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河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11-0030-06
20世纪初年，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清廷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历史巨变迫使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寻求强国救民之路。他们认为，国民素质是决定民族存亡的关键。为唤醒民众，他们纷纷编辑、出版书籍和刊物，向国内输入新的知识和文化，《豫报》就是河南籍留日学生在这一时期于东京创办的最早刊物。较《豫报》后起的《河南》，以其鲜明的革命性和风行海内外的发行量引人注目。因而，学者在研究这一时期出现的刊物时，《豫报》总是因《河南》的耀眼光彩而有意无意地被遮掩了。董守义先生制作的“留学生在国外编辑出版的刊物”一览表，共列63种刊物，《河南》自然金榜题名，然而《豫报》却不见经传。[1](p303-308)就笔者所及，有两本著作论及《豫报》：一是丁守和先生主编的介绍20世纪初年刊物的五卷本著作《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599-605页所收录的林斌生先生的《豫报》一文；一是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14页有关《豫报》的14行文字介绍。其中，林氏一文系介绍该刊的专文。林氏囿于所接触到的资料，认为该刊“创刊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一九○七年九月终刊，在十个月的时间内，只出版了四期”。这一说法与我们现在见到的《豫报》有6期的实物以及最后一期第六号于1908年4月30日印刷的事实是不相契合的。且因林氏只见到了前两期，故对《豫报》未能做全面的介绍。笔者拟就《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的关系进行研究，使人们对《豫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这对中国近代期刊发展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以及河南近代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不无裨益。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豫报》创刊之缘起
河南留日学生“痛时局沦胥，民智（启）迪未久，拟苦口哀诉，警觉桑梓”，创办《豫报》“以为输入文明之导线”，以“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为宗旨。[2]具体做法是，他们“于功课之暇，各抒耳目所及，汇集成帙，专供我河南父老兄弟披阅，作扩充见闻之用”[3]。
发表在《豫报》第一号、署名仗剑的文章《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较全面地阐述了《豫报》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其一，中国存亡危迫。
自我国与外洋交通垂六十余年，其间之任外交者，率皆庸暗无识不谙外国情形，故事事吃亏，处处退步，博外人之欢心。不知我愈退彼愈进，我让一寸彼争一尺，相迫相逼，愈缚愈紧，至于今日，而国之大局不堪言矣。[3]
中国在与列强的交往中，处处失败，以致属地失、要港割，已成百孔千疮，不可收拾。
外洋势力，其来以渐，先在海外，继在海口，继在沿江，至今日则无地无欧人之足迹，所至之地吸收菁华，驱驾人民，久而不振，则人民失自立之性，不能与并生存。[3]
其二，河南形势严峻。
河南居中国腹地，受外界刺激较迟，19世纪末河南尚是“完全无缺一片干净土”，然而到20世纪初年，情况却大不相同了，“剥肤之灾、剖腹之创相因并至”；芦汉铁路将河南破而为二；汴洛铁路将已破为二的河南复分为四；河以北之矿产已捧献于英商福公司开凿；辖区之内，会匪满地，乘势窃发，今日毁学堂，明日杀教士……河南老乡已难“寝处其间，食息以终”了。[3]
“中国之危迫至于如此其亟，我河南之受刺激又如此其甚”，眼看着灾难就要降临，河南留日学生不能平静，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桑梓前途的关切强烈地表现出来，深恐养育他们的父老兄弟僻处乡里，对此“或不能知，或知之而不详，或虽能知其详而不知所以因应对待之法”，于是“满腹蓬蓬，肠一日而九回”，[3]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急欲为之找到应对之策。
其三，外省留学生先期办刊经验的借鉴。
留日学生的办刊活动可分为二个阶段：1899-1902年为第一阶段，1903年以后为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反清意识逐渐明确，在留学生中出现了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并以一个地区、一个省为单位，建立学生组织，创办区域性或以省命名的刊物”[4](p66)。仗剑在列举对创办《豫报》有过启迪作用的刊物时，提到了《浙江潮》、《汉声》、《直说》、《晋话》（注：查方汉奇先生《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知：《浙江潮》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创刊于1903年2月17日；《汉声》乃《湖北学生界》后易之名，《湖北学生界》由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1903年1月29日创刊，自同年7月出版第6期起改名《汉声》；《直说》由直隶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1903年2月22日创刊。然查检诸书，未见有直接以《晋话》命名的刊物。但方氏一书第346页，有山西留日学生同乡会于1905年7月主办《第一晋话报》的介绍，从创刊时间、主办者以及创办地点等方面综合判断，《晋话》应该是《第一晋话报》的简称。以上4种刊物都是留日学生创办于日本东京且以区域或省命名的刊物。）四种刊物。他认为，这些刊物“虽主义不甚相同”，但“无非以唤醒桑梓为目的”。这些其他省份留日学生先期创办的刊物，为正在设法帮助家乡父老寻求出路的河南籍留学生提供了办刊的思路、经验和参考。
在国难当头、国事日非的情况下，河南留日学生决定创办《豫报》，以“家人父子之间相聚絮语”的方式，将外界情况及时通告家乡父老，帮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和变化，并提供应对之策；同时也通过来稿、专件等栏目把家乡的情况及时地告知于留学界，从而达到互通信息、唤醒家乡的目的。
二 《豫报》经费之来源
留学生远游东瀛，生活无措，经济拮据，创办《豫报》的经费是如何筹措的呢？
在《豫报》第四号目录后，载有《豫报》社第一次、第二次名誉赞成员和股东的名单、资助金额以及部分成员的籍贯，从中我们大致可以弄清《豫报》的经费来源和捐资特点。
1.捐献金额一般不超过日金拾元，其中捐献日金伍元者所占比例最大。据统计，第一次股东共96位，其中捐献日金10元的6人，捐献9元的4人，捐献8元的3人，捐献7元的亦3人，捐献6元的2人，捐献5.5元的1人，捐献2元的6人，捐献3元的4人，捐献1元的1人。而捐献5元的有66人，约占此次股东人数的69%。第二次股东有17位，捐献10元日币的10人，余下7位的捐献额皆为日金5元，占本次捐献人数的41%。若将两次捐献情况综合考虑，捐献日金5元者有73人，约占股东总数(113)的65%。
2.外省留日学生也从经济上给《豫报》以支持。为扩大办刊的资金来源，《豫报》在第一号上登出公启，其中云：“本社事当创始，财力支绌，如有契心此举，慨助巨资，本社当推为名誉赞成员，登诸报端，以鸣盛谊。并按赠资多少送阅本报，不再取资。”这种做法果然收到了一些效果，从第二号上刊登的资助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的情况可以反映出来。其内容如下：
本报承热诚诸君出资捐助，兹特将台衔及数目登诸报端，以鸣谢意。
安徽刘君家敬
捐洋拾元
安徽尹君凤鸣
捐洋拾元
直隶白君宝瑛
捐洋拾元
陕西郗君朝俊
捐洋伍元
祥符县戴君炳炎（注：戴氏不仅从经济上给《豫报》以直接支持，还积极协助该刊的发行，曾先后兼任了《豫报》在河南省城开封双龙巷安徽会馆（见《豫报》第二号、第三号封三上的“代派处”内容）及省第二师范学堂（见《豫报》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封三上的“代派处”内容）代派处的联系人。）
捐洋伍元
禹州赵国瑞
捐洋伍元
从上述6位捐助者的籍贯上看，4位系外籍，其中2位来自安徽，另2位分别来自直隶和陕西。
3.连续为《豫报》捐资的，除河南籍人外，还有外省人。我们将第一、第二次股东名单对核后发现，有14位股东的姓名出现了2次，如：刘文桓、张镜铭、李琴鹤、余文藻4位，前后两次都资助日金5元；王锡庆、宋庆鼎、张善与、陈鸿畴、阎琳、岳秀华、王大经、魏祖梁、傅铜9位，第一次资助日金5元，第二次捐助日币10元；刘峰一第一次资助日金2元，第二次资助日币10元。外省留日学生也有连续给予经济资助的，上引鸣谢名单中提到的安徽的刘家敬、尹凤鸣（注：在第一次赞成员名单中，白宝瑛被记为直隶人，尹氏名列其后，籍贯标为“同上”。据此尹氏似乎也为直隶人，这与第二号上《豫报》社鸣谢名单中尹氏为安徽人的说法不相一致。我们认为，第二号上所记尹氏为安徽人应是正确的。其理由是：《豫报》社为表达对资助者的诚挚谢意，将6位热情赞助者的姓名、籍贯、捐助金额登载在《豫报》第二号上，所有赞助者姓名前一律都先写籍贯，而且不用“同上”之类的替代词，其恭敬、认真程度于此可见。刘家敬在第一次赞成员名单中被注录为四川人，第二号上记为安徽人，也应以第二号上所载籍贯为准。），直隶的白宝瑛，在《豫报》社第一次赞成员名单中再次出现，均捐助日金10元。
就目前所见资料来看，《豫报》社所接受的最大一笔资助是第二次名誉赞成员刘建章女士捐助的200元日币。此外，赞助金额都在10元或10元日金以下，因而经济上并不富裕的河南留日学生是《豫报》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靠节衣缩食的办法，维持着《豫报》的生存。这也透露出，在《豫报》创办之始就存在着资金难筹、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后来的经营情况也表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并成为《豫报》最终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豫报》创刊号之出版时间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界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各期出版物所冠之名称并不固定，或称“号”，或称“册”，或称“期”。《豫报》所出各期以“号”相称。
《豫报》从第二号至第六号的封底，明确地标注出了以清朝皇帝年号纪年的中历印刷时间和以日本天皇年号纪年的发行时间，然惟有第一号即创刊号，或许因出版经验不足而疏忽了出版与发行日期的注录。（注：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条件，笔者未曾亲睹《豫报》原件，但翻阅了河南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市图书馆三处所藏《豫报》复印件，第一号上都没有出版与发行日期的注录。）这一不经意的忽略给我们确定《豫报》创刊的时间带来了困难。方汉奇先生《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只说是1906年12月，由于编年史体例的限制，未能列出确定这一时间的根据。
《豫报》第二号是“光绪卅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印刷”的，查检郑鹤声先生《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注：中华书局1981年10月版。）知，这一天对应的西历是1907年1月19日。若据第一号上《豫报公启并简章》（以下简称《公启并简章》）第五款“发行”中所云《豫报》“月出一册，望日发行”[2]的规定，可推出《豫报》的创刊时间应是1906年12月。这和方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然这是一般性的推法，若从《豫报》每期发行时间、邻期间隔的时间来看，《豫报》并没有严格地这样去做，可见最初的《公启并简章》只“系草章”[2]，即创办时的计划和设想，和以后实际出版周期不完全一致。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根据《豫报》各期的印刷日期制成下列表格。
从上表可以看出：
1.《豫报》未按计划月出一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月刊。只有第四、第五号之间是按一个月的计划周期出版的，其余几期的印刷周期并不呈现规律性，如第二、第三号两号间的间隔为4个月零12天；第三、第四号两号间间隔了6个月；第五、第六号两号间的间隔也近5个月。据此来看，方汉奇先生和林斌生先生仅根据第一号上《公启并简章》中“月出一册”的内容从而推定《豫报》为月刊，是与事实有出入的。
2.《豫报》也未按计划在“望日发行”。前引《公启并简章》第五款云，《豫报》于每月“望日”即农历十五日这一天发行，然而上表所列各期的实际出版时间没有一期是在农历十五日左右的。第二号的印刷时间是农历初六日，距当月望日提前了9天。第三号印刷时间是农历二十日，较当月望日推迟了5天，距下月望日提前了25天；第四、第五号的印刷时间都在农历二十六日，距当月计划发行时间推迟了11天，距下月望日提前了20天；第六号的印刷时间是农历初一日，距当月望日提前了14天，若是距上月望日或几个月前的望日，推迟的时间则更长。从以上分析可知，《豫报》的出版时间与计划发行时间之间都存在着不等的时间差额，可见《豫报》在发行时间上同样不具规律性。
由上述第二至第六号所提示的《豫报》既非月刊又非每月望日发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根据《公启并简章》中间隔一月的月刊申明去推算第一号的出版时间是有冒险性的。换言之，要确定《豫报》的创刊时间还须找到其他的证据。
从前面所列《豫报》出版时间表可以确定，它在出版过程中推迟过三次：一次是第三号，一次是第四号，还有一次是第六号。如果我们能证明第三号的延期系《豫报》首次延期的话，那么创刊号出版的时间便不难推断。
《豫报》第三号上刊登了一则《特别告白》，现录于下：
本社事当创始，一切机关多未完全，前同人又因各校季考，是以三期出版稽迟。无任惶愧，尚乞阅者诸君原谅是幸，至报资未经汇兑者，即请从速寄下，尤为盼切，特此告白。
从这则因延期而向读者恳切致歉的告白来看，对于第三号的延期，《豫报》社成员是充满了“惶愧”与不安的。笔者又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三期上发现了一则《豫报广告》，内容如下：
本报自第二期后，因有特别事故，延迟多日，同人对于内地欢迎本报诸君深滋愧栗。现又从新整顿，勉赴前途，不惟以后按期出版，并思补前日之缺。惟我豫留东社员，人少力薄，至于款项在东所筹，只可暂为支持。尚望阅报诸君速寄报资，并对于本报有所匡救。邮示一切，同人有厚望焉。此白。[5]
这则广告清楚地表明，《豫报》延期出版是自第二期以后的事，也即是说第三期是该刊出版过程中的第一次延期。这如同一向守规矩的人偶尔犯规一次便无限羞愧一样，所以《豫报》的上述举动应作如是观。到第四号再次延期时，《豫报》的态度则与前次做法大相径庭，既未发告白，也未及时向读者致歉。《豫报》相邻两期皆推迟出版，而所采取之态度如此截然不同，这又表明了什么呢？较合理的解释是：初犯时感到汗颜羞愧，不安之中诚恳致歉，冀望他人谅解。而第四号的延期若是因同样理由所造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其所能做的恐怕只有把下一期按时推出以挽回自己的信誉了。事实也正如此，间隔整一个月后，第五号出版了。这时，该号《本社紧要告白》的第六款才对第四号延期出版的原因做了说明：
此报前因款项支绌、各校功课紧急，以致出版迟延，无任惶愧，今同人协力整顿，科目极求完备，纸张益求精良。按期发行以副众。[6]
由上论述综合来看，第三号的延期乃《豫报》在出版时间上的首次延期。进而我们可以推知，第二号和创刊号之间应当是一个月的正常间隔周期，也就是说创刊号应是在1906年12月出版的。这种从侧面切入、综合考虑其他方面因素所作出的推断相去事实当不会太远。
四 《豫报》款式、栏目及其他
《豫报》系32开本，采用的是竖排右翻的古籍装订形式。版式设计上，该刊有书眉，位于刊物上端；最初书眉线是一条波纹线，至第四、第五号时改为直线，到第六号时又恢复为波纹线。书眉线上的书眉文字居中排列，单码系刊物名称，双码为该期期号。在正文页码编制上，该刊采用了常见于中国近代期刊中的复式页码编制方法：既有以期刊正文为整体连续编制的期刊页码，又有以篇章（限于长文）为单元而起讫的篇章页码。期刊页码虽与书眉文字一样位于书眉线上端，但具体位置却时有不同，在第一号上位于书眉线尽头而靠近订口，第二号至第五号时均放置在版心上端的外切口处，到第六号时又和第一号相同。期刊页码采用横排方式，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自第四号起，数字外添加了圆括弧。《豫报》各期页数不一，大体在76至103页之间。篇章页码则采用竖排方式，以中文数字表示。其位置随期刊页码而变动，始终位于期刊页码下方，距刊物下端版心线约三厘米。文中重要字句采用大字以醒人目。刊中广告、股东名单之类既不列入目录，亦不编入统一页码；若为较长篇幅，也和篇章页码一样，自为起讫。
关于《豫报》先后所辟栏目，林斌生先生根据仅见到的第一、第二号列举了12个。方汉奇先生一书认为是20个栏目，即图画、社说、论说、学说、政治、教育、地理、历史、实业、军事、时评、新闻、文苑、译丛、谈丛、杂俎、专件、来稿、调查。这和《豫报》第一号《公启并简章》第二款“门类”中所公布的一致。翻检各号发现，《豫报》每期所设栏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第四号，有15个；最少的是第二号，仅6个。6期共设有21个栏目，较《公启并简章》的计划栏目多出1个。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号数
栏目数
栏目名称
第一号
12
图画、论说、政治、地理、实业、时评、译丛、文
苑、小说、新闻、杂俎、调查
第二号
6
图画、论说、时评、新闻、文苑、调查
第三号
9
论说、地理、实业、时评、文苑、小说、新闻、杂
俎、调查
第四号
15
图画、论说、地理、植物、动物、生理、实业、译
丛、小说、文苑、时评、新闻、杂俎、专件、调查
（七月大事表）
第五号
9
论说、学说、生理卫生、教育、历史、译丛、来稿、
小说、杂俎（八月大事表）
第六号
10
图画、论说、教育、来稿、译丛、调查、杂俎、时
评、文苑、九月大事表
注：①大事表在第四、第五号上已经出现，不过归属的栏目有所不同：第四号上，“七月大事表”归属于“调查”专栏；第五号上，“八月大事表”归属于“杂俎”专栏。“九月大事表”在第六号目录上被加上了栏目符号◎，单独作为一个栏目出现。这或许反映了办刊人对这一内容的愈益重视，或许是觉得归属于哪一栏目都不太恰当，最终便给以一个独立栏目。因此，我们在统计时把它作为一个栏目来考虑。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栏目名称和计划栏目名称不尽相同，原拟设的“社说”、“军事”、“论丛”3个栏目始终未曾露面，不在计划之列的“植物”、“动物”、“生理”、“大事表”反倒粉墨登场了。这也许就是《公启并简章》中所说的随机增补的结果吧。（注：《公启并简章》第二款“门类”云：“如有他著，不在右门数范围内者，临时添补。”）
以上栏目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论说”，每期皆有；其次是“时评”、“文苑”、“调查”、“杂俎”，各有5次；“图画”、“译丛”、“小说”、“新闻”，各为4次；再其次是“地理”、“实业”、“大事记”，各出现3次；“生理”、“教育”、“来稿”，各出现2次；“政治”、“植物”、“动物”、“学说”、“专件”，皆仅1次。《豫报》6期共刊发各类文章近百篇，大多关涉地方事宜，特别是河南教育，如新式学堂的兴建情况、河南的教育现状及其思考，在其中多有反映，如第一期“时评”栏中刊发了题为《捐资兴学之可嘉》一文，赞扬尉氏县刘青霞女士捐资兴建北京豫学堂之举，倡导有财力者捐资兴学；同期“新闻”栏共刊登5条消息，有3条是关于学堂情况的，即《沁左兴学原委》、《兰仪县女学堂》、《汜水毁学暴状》；同期“调查”栏刊登了《河南府巩县学堂一览表》和《卫辉府汲县学堂一览表》。在第五、第六号开辟“教育”专栏之前，“时评”、“新闻”、“论说”、“调查”、“专件”等栏目也皆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可见地方教育始终是《豫报》关注的焦点。
从文体上看，《豫报》白话、文言兼用。在第六号上还发表了一篇《唤醒国民白话》的文章，可见《豫报》带有主张白话文的倾向。
《豫报》的作者多署笔名，如伏剑、屦及、古中原裔、凌云、横波、雏鹏、阆风、白眼、适生、击楫、破浪子、杞忧、无知子、粗莽夫、仗剑、企足子、莞佛、搏沙、奴性、补天、太憨、筑客、莽陆等。
五 《豫报》停刊与《河南》创办之关系
（一） 《豫报》成员之分化与《河南》之创办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起初，同盟会在河南留日学生中发展较慢。如1906年载诸同盟会名册的河南籍留日学生只有曾昭文、杜君然、刘基炎、阎铁生、李锦公、陈庆明、刘积学等人。到1907年，陆续加入者又有20多人。[7](p271-272)他们接受并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些新思想越来越多地被河南留日学生所接受。河南同盟分会的骨干分子认为，在“幢幢华裔将即于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的危急之时，有识之士“遑遑焉奔走于拯民救国之涂（途），犹恐不能返其魂而延其命，乃复蹲居海外，歌哭天涯，掷有用之光明、耗无限之心血而从事于报章”，其目的就是欲为国民确定和指明方针，然河南虽有《豫报》这一宣传工具，却因思想滞后，至此也未能为河南同胞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振兴之路，所以必须在《豫报》之外另创一种刊物——《河南》来实现此目的。[8]他们在《豫报》第四号上刊登了这一消息，并于1907年12月19日出版了第一期。冯自由在《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中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变化的经过：“及丁未年（一九一七），朱炳麟、曾昭文、刘积学等以《豫报》内部分子复杂，社员中有主张君宪者，同盟会员鼓吹革命之文字时受干涉，深感不便，乃借口基金不足，遽将《豫报》停版，另由河南同盟分会组织《河南》杂志以代之。”[7](p272)这里冯氏先停《豫报》始办《河南》的说法是错误的。从现存刊物来看，《豫报》最后一期第六号于1908年4月30日印刷，而《河南》此前已经出版了第一、第二、第三期。可见，《河南》并非《豫报》停刊后才创办，《豫报》也未因《河南》创刊而立即消失，两者共生过一段时间。
（二） 《河南》的优势与《豫报》的停刊
《豫报》在出版了第六号之后停刊了，而且再也没有复刊。对于其停刊的原因未见记载，也未见有人论及。但一些相关资料为我们探讨个中的原因还是提供了线索。
《河南》在创办之前因得到了河南同盟分会会员、尉氏县巨富刘青霞女士的巨额资助，因而资金充足。另外，《豫报》编、印、发经验为《河南》的办刊理念和经营思想提供了借鉴。
首先，在编排形式上，它除了继承《豫报》大、小字号相间运用，以醒目大字突出重点的特色外，所用版式、字体更为灵活，视觉效果更好。
其次，加大了发行力度，如在利用《豫报》原有的发行代派处外，又在海内外开辟了新的发行网点，建立了连接日本、缅甸及国内贵州、云南、四川、山西、河南、上海、北京、天津、保定5省4市共52个发行网点的发行网络。网点的分布也更为密集，在日本东京一地，在第一期时代派处为6个，到第三期时便增加至9个：国内上海市的代派处有5个，河南一省有代派处10个，远在边陲的云南也有代派处11个。（注：统计数据来源于1908年3月14日《河南》再版第三期封底所提供的“代派处”名单。）
再次，注重多种经营，以扩大运转资金的来源。除出版《河南》杂志外，还出版教材类图书，如再版第三期上就登载有“本社出版最新书籍”《教育提要》、《中等西洋历史详解》、《最新动物学教科书》三种。从第四期起还刊登广告，到后几期广告的数量越来越多。
此外，《河南》淘汰《豫报》以及同期刊物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等月刊皆停刊已久，《河南》成为顺应革命形势发展而鼓簧呐喊的屈指可数的几种刊物之一，因而“出版未久，即已风行海内外，每期销流数千份”，成为“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7](p272-273)
而《豫报》自创办之初就存在着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没有预备金和固定外援，每期印制经费都是临时从河南留日学生中筹集的，如前所述，因“款项支绌”而致出版延期之事时有发生。当部分股东独立出来创办《河南》时，无论是人力上抑或是财力上都将给《豫报》带来消极性的影响。出任《河南》杂志的总编辑刘积学、发行人张钟端以及上述阎铁生、李锦公、陈庆明等人原是从经济上给《豫报》以支持的股东（注：参见《豫报》第四号《本社第一次股东》名单。），他们的离开，无疑给本来已难以为继的《豫报》雪上加霜。《河南》诞生后，在发行上分割了《豫报》的市场，使它愈益陷入被挤压的状态，生存空间愈来愈小。我们可以把《豫报》与《河南》市场竞争的情况作一比较。《豫报》在日本东京有6个代派处，在国内有24个代派处，除北京、天津、保定、上海4市6个代派处外，余下的18个都在河南省内。其中除禹州、新乡县、怀庆府、长葛县、道口镇、南阳等地《河南》未设代派处而为《豫报》独享外，开封、许州、郑州、荥阳、巩县、修武、尉氏、光州、信阳、彰德等10地则是和《河南》共享的。据冯氏云，《河南》“每期销流数千份，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7](p273)，也就是说，《河南》每期通过上述10个代派处在河南省内销售的刊物至少在一千份以上，于此可见《河南》销售市场的广阔和竞争力的强大。若明了当时河南省落后的教育现状，我们就会为《河南》的这一销量而感叹。而《豫报》的发行市场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必然出现萎缩的情况，最终被排挤出市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在经费短缺、市场日蹙等因素的作用下，《豫报》步履维艰，在出版了第六号之后，不得已被迫中辍停刊。
【收稿日期】2002-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