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政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出发，政治和法律环境是企业进行战略定位进而战略选择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而企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除了包括政府自身的稳定性外，主要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其导向。公共政策对于企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它们调整市场中各企业的收益和负担，进而强烈影响市场的竞争格局。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调整资源在行业和企业间的分配，通过设置或拆除市场进入(或撤出)壁垒改变市场竞争结构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可以出于外交的考虑改变资金流转政策从而增加或减少企业负担，通过劳动法等改变企业的成本机构，还可以通过环境保护政策等剔除那些不顾社会道德的经营行为等等。
既然公共政策对于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企业就有必要密切监测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动向，并及时做出反应与战略上的调整。但是，企业对于其环境并不是仅仅可以做出被动的反应，企业通过自身的活动也可以改变其环境，尽管这个过程有时可能是漫长的。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企业与政府间就出现了互动。企业的经营需要一个稳定有利的政治环境，他们在认为必要时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改变；政府为企业提供有利的政治与法律环境以换取其对社会经济的最大贡献，并为下一次的选举赢得选票。①
企业与政府间的这种互动早已引起了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初，相关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②这类研究在60、70年代达到了高峰。虽然各学科间缺乏合作，但他们形成了一致的结论，即“商业政策是由商界为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只要私有经济存在一天，他们就不会停止影响政府政策的努力”。③
尽管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历史很长，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很成熟，管理学界对它从一个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的探讨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陆续出现。20世纪前半期，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渐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企业长期以来只顾追求利润，因而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波动大、环境污染、低质量的售后服务以及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这些都引起了社会、政府、消费者对企业的不满。④美国政府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使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这种压力影响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司战略层面的“我们应该从事什么行业？”到业务战略层面的“怎样经营？”。⑤企业经理们普遍意识到应该积极地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而不仅仅是消极地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企业与政府间的互动明显增多了。这引起了管理学界的注意和兴趣，从企业管理的微观角度对企业政治行为的探索便由此而产生并发展起来。
30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涉及了很多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目标、职能等9个方面。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构建起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具有普遍性的并被管理学界广泛接受的理论成果也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一则可能是因为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而美国的政治体系与制度、社会伦理道德与文化即使在西方世界也具有很强的独特性，这就势必降低研究成果的普遍意义；二则可能是因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对于它的把握要求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企业管理的系统知识，而且要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像政治学，经济学和商业史学界一样，与其他学科缺乏互动和沟通阻碍了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探索。
本文对30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综述和评价，按其研究内容分成9个子领域详述如下，希望能为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企业政治行为的定义
在西方管理学界的相关研究中，企业政治行为这个概念经常与企业政治战略、企业政治活动、企业政治参与、企业政治影响通用。Astley和Sachdeva认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企业相对于政府的、权力的获得、发展、保持和使用，而权力就是企业克服政府的抗拒的能力。⑥政府的抗拒来源于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意识形态、其他相关利益群、选民以及同僚的压力。然而，这个定义没有能够表明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借用MacMillan关于“影响”的定义，⑦我们可以把企业的政治影响理解为重新塑造政府就某一事物的观念，并使其按企业的意愿行事的一种企业能力。而Sethi认为，企业的政治参与就是企业参与各级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个定义简单明了，但其内涵却很广，它不仅包括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包括它们的执行。⑧而Keim和Baysinger认为，企业的政治战略就是企业管理决策的一种形式，它表现为企业一套旨在出台有利于该企业的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的整合的行动。⑨比起前面的几个定义，这个定义所指范围相对较窄内容也更具体确切，它不包括企业与政府间因商业关系而产生的接触(如企业承接政府工程等)，也不包括公共政策的执行(如反垄断调查等)。可以看出这几个定义各有侧重(即行动、能力和战略)，内涵和外延也各不相同。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几个概念是通用的，这也可能是造成西方管理学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30年仍然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原因。
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
管理学者们把政治进程看作是一种市场交换的过程。企业进入这个市场来向政府购买有利于本企业的政策和规章，⑩或者说企业制定和实施政治战略来取得竞争优势，(11)也就是说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官员的行动来取得某种特定的公司利益。(12)组织行为学家把企业的政治活动看作是企业许多环境管理战略的一种；这种活动的目的就是企业领域的防御和维护。(13)还有些学者认为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就是寻求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认知。(14)不管这些理论有多么不同，它们都同意一点，即企业参与到政治中来是为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企业中的“公共事物“或“政府事务”职能
企业政治行为的目的一旦确定，企业中的公共事物或政府事务部门的职能就清晰了，那就是利用各种方式来改善和加强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和理解。McGrath会议董事会197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财富1000强企业中的公共事务职员认为，他们工作的首要任务是为管理层提供(政策和政府)信息，并提出相关战略和政策建议；他们最常做的工作就是与政府官员取得联系，游说政府政策的制定，进行内部信息沟通、信息分析，以及发现相关政策问题。(15)曾经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的Morris，形象地把他们部门的职能描述为：监测、分析和报告政府的有关动态；代表企业与政府接触；准备通用汽车在某项立法上的立场文件并回复政府的询问；保持与各级政府和协会的关系；鼓励雇员和选民对立法程序进行参与；对选举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16)
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企业中的政府事务职能变得越来越成熟，在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其主要表现是企业政府事务人员队伍的显著扩大和企业决策权向政府事务部门的下放。同时，与以往传统的游说和公关活动显著不同的是企业公共事务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和全面。(17)伴随着80年代美国政府的商业友好型政策，企业的政府事务人员也在增加。究其原因，无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美国经济的衰落，与此相对应的新问题的大量产生；公司战略的相应改变；新一代企业领导人的上台；社会中缺乏一种市场价值观念；企业经营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等等。(18)
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
80年代初，Sethi提出企业以三种不同的状态和四组战略参与“政治游戏”。三种状态是：防御型、适应型和积极的行动主义；四组战略是：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直接游说、建立同盟和间接游说。企业要想使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效，首先要有一个统一正确的政治立场。其次要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一个信息交流的网络，一个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一套决策程序。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选择合适的参与状态和采用正确的政治战略。Weidenbaum把企业对政府政策调整的反应分为三类，即消极反应、积极预期和公共政策塑造。(19)所谓消极反应是指对于政府政策的调整，企业只是重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要求；所谓积极预期是指企业经理们运用其计划能力去预测新的政策动向并事先做出相应的调整；而公共政策塑造是指企业试图通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更活跃的角色来影响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前两种反应是后动的，而第三种反应是先动的。
同样，借助Fennell和Alexander的关于组织内“跨越边界”的观点，(20)Meznar和Nigh提出企业公共事务活动应该分为两类，即缓冲和衔接。(21)缓冲，是指企业力图通过内部活动和影响外部环境来抵御环境对企业的干扰。这种反应的表现是企业要么抵御环境的变化，要么力图控制它；而衔接是指企业调整自己的活动来满足外部的期盼。可以看出，Meznar和Nigh的“衔接”策略与Weidenbaum的消极反应和积极预期是类似的，而“缓冲”则和公共政策塑造相接近。
建立在Parson对于影响的状态和渠道的分析框架基础之上，(22)Aplin和Hegarty认为企业通过两种渠道去影响立法者，即所谓“策划”和“随机”。“策划”与前面所提到的积极的行动主义或公共政策塑造相类似，而“随机”则主张对公共政策不施加影响。企业通过策划去影响立法者可能产生两种后果，即积极的和消极的。前者以劝说策略为特征，企业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被劝说人即立法者也同时感到满意；而后者以义务策略为特征，它或许也可以使企业达到既定的目标，但立法者可能会因受到的压力而产生不满。(23)与其他学者不同，Aplin和Hegarty做了一个实证研究，他们发现组织普遍采用四类政治战略：信息提供、政治手段、曝光/激励和直接压力；而每一类战略又包含几种战术。
类似的，Hillman和Hitt采纳了Weidenbaum所说的企业第三类反应，即公共政策塑造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建立了一个制定企业政治战略的“决策树”模型。(24)他们认为，企业在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做出三层决策。首先，企业必须决定是与政治家们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还是当问题产生时临时协调关系；其次，企业需要决定是单独采取行动还是参加行业协会等的集体行动；最后，他们还要决定具体采用哪种战略。Hillman和Hitt还把企业的政治战略分为三类，即：信息提供、物质刺激和选民组建，每一种战略又包含几种战术。这些战略可以组合起来使用，并不互相排斥。
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强度的因素
在过去的30年里，西方管理学界对很多可能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强度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和验证。这包括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因素。对于企业政治行为多寡的判断有几种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以美国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为标准，(25)其他方法包括计算企业游说的次数、(26)递交请愿书和证词的份数等。(27)学者们研究的结论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例如对于行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Pittman把美国行业的集中度和企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数额作了一个相关分析，他发现这二者之间是存在正相关关系的。(28)而Master和Keim在把美国行业的集中度和在该行业中建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企业数目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两者之间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29)在众多的被考察的因素中，只有企业的规模与企业的政治行为多寡存在正相关关系似乎是争议较小的唯一的因素。这些研究涉及到的理论包括资源基础理论、组织环境理论、惯例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分歧，首先，是因为各位研究者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不同：有些涵盖了企业因商业目的而与政府的接触，而另一些只涉及企业为公共政策的改变所做的努力。其次，对于变量的衡量标准也不统一，例如在前面的例子中，Pittman对于行业集中度的判定基本上来源于几位学者的主观认同，而Master和Keim对这个变量的衡量则来自于美国商业部的记录，以及大企业资产和销售额与其所在行业资产和销售额的比率。第三，这些研究对于因变量的衡量方法也各异。如对于企业规模的判定，有些用销售额，有些用员工数量，还有些用企业的市场价值。应用这些标准挑选出的“大企业”肯定是不同的。例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可能市场价值相近，但员工数量和销售额却相去甚远。最后，对于可能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多寡的因素考察范围的广泛，虽然激发了人们的思考，但却阻碍了人们认清各种因素的作用，对于有些因素只有单一研究的验证，没有可供比较的参考研究。
影响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
比起大量的对影响企业政治行为多寡的因素的研究，影响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似乎被人们忽略了，以此为目的的研究很少。前面我们在介绍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时谈到了Aplin和Hegarty以及Hillman和Hitt的成果，他们同样也对可能影响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进行了验证。Aplin和Hegarty考察了美国工商企业、社会利益团体和联邦政府非立法部门用来影响联邦立法的战略。通过与参众两院部分议员的交谈，以及对主要立法者的一个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工商企业、社会利益团体和联邦政府非立法部门采用不同组合的政治战略，而且这些战略对于立法程序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工商企业界倾向于使用信息提供战略，联邦政府非立法部门也经常使用这类战略，但他们很少采用曝光或激励战略。相反，社会利益团体则热衷于使用曝光或激励战略，但他们同时也经常采用政治手段。他们的调研显示比起曝光/激励和直接压力，政治手段和信息提供策略更能够使实施者达到目的，并且使立法者感到满意。
Hillman在2003年对她与Hitt在1999年提出的企业政治战略的“决策树”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个检验以美国在欧盟的跨国公司为目标，考察了几个企业内外部因素对其政治战略三层决策的影响。她发现社会惯例的形式(即集团主义或多元主义)影响了企业政治方式(即与政治家建立长期关系还是当问题发生时再临时协调关系)、参与层次(即单独采取行动还是参加行业协会等的集体行动)和具体战略这三个层次的选择；而企业层面的一些因素，如资金资源、雇员数量、经验或信誉和国际化程度仅对企业政治方式和具体战略的选择产生影响，而对参与层次并无影响；行业层面的一些因素，如集体压力，仅对参与层次有轻微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结果还显示，企业的资金资源和政治参与经验与企业采取单独行动有负相关关系。这与资源基础理论相违背。Hillman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时间增长，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也日益增长，这种关注度使得跨国公司更加小心翼翼，而尽量采取集体行动来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
企业政治行为的效果
尽管许多战略学家都强调对于战略效果的准确评价是提高战略过程有效性的关键，但或许是因为衡量难度高，仅有少数学者曾试图对企业的政治战略进行效果评价，而且，评价方法也都是间接的。
Salamon和Siegfried曾经试图检验行业结构对企业政治影响的作用。(30)他们发现企业规模和行业有效避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集中度低的行业在避税上往往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行业越集中，利润越高就越倾向于避免卷入为减轻其税收负担而采取的政治行动。Salamon和Siegfried试图说明这些企业和行业的特性对于他们的政治行动的效果有影响，但他们这种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方式似乎暗示着，不论企业采用什么政治战略或怎样行动，企业和行业的特性对于他们的政治行动的最终效果具有决定权。更何况，人们或许会问：有效避税就一定是企业政治行动的结果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
20世纪80年代，Keim和Zardkoohi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对当选的立法者具有巨大影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31)通过分析美国劳方和企业政治活动委员会在1980年和1984年两届大选中的不同，他们发现劳方政治活动委员会只向一个政党捐款；而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往往更灵活，他们不仅在两个政党势均力敌时向两方具有合适的意识形态的候选人同时捐款，而且，他们的捐款往往向那些职位和级别更高的政治家倾斜。这个结果说明，劳方政治活动委员会更加意识形态化，在决策时更加黑白分明；而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则更加看重有权力的政治家们的影响。换句话说，向那些在选举中优势比较明显的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更像是购买该候选人的保护而不是为他们购买选票。由此，Keim和Zardkoohi断言，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同样的，Milyo、Primo和Groseclose发现把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捐款与其“软钱”捐款、游说的花费、慈善事业的花费、候选人个人在一次大选中的花销相比，政治活动委员会捐款只占企业或单个候选人花销中非常小的一部分。(32)因此，他们认为企业政治活动委员会捐款并不被企业或单个候选人所特别看重。
20世纪90年代，Hillman、Zardkoohi和Bierman考察了企业从“个人服务”(即企业雇用人员为某一政治机构服务)这种政治战术上的具体受益。(33)他们运用事件研究的方法，检验了1968～1992年间，31家上市公司在他们的高级经理入选国会或内阁前后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发现这种企业与政府间的人员联系对于企业的市值存在积极的影响，这个结果暗示着企业的某项具体利益或许就是来源于其政治战略。然而，这项研究也不是对于企业所实施的政治战略和其期盼的政策结果间的比较。企业市值的增加这一企业政治战略的副产品，仅仅反映了股东对于企业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并由此受益的信心而已。
跨国公司的政治行为
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Hillman在2003年对美国在欧盟的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调查，还有很多关于跨国公司政治战略的研究，但它们多是作为跨国管理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由该领域的学者们进行的。Mahini和Wells考察了位于美国的13家跨国公司的政府关系管理，(34)考察的重点问题是企业中谁拥有或应该拥有政府关系事务的决策权。他们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企业的整体战略和行业结构。只有在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政府面前具有很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时，该企业才可以采用政策方法，即严格地按照企业政策不做调整。而当企业在东道国的分支规模很小，又推行的是市场导向的战略时，企业往往在政府关系上采用散播方法，即分支机构的经理们往往会成为决策者。行业的日益整合，以及政策对该行业的作用的日益突出则迫使跨国公司更加倾向于协调在各国的政治行为。一个极端的现象是，他们把与各国政府的交往全部授权给设于公司总部的某一个部门。
根据这项分析，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公司传统和行业结构都可能对其政府关系的管理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根源是企业在东道国政府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然而，Mahini和Wells的分析所选择的13家企业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它们包括6家石油公司，另外7家分别来自电脑设备、汽车、重工、柴油机和制药行业，但没有任何消费品或服务型企业。而且，这项分析只涉及跨国公司的主业，这或许会导致对企业政府关系战略的片面理解，从而降低其结论的普遍意义。
借助国际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组织理论，Boddewyn延伸了Dunning的折中框架(Eclectic Paradigm)——在跨国公司的所有权、地理位置和内部化优势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因素。(35)这种延伸要求人们首先接受一种理论，即各种各样的非市场力量(如政府)是因地而异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企业的政治环境是可以管理的，政治手段是可以被用来作为传统的经济手段的补充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的。目前这种观念已被政治行为的研究者所采纳。
Ring、Lenway和Govekar开发了一个跨国企业政治要求的战略管理框架。(36)他们考虑了行业结构、政治要求对于企业的影响和企业的战略倾向。他们假设，首先，不仅是政治要求，而且包括企业所在行业的结构都会对企业层面产生影响，而行业结构则是由经济要求决定的。其次，企业政治战略选择是政治要求对于企业层面产生的影响和企业的战略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或许会导致无效的政治战略。
Boddewyn和Brewer开发的另外一个模型显示企业的政治行为受其战略目标引导和三种条件制约：企业、行业和其非市场环境。(37)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政治行为被分为方式和强度来分析。方式有两种：非议价(即顺从、避免和迂回)和议价(即冲突和伙伴)。Boddewyn和Brewer强调对于国际企业来说，它们的制约因素是：企业的种类(即出口商、进口商或跨国公司)、企业所在行业的利润率和结构，以及企业所在的非市场环境的结构和能力。企业的战略目标是：效率、市场权力和/或合法性。这两组因素与企业政治行为的方式和强度互相影响。在另外一个有关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研究中，Blumentritt和Nigh发现各分支机构间市场竞争活动配合度越高，他们的政治活动间的协调性也越好。(38)这暗示着企业的政治战略和竞争战略是相互联系的。
欧洲的企业政治行为
在有限的关于欧洲的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中，Bennett分析了企业在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布鲁塞尔的代表处的活动。(39)他发现企业在拥有足够资源、市场集中度高和行业协会势力相对较弱的时候，往往会选择直接游说欧盟立法者的方式。Coen分析了美国式游说对欧洲企业与政府关系产生的影响。(40)与Calingaert的观点相近，(41)Coen同意美国与欧洲政治环境的主要不同在于商业文化、国家与企业间的惯例传统及政治运作操守，尤其是美国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开放和透明度(即前者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比后者更加开放和透明)。美国企业在过去30年中的游说实践为欧洲企业政府事务的专业化和建立一个灵活的、多渠道的欧洲公共政策体系做出了贡献。然而，因为两者在文化和习俗结构上毕竟存在着诸多不同，在欧洲照搬美国式游说显然是行不通的。由此，一套微妙的欧洲式游说战略诞生了，这套战略适用于欧洲独特的企业与政府关系文化。
以利益集团、交换和资源基础理论为依托，Bouwen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检验企业对欧盟机构的进入程度。(42)在这个模型中，欧盟机构和企业被认为分别是信息市场的需方和供方。欧盟机构需要了解企业界——他们的一组重要选民——的偏好和其专业知识与经验，以便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而企业界为其提供信息以便取得与欧盟机构的接触和对其施加影响。至于接触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所提供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提供信息的效率；另一方面取决于欧盟委员会、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盟立法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企业提供信息的种类、数量、质量和效率则取决于游说的组织形式，而这是企业三个层次的决策结果。这三个层次是：自营还是外包游说、单独还是集体行动、目标是本国政府还是欧盟。企业在做这些决策时考虑了自身的规模、经营跨度和本地的习俗环境。与某一欧盟机构的接触程度最终还是由企业的内部因素所决定的。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管理学界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范围很广泛，共涉及了至少9个方面的内容。但对于这9个方面的研究力度是不一样的。其中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是企业政治行为强度的影响因素，其次是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和影响企业政治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中，除企业政治行为的分类已粗具雏形外，对于影响企业政治行为的强度及战略/战术选择的因素的探索尚未形成初步的一致意见，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和衡量变量的标准有关。
我们国家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探索直到21世纪以后才出现。目前，除极少数实证研究外，绝大多数还是纯理论的探讨。因为我国是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加上我国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我国企业政治的行为必定有其相对的独特性。但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可以在多方面给我们提供借鉴，尤其是其研究领域的多样化，向我国的研究者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潜力。同时，其衡量企业政治行为的强度的方法和企业政治战略/战术分类的角度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并且，他们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界定、目的和企业内的相应职能的探索，也为我国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探索的开端。
注释：
①②Hoan.DW.The Failure of Regulation.Chicago:Socialist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1914:83.
③Kolko,G.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New 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④王清平：《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发展脉络》，《理论与现代化》2005年第6期。
⑤Post,JE,Murray,EA,Dickie,RB.,and Mahon,JF,The public affairs function in American corporation:development and relation with corporate planning,Long Range Planning,1982,15(2),P.12～21.
⑥Astley,WG and Sachdeva,PS,Structural sources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 theoretical synthesi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P.104～113.
⑦MacMillan,IC,Strategy Formulation:Political Concepts,Minneapolis,Minn:West Publishing,1978.
⑧Sethi,SP,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sm,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2,24(2),P.32～42.
⑨Keim,GD and Baysinger,B,The efficacy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Journal of Management,1988,(14),P.1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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