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性的“利益—价值”范式和外交决策分析
李金祥
摘 要 冷战结束以来，“利益—价值”范式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学界在利益和价值的内涵上存在分歧，在分析框架上众说纷纭，缺乏系统性的利益和价值分析框架。这都限制了该范式的解释力。一个生成性的利益—价值分析框架有利于打通利益和价值、施动者和结构、外交决策与原则三方面的理论逻辑。在严格界定利益和价值内涵的基础上，该范式主张利益和价值具有结构属性，适用于施动者和结构的分析框架。在施动者复制或变革利益和价值结构的过程中，为解决价值和利益选择的困境，除了结构层面的因素外，施动者的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等施动性是理解一国外交决策和外交原则变化的重要因素。就具体案例来说，20世纪，在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决策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结构、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在实践的互相作用决定了外交原则的变迁。
关键词 利益—价值范式 外交决策 施动者 结构 施动性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者日益重视“利益—价值”范式的解释力。比如，美国杜克大学《世界政策》杂志副主编戴维·里夫(David Rieff)认为，无论克林顿的继任者是谁，都要捋清美国外交政策中价值和利益目标的分层排序。(1) David Rieff. A New Hierarchy of Values and Interests[J]. World Policy Journal, 1999,16(3) :31. 在国内，该范式也被用来研究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对外战略。复旦大学潘忠岐先生认为利益与价值观是美国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两个重要立足点。实现利益与价值观的平衡是美国制定和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条基本思路。一个好的、长期有效的、一以贯之的大战略必须在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2) 潘忠岐. 利益与价值观的权衡――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延续与调整[J]. 社会科学，2005(4):40. 复旦大学胡令远教授也认为，在日本对华外交中，价值观发挥着特殊功用，而且越来越显化。在“价值观诉求”与 “利益诉求”的关联与互动中，日本对华政策存在三种协调“利益和价值”的类型。(3) 胡令远.“价值”——“利益”范式下的战后中日关系管窥[J]. 东北亚论坛，2013(6):16-26. 再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政策具有“价值色彩”，是价值理性的产物，而美国政策则体现了明显的国家利益驱动色彩，是工具理性的产物。(4) 苗吉.利益与价值：中美非洲政策的历史考察[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53. 这些成果积极推动了“利益—价值”范式的研究。
1、开展支部活动对标点评，形成比学赶帮超氛围。中心党总支通过每月组织召开总支委员、支部书记等人员工作例会，传达贯彻公司有关工作部署要求，交流党内活动工作信息，布置下阶段工作要求。对各党支部开展的“三会一课”活动，“中国梦·国网情” 主题学习活动，党员群众“互帮·共进”活动及社区服务、好人好事宣传、积极分子培养和党员发展等工作进行对标点评，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和提出努力方向，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形成了“组织创先进、党员争优秀、工作上水平、员工提素质”的良好局面。
但从中国知网和国外学术数据来看，既有研究仍存诸多不足：相关研究成果极少；学者们对于利益和价值的内涵莫衷一是(比如，有人认为价值也是利益)；对利益—价值的分析框架更是见仁见智。有些研究者仅仅强调利益和价值在决策中影响力的比重，而不是利益和价值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两变量与外交原则、外交立场、目标、行为等诸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最近，秦亚青和阎学通教授有关道义定义的争论，从侧面反映了既有研究在价值和利益定义和分析框架上的不足。(5)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7(2):153-184; Qin Yaqing. 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7(3):285-314. 本文试图把利益—价值范式放到施动者和结构的分析机制里，化解分歧，凝聚共识，探索一个生成性的“利益—价值”的分析范式，弥补以上不足。
依生成性的施动者和结构分析机制，施动者和结构之间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一方面该范式能用结构理论解释施动者的行为和属性，另一方面，它通过施动者的属性和外交实践解释外交原则或结构的形成或变革。(6)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 41(3): 341-342;Benjamin Herborth. The system is under construction: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creativity of social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 M A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ster of Arts Progra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003:22. 要建立这样一个利益—价值的范式，就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利益和价值的内涵是什么，两者能否适用施动者和结构的分析机制？第二，施动性是一个生成性理论的核心，利益—价值范式是否具备适用施动性概念的条件？第三，如何建立一个有机联系利益和价值、施动性和外交原则或结构的生成性分析框架？第四，该范式是否能解释中国的外交原则变迁？
一、“利益—价值”能否适用施动者和结构分析机制
要建立一个生成性的“利益和价值”范式，需要有比较严格的利益和价值定义。如此，利益和价值才能被视为两个独立变量。否则，会出现秦亚青教授所批判的情况——以不清晰的利益或价值定义来建构理论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后果。(7) Qin Yaqing. Continuity through Change: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J].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4,7(3):300. 而且，明确的定义也有利于探讨这一范式在施动者和结构分析机制中的适用性。
(一)国家利益的内涵
国际关系范畴的利益主要指国家利益。什么是利益和国家利益，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利益解释为“好处”。(8) 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955;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2):160. 把利益解释为好处，易于理解，但也带来了问题。“好处”是相对于“坏处”而言。“好”与“坏”往往包含价值判断。这种解释分不清利益和价值的关系。第二种观点受哲学影响，把利益解释为“需要”。(9) 杨海峰. 中欧国际危机管理互动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5；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483. 甚至有些哲学研究者不仅界定利益为“需要”，还指“需要的满足”。(10) 赵家祥，等.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94. 无论把利益解释为“需要”，还是“需要”满足后的状态，都存在问题。万俊人教授指出，“需要”的表现形式是个人主观的。(11) 曹孟勤. 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8. 这种主观色彩极浓的定义也易使人混淆利益和价值的界限。第三，有学者把利益规定为“凡是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东西，(12)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0. 是达到活动预期的效果，个体或群体所获得的行为的实际效果或功利。(13) 魏悦. 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中西方义利思想演进之比较研究[M]. 广州：暨南大学出学出版社，2013:1. 在这个定义中，利益被视为需要对象的属性，需求对象的物的属性，类似于物品的使用价值。对比上面三种定义，只有最后一种能区分利益和价值的关系。这也是本文将采用的定义。利益不仅指物质对象的属性，也指满足精神需求的东西的属性。
女人掏出手机迅速瞥了一眼，又快速挂断电话把它放回到包里。我不由得一阵暗喜，女人似乎看透我心思，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有事——要先走了。”
以上定义中，有学者(如摩根索)把国内制度和文化界定为国家利益。从国家定义的构成要素来看，国内制度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这具有合理性。再则，一国文化也是重要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建筑、文物、艺术品等也承载着重要的文化利益。
国际法和秩序对外交决策也具有不断增强的约束力。国际法的价值包括国家独立、自决/自治、平等、合法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制止种族主义、制止种族清洗等要素。曼宁认为，主权国家间的有序共存就是法律上的共存。(59) Andrew Linklater and Hidemi Suganami.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ntemporary Reassess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49. 从传统观点来看，国际法被认为是一种较弱的法(Weak Law，Soft Law)。但从目前国际实践来看，国际法的约束力正在不断增强。国际社会组织化使国际法的约束力增强。国际法刑事化的现象，特别是一系列国际法庭的建立以及它们的一些审判实践，进一步体现和反映了国际法的约束力增强的趋势。(60) 杨泽伟.国际法析论(修订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4.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在不断通过文件增强国际法的约束力。2001年11月该委员会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打破了传统国际法律责任范围的局限性，把国际责任扩展到一切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61) 第53届联合国大会官方记录[Z].Supplement No.10(A/56/10,Chp.IV.E.1) 面临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反腐败、金融监管、反洗钱等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挑战，如果这类问题归因于某国或因为该国违背了国际义务的不法行为(作为或不作为)，该国须承担国家责任。遵约和国际法治有关的价值会约束国家的外交决策和行为。
(二)国家利益与“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
在国家利益与“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上，人们往往从利益归属的角度把利益界定为施动者层次的因素。然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来源于国家利益构成的复杂性。就内容来看，国家利益包括不同的类别。阎学通教授指出，国家利益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类别。每个大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政治利益可分为政治独立、国家主权、国际地位等等。安全利益可分为军事优势、领土安全、海洋权益等等。经济利益可分为进出口贸易、吸引国际资金、海外投资、技术进出口等等。(17)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3. 文化利益可包括文化传承关系(18) 王逸舟. 国家利益再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2):160. 或文化资产的完整性等等。除了以上四种类别外，我们认为，国家间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国家利益的第五个类别。
从以上类别来看，领土安全、人口、资源和主权等本土利益的确可以划归于施动者层次的因素，可比拟为施动者的“躯体”。就像个体施动者，要发挥能动性，就首先要有躯体。但海外投资，海洋权益、在国际多边或双边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权益就是远离“躯体”的存在。这类本土外的利益到底是施动者层次还是结构层次的因素？对此，我们有两个判断依据。第一，本土外的利益往往是镶嵌在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关系或利益结构中，比如，美国的海外利益总是体现于美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互动的微观结构。第二，按照生成性建构主义/结构化理论，动态的本体论将社会结构看成是先于行动而存在的社会形式。(19) David Dessler. What’s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9, 43(3): 444. 这些本土外的利益往往是一国的既得利益或双方共享的利益机制。这些都先于行动而存在。施动者进一步获利都是以既得的利益形势和格局为前提。所以，非本土类的利益可被视为结构层次的因素。
上述关于欧盟拒绝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理由并不完全合理。例如，欧盟排斥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原因之一是该原则将损害被告对管辖权法院的合理预期，而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启动方式之一是由被告提出申请，因此虽然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具有灵活性，但并不损害当事人的可预见性[6]148。前述提到的另一理由是布鲁塞尔公约体系中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将影响公约管辖权规则的统一适用，但如果涉及的问题不属于统一目标的范畴内，那么也无需以统一的方式适用[7]979。
在开展立磨机选型实验之前，首先需要对试验系统平台进行标定，详细开展各参数的试验研究，确定最佳的细磨试验条件，主要参数包括研磨介质直径、介质充填率以及磨机转速等。据国内外应用经验，研磨介质充填率选在30%左右［7］。
(三)国际关系中的价值及其与“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
我国南海海域的波浪平均周期为4～6 s，选取3～4级海况作为实际工况，选取某海域，根据统计结果，当波浪周期与有效波高的联合分布概率达到极大值时，波浪平均周期约为4.5 s，有效波高约为1.2 m。[13]为在分析中尽可能还原实际工作海况，选取波浪周期T=4.5 s，有效波高H=1.2 m，流速为1.2 m/s的海况作为模拟工作海况。风对于拖曳线列阵的水动力学效应影响不大，故在选取环境因素时未予以考虑。
这几次辩论极大地提升了“价值”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地位。但此后，理论界还是出现了价值和利益概念混用的情况。有人把价值规定为利益。莫顿·卡普兰和约瑟夫·奈等人认为：“国家利益包括价值……。”(22) 倪世雄等.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98；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 t Go It Alone[M].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2. 国内学者阎学通也认为，价值(如道义和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精神内容。(23) 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24. 总之，价值和利益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这种混淆不利于把国际价值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研究，也容易混淆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的界限，把一国的价值当成国际价值。
区分利益和价值，我们可以借鉴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指出，价值指在主体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具有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24) 李德顺. 价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07-108. 借鉴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将国际价值规定为：在国家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主要行为体广泛认可的其他国家、非国家行为体或国际制度或社会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具有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否的性质、是否按照国家的尺度满足国家的需求。(25) 这里说的国际价值是指狭义的内涵。广义的国际价值还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与全球环境的关系，比如一些学者研究国际环境伦理。参见倪世雄. 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61.
在此定义中，两种性质(主体的尺度性和客体自身属性)的切合是区别价值和利益的重要标志。这种切合是一种社会关系属性。在国际关系中，常会出现诸如自由、自决、主权、平等、正义等代表价值的词。在一国(比如A国)对外交往中，这些价值不仅是某些对象国行动中恪守的原则(对象国本身的属性)，也是该国以自己尺度评定的性质。正比如说，青蛙吃蚊子，这本身是青蛙的属性。但在有人的环境里，青蛙吃蚊子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会以自己的标准评定青蛙是益虫的性质。这种关系属性是主体评价和客体属性的共同产物，这是一种二重性的产物。国际价值寓含于国际道德、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规范中。国际制度本身具有规范性和终极价值取向，可归于国际价值的范畴。
与国家利益类似，国际价值也具有多种类别。依不同标准，国际价值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空间为标准，比如两国双边互动的价值、区域国家互动的价值、多边框架下的共同价值和全球价值。第二类以内容性质为标准，价值可分为国际道德(26) 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291. 、国际法。第三类以目标和手段为标准，价值的层次性表现为国际伦理和国际价值的终极目标。在第三类中，国际伦理回应的是“应该”的问题，什么是对(right)的问题。比如，行为正当/公正、义务和责任这样的概念。国际价值的终极目标回答的是什么是好(good)或善的问题。
科学家们推测，在38亿年前，火星的大气层比现在要更浓密，温度也比现在更高，能够允许大量的液态水存在于火星表面，甚至还形成了海洋。在火星表面，能够找到不少可能由水的流动而形成的地貌特征。然而，在现今的火星上，除了零星出现的液态水特征外，很难见到像南北极冰盖这样大规模的液态水分布。
无论国际价值是哪一种类别，都不同于单个施动者自己的价值。它是双边或多边乃至更广泛层面获得认可的性质，是一种共有的知识和认定，是“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国际价值是共有的和社会的，它们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主体间性的。(27) 玛莎·芬尼莫尔.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袁正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6. 因而，国际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结构。
二、价值和利益范式中的施动性问题
施动者及其施动性相对于结构而存在。施动者—结构分析机制的核心问题是:施动者和结构是如何连接起来的？(28) 温都尔卡·库芭科娃,等. 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M]. 肖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4. “价值和利益”都具有结构层面的属性。施动性是施动者与利益和价值的结构的连接点。
利益的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一种群体的利益。一个共同体要成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必须具有领土、人口、资源和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各主流理论也围绕以上要素来界定国家利益。现实主义重视领土、人口、资源和主权，把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视为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统一”。(14) Hans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2, 46(4): 961-988. 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乔治和基欧汉重视人口和资源，指出国家不一定要保存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家利益不仅是生存和安全，还指实际的生存——这意味着人民的生存。而且，国家利益还应该包括经济福祉、经济生存——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经济繁荣。(15) Alexander George and Robert Keohan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Uses and Limitation[A].// Alexander George (ed.),Presidential decision-making in foreign policy[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224. 在前两个学派的基础上，建构主义理论学派代表人物温特偏重主权及与其相关的精神层面要素，强调国家利益应该包含“集体自尊”，即“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对尊重和地位的需求”。(16)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9.
(一)施动性(agency)的内涵
对于施动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巴里·布赞曾把施动性定义为“做事的能力”。(29) Barry Buzan et al.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103. 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施动性是实力(power)和意图。意图指某一过程本质上是由目标指导或者有目的性。意图包括规划、目标、欲念。(30) Alexander Wendt. Agency, Teleology and the World state: A Reply to Shannon[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5,11(4):590-592. 而在科林·怀特看来，除了实力外，施动性还包括三个方面，即主体性(agency1)、内化到主体中的社会文化结构(agency2)和定位的角色(在实践中定位的角色，those ‘roles’ that agents1 play for agency2)。(31) Col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213. 其中主体性是最根本的施动性。主体性指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度，这包含在布赞和温特两人定义中的实力要素，而内化到主体中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共有知识，是结构层次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不应该是施动者的属性。怀特的agency3是施动者在实践中的角色定位，这是施动者的属性。
国内学者朱立群教授等人对施动性进行了补充性解释，提出“策略性”和“位置性”的概念。(32) 朱立群,等.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15-16. 策略性指行为体能力的表现形式。施动者与自然事物相比，不仅能够主动应对变化，而且还能够意识到如何应对变化。策略性离不开施动者的决策目标，是达到决策目标的过程。所以，在笔者看来，策略性本身属于温特的“意图”定义中的“规划”和“目标”范畴。
朱立群等人认为，位置性指行为体所处的时空与社会位置。这种位置性的定义存在问题。它容易与“结构中的排序”混淆起来，容易模糊施动者和结构的界限。不过，位置性是对施动性概念的一个有益的发展。笔者认为，要把位置性确定为施动者而非结构层面的要素，需要从“意图”的角度来解释，即它是施动者对自身在国际关系和体系中的自我定位，比如，中国领导人认定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柯林·怀特所定义的agent3。在国际关系和体系中的自我定位和角色定位两者往往是同一种意思的不同表达。位置性应该是施动者自我认定的时空或社会位置。
实力是施动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实力与权力有不同的内涵，权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目标，实力是国家对外行为的手段。(33)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究，2014(5):106-107. “power”翻译为权力时，代表了关系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指对他国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34) 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 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38. 一国的外交目标包含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权力。政治权力包括生存权、国际话语权、领导权。经济权力可以分为发展权、对外经营管理权、国际定价权、财产分配权等。(35) 王沪宁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2. 军事权力包括对外交战权、派兵和驻军的权力。制度性权力指一国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具体来说，这类权力可分为国际组织的投票权、议题发起权、制度改革权等。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权力都是重要的国家利益。
而施动者如果认定自己在国际或区域国际关系中居领导者位置，在面临利益和价值决策困境时，位置性和策略性则可能推动它采取利益和价值兼顾的原则。它会力求维护国际或区域的秩序，并以此来确保更长远的利益。石之瑜等人建立的“关系均衡”理论就是以这种施动性为基础。施动者维持和谐的价值和双边关系稳定，最终是为了追逐长远的“隐含利益”。比如，在东亚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中，领导国或主导国的位置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外交原则——价值和利益兼顾。在外交互动中，尤其是与其他小国发生短期利益分歧时，中国采取了领导者让步的行为。这种让步行为又促进了弱者的回报和东亚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结果。(65) Chiung-chiu Huang and Chih-yu Shih, Harmonious Intervention: China’s Quest for Relational Securit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16.
与权力不同，说一个施动者有实力，指它有着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力量。(36)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问题研究. 2014(5):107, 经济、文化和军事是资源性实力。(37)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11:100-102. 政治和社会性实力是操作性实力。政治性实力包括决策性实力、选择话语的实力、制定规则的实力。社会性实力主要指整合性实力，体现在相互影响之中，即若B察觉到与A具有共同性，则A的权力亦得以操作。国家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具有这种整合性实力。(38) Kenneth Boulding. Three Faces of Power[M]. Newbury Park, CA: Sage，1989:31.
思维导图(Mind Map)是英国学者Tony Buzan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创[2]，思维导图有图形、有文字，其实质上是一种图形思维工具，通过图形、词汇等形象有效地表达个人的发散性思维[3]。思维导图是一种认知工具和思维技术，可以有效引导思维过程和扩展思维内容，还可以有效的记录思维过程，从而达到可视化的结果，通过分析，给出更加具体的方案，有利于学生知识和信息产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4]。
总体来说，施动性是施动者推动结构运转的能力，是施动者的属性，是行为体的能动性。施动性的内涵包括实力、意图(策略性、位置性)。各行为体存在着实力类别和同一实力强弱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关联着不同行为体在价值和利益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小。
(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利益和国际价值”结构与施动者
利益、国际价值和施动者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以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都对该问题进行了回答。
脱离了全体施动者和施动性，结构就无法存在。无论是结构的再造或转型，都是施动者所推动(见图1)。但单个施动者总是在既存结构下发挥施动性并开展外交活动。这类外交活动是任何单个施动者再造或变革结构的必由之路。一个生成性的价值和利益分析框架有利于解释结构再造或转型情势下的外交原则和实践。该框架有如下前提：利益和价值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既是二重性的(下文简称结构二重性)，也是二元性的(下文简称结构二元性)。(54)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24. 换句话说，在结构二重性下，价值和利益是结构，施动者在既存价值和利益结构的约束或建构下决策和遵约，并再造或复制既存结构。(55) 在结构的建构作用方面，温特的建构主义已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在结构二元性状态下，施动者远离结构，借助外交实践来推动利益或价值结构的变迁，包括制度的变革。而一个生成性的“利益—价值”结构和外交决策的分析框架就是用于解释图1中虚线部分的单个国家的外交决策。
基欧汉等新自由主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中许多现象无法用权力和利益来解释。所以，他们把权力和利益作为一类因素，制度、规范和观念(即广义的价值)作为另一类因素，讨论这两类因素中哪一类解释力更大。他们认为价值和利益一样，都具有解释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成因的分量。(42) 朱迪斯·戈尔茨坦，等. 观念和外交政策[M]. 刘东国，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基欧汉等人的观点包括：(1)国际制度结构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43)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3-4. 国际观念结构指很多人所共有的包括一般道德准则在内的特定信念。(44) 朱迪斯·戈尔茨坦，等. 念和外交政策[M]. 刘东国，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2)施动者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以国际责任为例，区分了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组织中不同责任，国家是“代表性”责任而非国家行为体是“参与性责任”。(45) Grant, Ruth W and R O Keohane. Accountability and Abuses of Power in World Politic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99(1):29-43. (3)国际制度和观念结构既来源于施动者对冲突的恐惧和互惠的期望及长远利益的考虑，也来源于相互依赖的加深。(4)结构对行动者具有约束和促进功能。(46) 罗伯特·基欧汉. 霸权之后[M]. 苏长和,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5，116—128。 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说是对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正性解释，保留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合理因子，比如施动性中的实力因素；承认利益结构在某些问题领域的解释力，也强调价值结构的解释力。在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问题上，基欧汉等人强调结构的约束功能和施动者的施动性，如基欧汉赋予国家以施动性去减轻无政府状态的困境。而且，在价值结构产生的原因中，国家的期望和恐惧及国家对长远利益的考虑都是意图层面的施动性。可以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是统筹利益和价值，兼顾施动者和结构、实力和意图的理论。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升了价值结构和行动者的地位，但没清晰地提出施动者和结构的范式，也没有提出生成性结构的相关论述，只是暗含了生成性施动者的作用。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厚利益薄价值的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兼顾价值和利益，而亚历山大·温特为首的建构主义学派强调国际价值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在措辞上，建构主义学派没有采用价值一词，而用“文化”或观念。他们主张，文化有许多具体形式，包括规范、规则、制度、意识形态、组织、威胁体系等等。尽管形式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存在共同知识的地方都有文化。(47)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1. 从本质上看，建构主义学派的“文化”就是广义上的国际价值。
ArcToolbox功能模块内嵌在ArcCatalog、ArcMap、ArcScene及ArcGlobe中，ArcInfo提供了大约250种工具，是地理处理工具的集合。其中的工具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种空间操作，涵盖数据管理、数据转换、矢量数据分析、栅格数据分析、统计分析等多方面的功能[2]。
②利用机械变频机组进行变频。购置极数、频率不同的两台卧式电机，同轴连接。其中一台电动机接电网侧，工作在发电机状态，在50Hz工频下运行；另一台电动机在低于工频的某一频率，产生一个低频小电网，带动同步机组倒转发电，从而将水泵机组由额定转速降低至相应的发电转速，从而提高发电效率。这种方式在刘老涧站、泗阳站都有成功的运用经验。
建构主义学派主张：(1)国际政治结构包含三个主要因素和两个层次。三个主要因素是物质条件、利益、观念，两个层次是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2)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三种国际价值结构演进的历史。霍布斯文化(强权政治)、洛克文化(国际法治)和康德文化(友谊)分别对应着敌人、竞争者和朋友三种文化。(3)国际价值建构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本身也是进行中的互动的后果。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的再造，来自结构，尤其来自互动层次的共同知识(微观结构)。利益部分是由观念建构的。不同的文化价值建构不同的身份，身份又建构利益，利益进一步建构外交行为和政策。(48)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3，24，178. 在价值和利益的关系上，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承认利益结构的重要性，同时强化了国际价值结构的地位，尤其是价值对利益的建构作用。在施动者和结构的关系方面，尽管一再重申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结果，(49)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5.20(1):71-81. 但出于和主流理论对话的需要，建构主义理论偏重于结构对于施动者的建构作用。不过，该派理论没有论证施动者如何建构价值。施动者和结构的地位极不对称，能给施动者提供很多可能性的生成性结构概念匹配了一个非生成性的施动者概念。(50) John M Hobson and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6(2):521.
总的来说，现有主流理论侧重于单向论证价值和利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或者是价值和利益结构对施动者的约束作用，或者是论证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缺少了施动者对价值和利益的作用。即使建构主义理论论证了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建构关系，也没有论证施动者对利益和国际价值的建构作用。在现实外交中，施动者的建构作用不仅体现于再造利益和价值结构的实践，也体现于国际制度变革和国际价值变迁的活动中。施动者总是在特定的利益和价值结构下开展外交实践，在价值选择和利益选择过程中发挥施动性。
(三)利益—价值范式下施动性(agency)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
在利益和价值范式中，施动性的地位是由利益和价值的关系决定。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和国际价值是总体和谐又间或冲突的统一体。利益和价值的一致性推动了各国间的合作，冲突性则需要外交决策者理性判断和选择，以实现外交政策中利益和价值的统一。在遇到两者冲突时，外交决策者就面临着利益选择和价值选择。比如，在一些违背国际价值的问题上，决策者对这类行为的解释就是为了国家利益。这些解释发生在背信退约(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违反国际法(美国在印度的核政策)的事实中。再比如，在《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批评克林顿政府出卖美国利益。(51) 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J]. Foreign Affairs，2000, 79(1):46-48,62.
价值和利益的选择依赖于施动者的属性。施动者的实力是国家外交决策和行为的基础。实力决定了各类国家利益的范围。结合理性判断，“实力”具有限定国家利益上下限的作用(52)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究，2014(5):108. 。利益的上下限主要指其能否实现。实力还决定了国家利益的扬程。比如，中国经济实力增加了，海外利益的扬程也提高了。另一方面，有些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单方面实力比较强，比如，人权、难民、环境保护组织等有整合性实力的优势。在国际规范演变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引导和规则落实诸环节，我们要重视他们的实力。实力是外交决策中利益和价值权衡的基础。
在施动性中，位置性是利益和价值选择的关键。在位置与外交原则的关系上，我们强调，不同的行为体有着差异性的位置。在国家为中心的体系里，依位置性差异，国家可以分为领导国、参与性大国/旁观性大国/崛起国、地区性大国和小国。不同位置的施动者有着差异性的国家利益与维护和创新价值的责任。国际价值方面的责任应该和位置高低成正比，大国、强国在这方面责任应当更重。大国应当负起自己的责任, 包括负起某种国际价值的施动者的责任。如果它或它们不够负责, 本国的人民和其他的国家就还要努力监督和敦促它们负起责任来。(53) 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J].国际政治研究，2007(3):6.
策略性则体现为国家对不同外交原则和政策选择的调节。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个国家和非国家施动者面临多样的外交原则选项，如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韬光养晦，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价值和利益等。在实力和位置性决定外交原则的同时，策略性作为一个干预性变量，调节着外交政策和原则的方向。
三、生成性的利益—价值分析框架
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在此方面有三点主张：(1)结构能最有力解释施动者的外交决策和行为。沃尔兹认为，在构成结构的诸要素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国家间物质权力的排序。(2)结构是在国家追求我生存的目标下自发形成的，而非人为有意图地创建。(3)结构将对施动者的行为形成制约，但没有任何施动者想要参与对结构的塑造。(39) 肯尼思·沃尔茨. 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2-129. 沃尔兹的结构为国家间物质权力的排序，在本质上就是指国家间的利益结构。有研究者指出，在沃尔兹的国际权力结构中，利益结构决定了该体系内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总体状态。(40) 宋伟.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J].国际政治研究，2004(3):33. 在施动者和施动性问题上，沃尔兹承认实力和意图的重要性，实力是利益的尺度，国家的外交行为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强调国家的意图是追求自我生存。在施动性和结构的连接问题上，沃尔兹主张，结构只是施动者意图之外的产物。但这种意图之外的结构会约束国家的行为。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无法解释为何同等实力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外交行为，也无法解释国家在国际价值和遵约方面的不同政策和原则。总体来说，沃尔兹的理论是一种强结构弱施动者、厚利益薄价值、重实力轻意图的结构理论，弱化了施动者的能动性。沃尔兹自己也承认，他的国际结构理论不具备生成性。(41) 沃尔兹承认国家会追求国际价值。他认为自由是重要的国际价值。参见肯尼思.N.华尔兹. 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A].罗伯特·基欧汉.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C]. 郭树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99—304.
图 1生成性的施动者和结构分析框架
在该环节，无论是结构二重性还是结构二元性，单个施动者的外交实践都可能面临着利益和价值的权衡。施动者要解决价值和利益选择的困境，既要考虑施动者所受到的结构约束，又要关照施动者的施动性，即施动者的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下文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该分析框架。第一，“利益和价值结构”对施动者的约束；第二，再造结构情势下的生成性利益—价值分析范式；第三，结构二元性(利益和价值结构变迁)情势下的生成性利益—价值分析范式。
(3) 随着对废弃橡胶与废弃塑料共混改性制备新型复合材料研究的深入，现已成为新型材料科技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但目前还有这些难点：① 不同品种的废橡胶粉对橡/塑复合材料性能及加工工艺的影响以及不同品种塑料对橡/塑共混复合改性材料的影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② 废橡胶粉改性方法的实用性、稳定性的研究，并且其对改善复合材料性能的机理研究有待深入；③ 大多研究基于PE、PP、PVC、PS、ABS几种通用塑料材料，对其他工程塑料、特种工程塑料材料为基材的研究有待拓展。
Naqsh来自波斯语，指中世纪阿拉伯写本中的插图，亦指肖像画，例如菲尔多西的《王书》(亦称《列王纪》)十四世纪伊尔汗时期至十七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王书》插图本的图像；本文讨论的主要是?ūrah，指形状或图像。中世纪伊斯兰语言中没有特定的地图术语，但不能理解为伊斯兰文明中地图的认知不重要。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花拉子米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 ūrat al-ard(图像)这个通称建立了一种世界地图的类型。依据米切尔的图像学理论，形象(Image)构成了形象谱系的顶层，本文研究的图像可归属于形象家族树的第一个分支-图形的(Graphic)。
(一) “利益和国际价值” 结构约束单个国家的决策和遵约
在结构二重性状态下，“利益和国际价值”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施动者在既定结构下按照惯例开展外交实践活动。既定结构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利益和价值结构。
宏观层面的利益结构在本质上是国际权力结构。微观层面的利益结构指一国与对象国所形成的双边利益关系状态、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政治的传统联系等。这些利益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会限制外交决策者的行为选择。
价值结构/国际价值观也会约束一国的外交决策。国际价值结构是国际社会内部的行为恰当性的规定体系。(56) 刘云林.道德的结构、层次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J].探索，2005 (6):164. 总体上该结构可以区分为国际道德价值形态、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等方面，也包括大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的“指导性建议”“原则宣言”“行动计划”等规范文件。具体来说，国际价值结构通过国际道德、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规定或文书来发挥功能。
国际道德主要包括正义、人权、和平、公平、制止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结束饥饿等要素。国际道德的约束主要来自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间的主流舆论。它们或表现为向成员国发布的权威解释和指南，或是在向全球倡导共同的价值观，或是督促各治理主体采取措施和通过倡议。虽然这类约束没有法律强制力，但是却表达了国际舆论导向，具有很强的国际道德约束力。(57) 刘惠荣，主编.国际环境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44. 时殷弘教授指出，国际道德的约束力首先体现为“规定合理的政治目的”，……从长远看,大凡不符合一个历史时代所希望的价值观念的政治目的最终必定失败。(58) 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J].欧洲研究，200(5):141—146.
与国家利益类似，价值尤其是国际价值也贯穿于国际关系学科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在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大辩论中。国际关系研究者对国际价值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他们把价值暗含于国际道德、国际伦理、国际法制等议题里，强调国际价值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20)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中不严格区分国际价值、国际道德、国际伦理和国际法治的区别。 比如，摩根索指出，尽管不能将“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以及“国际道德”混为一谈, 但国际政治并非毫无道义可言。(21) 尽管一国的国内价值也是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的“价值”主要是国际价值。生成性的利益和价值范式接受摩根索的理论假设，我们不把某个特定国家的道德抱负认同于支配整个宇宙的道德律令。参见摩根索.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 卢明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12.
根据CH/Z3003—2010《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规定，数字正射影像图(B类)制作时，区域网平差计算结束后，基本定向点残差、检查点误差不得大于表2的规定。
以上各主流学派侧重于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及其属性或类型学来下定义，在一定上程度上强调了国家的核心利益。然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并不限于核心利益，还有海外利益等。我们需要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利益定义。在结合利益定义(物的属性、物与人的关系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利益可以被定义为一切能满足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财货和资源，既包括物质方面的财货，也包括国内制度和自尊等社会资源。
在结构二重性下，分析国家的外交决策和遵约原则，就是要剖析具体问题领域所涉及的利益和国际价值结构，分析后者与国家决策之间的约束关系。具体来说，国家在具体的国家利益、国际道德、国际法律和国际秩序上的原则和立场，包括接受、遵守以及行动选择等。
(二)结构二重性下的生成性利益—价值范式和外交决策
在利益和价值结构约束下，施动者不断通过实践再生产结构。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就是对利益和价值结构再生产的过程。施动者通过民间外交和政府外交的实践来实现结构再造。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施动性由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三方面构成。图2提供了一个解释施动性和外交原则之间关系的框架。该框架吸收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合理成分。因为后者能有效解释施动性中的实力要素。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施动者被假设为利己主义者，是一个理性人，能从外交进程中获得全部信息，在计量得失和结果的基础进行决策。(62) Sadra Shahryarifar. A Defence on the Prominence of Rational Actor Model withi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J]. Khazar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6, 19(1):26. 理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偏重物质计量，而忽略了精神和价值层面的施动性。而施动性的另两个变量——位置性和策略性——可以弥补此方面的不足。毕竟，在面对外交中的利益和价值选择时，不同类别的施动者存在三方面的施动性差异，即被国际社会社会化的程度、所处国家集团的位置(尤其是因这种位置而产生的小多边的共同价值或利益)、国家间双边互动的微观结构。在国际结构再造过程中，这些差异性决定了不同施动者有着不同功能。这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肯尼斯·沃尔兹关于单元功能相似的假设。单元功能的类似性无法经受实践的有力支持。这不仅受到建构主义理论学派的批判，也遭到其他理论学派的批判。有学者指出，施动者拥有不同的能力形式，因而带来行动的多样性和变化的特点。(63) 朱立群,等. 从结构—施动者角度看实践施动——兼论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动性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16. 现实主义学派承认，不同类别国家有不同的功能。(64) 阎学通. 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 国际问题研究，2014(5)：114. 位置性和策略性是解释施动者外交决策原则和行动差异性的重要变量。
施动者自我认定的位置不仅包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排序，还包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尤其是海外利益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在发展水平和程度中的位置，在国际价值和区域价值或集团价值中的角色。不同的位置会推动施动者在价值宣示、重价值轻利益与利益和价值兼顾等外交原则中做出选择。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美国直接面临着价值和利益选择的困境，凡尔赛体系主要体现欧洲主导国家的价值和利益，这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定自身是一个地区大国。位置性决定了美国的外交原则——利己主义。因此，在二战发生的前期，美国没有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而仅重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人最初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都得不到支持，在外交中这种利己主义原则直观表现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孤立主义。
图 2生成性利益和价值分析模式
计及低频采样用电量信号的电器运行情况识别方法//吴烁民,张凯锋,王颖,李亚平,黄宇乾//(17):87
(三)结构二元性下的施动性和外交原则的革新
结构二元性指施动者再生产既定结构时遇到了问题情境，进而远离结构，推动结构变革，施动者与结构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遇到问题情境的结构或者是国际权力的分配，或者是国际制度，也可能是国际价值。国际结构变革是施动者外交实践的产物，归根到底是施动性作用的结果。
国际结构变革与施动者的外交原则变革是相伴而生的。这种伴生性体现于两种情况(见表1)第一，如果结构变迁由其他施动者主导完成，那新结构的约束作用会促成外交原则的变革。比如说，WTO的贸易规则是西方大国主导建立的。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新结构的约束下，中国对有关本国经济数据的外交原则进行了革新，即从以前的保密性向透明度原则改变。WTO前副总干事斯道勒说，“你可曾知道，原来中国的外贸数字是国家机密？”入世使中国的政策更加透明，立法和行政更加适应WTO规则……。(66) 陈惟.WTO官员叹中国入世后政策透明：此前外贸数字都是机密[J].资料来源：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120/5101852.shtml,2011-11-20. 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原则的变革是一种被动性变革。
迄今为止，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提升和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国际结构的变迁更加复杂。在这种形势下，不但权力结构，而且制度和价值结构的变迁更具合理性。有学者指出，国际价值结构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历史性趋势，即尽管缓慢，但它却相当稳定地从利于强者向着保护弱者的方向发展。(67) 潘亚玲.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中国应对[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4):122. 比如，有学者指出，在当今的国际实践中, 建设性介入已经被各主要国家普遍接受, 并越来越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责任。(68) 赵华胜.不干涉内政与建设性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动荡后对中国政策的思考[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4. 建设性介入本就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施动者外交原则的被动性变革不仅是南方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北方发达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表 1结构二元性下外交原则的变革及动力
第二，如果结构变革由施动者自身主导进行，施动者自身的施动性会推动外交原则的变革。比如，到二战中后期，美国日益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崛起国的位置，美国的计划者承认，“英帝国……将永远不会再现，美国可能不得不取而代之”；出于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需要“避免老一套的帝国主义形式”。(69) L·舒普和W·明特.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世界霸权蓝图[A]//斯克拉.三边主义[C]. 波士顿:南段新闻出版社，1980:146-149. 因而，美国策略性地变革了其外交原则，把民族自决当成其外交的原则。在整个二战期间，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外交决策就持续地反对殖民主义和支持被殖民地区人民的独立。(70) John Sbrega.The Anticolonial Polici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appraisal[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6, 101(1):66. 战后，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实力，建立新的国际管理制度，如联合国，推动国际制度结构的变革。而其本身的外交总原则也彻底地从孤立主义变革为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
四、生成性的利益和价值范式和中国的联合国制裁外交
对生成性的利益和价值范式，在学理上有助于我们价值和利益对施动者的约束和施动得以再造结构或外交政策的施动性，在经验研究上有助于我们研究国际价值和利益结构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和中国外交原则变革的动力。按照价值和利益结构对施动者的约束作用、施动性三个方面在结构二元性和二重性状况下对外交原则的作用，对照20世纪中国在联合国制裁决策二阶段中外交原则的延续和变革，我们发现价值和利益结构与施动性共同发挥了作用。
(一)重价值轻利益：冷战时期中国对联合国制裁的外交原则
冷战期间，联合国安理会仅制裁了南罗德西亚(1966)和南非(1963)。后两者都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联合国已经通过232号决议(1966)和253号决议(1968)对南罗德西亚实行了全面经济制裁。
从中国外交决策的利益结构来看，首先，当时美苏冷战处于缓和中的争夺，南罗德西亚在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关联着南非。在联合国制裁南罗德西亚后，南非仍然支持罗德西亚的白人政权。要想使联合国对南罗德西亚的制裁有效，需要扩大到南非，制裁南非也有利于解决该国本身的种族主义和殖民相关的问题。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南非有着重要利益，把它视为对抗苏联在非洲扩张的支柱。其次，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后，中国开始改善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中国支持把联合国制裁扩大到南非，就有可能损害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努力。第三，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独立，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有了极大提升。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组织, 如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 都曾多次通过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决议。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是反对南罗德西亚和南非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支持南非黑人斗争的最积极的力量。广大非洲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71) 李保平. 南非问题与国际社会[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4):3.
从价值结构来看，在国际层面上，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合法性日益得到国际文书的认可。1960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反殖民主义宣言》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97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号召人们从1973年12月10日起，用10年时间展开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行动。1978年8月，联合国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了首届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从世界舆论的角度来看，1985和1986年，南非先后在部分地区和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法》，加紧镇压各地的反种族隔离活动，这一举动引起了包括欧美国家民众在内的世界性抗议浪潮。在中国和非洲双边关系层面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得到了非洲许多国家的道义支持。中国对制裁南罗德西亚和南非也要考量道义层面的因素。可以说，在如何应对制裁南罗德西亚和南非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利益和价值的困境。
从施动者的三要素来看，在实力方面，中国具有政治实力。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中国可以创设议程和行使表决权。从位置性方面看，中国自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从策略性来看，中国有着赞成、弃权和否决的选项。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的外交对策是积极赞成扩大对南罗德西亚和南非的制裁。中国不但自己严格遵守安理会制裁决议，(72) 邓小平指出：中国一贯坚决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长期以来中国拒绝同南非进行任何接触．不同它发生任何关系。外交部档案馆.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273. 还支持对南罗德西亚当局采取严格的制裁措施，并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一些违反制裁的行为。中国认为，要想对南罗德西亚的制裁有效，很有必要把制裁扩大到南非，(73) 1982年，中国曾举办了“动员制裁南非国际年”报告会。1985年10月29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制裁措施[N]. 新华社新闻稿，1985(5752):47。 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向南罗德西亚出口制裁违禁品。(74) Davidson Nicol. Paths to Peace: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Its Presidency[M]. Burlington: Elsevier Science, 2013:125. 而且，在扩大制裁议题的谈判过程中，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主动承担起南北方国家的桥梁作用，首先与非洲国家集团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再与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讨论，进而把双方召集到一起谈判。而且，中国还在安理会与不结盟运动、西方国家集团和苏联展开磋商，力求达成协商一致的意见。在中国的推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76年安理会通过388决议要求成员国加强对本国国民的约束，以保证对南罗德西亚的制裁实施；1977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1985年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对南非实行自愿的有限的经济制裁。
很显然，在这两个案例中，中国受到国际利益结构的约束，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变化这一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国际反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价值结构的约束，并利用自己的议程设置和表决权的政治实力，从发展中国家的位置性，确立了重价值轻利益的外交原则。这是一种结构二重性下复制既有结构的外交对策。
(二)价值和利益兼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制裁的外交原则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实行制裁的频率增强，次数明显增多。20世纪90年代甚至被称为“制裁十年”。在参与联合国制裁的决策过程中，中国不得不应对国际利益和价值结构的变化，变革和调整中国在制裁中的原则。
在全球层面上，国际利益结构发生了变迁：西方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90年代初期俄罗斯采取了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分化，一部分国家投入到了西方阵营。在中国与西方的双边利益结构方面，中国受到了主要西方国家的制裁，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和困难的时期。
在国际价值结构方面，《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受到西方人道主义干预价值的挑战、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原则受到西方“人权高于主权”观念的威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着一些国际热点的爆发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破坏(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且，中国明确宣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7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4. 而受制裁的很多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如何恪守诚信？此外，在90年代中期以后，联合国制裁受到了国际人道主义的空前挑战。与1990年前鲜少被关注的情况相反，制裁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成了世界政治决策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人道主义团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强调制裁要区分统治者和普通平民。(76)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8(1997)号一般评论[R].《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 E/C.12/1997/8, 1997:4-12段.
纵观9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制裁问题上的决策，除了极少数的赞成票[如对伊拉克(1990)、安盟(1993)、塔列班(1999)]，中国的联合国制裁的策略性应对是弃权+反对发言。(77) 甄妮. 从“消极反对”到“有限支持”：冷战后中国对待安理会制裁的应对模式变化[J]. 国际观察，2014(3)：104. 中国外交的应对同样是由价值和利益结构、实力和位置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1990年制裁伊拉克的案例中，中国的赞成票一方面顾及了改善中美关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伊拉克违反了科威特的主权不受侵犯这个国际法原则。中国对安盟和塔利班的制裁投了赞成票，一方面原因在于这两个制裁对象都是实体而非国家，另一方面，这两个实体都有背于国际和平的价值。(78) 中国政府对安哥拉问题的立场，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435.htm, 2003-01-20. 中国在其他案例中的弃权+反对发言，部分原因是中国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考量，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分化。在一些制裁案例里，发展中国分立于支持制裁和反对制裁的两边，并竞相向中国拉票。在这种两难困境下，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位置性出发，中国只能弃权。(79) 2019年5月16日，中国驻联合国前代表王学贤大使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座谈会上的讲话。 而中国的反对发言既反映了中国维护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等国际价值的决心，也呼应了反对制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诉求。因而，中国在90年代联合国制裁上的外交原则是利益和价值兼顾的原则。这是在结构二元性下的被动性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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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通信作者 及地址：李金祥，上海市浦东新区龚华路425弄60号602；邮编：201209；E-mail：kingshinelee@hotmail.com.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利益和价值的纬度：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的原则研究”(14YJCGJW007)，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西部项目“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亚一体化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作用研究”(17XJAGJW001)项目，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建设项目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研究团队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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