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交往活动新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6)01-0091-09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在敌后根据地、国统区的重庆、武汉、桂林等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美国的联合国成立大会等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交往活动，这些活动为提高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影响，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都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它是中共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共所开展的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此问题，我们研究甚少。迄今为止，仅有牛军写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以及王真写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等著作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由于这两部著作的重点是研究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主张为主，以外交活动为辅，且侧重于思想层面上的分析与论述。因此，就不可能对以上问题做过多的阐述。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抗战外交》一书，尽管也有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却无专文论及。本文不揣冒昧，对上述问题，从时代背景、活动方式、内容和重大作用等方面作粗浅探讨，以求得对此问题的整体了解。
一
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我们先有必要对活动的历史背景作些分析与了解，进而了解交往活动的大体情况。
就当时的背景而言，其一，中共是处在全民族已开始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的。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就党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会议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应当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1](P617)这次会议已经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变成了只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来打击，因而会议实现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公开呼吁，“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应同英美法苏订立各种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协定，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英美法等国在反对日本侵略方面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尽管还在动摇，但是“一般是向反日的方向发展的”。显然，中共在抗战时期与英美等国的各类人员逐步扩大交往，其意是非常明了的。其二，中共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特殊环境中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的。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被迫走上了与中共合作抗日的道路。不可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是较为努力的。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策略方针的改变，以及国民党的阶级本性难以变更等方面的原因，1939年初，国民党开始转变抗日的态度，将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国民党蒋介石非常害怕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会危及日后自身的利益，害怕中共在国际社会中声望的提高会削弱自身的国际地位。于是，它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共的抗日活动，封锁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各类消息，企图割断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为了避免内战，壮大自己，扩大自身的影响，又不损害到统一战线，中共深感有必要打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联系，尽力争取外部的援助，使中国的抗战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中共的国际交往活动就应运而生了。其三，抗战爆发后，中国的抗战已融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中国的抗战已与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了。毋庸置疑，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战为世人所注目，中共及领导的军队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可轻视的一支抗战的中坚力量。为了协调各国的作战行动，调整本国的内外政策，维护本国的利益，并推进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局的发展，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苏等国迫切需要了解国共两党的抗战情况。由于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是美苏英法等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因此，它们对国民党的抗战情况有较多的联系和了解，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加上日寇的疯狂扫荡，还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自己的军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原因，它们了解得并不多。中共的国际交往活动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开展过哪些国际交往活动呢？我们不妨也先做初步的了解。首先是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交往活动，这可以说是此时期中共开展国际交往活动最多的一个场所。斯诺是最先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第一个到达陕北访问的国际人士。1936年6月，他由陕北保安到达延安。他的到来立即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受到斯诺的影响，更由于敌后根据地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神奇魅力和巨大吸引力，一批批国际人士先后来到根据地，他们都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中共在根据地的交往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接待援华抗战的国际友人。包括接待：1938年来延安的加（加拿大）美（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和琼·尤恩，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1939年先后来根据地的由爱德华担任队长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朝鲜大夫方禹镛，德国医学博士米勒，帮助根据地培育新型工业技术人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41年来延安的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以及苏联著名外科专家安特烈·阿诺夫，等等。(2)接待来根据地采访的西方记者。先后来访的有：1937年来延安访问的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还有英国记者（新西兰籍）詹姆士·贝特兰，1938年来延安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一时期抵达根据地的还有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美国《联合新闻报》记者伊尔·黎夫，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多·盖因。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后来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待的有：法国记者唐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1944年6月来根据地访问的中外记者团的六名外国记者，他们是：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日报》记者莫里斯·武道，苏联塔斯社记者普罗森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社记者马克·夏南汉神甫，还有再次来访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同年10月来访的还有美国《时代杂志》驻远东首席记者白劳德等人。(3)对国际人士在根据地内开展反法西斯战争活动的指导与支持。包括：从1940年7月起对在华北根据地的日本士兵开展的各种反战运动的指导。如指导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成立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等反战团体。1938年6月接待来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1941年1月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支持下成立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10月又支持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等。(4)对国际社会其他人士的接待。包括：1937年接待到延安访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美国传教士查尔斯·希金斯，教师乔治·泰勒，安德鲁·罗易，医学传教士罗伯特·布劳恩，瑞士作家伊鲁那·苏斯，英籍教师林迈可、戴德华。1938年由弗朗西斯·鲁茨等人组成的国际代表慰问团。1940年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野坂参三，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李顿白，1944年去延安的法国海军军官乔治·武乐文，美国国家银行经理霍尔。1944年去延安的以包瑞德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还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等。此外，中共中央还和共产国际来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尔保持了密切联系。
其次，是在国统区的重庆、武汉、桂林等地开展的交往活动。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和他领导的中共南方局组织进行的。周恩来等人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环境，在重庆、武汉等地接待了来访的外国政府要人、各国记者、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负责人，以及常驻的外国使节等。其中，特别是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各界人士。从1937年底起，周恩来就接待了来访的国际友人斯诺、斯沫特莱、斯特朗、艾黎、鹿地垣夫妇、爱波斯坦等人，他接待了来华援助抗战的外国医疗队，如白求恩率领的加——美医疗队，柯棣华率领的印度医疗队。此外，他还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驻华使馆的总领事戴伟斯、官员谢伟斯、文森特等人有密切往来。他会见了美国总统的代表威尔基、拉铁摩尔、居里、特使赫尔利等人，他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以及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等人也有交往。当时，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就经常与一些美国驻华官员交朋友，与其往来密切。
再次，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总部的交往活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共产党就派出了以王明为团长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至1940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等人回国止，中共中央一直派有代表在共产国际参加各项工作，这些代表和国际负责人、苏联党政要人、以及各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都有过较为广泛的接触。1939年底共产党还派周恩来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苏期间，周恩来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苏联学术界的一些知名专家，都有广泛的接触，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这一场合与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各国保持了密切联系。
第四，是在派代表赴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开展的交往活动。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国民党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接受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议期间，董必武和随同前去的章汉夫、陈家康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在旧金山等地会见了华侨代表，而且还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新闻记者及部分美国上层人物。董必武于11月离开美国返回国内。可以说，董必武在美国与国际人士的交往，这是中共在国外除了莫斯科之外的第二个场所中所进行的国际交往活动。
二
如上所述，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共主要在以上四种场合积极开展了国际交往活动，毛泽东、周恩来、王明、王稼祥、任弼时、董必武等中共领袖人物，以及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和国际社会的各界人士有过较为广泛的接触、交往与合作。那么，这种从抗战初期到后期的越来越广泛的国际交往活动，究竟包含了哪些实质内容，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与国际人士主要就哪些重大问题作过思想上的交流与行动上的合作呢？概而言之，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如下：
第一，坦诚地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抗战形势的看法和意见。这包括：一是发表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毛泽东等中共党人在各种场合的交往中几乎都谈到了这一点。在接见贝特兰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2](P373)毛泽东在交谈中还精辟地预见到中日战争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到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地壮大。”他预料战争将持续十年左右。他指出了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阶段。由于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最终将导致中国人民彻底挣脱帝国主义枷锁，获得自由与解放。周恩来在向国际执委会报告工作中还引用大量数字，分析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中日双方的优劣和强弱点，特别是较为翔实地介绍了中共领导的艰苦抗战情况，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是阐述关于建立与维护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观点。毛泽东等人在交往中反复强调，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战争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因此，必须建立和扩大统一战线，“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不仅要加强国内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要扩大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上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英美法苏等在太平洋上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敌人。”“所以，日本侵略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整个待决的问题。因此，中国人民希望联合所有国家、民族、各党各派以及民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也非常有必要与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蒂的世界同盟”。[3](P25-27)
第二，明确地向国际人士阐述了中共战时与战后有关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交往中一再表明了中共对当时国内外时局发展的总的看法，指出：中国急需一个为推进战争所拥有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2](P383)显然，民主对于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极为重要。为此，毛泽东等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强调“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行民主改革”，才能动员全体民众参加抗日战线。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2](P383)他们有针对性地提出，既然国共合作抗日了，那么国民党政府不能再搞独裁和压制民主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国民党政府应当尽快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与革命的三民主义以及三大政策，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民主制度，推行民主政策，这才能扩大和巩固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同样，在国际上，按照民主的原则，毛泽东等人对西方各国，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内，作了一般策略上的区分，他们提出：要根据各国对战争的态度，将其区分为侵略国家与反战国家；根据西方国家内部制度的特征，将其区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他们认为应当将英美法等国与日本相区别。抗战胜利后，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各个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定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中国准备同其他国家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承认外国传教士的财产权、他们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4](P130)毛泽东等人反复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当然，美国等国政府能否与中共在战时和战后友好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第三，及时地与国际政界、军界要人及有关人员就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缩小分歧，达成共识，以利于党的事业和战后中国政局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与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以及与美国来华的政界、军界要员的思想交流活动中。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国内局势的演变情况并不清楚，有些人甚至对中国共产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某些作法持有怀疑，担心中国共产党也热衷于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很不理解。他们对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产生了怀疑。对此，周恩来等人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以及与国际负责人的交谈中，一方面尊重对方意见，一方面则注意策略，表明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态度。1940年1月间，周恩来用两天时间向国际执委会全体成员报告大家关心的问题，他把中国统一战线形成的来龙去脉和其中一些关键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他用事实分析了抗战以来国内战局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他还严肃地指出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针对国际一些人对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开工人阶级太远表示担心的心理，指出：中共已经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的领导，虽然在农村中，仍然可以无产阶级化。[5](P464)在向崔可夫解释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时，周恩来转告毛泽东的意见说：武汉失守后，日本进攻对象主要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政策；中共对日本是无日不战，总是主动的、坚定的、有步骤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希望崔可夫不要上国民党所说的共产党“游而不击”、“对日妥协”等谎言的当。抗战后期来根据地访问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曾对中共军事力量与潜在价值估计不足，这实际上也代表了美国的观点。毛泽东在和观察组成员谢伟斯等人交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于“拥有人民的支援”，因而“特别能战斗”；而且，由于“我们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是内线；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所以，美军如果在中国登陆作战，与中共部队合作的价值和前景将是十分可观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叶剑英还以具体数字说明了中共军队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如他与观察组谈到：“我们的友军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自1939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搞摩擦。在正面战场上，都丧失了战斗力。”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的110余万，即84%，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16%，即六分之一。显然，这些数字使美军观察组成员了解到中共抗战的真相。在1944年中共与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的交往中，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就国共合作的关系，以及中共对美国的方针政策等问题先期与他充分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要求美国帮助建立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来统治中国，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允许他们在与国民党平等的基础上参加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由共产党充分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以统辖一切武装部队；最后，应平均分配美国的军援物资。赫尔利感受到中共的诚恳态度，他对中共“过去宽容忍耐，以国家为重，极为赞赏”，他同意中共意见，并称赞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谈判和交涉中，他同样感受到中共的坦诚态度。最后，双方通过认真坦率的谈判，签订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即《延安协定草案》。我们应当承认，赫尔利在延安之行中，他接受中共关于改组国民政府等五项协议的态度也是有诚意的。毛泽东在给罗斯福的信中也肯定了这一点，认为“我们融洽地商谈了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以击败日本和重建中国的问题。”[6](P182)至于赫尔利后来出尔反尔，放弃与中共达成的协议，则原因复杂，另当别论。我们要承认的事实是，中共党人与他的谈判是开诚相见的，因而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第四，尽其所能地支持、参与国际人士在中共领导和管辖区域开展各种反战活动。这种活动也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所开展的国际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支持、参与的反战活动主要包括：其一，1941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筹备与参与下，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有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13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延安成为了东方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之一。毛泽东在大会发表讲话，阐明了法西斯一定灭亡，人民一定胜利的道理。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出37人为联盟执委，朱德任主席。这次大会给当时及待声援的苏联和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其二，指导、支持在华日本人开展的各种反战活动。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使不少侵华日本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针对此种情况，中共采取了分化瓦解敌军的俘虏政策。1940年7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以朱德、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司令部命令》，命令本着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最终目的，优待日俘，化敌为友。为此，中共不仅采取各项优待日军俘虏的政策，而且，中共还采取了特殊的改造教育方式——设立日本工农学校。中共先后在延安、晋西北、山东等地开办这类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此外，在中共和八路军总部的帮助下，组织日本士兵先后成立了“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1942年6月，在中共指导下，又在延安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三，与苏、美等国军事人员在控制区域内的交往和合作，如1941年8月，苏机载侦察员尤仁、克兰诺夫等到达延安后转赴晋察冀等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命令该地八路军帮助他们设立电台和了解敌军动态，并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1944年12月，包瑞德奉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之命令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一支美军空降师，如在山东沿海中共控制区着陆的后勤供应问题。中共领导人充分满足了这方面的要求。与此同时，共产党还指示各有关部队供给美军敌方情报和气象报告，积极营救美国飞行员等。此外，1941年初，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支持下，以武亭为首的朝鲜革命者在晋东南成立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后来，联合会改成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同盟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于1942年底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建立了“华北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朱德在该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学员：“朝鲜同志学习怎样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武装，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学习军事、学习打仗，还要学习经济及生产。”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下，已成为根据地一支特别的战斗队，朝鲜青年与八路军战士并肩战斗，为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热情地安排国际人士在根据地的参观、访问、调查等活动，中共党人让他们了解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中共党人除了安排来根据地援华抗战的国际友人，如白求恩等人的工作之外，在根据地开展的国际交往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即热情、周到地安排国际人士的参观、访问、调查等活动。当时，国际人士可以自由地到各根据地参观、访问，可以无拘无束地与中共领导人、干部、战士和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各类问题。而且，他们还可以就根据地的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斯坦因就谈道：在根据地，他可以随记者团采访，也可以独立自由地采访。他说：“我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要和谁谈话就和谁谈话。没有不准问的问题，没有被拒绝的回答”。[7](P342)卡尔逊曾在1937年底和1938年5月两度去根据地访问，他会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和几乎所有在华北的八路军将领，集中探讨和实地考察了八路军实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全面调查了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设、群众工作、统战政策、经济政策等。亲历了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卡尔逊兴奋异常，认为他找到了中国抗战的强有力的力量。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情况外，还向大后方所见到的一切外国朋友和新闻记者介绍，并两次面见蒋介石，高度赞扬根据地军民的工作精神与业绩，阐明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并请求蒋介石供给八路军武器和弹药。福尔曼、爱波斯坦等人在采访中就心中的各种疑问，向毛泽东等人咨询、请教，毛泽东等人则是有问必答，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曾就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与新民主主义的具体政策，对国共关系，对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等问题，向斯坦因等外国记者一一做了回答，福尔曼等人感到非常满意。国际人士在访问中可以不仅随时、随地发问，并且还可以就根据地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福尔曼在去延安医科大学采访中，看到该校学生男女一行行很有次序地坐在一间大教室里纺线。据介绍，纺线劳动是每天三个小时。他认为，不管这种劳动的直接经济、政治意义如何，但作为学生，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上。“时间和脑力实在嫌太少，太宝贵了，不应该浪费在这种工作上。”据此，他向校方指出，这种劳动“完全是浪费而没有效率的。”“倘若每天利用这三小时做进一步的研究，或者至少在你们贫乏的图书馆中阅读的话，对你们的主张和目标的价值要远远大过以纺线给懒惰的农民做榜样。”不久，这一问题在延安举行的一次医学会议上得到讨论，结果，取消了该大学学生每天必须劳动三小时的规定。
三
从上所知，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等场合的国际交往活动，方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其作用也极为重大。这种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通过国际交往活动，使中国共产党争取了外援，扩大了国际宣传。在抗战中，中共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则，但也十分重视争取外援。毛泽东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8](P190-191)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因为中国是个弱国，而打击日本侵略者具有世界性，所以，“需要外援的配合”。如何争取外援呢？抗战时期，中共把努力扩大国际宣传，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支持中国抗战作为了争取外援的主要方法。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外发电函、在报刊上发声明等方式去作宣传，这都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将自己的代表派出去，将国际人士请进来，或者千方百计地找机会与他们接触、交往，面对面地交谈，与国际人士共同开展各种反战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有社会效用的，也是一种有特殊意义的对外宣传形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不仅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卓有成效。虽然国民党对根据地进行重重封锁，但是我们党却打破了这种封锁，实事求是地向国际人士介绍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情况。我们党还为国际人士的交谈、参观、访问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周恩来在中央交际处的一次讲话中，针对交际处的对外宣传工作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9](P5)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在和国际人士的各种交往中，坦诚、真实地向他们宣传介绍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情况，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美军观察组的戴伟斯和谢伟斯就赞扬过根据地的政治和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10](P75)这一结论的确是非常客观和公允的。实践证明，抗战时期，由于中共积极的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对外的联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斯克指出，“由于受到政治形势和延安开放政策的鼓励，数量众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既可以到共产党区域去采访，也可以同驻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11](P109)可以说，中共在此时期的国际交往活动，它已构成了此时期中共开展“半独立”的外交工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次，通过国际交往活动，使中共与对方互通了情况，加强了思想上的沟通与反战工作中的配合，从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信任与友谊，达到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的。抗战开始后，国际社会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情况是不完全了解的，正如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谈话中指出的：“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12](P35)不可否认，在与国际人士开展广泛的交往活动之前，中国共产党曾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国际社会反战等方面的情况，但是这种了解并不完全、并不全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提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这样，国际人士不断地涌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进行直接的交往，加上在其他场合中共党人与国际人士的交道，就使得双方互通了情况，沟通了思想，融洽了关系，协调了工作。当然，共产党也达到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目的。爱波斯坦到延安等地访问后，他就深有感触地说：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封闭着的，这次来到这里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大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今后谁若再关此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他还说：我们在根据地“知道了许多事实，把这些事实告诉全世界的人，对世界人民是有益的。我们要尽量忠实地将这些事实告诉世界人士知道。看到了你们的军队、人民在怎样工作、战斗、怎样牺牲生命，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责任，将我们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9](P323)国际人士由于了解了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他们又把这些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宣传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如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亚洲而战》等书籍，贝特兰写的《中国危机》、《华北前线》等著作，史沫特莱写的《中国战歌》一书，等等。这些书籍、文章的广泛流传，在国统区和国际社会曾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使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无疑，这种宣传和介绍也在某种程度上壮大了世界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进步力量，有力地声援了中国的抗战。
第三，通过国际交往活动，使中共打开了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下开展“半独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并积累了一定的外事活动的经验，这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及后来的革命与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接待来访的国际人士，共产党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但须指明，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开展这种不熟悉的“半独立”的外交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实践中加强学习。因此，中央在关于开展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我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应该对于这项工作开始予以注意予以学习。”我们在交往中的立场应该是“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绝不是惧外媚外。”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学习虚心，因而收获也是很大的。其中的收获就包括积累了一定的外事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在外事交往中一切应争取主动，切勿陷于被动，更不应有求必应，而应有所取舍，或有所轻重，凡我所能而且愿意使外人知道和参加的事，可由我主动的有计划地加以布置，即使是我们的要求，我们也可以使其自动的先向我们提出；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工作的布置，事前应周知博访深思熟虑，但一经决定和宣布之后，就要力求贯彻主张，这样才能取得外交工作的胜利；在交往中，对于文件和谈话内容，可告者应力求真实，不可告者应力求隐蔽，其有关国家机密及党内秘密者应避而不谈，或设法推开；外交态度宜谨慎坦率，一方面勿失去警觉，另方面勿吞吐支吾；接待方法要守时守信，朴素热烈，切忌铺张，也不可冷淡；对我们的工作情况，宣传要具体，实事求是，既讲成绩，也说缺点，更说我们克服缺点的办法，切忌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在外事交往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作过许多指示，他们也身体力行，积极活动，为打开党的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斯回忆周恩来工作时的情景说：“当时周（恩来）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表示出厌烦，烦恼和疲倦。”工作辛苦，但很用心，因而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工作经验。周恩来总结工作，指出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除了多动脑筋外，还要做到眼勤、耳勤、嘴勤、手勤、腿勤等五勤。[13](P41)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所积累的外事活动的经验是尤为珍贵的。
收稿日期：2005-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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