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来发展论文,阶层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的悄然崛起，正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中间阶层作为我国新兴的阶层，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相对独特的社会要求，因而是影响社会结构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构成和社会特性
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同时兼顾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因素。在一切传统的农耕社会，其社会等级体系均呈现出“金字塔”形结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社会分层结构则呈现为“橄榄”形，即在收入和财富占有方面，社会顶层的巨富者和社会底层的绝对贫困者都是极少数，出现了一个作为社会结构稳定基础的中间阶层，人数一般占总人口的40%以上。他们多数从事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商业营销、教师、律师、医生、秘书等职业，一般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在技能、职能、阶级、社会地位或权力等方面都居于“中间地带”。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中间阶层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现代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其原因是，第一，中间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间阶层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间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第三，中间阶层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1998）。
与中国传统的中间阶层是由工薪阶层（即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构成不同的是，我国新兴的中间阶层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以来，逐渐显现出许多新的特征。其基本状况是：
一是中间阶层在全社会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大。根据中国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及金融资产占有情况，如果把人均年收入在1-10万元、户均金融资产在3-10万元的人口和家庭都计算在内的话，估计目前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20%-25%。由此可以认定，我国现在尚未形成中间阶层占主体的社会。
二是中间阶层的职业构成比较复杂，但又体现出较强的行业性。如同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孕育了一大批新中产阶级一样，在产业革命和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弹性化，使中间阶层的诞生经历着两条道路（薛求知、诸葛辉，1999）：一条是“内驱式”道路。这条道路主要有两个岔口。第一个岔口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包括航空、金融、保险、电讯、外贸，房地产、旅游、烟草、电力等行业。据国家统计局分行业的工资统计，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比全国企业职工的平均水平高出50%-120%左右。第二个岔口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一批个体私营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此外，一些新兴股份制企业、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及国内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律师、会计师、厨师、医生、证券交易人员等），也加入到中间阶层的行列中来。另一条道路是“外引式”道路。截至2000年5月底，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已在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万家，其中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我国设立了企业。据统计，目前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的人数约为2000万，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10%（《中华工商时报》，2000）。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出于本地化的需要，往往在当地雇用和培训了一批能够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人员。这些中方雇员，除了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很强的敬业精神外，还拿到了一份远远高于国内企业职工的薪金。据北京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近期对北京30多家外企所作的薪酬调查，这些外企一般职员的月薪为2500-6000元，主管、主任、督导的月薪为4000-10000元，经理的月薪为5500-15000元，总监的月薪为8000-25000万元（《新民周刊》，2000）。这些人员应该算是中国最典型的新兴中间阶层。
三是中间阶层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区域性，主要集中在沿边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广东省的居民收入水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居全国之首，其中深圳特区的经济增长及收入增长速度更为惊人，所以这些区域的中间阶层人数比重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上海由于浦东特区的拉动，经济增长及居民收入均呈不断上升势头。统计结果显示，目前上海月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工薪阶层家庭，已占城市工薪家庭总数的30%以上，这意味着上海已从下中等收入阶段步入后工业化的上中等收入阶段。国外舆论界认为，目前流通领域的外资竞相进入上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上，上海是一个购买力强、且中等收入阶层迅速扩大的地区（戴炳源、万安培，1998）。
一般来说，中间阶层意味着富裕的物质生活和良好的教育。若以收入而言，中国中间阶层自改革之初就崭露头角，有凭胆量一夜暴富的，有因灰色收入快速致富的，但这一部分在当时人口中的数量有限，所以还不足以成为一个阶层。另外，受教育程度也明显偏低。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高科技及新兴产业的崛起，外国资本大量进入，在这些企业中的许多高级主管、职员已成为受过高等教育，有着扎实背景和良好职业素质的人群。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可以说这些人代表了中国有活力、有希望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工作方式、政治态度、生活理念及消费时尚日趋影响、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尽管目前中国中间阶层还不占社会的主体，这一阶层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雏形状态，但正在崛起的中国中间阶层已日渐显露出其不同于西方社会新中产阶级，也有别于当今中国其他阶层的诸多社会特性。
其一，求稳怕乱，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尽管中间阶层的构成比较复杂，信仰多元，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但总的来说，他们有着较稳定和不菲的收入，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正如有人所说的：中间阶层的人更容易产生幸福感，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比较适度，既不会多到让他们远离正常人，又不会少到让他们为生存而担忧（袁华莉，2000）。因此，中间阶层从其切身利害关系出发，不赞成通过大乱以达到大治的主张，更惧怕发生社会动荡。他们并不排斥变革，对生活的变革具有良好的心理准备，对社会问题注重理性判断，对矛盾的处理较为理智，自我意识强，反对用剧烈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以，只要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不断上升，发生重大政治突变或社会动乱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如果中间阶层的规模足够强大，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类似于“橄榄形”的分布状态，那么社会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态势。
其二，职业道德感较强，有敬业精神。中间阶层的人大多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大事业，求大发展。他们往往通过勤奋的工作来实现收入的安全感、地位的优越感。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中方雇员，一方面受现代化管理制度的约束与熏陶，另一方面内心也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需要，促使他们超乎常人地刻苦工作，而且抓住一切有利于提高职业素质的培训机会，不断充实与提高自己，以期长远的发展。总之，处于中间阶层的人，深知自己与社会上层的差距，也非常清楚在社会流动仍然频繁的今天要确立自己现有地位的难度，他们总是力图通过主观上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专长，不断提升经济地位，增强经济实力。正因为此，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中间阶层的性格特征和思想主流。
其三，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西方社会，“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模式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他整个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薛求知、诸葛辉，1999）。教育，一度成了西方社会中下层人员提升为中间阶层的资本、工具。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大学、高中都能够为他们提升社会地位，成为中间阶层中的一员提供有利条件。在我国，受“读书才有出路”的固有观念影响及直接的经济利益驱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大批已参加工作的人也加入到受教育的行列中来。我国现有的中间阶层中，除了早期发家致富的一些个体私营业主和乡镇企业家外，基本上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少人拥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尤其是在外企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中方雇员，外企雇主会以在母国的相应标准要求中方雇员，特别是对外语、计算机、公共关系等方面能力有较高要求，这就促使中方雇员重视拥有较好的个人素质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跨国公司的办公室里，衣着整洁、举止得体、操一口流利外语的中方雇员，甚至被视为一种标准模式。
其四，积极参与政治，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与传统社会的工人和农民相比，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具有较强的现代公民意识和较少的臣民意识，他们对现代民主和法治的理解比较深刻、全面，对专制和独裁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良好的教育背景使得中间阶层深谙中间社会的优势与不足，在“仓廪实而知荣辱”之后，他们会提出更高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政治参与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富于批判精神，向往民主和法治社会；但同时也深知，民主和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激进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并非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惟一途径，因而主张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来推动当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上，作为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中间阶层显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这种保守性是相对的。他们具有较为理性的批判性。他们对事物的评判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和改造。正是由于中间阶层具有保守性和批判性的双重特性，才使得他们既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又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五，生活方式超前，具有独特的消费特征。中间阶层在经济来源和收入水平方面拥有的明显优势，使得他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人们提倡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昨日黄花，现在的中间阶层成员普遍追求时尚与新潮，身着名牌时装成了地位和事业成功的象征。他们的消费对象从物美价廉转向物有所值，显示个性，价格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买到的东西要能够体现品位和价值，使自己有愉悦的享受。他们的消费意识明显增强，甚至开始认同赊账购买、分期付款等西方常用的消费方式，轿车与住房已逐渐纳入他们的消费视野，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可以说，中间阶层是当代中国消费观念的引导者。
二、中国中间阶层崛起过程中的问题与未来发展
我国中间阶层是在社会阶层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发育、成长的。尽管目前该阶层的数量和规模还不占社会的主体，但其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已备受关注。在改革推进到阶层利益严重分化的今天，人们普遍期待着能崛起一个占人口多数的中间阶层，而不愿意看到新的两极社会结构的出现。不可否认，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各阶层的普遍受益，似乎预示着我国正朝着培育中间阶层的方向发展；近几年来推行的股份制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各个行业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也在体现看中间阶层逐步壮大的趋势。但同时不能漠视，当前中间阶层崛起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却使我国沿着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普遍富裕社会迈进的步履显得异常艰难。
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现象。而现存的事实表明，当前我国社会阶层在急剧分化的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失控现象。在中间阶层的崛起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非经济的不合理的因素，导致该阶层的形成缺乏合法化和制度化的途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间阶层的一部分成员，特别是最近几年进入中间阶层的那些成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与权力中心具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这些人进入中间阶层，很大程度上源于权钱交换。他们依靠不平等竞争和利用国家体制、政策上的漏洞获取不合理的特殊利益和超额收入。例如，有的掌权者在国企产权交易、股票经营、银行贷款审批、房地产批租过程中，与经营者相互勾结，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和资源；有的无偿使用国有资产、国家资金等生产要素，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赚了归个人所有，赔了由国家承担。现实生活中，“权力资本”集团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1997年国家统计局在将35个大中城市减收户由高到低排队分成5个组后发现，减收户主要集中在中等以下收入组中，占81%。其中，低收入组占35%，较低收入组占22%，中等收入组占24%。如果把中间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而中下层比较大（胡俊，1999）。这种状况延续下去，有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中间阶层萎缩，底层阶层膨胀。
二是当前社会分配秩序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手段猎取财富，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现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甚至执法部门，为缓解分配变化带来的矛盾，提高职工福利待遇，改善办公条件，往往巧立名目，或通过非财政、非正规渠道向企业和个人收费，或以“创收”为名搞垄断经营，导致许多部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乱”现象屡禁不止。这种经济运行中的垄断行为及带有行政色彩的垄断现象，使得一部分人凭借其垄断收入顺利进入中间阶层，极大地妨碍了大多数人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努力进入中间阶层。更有甚者，有些人通过以权谋私、欺诈蒙骗、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不法手段迅速致富，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跨国公司中的中方雇员到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都不乏靠不法手段跻身中间阶层者。也正是由于中间阶层某些人在经济活动中存在着的不规范、不道德行为，导致中下层群众对其致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道义上普遍持不认同感，甚至认为他们也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进而容易形成一种新的观念上的阶层对抗情绪。
确切地说，当代中国的中间阶层尚处于萌芽状态，尚未定型。它能否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一方面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政治制度所能提供的基本条件。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加速进行的转型期，只有当中间阶层持续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时，才能说社会阶层分化是一种良性分化。相反，如果出现贫富严重分化的两极社会，贫困阶层和暴富阶层构成社会的主要部分，那么，这种阶层分化必然是一种恶性分化。所以，要推动中国社会阶层朝着良性分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占主流的普遍富裕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及社会体制，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和垄断聚敛社会财富，使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生活常态，尽快形成以中等收入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结构。
与此同时，要积极创造有利于中间阶层成长的社会条件，为更多的人通过正当途径进入中间阶层拓展通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社会要形成庞大的中间阶层，是需要具备某些基本条件的，它包括：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的消费品能够被大量地生产出来，日常生活必需品已变得价格低廉，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同时也就避免了因争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第二，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从过去的以蓝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转为以白领为主体的职业结构。因而，多数人成为职业身份上的中间层，从而避免了金字塔形的职业结构。第三，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多数人有可能拥有、分享进入中上层的社会资源。第四，严格税收调节，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第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下层人也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胡俊，1999）。
透视我国目前中间阶层的基本状况和形成中间阶层的基本条件，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可能呈现出下列几种态势：
1.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将继续保持上升趋势，即大多数阶层将普遍受益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好处。据有关专家测算，在未来10年内，国民收入总体来说将进一步呈向居民倾斜的态势。据财政部《“九五”至2010年财政发展战略》课题组的研究报告称，居民收入在未来数年内仍将持续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相比将大大滞后。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增长14个百分点，预计到2010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81%。这一态势所导致的结果，意味着进入中间阶层的人数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2.知识经济和知本时代的来临，使得知识和技术进一步升值，知识分子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聚集单位的优势不断凸现，一大批具有高等学历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将脱颖而出，率先加入到中间阶层队伍中来。跨21世纪，以往普遍存在的“脑体倒挂”现象正在发生逆转，“脑体正挂”的现象日趋普及，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得到了广泛的验证。高学历带来的高收入，有力地推动着中间阶层内部构成的优胜劣汰，使得那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较高智商的人能尽快充实到富裕群体中来，从而可以改善并带动中间阶层整体素质的提高。可以说，如果中间阶层是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那么具有高知识含量的智能人才将成为中间阶层的主体和核心力量。
3.我国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比较不发达的农村并存的格局，导致城市和农村两种区域中间阶层的状况不大一样。一般地说，城市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明显大于农村，发达地区中间阶层的人数比重明显大于相对落后地区。在城市区域，类似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中间阶层的成长速度要快于中小城市；在农村区域，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中间阶层的成长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
4.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今后在中间阶层规模逐步壮大的过程中，该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迅速进入中上阶层。他们与社会的上层一起，可能形成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将严重妨碍中下层人士进入中间阶层，进而导致中间阶层在某种程度上的萎缩，形成一种不稳定的阶层结构和社会结构。这将严重阻碍我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对社会稳定发展构成极为不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