“义子”钱宁、江彬等气焰都很嚣张，恃宠干预朝政，权势炙手可热。在这些男宠中，江彬、许泰都以勇武善战见赏於武宗，以至武宗与之“出入豹房，同卧起”，爱幸有加：
赐姓为义儿，毁积庆、鸣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中外事无大小，白彬乃奏。（注：同上书，第7886-7887页。）
钱宁初亦以善射为武宗宠，“赐国姓，为义子，传升锦衣千户”，武宗对他言听计从，钱宁由此飞扬跋扈，“其名刺自称皇庶子”，他们的关系甚至密切到这种地步：
帝在豹房，常醉枕宁卧。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起居。密伺宁，宁来，则知驾将出矣。（注：同上书，第7891页）
豹房是武宗行乐的场所，过去人们总以为武宗在那里沉溺女色，其实，武宗在豹房的宠嬖中有为数不少的娈童，明清的正史野史都指出过这一点。这种状况曾经引起了正德年间朝臣们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帝之沉溺男色而不思嗣续大事深感忧虑，御史周广冒死上了一则奏疏：
陛下承祖宗统绪，而群小荧惑，致三宫锁怨、兰殿无徵。虽陛下春秋鼎盛，独不思万世计乎？中人稍有资产，犹蓄妾媵以图嗣续，未有专养螟蛉，不顾祖宗继嗣者也。义子钱宁本宦竖苍头，滥宠已极，及复攘兑货贿，轻蔑王章，甚至投刺於人，自称皇庶子，僭逾之罪所不忍言。陛下何不慎选宗室之贤者置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诸义儿、养子俱夺其名爵，乃所以远佞人也。（注：同上书卷一八八，《周广》，第5000-5001页。）
值得注意的是，周广对武宗好男风的批评完全是从嗣续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对男风本身的反对，而武宗的终无子嗣，应与他的这种性倾向有关。这位以放荡著称的皇帝，酷好标新立异，同性恋对他来说显然更具有刺激性。《明武宗外纪》道：
（武宗）遍游宫中，日率小黄门为抵蹋麹之戏，随所驻辄饮宿不返。其入中宫及东西两宫，月不过四五日。（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第12-13页，上海书店，1984。）
武宗曾以各种方法搜罗男宠，他从宫里的太监中鳞选娈童作贴身随从，当然也与他们进行性娱乐活动：
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犹云等辈也。时皆用年少者，而曰老儿，盖反言之。（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老儿当》，第820页，中华书局，1959。）
徐充《暧姝由笔》卷三亦曰：
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然实不计老少，惟宠狎是尊。余近访知老儿当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岂闳孺、籍孺之类欤？
当然武宗渔色的对象决不限於内臣，他在外出游幸活动中亦四处搜罗娈童：
武宗南幸，至杨文襄家，有歌童侍焉。上悦其白皙，问何名，曰杨芝。赐名曰“羊脂玉”，命从驾北上。
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为上所喜。问其名，左右以“头上白”为对，盖本代府院中乐部，镇守太监借来供应者，故有此诨名。上笑曰：“头既白，不知腰间亦白乎？”逮上起，诸大珰遂阉之。盖虑圣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问。（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正德二歌者》，第891页。）
“羊脂玉”的故事在晚明流传甚广，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史梦兰《全史宫词》等书都记载了这一轶事。
一些无赖士人为了投武宗之所好，竞相呈献男色希宠，《万历野获编》卷二一曰：
兵部尚书王琼头戴罛刺亵衣，潜入豹房，与上通宵狎饮。
原任礼部主事杨循吉，用伶人臧贤荐，侍上於金陵行在，应制撰杂剧词曲，至与诸优并列。（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一《士人无赖》，第541页。）
伶人臧贤后来“承武宗异宠”，“至赐一品服”，与士人交往自称“良之”。在明代，一般是读书人才称字称号，伶人敢於称字，这是前所未有的（注：同上书《伶人称字》，第545页。），因而招致了士人的不满。臧贤得宠后常受托向武宗议事请官，朝议纷纷，路人侧目。
明武宗纵情声色的生活虽受到当时官员士人的普遍指责，却也对社会上的纵欲风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皇帝的胡作非为的勇气使局促於枯淡严厉的道德教条之下本来就渴望享乐的人们大开眼界，他们在潜意识里艳羡这种生活，武宗的酷好男风的性倾向对於馀桃断袖之风在晚明的迅速蔓延应该说是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亦有此好，他曾效法武宗在内臣中选娈童与同卧起，并招弄臣扈驾：
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
其时又有一缇师，为穆庙初元元宰之曾孙，年少美风姿，扈上驾幸天寿山，中途递顿，亦荷董圣卿之宠，每为同官讪笑，辄渐恧避去。（注：同上书，《十俊》，第548页。）
天启皇帝好男色的倾向似乎比万历更强一些，各种史料、宫词都记载熹宗对异性没有太大兴趣，“厌近女色”、“上不好女色”、“君王不爱倾城色”，但他在宫中却有一位非常宠爱的太监“高小姐”，一起嬉戏游玩，形影相随。明末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注》言天启宫中的这一段情事曰：“御前牌子高永寿，年未弱冠，丹唇秀目，姣好如处女，宫中称为高小姐。宴会之际，高或不与，举座为之不欢。”（注：《明宫词》第3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后来高不幸在一次戏水中溺死西苑，熹宗甚为伤心，曾特命“於大高殿作法事，放河灯追荐之。”（注：同上书第29页。）故刘城《天启崇祯宫词三十三首》有诗云：
汉帝椒风绝等侪，六宫粉黛枉金钗。
高家小姐蛾眉好，那用凌波窄锦鞵。（注：同上书第65页。）
诗中“窄锦鞵”借指女人，谓熹宗好男色不近女子的性倾向。熹宗的有关轶事在民间亦流传颇广，当然难免被夸张而走样，明末小说《梼杌闲评》所写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的宫廷故事，其中第二十三回写道：
皇上万几之暇，不近妃嫔，专与小内侍顽耍，日幸数人。（注：《梼杌闲评》第2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甚至南明小朝廷，福王纵情逸乐的对象亦大半为梨园子弟：
福王狎近匪人，巷谈里唱，流入大内；梨园子弟，供奉后庭；教坊乐官，出入朝房。诸大老无以目之，共呼为老神仙。（注：《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引《绩幸存录》。）
明代宫廷里南风熏沐的状况可以说是明代社会上男性同性恋盛行一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当时人们特有的同性恋观念如严格区分同性恋中主动与被动角色的性关系上的不平等，歧视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视同性恋为行乐方式因而男色女色并行不悖的双性恋心态以及人们从生育的角度对同性恋的批评在宫廷中都有典型的显现。重视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史料较为丰富的切实的历史，对於我们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男性同性恋风气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晚明士人与同性恋风气
宫廷中的同性恋风气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风气在晚明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於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广大士人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除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道学家之外，明中期以后的士人通常不仅不排斥或谴责同性恋，反而常把它作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并加以倡扬。
晚明士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和肯定首先表现在一批大文学家、诗人及名士们的言行上。汤显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的调侃笔调，写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表明了作者对同性恋者的极其宽容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也是十分地同情以至赞赏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曾以“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在郎署益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屠仪部隆》，第4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但汤显祖认为这是名士风流、洒脱不羁的表现，他为此写诗道：
赤水之珠屠长卿，风波跌宕还乡里。岂有妖姬解写姿？岂有狡童解咏诗？枕边折齿宁妨秽，画里挑心是绝痴。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情知宋玉有微词，不道相如为侍从。此君沦放益翩翩，好共登山临水边。（注：《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节录，《汤显祖诗文集》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臧博士懋循》，第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作了一道传颂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谷竟何云。（注：《汤显祖诗文集》第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这种敢作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臧懋循在京为官期间，放纵无所忌惮，而狎游对象多为娈童。《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中有“项四郎”一则云：
今上乙酉岁，有浙东人项四郎名一元者，挟赀游太学，年少美丰标。时吴兴臧顾渚懋循为南监博士，与之狎。同里兵部郎吴涌澜仕诠，亦朝夕过从，欢谑无间。臧早登第负隽声，每入成均署，至悬球子於舆后，或时潜入曲中宴饮……南中人为之语曰：“诱童亦不妨，但莫近项郎。一坏兵部吴，再废国博臧。”（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六，第676页，中华书局，1959。）
京官男风之盛，於此可见一斑。
晚明大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一篇短文《祁止祥癖》里以祁止祥的一段同性恋情事充分地表现了自己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态度：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宝示余。余谓：“此西方迦陵鸟，何处得来？”阿宝妖冶如蕊女，而娇痴无赖，故作涩勒，不肯著人。如食橄榄，咽涩无畏，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噎无奈，而软同沾醉，初如可厌而过即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钉嚼铁，一字百磨，口口亲授，阿宝辈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归。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至宝是宝。丙戍，从监军驻台州。乱民卤掠，止祥囊箧都尽。阿宝沿途唱曲以膳主人。及归半月，又挟之远去。止祥去妻子如脱屣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注：《陶庵梦忆》第35-36页，上海书店，1982。）
案祁止祥名豸佳，山阴人，是晚明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张岱对祁的坎坷而执着的同性恋经历大为赞赏，并认为这就是十分宝贵的人的“深情”和“真气”之所在。晚明的士人就是这样常常给予同性恋以慷慨的、无所忌讳的褒扬。
小说家冯梦龙的同性恋观同样是很值得注意的。冯在他所编著的《情史》里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时加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
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忌独在内哉？（注：《情史》第860页，岳麓书社，1985。）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几乎接近现代的性解放理论了。
万历年间进士陈泰交还曾撰写过一篇被认为是过於“放诞风流”的《优童志》，并坦然地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第1628页，中华书局，1965。）。中国古代士人向来十分注重自己文集的严肃性，喜欢维护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尽管平日也会有许多游戏之作，但都不收进文集。陈泰交此举亦时风浸染所至，在别的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浸淫於这样的社会风气，一些士人本来无男风之好，但也为潮流所裹挟，逐渐地热衷起同性恋来。《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周用斋汝砺，吴之昆山人，文名籍甚。馆於湖州南浔董宗伯家，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盖平生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恰惊醒，其意愈嬲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其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於男宠，不问妍媸，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竟以好外羸惫而殁。（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解元淳朴》，第896页，中华书局，1959。）
而士人平日相聚，亦常以男风相谑。《耳谈类增》卷三十七载当时士人黄季主、张维时皆佳公子美少年，相见之下，黄故谑之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张毫不示弱，应声对曰：“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敢忘。”这种以隐喻男风取乐的态度，在明初是会被认为有伤轻薄的，但在晚明人看来却很风流潇洒。范濂《云间据目抄》谈到当时的风气曰：“又观豪华公子，或昵龙阳，或喜优孟，苟可结其欢心，炫其观美，即下体亵服，靡非绮縠，而小人遂得恣意暴殄，漫无顾忌（注：《云间据目抄》卷二，《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第111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故沈德符概括晚明的这股士风曰：
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男色之靡》，第622页。）
基督教文化中的同性恋耻辱感，在中国古代本来就十分淡薄，到了晚明，习尚成俗，一部分士人更引以为风流了。
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
晚明官员士人狎男色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被私人占有的、以仆役身份出现的娈童。二、在社会上公开卖淫的歌童。在京中，当时的人们常常把跟官的门子、献曲的小唱作为这两类人的代表。
门子本指为官员应门的仆役，但在晚明男风盛行的状况下，他们往往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由年少的娈童充当，从而成为性娱乐的对象。门子兼作男宠的现象其实在晚明十分普遍，并不限於京城，远离京城繁华的外仕官员在枯寂中就常常以拥有俊美的娈童作门子为乐事。谢肇淛《五杂俎》卷八：
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注：《五杂俎》卷八，第209页，中华书局，1959。）
王同轨《耳谈》也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
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注：转引自《情史》卷二二“车梁”，第841页，岳麓书社，1986。）
《五杂俎》卷五中更载有这样一段官员与门子的对话：
国朝周文襄在姑苏日，有报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目睹诸门子曰：“汝辈慎之，近来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势也。”（注：《五杂俎》卷五，第136页，中华书局，1959。）
可见当时人的们总是很自然的将门子与男色联系在一起的。明中晚期的许多通俗小说也反映了这一情况。《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男宠书童，作者就交代他“原是县中门子出身”，被县官作为尤物送给了西门庆。（注：《金瓶梅》第二十一回：“那时本县正堂李知县，会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贺礼来，又拿帖儿送了一名小郎来答应。年方一十八岁，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西门庆一见小郎伶俐，满心欢喜，就拿拜帖回复了李知县，留下他在家答应，改换了名字叫做书童儿。”）天启年间小说《童婉争奇》中写妓女骂娈童曰：
你狗苟蝇营，何不去官府中当一名打扇的门子？（注：见《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七辑《邓志谟专辑》，台湾天一出版社，1988。）
晚明小说《龙阳逸史》第十九回也写到范公子在汴京做官后，遇上旧日相好花姿，旧情难忘，“遂留在家中做个门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潦倒的读书人若做了门子的话，心里便很不是滋味。《耳谈类增》卷一九所载的一则轶事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
李方伯分守湖州时，有分巡傅公门子善属对。傅出对云：“一般门子，拙者厚，智者薄，可谓不均。”即应声曰：“即是男儿，幼则学，壮则行，自怜弗类。”
这样的自嘲是很辛酸的。
门子服务的对象多为有较高职务的官员，他们为主人所独占，虽多从事性服务，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卖淫有别。晚明京城男风盛行的一最重要的标志还在於京城中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男妓市场——亦即各种史料中经常提到的献曲的小唱。小唱是当时京中对那些专以陪酒唱曲、充当同性恋行为中被动角色来谋生的人的称呼。晚明的北京前门外有一条莲子胡同（或称帘子胡同），那里是小唱们的聚居地。明末史玄《旧京遗事》云：
唐宋有官妓侑觞，本朝惟许歌童答应，名为小唱。而京师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谚。每一行酒，止传唱上盏及诸菜，小唱伎俩尽此焉。小唱在莲子胡同与娼无异，其姝好或乃过於娼，有耽之者往往与托合欢梦矣。（注：《旧京遗事》第2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褚人获《坚瓠集》卷三“南风”亦叙晚明京中状况曰：
京师所聚小唱最多，官府每宴，辄夺其尤者伴酒，以为盛事。
晚明《梼杌闲评》是一部纪实性小说，其中牵涉到较多的同性恋故事，第七回里就有一段关於“帘子胡同”的描写：
西边有两条小胡同，唤做新帘子胡同、旧帘子胡同，都是子弟们寓所。
只见两边门内都坐着一些小官，一个个打扮得粉妆玉琢，如女子一般，总在那里或谈笑、或歌唱，一街皆是。又到新帘子胡同，也是如此。（注：《梼杌闲评》第七回，第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晚明小说《绣榻野史》中描写一个娈童馀桃曰：
原来馀桃是北京旧帘子胡同小唱出身，东门生见他生得好，新讨在家炒茹茹的。
“炒茹茹”是晚明北方地区关於同性恋行为的暗语。（注：参见晚明小说《石点头》第十四回《潘文子契合鸳鸯冢》“那男色一道……北边人叫炒茹茹”云云，《中国话本大系》本第3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小唱在晚明的京城几乎泛滥成灾，朝廷有关机构采取措施驱逐他们，却总是难以奏效。《万历野获编》卷二六“非类效仕宦”曰：
向年有小唱恣肆，得罪司城御史，上疏尽数逐去，久之稍稍复集。人问其何以久不见，则曰：“敝道中人人修洁，无奈新进言官风闻言事，以致被论出城待罪。今公论已明矣。”一时为之破颜。
沈德符不禁把这种状况与魏晋六朝时“男宠大兴，甚於女色”（注：《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第908页，中华书局，1987。）情形联系在一起，发出感叹：
小唱盛行，至今日几为西晋太康矣。（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由於小唱们有很多机会接触豪贵，他们的收入自然也颇为可观。一些色相出众、巧於应酬者甚至由此赚钱捐官而改变身份：
其艳而慧者，类为要津所据，断袖分桃之际，赍以酒赀仕牒，即充功曹加纳候选，突而弁矣，旋拜丞薄而辞所欢矣。以予目睹，已不下数十辈。（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这在等级观念日趋森严的封建社会晚期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还有一些小唱则利用与官员饮酒作乐的机会充当特务的角色：
詷察时情，传布秘语，至缉事衙门亦籍以为耳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可见由於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小唱阶层的壮大，小唱已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政治，成为一股值得注意的社会力量。
明代京城中的小唱，最初多来自江浙一带，但后来蔓延到北方。谢肇淛《五杂俎》卷八曰：
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一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至於娟丽儇巧，则西北非东南敌矣。（注：《五杂俎》卷八，第209页，中华书局，1959。）
由於南方来的小唱灵慧柔媚，备得官员士人的青睐，因此出身北方的小唱往往对客人诈称南人，《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笑话：
近日又有临清汴城以至真定、保定儿童，无聊赖亦承乏充歌儿，然必伪称浙人，一日遇一北童，问：“汝生何方？”应声曰：“浙之慈溪。”又问：“汝为慈溪府慈溪州乎？”又对曰：“慈溪州，”再问：“汝曾渡钱江乎？”曰：“必经之途。”又问：“用何物以过来？”则曰：“骑头口过来。”盖习闻侪辈浙东语，而未曾亲到，遂堕一时笑海。（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小唱》，第621页，中华书局，1959。）
小唱阶层的这种重南轻北的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江南风月中的娈童狎客
京师小唱多出身於江浙，这个现象同时也说明了江浙间的男风之盛。沈德符认为晚明的同性恋风气是“盛於江南而渐染至中原”（注：《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男色之靡》，第622页。），因而明人多称男风为“南风”，有时亦称男妓卖淫的场所男院为“南院”。余怀《板桥杂记》曾生动地描绘过崇祯年间南京的盛况：
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萧瑟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接也。其间风月楼台，尊垒丝管，以及娈童狎客、杂技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
杭州的男风之盛，在明代是很著名的。《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写安进士眷娈童曰：
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男风。
崇祯初年小说《龙阳逸史》第七回：
那杭州正是作兴小官时节，那些阿呆真叫是眼孔里着不得垃圾，见了个小官，只要未戴网巾，便是竹竿样的身子，笋壳样的脸皮，身上有几件华丽衣服，走去就是一把现钞。（注：《龙阳逸史》第七回第2页，日本佐伯文库藏本。）
一些游冶儿对此十分沉溺，《耳谈类增》卷五○“浙富翁死荡”：
万历间浙有富翁子，性喜浮荡，翁以晚年得子，娇纵之，任其与优人狎，遂与谐亡。
苏州的男风同样很盛，而且尤以出娈童著称。在晚明直至整个清代，苏州娈童以其灵秀的外表，柔媚的举止和良好的南曲修养而称冠江南，名闻遐迩。晚明的不少通俗小说都写到豪商富绅到苏州物色娈童的情节（注：参见晚明小说《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他们甚至以与姑苏娈童狎游作为自己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苏州在晚代文风极盛，出过不少状元，有人便戏称姑苏的特产是状元与娈童。晚明的同性娈小说中关於苏州恋童的故事最多，娈童集中的现象使苏州的同性恋风气特别严重，给当地的少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甚至同性恋小说专集《宜春香质》的作者也感叹苏州的风气曰：
如今世事一发不好了，当时相处小官，以为奇事。如今小官那要人相处？略有几分姿色，未至十二三，梳油头，挽苏髻，穿华衣，卖风骚，就要相处别人，那要人相处他。（注：《宜春香质》风集第二回，载《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湾天一出版社，1988。）
万历年间姜准《歧海琐谈》是一部专写浙南一带风俗民情的笔记，其卷七亦曰：
《周书》曰：“美男谓之破老”……今瓯俗此风盛行，甚至有斗阅杀伤讼之於官者。（注：《歧海琐谈》卷七第十二页，《敬乡楼丛书》本。）
大约是这些事给作者的印象太深刻了，《歧海琐谈》中至少有三处提及这一风气。
与此相应的，便是江浙间一些正统人士对男风盛行的深重忧虑，万历年间江阴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六摘引了当时的一篇共三十六条的家训，其中第五条明令“家无俊仆”，第二十四条“家僮无鲜衣恶习”，可见嬖童习气已引起正统人士的恐慌，而这在前此的时代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晚明陈龙正《家矩》亦把“勿蓄优伶”作为一条重要的律令。山阴刘宗周《人谱类记》就强调“警蓄俊仆”，他认为：“淫罪多端，男淫更下”，“养生家每言男淫损神，尤倍於女。况比顽童者，闺门必多丑声，最宜防戒”。（注：《人谱类记》卷五，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明末彭士望《耻躬堂文抄·示儿婿书二通》之二曰：
今之少年，私相讲习，成一学术，或稚而儿戏，或老而世法，或好名而争忌，或角慧而夸奇，或狎亵而顽比。
作者将“狎亵顽比”与青少年的“好名”、“角慧”等缺点相提并论，可见男风之盛确实已成为了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晚明纵欲主义思潮曾使金陵、姑苏、杭州等印刷出版高度发达的城市大量出版春宫画册，而受男风之渐，这些画册中很不乏同性恋的场面。如晚明十分著名的、印刷精美的《花营锦阵》，其中第四幅即为一成年男人与一小厮的性行为画面，图旁题诗云：
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少年润无暇。
为采蔷薇颜色媚，赚来试折后庭花。
半似含羞半推脱，不比寻常浪风月。
回头低唤快些儿，叮咛休与他人说。（注：高罗佩《秘戏图考》第23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页。案，此诗题作《翰林风》，明人有称男风为“翰林风月”的习惯（见小说《石点头》第十四卷开篇）。此外，诗中如“香盈果满车”，用潘安典，喻指美男。“试折后庭花”，是明清时期最常用的关於男性同性恋行为的隐语。高罗佩认为此图及诗所叙乃异性恋，误。）
诗中点明了画里主人公追求新奇和刺激的心态，推崇同性恋而贬抑异性恋为“寻常浪风月”。类似的画图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画册和小说插图中亦颇不少见。
闽地的“契兄弟”“契儿”风俗
南方的福建沿海一带，是晚明社会男性同性恋风行的第三个区域。大最的史料表明当时那一带盛行“契兄弟”“契儿”风俗，《万历野获编》曰：
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於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系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称契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姿首韶秀者，与讲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於子舍。（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契兄弟》，第902-903页，中华书局，1959。）
这种风俗，还见载於清初褚人获《坚瓠集》等多种笔记。
福建契兄弟风俗，与当时京城及江南一带的同性恋风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在京城和江南，男风多与卖淫联系在一起，属於一种性娱乐方式，与婚姻不可同日而语。而闽地这一风俗却是比较认真的，它基本上不存在卖淫现象，相反，契兄弟同居，往往需要近似於婚姻的仪式，性伴侣比较固定。而且，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公开的，得到社会（包括父母亲朋）的认可，同时，在京城及江浙一带，官员士人和商人是狎游男色的主体，而闽地的契兄弟习俗双方多为平民百姓，他们如同娶媳妇一般积攒一定的钱财去结成这种同性恋的契约关系。明末清初的不少通俗小说都写到了这一风俗，如晚明《石点头》第十四卷中写道：
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到有九件是为鸡奸事。（注：《中国话本大系》本，第3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笑林广记》中的一则笑话亦是以这种习俗为背景的：
有与小官契厚者，及长为之娶妻，讲过通家不避。一日闯入房中，适亲家母在，问女何亲？曰：“夫夫。”（注：《笑林广记》卷七，《夫夫》。）
李渔《无声戏》中有一篇《男孟母教合三迁》，专写晚明闽地契兄弟习俗，其中虽不能不掺和着一些作为江南士人的李渔的主观色彩，但我们从中仍可以读到有关风俗的生动且相对可靠的描写：
由建宁、邵武而上，（男风）一府甚似一府，一县甚似一县。
要晓得福建的南风，与女人一般，也要分个初婚再醮。若是处女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礼兼行，一样的明婚正娶。（注：《李渔全集》第八卷第10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这篇小说写成年男子许季芳酷好男风，遇上绝色娈童尤瑞郎。许倾家荡产聘瑞郎做契弟，两情甚洽。瑞郎为了永远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竟自行阉割，改女装，自名“瑞娘”，做了许的“妻子”，并从此也如女人般地不出大门闭於深闺。许深为众人所妒，被害身亡。瑞娘坚守贞操，抚养许之遗孤成立，自己则一直女装至终老。小说最后有睡乡祭酒评曰：
若使世上的龙阳个个都象尤瑞郎守节，这南风也该好；若使世上的朋友个个都像许秀芳多情，这小官也该做。（注：同上书，第130-131页。）
把贞节、多情引进同性恋，这正是闽地男风接近於婚姻的一个特点。
由於闽俗男风盛行，一些好男色的官员到福建做官时便会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冯梦龙《情史》卷二二载：
吾乡一先达督学闽中，闽尚男色，少年俱修泽自喜。此公阅名时，视少俊者暗记之，不论文艺，悉加作养，以此得谤。罢官之时，送者日数百人，皆髫年美俊如一班玉笋。相随数日，依依不舍。归乡不咎失官，而举此以夸人，以为千古盛事。（注：《情史》第859页，岳麓书社，1986。）
而契兄弟一辞亦渐由闽地传播到别处，以至当时某些小说常以“兄弟”作为男宠的代名词。《金瓶梅》第九十六回写陈经济落泊做了侯林儿的男宠，小说写道：
众人看见经济，不上二十四五岁，白脸子，生得眉目清俊，就知是侯林儿的兄弟，都乱调戏他。
同回又写来了个看相的老人，众人便对他起哄陈经济道：“你相他相，倒相个兄弟。”可见“兄弟”一辞的特殊含义在当时的北方亦已流行。
京城、江南和福建是晚明男风流行最为严重的三个中心区域，但在这三个地区之外，实际上也很不乏男风的流行。晚明小说《石点头·潘文子契合鸳鸯冢》的开头就有一段当时各地对男性同性恋的不同称呼的记载：
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匕，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是唤作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注：《石点头》第十四卷，《中国话本大系》本第30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从这些俚语中可见各地男风之盛。我们现在从晚明的各种笔记中，也时常可以发现有关记载，如《五杂俎》卷四：
渡江以北，齐、晋、燕、楚、秦、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及祷祠以毕，下山舍逆旅，则居停亲识皆为形斋，宰杀狼藉，醉舞喧呶，娈童歌倡，无不狎矣。（注：《五杂俎》卷四，第98页，中华书局，1959。）
写的是泰山的，所涉却广为齐晋燕楚秦洛六地之民，男风之风靡各地於此可见一斑。
写作於万历年间的王临亨《粤剑编》卷二叙广东一带风气曰：
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常有荡子以千金买一顽童者。（注：《粤剑编》卷二《志土风》，第78页，中华书局，1987。）
冯梦龙《情史·情外类》搜集各种笔记中的各地同性恋轶事甚多，如《梁生》言东粤事；《万生》言湖北黄州事；《宝应朱凌溪》言陕西事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晚明社会普遍的男风流行的状况，使当时对同性恋深痛恶绝的西方传教士或探险家惊诧不已（注：参见Bret Hinsch著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P.1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90.），曾在中国逗留了很长时间、熟谙明代世情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经写下过他在当时北京街头所见到情景：
公共场所充满了刻意打扮成娈童模样的少年，一些人买回这些少年，教会他们弹琴、唱曲和舞蹈，然后这些可怜的男孩浓装靓饰、涂脂沫粉，变得恍若美女，就这样正式开始了可怕的卖淫活动。（注：Jonathan D.Spence,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p.220.NewYork,1984.笔者译。）
这类材料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
明中晚期的同性恋文学
明中晚期的各种史料笔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关於当时男风盛行的较为可信的资料，但囿於传统的偏见和正统士人对性爱问题的排斥，不少士人视有关材料为琐言猥谈而略去不载。因此，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东鳞西爪的记载，对於深入地了解这种性爱风气来说，还是过於简略了。而弥补这种缺憾的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阅读这个时期的小说戏曲，它们丰富的内蕴，往往使我们可以生动而完整地了解当时这种性爱风气的原貌。
一个时代的文学往往也就是这个时代风气的一面镜子，明中晚期的人情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掺杂着男风的描写，风气所及，甚至历史演义或武侠小说，亦不免略带一二。至於像《金瓶梅》《绣榻野史》《浪史》等狭邪小说，其中的同性恋描写更是赤裸裸的。不过这些小说多以描写异性恋为主而把同性恋作为陪衬或点缀。随着男风日趋泛滥，晚明开始出现专以男性同性恋风气为题材的小说，构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同性恋文学系统，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它们给后人留下了这场性爱风气的大量的生动直观的信息。
明代专写同性恋的小说最早似应追溯到万历天启年间的小说家邓志谟，他写过一个中篇《童婉争奇》，内容叙都城某花柳街上，有一男院长春苑，有一妓院不夜宫。因世人喜爱娈童，使得长春苑百般繁华，不夜宫十分寂寞。妓女们对娈童非常嫉恨，使时时挑衅，与娈童们互相辱骂，甚至大打出手。最后经一书生的调解，他们相互认识到彼此的长处，言归於好。书中把男院置於妓院完全平等的位置，并且有意地强调男院如何地比妓院更受人欢迎。这个作品的出现，表明当时人对同性恋已是司空见惯，并趋向於把它视为性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与异性恋同样合理的行为。但这个作品调侃游戏的色彩过浓，掺和了过多的曲故和打油诗，文笔亦嫌呆滞，这些都影响了小说的深度和力度，当然它也就不可能产生大的影响。
此后值得一提的是天然痴叟（席浪仙）的《石点头》，这部小说刊行於崇祯初年，首龙子犹序。其时正值江南男风泛滥，此书第十四卷《潘文子契合鸳鸯冢》，写的是一个哀婉的同性恋故事，情节大致是晋陵书生潘文子和湘潭书生王仲闻都到杭州求学，两人同住一层而生爱慕之意，为先生所斥逐。於是他们废学弃家，避往永嘉罗浮山中，在那里买田耕种，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从自筑坟墓，双双同日逝去。不久墓上生出两棵紧相拥抱的大树，上有比翼鸟宛转和鸣。这个故事原见於元人林坤《诚斋杂记》，流传颇广，但这篇小说却根据明人的观念大加演绎，於中颇可窥见晚明习气。如小说写潘文子容貌出众姿态风流，於是，与他接触的男人便都想入非非：
那些读书人都是老渴子，看见潘文子这个标致的人物，个个眼里火，闻香嗅气。年纪大些的，要招他拜从；留下中年些的，拉去入社会考；富贵的，又要请来相资……还有和尚道士，巴不得他做个徒弟；还有一等老白赏，要勾搭去奉承好男风的大老官。（注：《中国话本大系》本，第3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然后又写到潘文子在杭州求学，同窗们也都在他的美貌之前丑态百出。应该说，这些都属於晚明特有的世相而非仅是对一段古代传说的重提。这篇小说写得波澜迭起，非常生动，表现了当时人对同性恋的浪漫的向往。
崇祯年间可谓是中国同性恋小说创作的成熟期和旺盛期。这个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三部同性恋小说专集，这就是京江醉竹居士的《龙阳逸史》和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弁而钗》《宜春香质》。虽然从艺术水平上看，它们还比较粗糙且失之猥亵，但笔法上的朴拙却相对地使它较好地保留了当时社会的原始面貌。它们反映的社会面很广，对同性恋风气的表现也很深入，尤其是关於同性恋男妓阶层的内容非常丰富。这三部小说集构成了晚明颇具规模的同性恋文学系统，它们丰富的内蕴和广阔的生活面为我们打开了过去所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晚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汲取到大量的关於男性同性恋风气、道德观念、审美倾向、卖淫状况的信息。实际上，把它们放到同期的世界文化史上考察，像这样专以同性恋为题材，主题集中、篇目繁多、反映面广的小说集，也是具有不容置疑的先驱的意义的，因此具有异常重要的社会文化史价值。距离崇祯的六十多年之后，日本的古典作家井原西鹤才写出了他那引起世界文学界注目的同性恋小说集《男色大鉴》，而他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晚明这些小说的影响。关於这三部小说集的内容及意义，笔者已另撰文介绍（注：参见拙文《〈弁而钗〉〈宜春香质〉的年代考证及其社会文化史意义发微》，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三十二卷一期，1994。《〈龙阳逸史〉与晚明的小官阶层》，《中国文化》1995年秋季号（总第十二期）。），这里不赘。
晚明社会普遍的同性恋风气在戏曲中也时有反映。查阅明曲目录，，可以发现当时曾出现过不少专写男风的单本剧曲，如黄方胤《陌花轩杂剧·娈童》、王骥德《男王后》《裙钗婿》、茅维《双合欢》《金门
)》、吴礼卿《媸童公案》、沈璟《分甘记》以及无名氏《龙阳君泣鱼固宠》、《分钱记》、《男风记》等。与通俗小说不同的是，这些剧曲大多是对某一段历史上的同性恋故事的演绎而非创作，如王骥德两剧皆演南朝陈子高事；《金门)》演汉武帝事；《分甘记》演弥子瑕事；至於《龙阳君泣鱼固宠》则题目已表明演魏王与龙阳君事。不过，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历史故事只不过是个框架，从中读到的，往往仍是晚明士人的趣味和观念。如王骥德《男王后》，历史故事上的陈子高本为贱民，年十六，以姿容美丽为陈文帝所宠，位至高官。王骥德对史事按明人的趣味加以渲染和改编，以文帝册封陈子高为后、“古有女主，亦当有男后”作为主要情节，写陈子高如何艳冠群芳、宠夺六宫，以致公主也不顾一切地追求他。剧中一再地突出陈子高“身虽男子，貌似妇人，天生成秀色堪餐”的女性化形象，而这也正是明人所最为迷恋的男性美。
黄方胤《陌花轩杂剧》是晚明一部较为少见的以当代生活为背景的单本剧曲集，其第九出《娈童》写的是专职小官的故事。内容叙一福建商人与十五岁的小官皮嵩的嫖宿关系。写皮嵩见利忘义、见钱忘情。剧中做牵头的尹仁的一段话“近日南风盛，少年不害羞。见钱解裤带，忍痛几回头”正是此剧的主题。这个剧本是晚明男风盛行的产物，其内容和意义都与小说《龙阳逸史》相近。
此外，晚明的笑话和山歌俚曲中也都掺杂有大量的同性恋内容，如果从《笑林广记》等笑话集、山歌集里收集有关条目，数量将会是相当可观的，超过了此前的任何历史时期。由於这类作品多为口头创作，追求刺激性，往往直接从性行为上调谑取乐，难免失之猥亵，因而相应地削弱了它们反映社会风气的深度。不过，它们在晚明的大量涌现，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男风盛行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