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代人笔下的王国维———个评价王国维自杀及学术成就的重要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维论文,笔下论文,视角论文,代人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06）01—0043—06
要评价王国维，通常是其同事最有资格，这里笔者选取的是梁启超（因陈寅恪之有关评价人们较熟悉，故此处略。另一导师赵元任由于专业为语言研究，相对来说与王国维往来较少）以及与他们几人来往均极密切的吴宓。同时，我们把新文化运动的两个领军人物——胡适和鲁迅的看法以及另两个代表性人物——顾颉刚和梁漱溟的有关看法也列出来作为比较。至于他人如罗振玉对王国维的评价，则另撰文论述，此处不赘。
一、梁启超看王国维之死：兔死狐悲之感
作为清华国学院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对王国维的评价自然举足轻重。从现存材料看，梁启超对王国维十分尊重，对其学术研究更是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向国学院学生讲学和回答学生疑难时，梁启超总是告诉学生，有问题可以请教王国维先生，这从清华国学院不少学生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作为和康有为一起领导和经历戊戌变法的历史人物，梁启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无疑大大超过了王国维——1898年的王国维不过是上海《时务报》的一个书记员而已。然而，梁启超并不以王国维是学界后辈而加以轻视，相反却给予最大的尊重。在王国维生前，梁启超就对其有高度评价：“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1] 王国维投水自尽当日，梁启超不在清华，得到噩耗后他立即返回，亲自参与料理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与吴宓等一起向学校、外交部力争。在写给女儿的信中他这样评价王国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2] 此外，梁启超所写之挽联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他在甲骨文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成就，可以视为梁启超对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盖棺论定式评价：
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
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
顾颉刚曾把王国维之死与同年3月康有为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却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作为一代学人的代表，梁启超和顾颉刚对王国维之死所表示出的深深遗憾，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共同感慨。
顾颉刚多次自称，在当代学者中他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在1923年3月6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的记载：“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谈及我祖母临终时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呜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犹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果能与我携手耶！”在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中，他又有这样的记载：“予近年之梦，以祖母死及与静安先生游为最多。祖母死为我生平最悲痛的事情，静安先生则为我学问上最佩服之人。今夜又梦与他同座吃饭，因识于此。”上述文字，足可看出那时的顾颉刚的确是把王国维当作学术导师，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当不下于胡适。后来，他又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顾颉刚还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3]
对于王国维之死，梁启超的感受是什么呢？那就是深深的兔死狐悲之感，一种对未来之无可名状的忧虑和悲凉。这感受源于当时的国内局势。1927年初至王国维逝世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动荡。北京高校内，很多知识分子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差异：“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2] 对此梁启超评价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羞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4] 就在梁启超想到要出京躲避的一两天后，王国维果然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王国维之自杀，人们很自然会想到与屈原比较，其实二者大有不同。屈原是为忠君而死，也因此得到世人理解。而王国维却不要求他人理解自己的死亡（可从其遗嘱看出此点），他也从未就自己的价值作过解释（不过他临死前给学生题的“落花诗”值得回味，限于篇幅此处不赘）。屈原之死从根本上说不过是“死谏”，而王国维并未想做“谏死之臣”，不然辛亥革命时他就应该“殉国难”了。民国后他虽然一度隐居，但后来仍然应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此因无他，只是由于王国维和儒家们不同的是在接受传统价值理念的同时，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化理论。终其一生，王国维一直在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契合并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有新的发展。他在历史条件的限制下一直努力谋求超越，所以他很清楚当时的环境，明白清朝之灭亡的必然性，自然不会像屈原那样为“谏”而死，而终于做到为自己而死。
尽管我们不赞成自杀，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自杀还多少表现出人类在和死亡斗争中的有限主动性以及些许的胜利意味。也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才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杀看成是人性真正的胜利，他自杀的纯粹性正是人的价值所在，正是其自我的真正实现。面对这样的死亡，尽管我们有些伤感，有些悲凉，但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之旅中，这伤感与悲凉何尝不是我们脆弱心灵的慰藉，何尝不是我们对现实社会之有限而伟大的反抗。王国维之自杀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唤醒了我们已经麻木的良知，拯救了无数正在堕落下去的魂灵。
二、鲁迅与胡适看王国维：惺惺相惜之情
在《鲁迅全集》中，提到王国维者有5处。其中最早是发表在1922年11月6日《晨报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译》。在此文中，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等到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大概是由于此时王国维已经投水自尽的缘故，鲁迅一再说他是老实人，因为那些更应该为晚清效忠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自尽。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对于王国维去世，鲁迅什么也没说！那时的鲁迅正在广州，刚刚亲眼目睹大革命和大屠杀的鲁迅大概忙于准备和许广平一起离开，来不及对王国维之死写点什么。不过，从他后来对其他自杀者以及有关社会舆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鲁迅的态度。在就三十年代女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一事所写的杂文《论“人言可畏”》中，鲁迅这样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之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总要是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评价另一位女性——秦理斋夫人自杀一事时，鲁迅又这样说：“人固然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诚然，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与鲁迅所谈的两位女性不同，但鲁迅的看法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他的上述观点其实已大致显示出，如果他对王国维自杀发表意见，应该是什么内容。
在鲁迅心目中，大概认为与他隔（钱塘）江而望的这个老乡终究是一个悲剧人物。等到1936年鲁迅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之时，他应该更能理解王国维当年内心的绝望，终于流露出和王国维一样的情绪。这在他的《死》中有鲜明的表现，还有他的《女吊》：“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毫无疑问，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感触是相同复相通的——只因为骨子里他们都是诗人。
鲁迅与王国维，其政治思想立场自然有很大差异，但是1927年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国民党在广州的“清党”大屠杀以及北洋军阀在北京的大屠杀，使他们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也对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度的排斥。如果说王国维作为“保皇党”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那么鲁迅在《小杂感》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就不由人不感到震撼：“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一个一直把“革命”看作历史进步标志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联想到前面梁启超的感受，也许可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所流露出的悲凉之感，其实是相通的。
此外，鲁迅提到王国维的其他三次都与鲁迅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关，一次是对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有不同看法，因王国维不同意所谓的“自叙”说，故鲁迅举胡适的研究成果以为反证。其他两次则一为与郑振铎争论《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问题，一为向胡适推荐有关《西游记》的研究资料，提到了王国维编的《曲录》。这两次都可看出鲁迅对王国维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重视。总之，无论鲁迅认为王国维在政治上幼稚还是认为王国维的某些学术观点有问题，他对王国维的学识和人格还是非常敬重的。
至于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可以从下面的几则记录看出：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就在上海， 他在《归国杂感》中说：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足见王国维著作给他的深刻印象。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5]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总之，胡适对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因此，胡适与王国维的来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据胡适1923年12月16日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利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5]
王国维与胡适所谈看似闲聊，其实都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问题。胡适认为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却认为戴震既是学问家，也是哲学家：戴震的一元论思想，以及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等，都极有价值。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看戴震，正是来源于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接受。其次，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悲剧，更不会知道什么“俄狄浦斯情结”，却同样写了弑父，由此即引出一个中西文学的比较问题。最后，王国维是古典戏曲专家，对中国戏剧的虚拟性特色十分清楚。而西方电影却强调真实，他们把千军万马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目的就是追求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一个虚拟性，一个真实性，这也是一个中西艺术观、美学观的比较问题。显然，被视为封建遗老的王国维，所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而且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这让胡适感到惊讶和敬佩。事实上，对王国维提出的几个问题胡适后来都进行过研究，并从此确立了对王国维学术的重视。直到晚年，胡适还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6]
如此，胡适向清华大学推荐王国维之举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即在致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聘请王国维任教。在王国维犹豫不决时，胡适又多次做其工作，甚至请溥仪做王国维的工作，终于最后促成王国维任教清华院。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安徽绩溪人）。的确，在王国维进入清华这件事上，胡适功不可没。而陈寅恪诗作中一个“惜”字，不正是对胡适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好的赞扬么！
三、梁漱溟与吴宓看王国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该说说梁漱溟了，这位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的大学者，对于王国维及其自杀，又是怎样的印象呢？自然，其父梁巨川先生的投水自尽，必然使梁漱溟对王国维自杀有独特的理解。对此梁漱溟曾写专文解释：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我先于1920年在上海张孟劬、张东荪昆仲家中见到一面。他头顶有小发辫，如前清时那样，说话时乡土音很重，而且神情静敛寡言。我虽夙仰大名，读过他的著作，却未敢向他请教，亦因我于他的学问全然一个外行也。
后来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延聘梁任公、陈寅恪、赵元任和静安先生四位先生为导师，而我适亦借居清华园内，从而有机会再见到他，且曾因我编订先父年谱，在体例上有所请教，谈过一些话，其神情一如上海见到时。梁任公住家天津，而讲学则在京，故而每每往来京津两地。某日从天津回研究院，向人谈及他风闻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途中如何侮慢知识分子的一些传说。这消息大大刺激了静安先生，他立即留下“五十之年不堪再辱”的遗笔，直奔颐和园，在鱼藻轩前投水自沉。我闻讯赶往目睹之下，追怀我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7]
陈寅恪对于王国维之死有近乎经典的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8] 把陈寅恪的评价和梁漱溟的评价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在哀叹中国文化的衰落和认为文人志士身处乱世之中，应当有以身殉志的决心和勇气等方面，他们其实是非常相近的。至于梁巨川与王国维二人表面上的“殉清”而死之是非，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也不必过于看重的。
对于陈寅恪和王国维的学问，梁漱溟自然佩服。不过，也认为他们虽然学识渊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片面之处，而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他们二人对哲学的看法。梁漱溟是这样说的：
王静安先生（国维）有言：余疲于哲学有日矣。（按：王先生译出日本文哲学书最早）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凡此皆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
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先生亦曾有言：哲学纷无定论，宗教难起信心。此其感想与前王先生之言甚相类似，吾故连类及之。如两先生者既各有过人之才智，蔚成其学养及其不朽的著作，而竟然若是其缺乏哲学的慧悟，则信乎人的才智聪明各有所偏至也。[7]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学艺术研究不多的梁漱溟，在谈到美的定义时，居然与王国维的观点非常相近。梁漱溟认为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在于“真切动人”。他为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他说：“文学艺术总属人世间事，似乎其所贵亦有真之一义。然其真者，谓其真切动人感情也。真切动人感情斯谓之美，而感情则是从身达心，往复身心之间的，此与科学、哲学上所求之真固不同也。”梁漱溟又说：“美之为美，千百其不同，要因创作家出其生命中所蕴蓄者以刺激感染乎众人，众人不期而为其所动也。人的情感大有浅深、厚薄、高低、雅俗之不等，固未可一例看待。但总而言之，莫非作家与其观众之间籍作品若有一种精神上的交通。其作品之至者，彼此若有默契，若成神交，或使群众受到启发，受到教育。”[9] 这种美学观与王国维的美学观比较相似。王国维认为，“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10] 这就是说，文学艺术之所以有美学价值，就在于它能以真切动人的形象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把审美者的全身心融化在艺术中。反之，文学艺术作品如不能真切动人，那么就没有美学的价值。
作为四大导师的同时代人，相比之下，他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理解当超过对赵元任和陈寅恪的理解。这不仅是由于后者当时的年龄和声望不及前者，而且在于前者作为父辈得到了梁漱溟更多的敬重，在于他们的思想观点从情感上得到梁漱溟更多的认同。
最后，我们看看吴宓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吴宓与王国维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而且他的身份也决定了对王国维的评价相对于其他人更加客观。
“王国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中，是在1925年2月13日：“入城，谒王国维（初见）。”[11] 这是清华国学院筹备处成立的第二天，吴宓见王国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聘请王国维为国学院导师以及与他商量国学院成立之具体事宜。接下来的吴宓日记中，“王国维”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极高。清华国学院是1925年9月9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的，在此期间，根据吴宓日记，他们二人之间的往来多达五十余次。有意思的是，随着他们之间交往的增加，吴宓在日记中对王国维的称呼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早期，他是直呼其名，后来就转称“王国维先生”，自然就比较客气和礼貌了，时间是1925年的4月17日， 是王国维举家由城内搬到清华的日子。再后来，则改称“王静安”，当属更加礼貌和尊重。之后，由于两人日渐熟悉，吴宓有时称“王（国维）先生”，有时是“（王）静安先生”，但直呼其名是没有了，只是在记录出席会议或出席宴会人数时，偶尔出现“王国维”字样，但这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列举，没有任何不敬之意。
一般而言，日记属于私人记录，所写对他人印象当更加真实。就吴宓而言，他对王国维的看法应该说与对陈寅恪一样，属于“最高赞美级”之列。在其日记中，多次有为王国维AI写作答复国外学术机关来信、翻译文章、为其论文做注解以及旁听王国维讲演等记录，毫无疑问，吴宓是带着对王国维十分尊敬和崇拜之心做这些事的。惟其如此，王国维之死给吴宓带来的震动才如此巨大，请看吴宓当天日记中有关记载：
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赵万里来，寻觅王静安先生。国维。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归，家人惊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已而侯厚培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自尽。痛哉！……
今王先生既已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加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已耳。[11]
次日，吴宓随陈寅恪向王国维遗体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同去之清华学生也跟随叩拜。这一经典性的场面，连同王国维遗书中命陈寅恪、吴宓二人整理其书籍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之学术传承的象征。就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吴宓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11]
以吴宓之性格和思想特征，可以肯定，当日后面对与王国维之同样状况时，他是能够实现自己之诺言的（吴宓日记中即有多次欲自杀的记载）。不过数日之后，吴宓在其6月10日之日记中又有这样的文字：
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而所志又如彼，且思热诚奋身以赴之，不肯稍自宽假，不肯丝毫退缩。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宓当竭力奋斗，以行宓志，鞠躬尽瘁，百折不挠。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不特不视死而畏怯，且不以趋死而虚骄。死之于我，淡焉漠焉。死既非苦，亦非乐。特吾之体力心力志力耗尽之时，则自然归于绝灭而已。[11]
很难说吴宓是否已经看破生死，但陈寅恪给他指出了另外的出路。就在6月10日，陈寅恪告诉吴宓，如今他们若不自杀，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为理想而奋斗，而不自以为苦”；一是“抛弃所有理想事业，自寻快乐。”若不肯为后者，则只有勉强选择前者。至于内心与现实的矛盾该如何调节平衡，陈寅恪建议效法曾国藩，“以黄老治心，以申韩治兵。”[11] 自然，说说容易，真正实行很难。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们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必要时即辞去教职，另谋生活，并相约决不加入任何政党。
对于陈寅恪的意见，吴宓向来非常看重，可惜日后的吴宓，如他自己所说同时踏上了“现实”与“理想”两匹奔马，已经不可能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尽管他没有高明的“骑”术，也已无法下马，只能任凭“二马”奔驰，不仅撕裂了其肉体（如“文革”中之被批斗毒打），而且更不停地撕裂和蹂躏其灵魂。因此，吴宓在其早年日记中给自己所做的分析，尤其是在王国维自杀后吴宓对自己在未来之思想变化的分析只能适合1949年之前的吴宓，在此之后的吴宓则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逐渐丧失了自我，也丧失了证明自我之价值的能力。
自然，王国维对吴宓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十年浩劫时的吴宓，在重病缠身又惨遭人身侮辱时，是以吟诵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和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作为自己精神支撑的（见吴宓日记），至于他为何没有以自杀来反抗所受的屈辱，这恐怕是一个连王国维、陈寅恪等也难以回答和解释的问题。也许吴宓所面对的与王国维所面对的已经根本不同，或者已经根本无法以自杀进行所谓的反抗——自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是沦为时人的笑柄！在一个连自杀都没有意义的时代，王国维即使还在，又能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最后，本节之小题目所引《诗经》句，既可以说明梁、吴二人对王国维的理解多少有些隔膜，也可用来表明如今他们那一代人已成“可望而不可即”之事实的遗憾之情。
收稿日期：2005—10—08WW梅焕钧XX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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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漱溟全集（第7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8] 陈寅恪集·诗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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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静庵文集[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1] 吴宓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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